2022年4月15日，伊斯蘭教齋月與猶太教逾越節交匯之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再度在阿克薩清真寺爆發衝突，超過160名巴勒斯坦人受傷。據巴勒斯坦方面報道，有4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捕。在過去兩周里，以色列多地發生襲擊事件，也是巴以雙方對抗不斷加劇的表現。而去年5月，巴以間曾爆發持續11天的衝突，造成巴勒斯坦方面至少248人死亡，1500多人受傷，以色列方面12人死亡。在衝突實現艱難停火後，已經在漫長衝突中疲憊、麻木乃至習慣的巴以雙方，都沒有奢望持久和平。停火後苦澀的和平似乎只是下一輪衝突前的間歇，尤其是耶路撒冷和屢遭以色列軍事重創的加沙地帶，儼然已經成為衝突周期性爆發的活火山。

當前，俄烏戰事成為國際焦點並成為美歐俄角力重心，巴以衝突的外部約束更加薄弱，巴以雙方的民族情緒和宗教情感更趨激烈，當前巴以衝突如不加以控制，很有可能再次演化為大規模流血衝突。

事實上，自2000年以色列總理沙龍強行進入阿克薩清真寺引發持續四年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以來，美國在推動中東和平進程方面的無所作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哈馬斯、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三者之間的複雜矛盾不斷趨緊，都使巴以和談陷入了困局，而2011年以來的“阿拉伯之春”則進一步導致巴以問題在中東事務中日趨邊緣化。

2009、2014、2021年三次較大規模的加沙戰事都遵循了相同的邏輯：以色列在猶太定居點（背後核心是領土問題）、耶路撒冷等問題上的激進行為給哈馬斯的強烈反應提供口實；以色列不僅對哈馬斯做出數十倍的報復性打擊，同時也使巴以和談的環境蕩然無存；而美國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對巴以和談基礎的顛覆性破壞，更使巴以和談的國際環境遭到致命打擊。

聯合國安理會242號和338號決議是巴以和談的基礎所在，即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建立擁有完全主權、獨立的巴勒斯坦國。但是，殘酷的現實在於，巴以關係已經陷入了衝突周期性爆發的怪圈，追求和平的理性總是被激進和暴力衝動所取代。

如果從當代國際格局與中東地區格局演變來審視巴以問題，可以發現巴以（阿以）衝突經歷了四次中東戰爭時期（1948-1973）、局部和平與衝突交織的時期（1973-1990）、中東和平進程時期（1991-2000）、中東和平進程停滯和巴以問題嚴重邊緣化時期（2000年以來）四大階段。如果把巴以問題放到一戰以來國際格局演進的進程中加以觀察，可以發現巴以問題是近代以來國際格局和中東地區格局演變的產物，而每次國際格局和中東地區格局的變化都導致了巴以問題的複雜化。

一、一戰至二戰期間：英法瓜分中東與巴勒斯坦問題的緣起與易手

自20世紀初至二戰結束，在中東的西線，即地中海東岸的黎凡特地區（也稱新月地帶，即大敘利亞地區和伊拉克地區），主要是英法爭奪並分割黎凡特和阿拉伯半島邊緣地帶；在東線則是英國和俄羅斯共同爭奪伊朗。

巴勒斯坦問題的產生是英法宰割黎凡特地區的產物：1916年塞克斯-皮科協定，英法對新月地帶進行瓜分；1917年英國通過《貝爾福宣言》，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家園”，巴勒斯坦問題開始產生；根據1920年《聖雷莫協定》，英國對伊拉克、約旦和巴勒斯坦實行委任統治；法國對敘利亞和黎巴嫩實行委任統治。後來，伊拉克於1921年獨立；敘利亞和黎巴嫩1943年獨立，約旦於1946年獨立，但巴勒斯坦問題卻延續至今。

巴勒斯坦是英國實行委任統治中最為失敗的地區，英國在支持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搖擺不定，最終把問題移交給聯合國，事實上是巴勒斯坦問題的主導權從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國手中轉移到新的世界霸主美國手中。回看這段歷史，西方列強圍繞黎凡特地區的種種骯髒交易，是導致巴勒斯坦問題不斷複雜化的根源。

二、冷戰時期前期（1945-1979）：巴以問題複雜化

在冷戰期間，中東的美國陣營主要是“北層國家”伊朗和土耳其以及親西方的君主制國家沙特等；蘇聯陣營主要是南方的阿拉伯國家，如埃及、伊拉克、敘利亞、阿爾及利亞等。當然有些國家有變化，如1958年革命前的伊拉克追隨美國，後受蘇聯影響大；埃及先親蘇後親美。而阿以衝突尤其是四次中東戰爭都深受這種體制制約。

中東地區格局的最大變化是1967年戰爭，阿拉伯國家戰敗失地導致阿拉伯民族主義衰落，使阿以衝突逐步向巴以衝突轉換，而埃及1979年和以色列單獨媾和揭開了巴勒斯坦問題在阿拉伯世界邊緣化的序幕。在此期間，阿以衝突的重大事件包括：1948、1956、1967、1973年四次中東戰爭；1964年巴解組織誕生；1967年戰爭以色列占領約旦河西岸、西奈半島、戈蘭高地和耶路撒冷，重創阿拉伯國家，領導巴勒斯坦解放事業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一蹶不振；1967年和1973年聯合國通過第242號和338號決議，成為解決巴以問題的基礎性文件；1970年約旦“黑九月事件”（約旦把巴解組織驅逐出境），巴解組織與阿拉伯國家矛盾加劇；1978年美國主持埃及和以色列對話的戴維營會談，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建交。

三、冷戰中後期（1979-1989）巴勒斯坦問題進一步複雜化

1979年，蘇聯發動並深陷於阿富汗戰爭；伊朗伊斯蘭革命推翻美國支持的巴列維王朝，使伊朗從親美走向反美。

中東形勢變化導致阿拉伯世界分裂加劇，並使巴勒斯坦問題更加複雜：兩伊戰爭導致阿拉伯世界分化，如敘利亞支持非阿拉伯國家伊朗；兩伊戰爭使阿拉伯世界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關注下降，海灣地區在中東政治中的地位上升；巴勒斯坦內部分化開始，巴解組織開始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而1987年哈馬斯（伊斯蘭抵抗運動）誕生，標誌着巴勒斯坦內部分化加劇，即巴解代表的世俗民族主義與哈馬斯的伊斯蘭主義之間的分化，雙方圍繞建國方案和鬥爭方式的矛盾日益凸顯。

四、海灣危機到“9.11”事件（1990-2001）：中東和平進程最終功虧一簣

海灣戰爭後，國際與中東地區格局的變化主要表現為：蘇聯解體和海灣戰爭後美國獨霸中東，美國依靠“西促和談，東遏兩伊”的政策主導中東事務；美國與伊斯蘭激進勢力的矛盾激化，“基地”組織因美軍長期進駐沙特與美國對抗，直至2001年“9.11”事件爆發；海灣戰爭導致阿拉伯世界進一步分裂，阿拉法特在海灣戰爭中支持時任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是巴解組織在阿拉伯世界進一步孤立的原因。

在此背景下，中東和平進程經歷了從進到退的變化。首先，美國推動的中東和平進程取得重大進展。1991年西班牙馬德里會議召開，1993年《奧斯陸協議》確立“兩國方案”和“土地換和平”的原則；1994年，巴勒斯坦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部分城市實現自治，法塔赫（即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組織）成為自治政府的執政黨。

其次，以色列總理拉賓遇刺後，以色列右翼勢力崛起使中東和平進程面臨嚴峻挑戰。1994年2月發生猶太極端分子殘殺巴勒斯坦人的“希伯倫慘案”；1995年拉賓遇刺；2000年9月，以色列利庫德集團領導人沙龍強行進入阿克薩清真寺，引發了持續近四年之久巴勒斯坦第二次起義。

再次，在巴勒斯坦方面，隨着巴以和談啟動，哈馬斯從事暴力活動、反對巴以和談，與法塔赫矛盾加劇。2000年以後，由哈馬斯不斷製造自殺性襲擊事件，以方加大了對巴激進派別的打擊力度，頻繁實施“定點清除”行動，巴以關係進入持續至今的惡性循環

五、從“9.11”到“阿拉伯之春”（2001-2011）：美國推動中東和平江郎才盡

在國際格局和地區格局方面，“9.11”事件後，美國中東戰略重心發生變化，反恐成為美國中東戰略重點，美國錯誤發動了2001年阿富汗戰爭和2003年伊拉克戰爭，反恐和民主作為美國中東戰略兩大相輔相成的主題，使美國的軟硬實力受到重創；奧巴馬上台後，基於重振遭到伊拉克戰爭和金融危機重創的美國實力，通過從中東收縮，緩和與伊斯蘭世界關係；2003年後伊核問題成為美國面臨的另一中東難題。

在中東和平進程方面，小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都力圖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但已經明顯力不從心並收效甚微。2007年召開的巴以問題安納波利斯會議失敗，美國推動中東和平進程已經江郎才盡。

在巴勒斯坦方面，突出的問題是內部矛盾更加劇烈。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2005年以色列軍全面撤出加沙地帶後，法塔赫與哈馬斯分裂不斷加劇：2006年1月，哈馬斯贏得巴勒斯坦第二屆立法會選舉勝利，引發巴政壇地震；2006年3月哈馬斯單獨組建自治政府；2006年6月，哈馬斯宣布不再執行巴以停火協議，以色列藉機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造成數百名巴勒斯坦人喪生。

2007年3月，巴民族聯合政府成立，但是兩派之間的分歧並未得到解決，雙方的暴力衝突反而愈演愈烈。2007年6月，哈馬斯從法塔赫手中武力奪取了加沙控制權。巴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宣布解散哈馬斯領導的聯合政府，同時組建新的聯合政府，巴勒斯坦陷入了約旦河西岸由法塔赫控制，加沙由哈馬斯控制的嚴重分裂。

這一時期，巴以衝突的新特點已經形成，即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衝突模式形成。2008年6月，在埃及調解下，以色列與哈馬斯達成了為期半年的停火協議，但雙方均未嚴格執行；同年12月20日，哈馬斯宣布不再延長到期的停火協議，並向以色列發動襲擊，以色列旋即對加沙發動“鑄鉛行動”，直至2009年1月18日才告結束。巴以衝突的間歇式爆發模式由此形成。

六、“阿拉伯之春”以來：巴勒斯坦問題日趨邊緣化，美國給新衝突火上澆油

在奧巴馬時期，美國政府始終面臨“阿拉伯之春”與中東戰略收縮之間的矛盾：“阿拉伯之春”的發生尤其是埃及等盟友政權倒台、利比亞戰爭、敘利亞戰爭、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異軍突起，都導致美國在中東陷入戰略猶豫，即主觀上抽身中東的戰略訴求與中東地區格局劇變之間的矛盾，使美國抽身中東的戰略欲罷不能、進退失據。

在奧巴馬時期，巴以問題已經被嚴重邊緣化。“阿拉伯之春”使阿拉伯國家轉型和地緣政治博弈成為中東事務的核心，地區國家對巴以問題的關切嚴重下降；2012年第67屆聯合國大會給予巴勒斯坦聯合國觀察員國地位，引起以色列強烈不滿；2013-2014年，美國推動巴以雙方舉行的華盛頓和平談判無果而終。與此同時，伊核協議成美國主要關切，達成伊核協議成為奧巴馬執政第二任期力圖打造的外交遺產。

在特朗普時期，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是在繼續進行戰略收縮、減少投入的情況下，通過遏制伊朗整合在奧巴馬時期日漸疏遠的盟友關係，重點強化美國與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關係，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領域承擔更多任務和成本，進而增強美國對中東事務的主導權。

涉及巴以問題的政策內容包括：首先，美國在巴以問題上採取明顯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企圖強推解決巴以問題的所謂“世紀協議”，其中包括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擁有主權；承認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部分領土的主權；在巴勒斯坦建國問題上，美國擬建立一個解除武裝、沒有軍隊，即主權不完整的巴勒斯坦國，這完全顛覆了巴以和談的基礎。

其次，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分化阿拉伯世界。2020年-2021年，阿聯酋、巴林、蘇丹和摩洛哥與以色列實現關係全面正常化，阿拉伯世界由此進一步分裂，在巴以問題上聯合的能力和意願遭到嚴重削弱。

2000年以來，中東和平進程不斷受挫並陷入停滯狀態，特別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來巴以問題被嚴重邊緣化以來，巴以問題面臨的嚴峻挑戰是衝突的散發化、日常化和長期化，並在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後釀成短期的大規模衝突，然後再轉入下一輪矛盾積累-衝突爆發的惡性循環，其最深刻影響不僅是巴以衝突的長期化，更深刻的悲劇在於雙方對政治解決衝突心理期待的泯滅，以及對和平的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