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不同於美國通常與之交戰的對手，它有能力對後方和戰區進行大規模打擊，通常是從其領土的避難所開始。遠程空地和地地導彈很容易瞄準德國的海港、物資儲存地點和集結地，換句話說，雖然中歐和北歐的許多國家沒有受到俄羅斯入侵的直接威脅，但如果它們參與北約前線國家的防禦行動，就會受到俄羅斯導彈襲擊的威脅。一些值得注意的關鍵系統包括Kh-101（射程2500-4000千米的遠程空射巡航導彈）、“伊斯坎德爾”（Iskander）（能夠在500千米範圍內同時實施短程彈道導彈和地面發射巡航導彈攻擊），以及SS-C-5（射程350千米的海岸防禦巡航導彈）。
俄羅斯部分對地打擊導彈的射程
核陰影的籠罩
升級為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將給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的任何軍事對抗蒙上陰影。使用核武器的前景，無論多麼遙遠，都將決定北約和俄羅斯如何應對對方的舉動。控制升級的需要將決定北約如何利用其常規力量來對付俄羅斯，俄羅斯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廣泛的戰略核武庫和非戰略核武器。不幸的是，核升級和使用方面的考慮可能會嚴重限制北約利用其常規優勢在軍事上擊敗俄羅斯的能力。
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國防官員將有限的核使用作為彌補該國常規力量不足的支柱，但目前尚不清楚俄羅斯軍方打算如何使用其非戰略核武器。西方分析人士經常想象，俄羅斯將試圖以北約在冷戰期間計劃的方式來使用非戰略核武器。20世紀50年代首次引入“戰術”核武器時，軍界和政策界相當樂觀地認為，這些武器可以用來擊敗蘇聯在傳統軍事意義上對西歐的入侵——通過物理摧毀敵軍並解除其武裝，同時只造成可接受的附帶損害。儘管這一觀點曾一度非常有影響力，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由於戰術核戰爭的難度越來越明顯，這一觀點已不受歡迎。美國物理學家桑頓·里德（Thornton
Read）在1962年評論說：“戰術核戰爭不是北約常規地面控制能力的替代品，而是一種進行懲罰性報復的機制，以及作為談判戰略的一部分。”1蘭德公司的軍事戰略家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在1965年的《升級》一書中也表示了對上述觀點的認可，他指出：現在幾乎所有分析人士都同意，首次使用核武器——即使是針對軍事目標——可能不是為了摧毀對方的軍事力量或阻礙其行動，而是為了糾正、警告、討價還價、懲罰、罰款或威懾之目的。2
這種對有限核使用的態度在政府內部也有影響。1961年7月，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撰寫了一份題為《柏林危機中的核戰略》的備忘錄，在肯尼迪政府內廣為傳閱。謝林在書中辯稱：“如果引入核武器，主要後果將不會出現在戰場上，而是將增加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和預期。”3簡言之，有限的核用途將用於政治目的，而不是軍事目的。
一些專家研究了俄羅斯-北約衝突的核維度。4他們的調查結果表明，俄羅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主要原因不是源自於莫斯科所謂的“通過升級局勢來緩和局勢”（escalate
to
de-escalate）理論，而是它將使用核武器來實現具體的軍事目標，比如阻止北約摧毀俄羅斯領導人認為對其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戰區內或附近的戰略資產，或者削弱北約向俄羅斯本土投射軍事力量的能力。
俄羅斯對北約發動有限的核打擊是可信的，這不是因為低當量核武器存在“能力差距”，而是因為對俄羅斯進行有限核報復打擊的合理目標存在“弱點差距”。也就是說，儘管北約很容易受到俄羅斯的非戰略核武器對關鍵軍事和基礎設施目標的攻擊，但俄羅斯幾乎所有重要的軍事資產都位於其本土，北約對俄羅斯領土的攻擊，可能比俄羅斯對德國或意大利等北約無核國家目標的攻擊更具升級可能性。對俄羅斯本土進行有限核打擊，無論其當量如何，都可能引發其對美國本土目標的報復。因此，獲取更多的低當量核武器並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核武器在俄羅斯當代軍事規劃中的角色
俄羅斯作為核大國的地位放大了俄羅斯在持續大國衝突中非常有限的常規軍事能力。正是因為認識到這一點，莫斯科近年來才在維護、現代化和多樣化其核武庫方面投入了數十億美元。5俄羅斯領導人對核戰爭的可能性或使用核武器這一決策的嚴重性並不是未經思考的，一旦認為俄羅斯面臨生存威脅時，他們可能會選擇使用此類武器。
俄羅斯關於核武器使用的聲明政策遵循一個簡單的公式。2010年，莫斯科通過了一項軍事原則，該原則聲明：
俄羅斯聯邦將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權利，以回應對其和/或其盟友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行為，以及在國家生存受到威脅時使用常規武器侵略俄羅斯聯邦的情況。6
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在2018年3月1日發表的介紹新型核武器的演講中引用了這一原則，並將其描述為“簡潔、清晰、具體”。7
不幸的是，俄羅斯公開的理論中對於“國家的存在”在何種情況下會受到如此嚴重的威脅，以至於俄羅斯領導人可能訴諸於核力量，或者他們可能使用其武器的方式，都是不明確或不具體的。在沒有全面戰略報復的情況下，莫斯科可能如何使用核武器的官方聲明很少，這導致西方分析人士對俄羅斯的理論產生了爭議。俄羅斯關於限制核使用的官方聲明與其非戰略核武器之間的不一致導致一些分析人士得出結論，即：俄羅斯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一個連貫的理論指導政策。8
這場爭論大多圍繞着俄羅斯是否計劃利用其非戰略核武器來實現“通過升級局勢來緩和局勢”的問題。應該強調的是，這句話並非源於最初的俄羅斯來源，而是指威脅使用核或實際使用核來“降低侵略的範圍和強度”。這一概念在1999年俄羅斯《軍事思想》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闡述，但俄羅斯政策制定者是否曾完全接受過這一概念，並無確鑿證據。9俄羅斯政府公開拓寬了在世紀之交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條件，因為它當時在常規武器方面極為薄弱。從那時起，考慮到其恢復的常規軍事能力，特別是精確打擊武器的發展，俄羅斯顯然收緊了這些條件。但西方分析人士仍普遍認為，俄羅斯計劃採取應急措施，可能會出於“脅迫”目的而使用有限的核攻擊。10
儘管莫斯科使用核武器計劃的確切性質尚不清楚，但很明顯，俄羅斯領導人對非戰略核武器的重視程度相當高。雖然俄羅斯非戰略核武器的確切數量是一個秘密，但通常引用的估計數量是2000枚核彈頭。11近年來，俄羅斯在新型戰區遠程兩用投送系統上投入了大量資源，包括“伊斯坎德爾-M”短程彈道導彈、“口徑”系列巡航導彈和“匕首”高超聲速空射彈道導彈。12俄羅斯願意冒着無視《中程核力量條約》的風險來開發被禁止的陸基彈道導彈SSC-8，這表明俄羅斯領導人認為這些系統值得付出外交和財政成本。這種豐富的次戰略核能力系統為俄羅斯提供了有限的使用選項，並且遠遠超出了西方作家通常設想的示威式打擊類型。正如布拉德·羅伯茨（Brad
Roberts）所觀察到的那樣：“根據現有證據，沒有理由相信俄羅斯領導人會輕易跨過核門檻。但一旦跨過這個門檻，他們就可以在次戰略層面上實施真正獨特的多樣化和連續性核行動。”13
在與俄羅斯的衝突中北約遭受有限核打擊的可能性
西方分析人士低估了俄羅斯非戰略核武器被用於戰爭而不是邊緣政策的可能性。14但有理由認為，在極端危機期間，有限的核作戰選擇可能對俄羅斯決策者具有吸引力。相反，俄羅斯國防理論家傾向於設想為軍事效果設計的有限核用途，這與已知的蘇聯戰術核武器的使用計劃相一致。15由於北約的軍事基礎設施集中在歐洲的少數幾個地點，因此俄羅斯的規劃者可能有可靠的軍事方案來有限地使用核武器。俄羅斯領導人可以使用數量有限的核武器來摧毀北約的空軍基地和指揮、控制和情報設施（這些設施對發動針對俄羅斯的常規轟炸至關重要），而不是一場主要是象徵性的“示威”打擊。儘管莫斯科更願意僅使用常規彈藥來實現這一目標，但軍事規劃者可能擔心他們的常規精確制導導彈儲備不足。莫斯科直到最近才開始大規模採購常規精確彈藥，但生產瓶頸和出口銷售的結合限制了其大量儲存此類彈藥的能力。16
北約現在延伸到俄羅斯邊境，幾乎沒有給俄羅斯人留下戰略縱深。因此，幾乎所有北約核武器的使用，無論多麼有限，都將不得不針對俄羅斯本土。儘管北約盟國境內的俄羅斯軍隊可能會成為目標，但由於這些部隊移動迅速、態勢感知特徵有限，以及俄羅斯反介入/區域拒止系統給北約情報、監視和偵察系統製造的複雜性，因此此類目標可能難以在實際衝突中被定位和打擊。17
為了增加可信度，有限的核選擇需要避免過於升級。這需要武器和目標的適當組合。與北約相比，俄羅斯非戰略核武器的數量和多樣性要大得多，但更重要的是，俄羅斯擁有比北約更多的適合使用這些武器實施打擊的合理目標。實際上，北約對俄羅斯的常規優勢取決於數量有限的高價值設施，如空軍基地，其中許多位於德國和意大利等北約無核盟友的領土上。俄羅斯的戰區發射系統是針對這些“誘人目標”的理想選擇，同時也是對使用戰區導彈防禦系統保護它們這一嘗試的嚴格測試。上述這些目標的毀滅將讓北約各國政府在屈服於俄羅斯的要求和對俄羅斯本土的核攻擊（有限或無限）之間做出選擇，後者將導致升級為戰略核戰爭。在這些襲擊之後，北約對俄羅斯發動常規戰爭的能力可能會被大大降低，從而從根本上改善莫斯科的力量平衡，並使得俄羅斯獲得一個通過其他方式無法取得的針對北約的軍事勝利。18
除了幾乎所有俄羅斯高價值軍事目標都位於其本土所造成的升級控制障礙外，針對俄羅斯進行有限核打擊且具有吸引力的目標也很難確定。俄羅斯的軍事設施往往要麼價值較低，要麼與戰略核力量或戰略防空系統關聯在一起。對前者的低當量核攻擊不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俄軍軍事能力，對後者的任何攻擊（包括常規打擊）都會招致俄羅斯的戰略核報復。19由於這些目標幾乎都在其境內，因此如果不冒着對平民造成附帶損害的風險，就無法對它們進行打擊。20與此同時，美國和北約擁有的許多高價值戰略資產，如航空母艦，俄羅斯可以將其作為象徵性目標進行打擊，不會對平民造成不應有的附帶損害。
由於這種“弱點差距”的存在，僅僅用北約新型低當量核武來填補“能力差距”是無法保證阻止俄羅斯有限使用核武器的。如果沒有合適的目標，這些武器本身就無法實現可信的有限核應用這一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