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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國民政府和德國關係非常密切，這主要是政府領導人之間的政治觀點比較接近。辛亥之後袁世凱基本掌握全局，不過袁世凱一死全國立刻分崩離析、軍閥混戰。孫中山本來想依靠蘇聯實現全國統一，但是由於主義不同，兩黨終於在1927年分手。蔣介石掌權之後也是認為應該徹底剷除一切離心力量，將軍政大權統統集中於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在這軍閥混戰、有槍就是草頭王的時代，要建立起統一的中央政府非得有一支靠得住的部隊才行不是？於是自打1927年開始，蔣介石就不斷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到華指導軍事建設。

對德國來說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工業、軍火的市場，不說政治上的影響，單單說擴大在如此大的一個市場上影響力，那也是太划算的。此時中國窮是窮，可是咱“地大物博”不是？有着豐富的鎢、銻、錳等等礦藏，這都是拿錢買都買不着的戰略物資，所以雙方一拍即合，展開積極合作。

於是德國軍事顧問就源源不斷來到中國，從1927年算起到1938年結束，來華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前前後後總計135人，大概分5批。

第一位德國總顧問是馬克斯·鮑爾。鮑爾是德國總參謀部軍官，炮兵專家。此人頭腦精細，目光銳利。著名的興登堡計劃和總體戰的戰略構想都是他想出來的。

鮑爾來華的工作當然是軍事建設，裁減、重建、整訓這些都是份內之事，“北伐”戰略也是出自此人之手。除此之外，鮑爾還對中國的重工業、航空運輸業、農業、礦業的建設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意見，甚至參與了中國財政體系改革。

1928年5月，鮑爾在上海病逝，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為中國的建設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是中國人民的真正的好朋友，為中國的崛起貢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是一位鞠躬盡瘁、純粹的國際主義戰士，他將永遠活在俺們心中！鮑爾來華時間不長，但他組建了顧問團，創立了顧問團的工作模式，規劃了工作方向，為未來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礎，是開山之人。

第二位德國總顧問是赫爾曼·克里拜爾，是前任顧問鮑爾推薦的。克里拜爾以前就來過中國，不過那個時候不是來幫助咱們的，而是打咱們來的，是八國聯軍德國軍隊的一名中尉。後來在國內搞革命，啤酒館政變的參與者，也是希特勒的獄友。

克里拜爾此人思想“正統”，在本職工作上是兢兢業業，“中原大戰”時親赴前線籌劃布防，功勞不小。但是克里拜爾腦筋僵化，竟然以為實現光明的革命目標就必須要用同樣光明的手段去實現才行，對蔣委員長一手“炮彈”、一手“銀彈”的手法很是瞧不起，“打服了才是真服，拿錢買來的那他錢花光了腫麼辦？”於是二人合作期間矛盾重重，終於在1930年5月被炒了魷魚。

第三位德國總顧問是喬治·魏采爾，德國國防軍總參謀部作戰處處長，一戰名將，此人一來中國就像上了弦兒似的忙開了。

“中原大戰”，反蔣軍有70萬之眾，兵分四路同時發動。魏采爾指揮若定，下榻於蔣委員長的專列上，不顧生死穿梭於前線，最後擊潰、瓦解了反蔣軍。蔣介石對魏采爾的忠誠、勇敢、勤勉甚為嘉許，“功不可沒”。

“圍剿紅軍”，在第二次圍剿失敗僅僅一個月後，乘紅軍分散各地之時，魏采爾立刻驅軍長入，從多角度直插蘇區腹地，占領了廣昌、寧都，戰果輝煌。朱毛的部隊只有逃之夭夭。對手毛主席對這位德國顧問的戰術水平評價非常高——“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節”。

魏采爾對軍事教育極為重視，協助創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輜重兵、通信兵等學校，這都是現代軍隊必不可少的，在此之前，國軍從未系統搞過輔助兵種的正規化建設。此時受過系統化軍事學習的高級將領基本上都是出自日本，黃埔軍校的軍事理論是蘇聯的，一開始也是速成教學法，談不到正規的系統化。魏采爾摒棄了比較死板的的日本軍事理論，推行 “一切從實戰出發”的德國典範令，大搞陸軍合成化，新型的炮兵、航空兵、騎兵部隊初見雛形。

魏采爾也推行特種兵的建設，是中國軍隊特種兵的開山祖師。

魏采爾盡心盡力干的很好，可是和蔣委員長的關係一般般。原因主要是以嚴師自居，要求嚴格，有些恨鐵不成鋼，對中國軍隊批評太多，而且不講究方式方法，說話太直接，毫不留面子、講客氣，一激動就掄胳膊指手劃腳大聲嚷嚷。蔣委員長終於忍受不了了，“在軍事事務以外,頭腦不夠靈活，對政治事務缺乏興趣”，1934年4月11日，解聘。

第四位德國總顧問是漢斯·馮·塞克特，當過德國國防軍總司令——和毛奇、史里芬齊名！

齊名不是在戰爭中搞到的。毛奇建築了德國現代戰爭的模型，奠定了指揮原則，史里芬設計了宏偉的戰爭計劃，而塞克特是在在一戰後的“灰燼”中，嘔心瀝血重建了德國陸軍，在瀕臨滅亡中保存了火種，故被譽為“德軍之父”、“德軍的傑出締造者”，所以塞克特來華之後也是積極發揮所長，大力推行日耳曼式的建軍方針和思想。

塞克特明確提出 “中國建軍的三項中心思想”：一、軍隊為國家之基礎；二、軍隊之威力，在於素質之優良；三、軍隊之作戰潛能，基於軍官團教育之培養。針對中國現狀，塞克特主張以有限的物力財力，儘快建立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模範軍，先編成6—8個師，然後擴展到18個師（約30萬人）。

建軍同時，塞克特積極發展軍火工業，開展軍事技術研究，設計未來抗日整體戰略，引進科學技術人才。

此時中國還算平靜，除了日本侵占了東四省、國內有個蘇維埃政權之外，其他的國內國際環境還算說得過去，於是塞克特可以所長得展，也得到了蔣介石的最大信任。不僅擔任總顧問，還被委以前所未有的職務——“委員長委託人”！ 塞克特以此身份可以代表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各機關首腦談話。軍政部長、陸軍訓練總監等高級官員每周二、五上午10時---12時定時報到，事前登記、過時不候——等着挨板子吧。

中國的事情就是難辦，多少英雄好漢不是沒本事成事兒，而是被病魔擊垮了。往遠說有諸葛亮，往近說有第一任總顧問馬克斯·鮑爾，現在第四任總顧問、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漢斯·馮·塞克特也病倒了！

很明顯，中國的事情已經累死了一位總顧問了，這次無論如何也要加小心了，不能再讓這種事情發生了，要是再累死一位總顧問——這傳出去成了啥了？1935年蔣委員長依依不捨地送塞克特回德國休養。

第五位德國總顧問是亞力山大·馮·法肯豪森，上將。此人是塞克特的助手，是塞克特臨別時以“最誠懇的心情”推薦的。

法肯豪森和塞克特一樣，繼續執行軍隊建設工作，軍事訓練、改革及部隊裝備、海空軍、防空設施，無不滿腔心血，盡心盡責。再有就是擬訂了抗日的戰略總藍圖，提出了戰區概念，也就是中國抗戰的支撐體系。

1935年7月，法肯豪森擬就《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書》，對兩年後爆發的抗戰的大致走向有相當準確的判斷，並起了相當大的指導作用。當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建議書》所說的，“是以滄縣、保定之線宜絕對防禦”，這就是不正確的。此地乃是平原，如何與日軍決戰？實際情況也是如此，“保定會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最後也是潰敗。

雖然《建議書》中所說“終之四川，為最後防地”是正確的，但在總體進程上過於重視河北、山東、徐州，而輕視了山西，這確實給初期的抗戰帶來了很大的損失和困難。

總的看，法肯豪森的戰略思想有相當的正確，但也有很明顯的缺陷，這也不能都怨人家，自己的事兒最後還得自己辦。人家德國人哪能知道你們中國咋這亂呢？按照軍事理論計算兵力是無論如何也夠了，哪裡會知道一會兒你打正面戰場、俺打敵後游擊，一會兒搞摩擦，一會兒跑了保存實力去了。

法肯豪森還主持了長江江陰要塞的布防，還有國防工事淞滬線、吳福線、澄陰線的構築。法肯豪森在中德軍工間的合作也起了最大的積極作用，此人正直，儘量使買賣雙方互惠互利，各持所需,“極力介紹於中國最有利益而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價格，而不顧慮到原產地的情形和商號。”——以至於有些德國公司氣惱地罵他“是不是中國人？”

十年生聚終於結出碩果！淞滬戰役中,德式樣板第5軍所轄的第87、88師，全部投入戰鬥，重創日軍！“廟行大捷”，日軍精銳之第9師團受到重挫，遺屍3、4千具！

日本人氣壞了！“肯定是遇到了德國顧問訓練的模範軍！”趕緊抗議德國違背《凡爾塞和約》！

其實德國政府在此事上並沒有違反那個過於壓榨德國人的《凡爾塞和約》，所謂的德國軍事顧問團也全沒有政府的官方承認，人員也都是退役人員，但德國政府確實是傾向於中國的國民政府的，這裡邊有經濟因素，也有德國軍事的戰略要求，例如，製造穿甲彈及戰車裝甲以及飛機所必須的鎢、銻、鉬等，70%以上來自中國，但最重要的還是政治觀點比較一致。

“巴巴羅薩”計劃之前，德國政府就一直不承認“滿洲國”，更不希望日本對華的侵略行為迫使中國政府傾向蘇聯。德國國防部的馮·賴世瑙將軍訪華時曾向蔣介石表示，德國政府願意幫助中國“反抗日本霸權的鬥爭”。

可是哲學教科書告訴咱們，事物總是運動的、變化的，1936年３月德軍進駐非武裝區萊茵區，從此與英、法關係逐漸惡化。而日本對中國華北、蒙古的侵略，也侵犯了英、美、蘇在華的利益，日本與英、美、蘇的關係開始也趨於惡化，如此，德、日之間出現了利益共同的一面。1936年11月25日，德、日在柏林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這是一個打着反蘇反共旗幟的軍事協定,但是德國並不打算拋棄中國，一個原因是擔心日本侵略中國會把中國推向蘇聯，再一個1936年9月，納粹黨代會通過了4年戰略物資的儲備規劃，而中國正是完成這個計劃必需依賴的主要國家。

1934年8月開始的中德易貨合同給德國運去了鎢、銻、鉬、桐油，給中國運來了大量軍事裝備，150mm野戰重炮、37mm戰防炮、20mm機關炮、毛瑟24型步槍，捷克造輕機槍，西門子的通訊器材、蔡司的望遠鏡、德制輕戰車、架橋器材、防空探照燈，鋼盔、子彈、槍套，快艇、魚雷，啥都有。還有制鋼、煉焦、化工、兵工生產機具等設備.

1936年，德國和中國又簽訂了2.82億馬克的軍火銷售協議，到了“七·七事變”雙方完成了8200萬的合同。

日本人當然不願意中國人拿起德國武器消滅自己，跟德國人提抗議。希特勒倒是很有“商業道德”， 聲明和中國簽訂的軍火合同仍然有效，但是不再和中國簽訂新的軍售合同。如此抗戰爆發之後，德國軍火還是按照合同源源不斷運抵中國。1937年11月上海失守，中方緊急訂貨，工廠哪裡來的及生產？德國於是就從已經列裝的國防軍裝備中抽出5300萬馬克的軍火啟運來華。12月德方第二次啟運兩批軍火，竟然包括十幾架俯衝轟炸機。

日本人算了算賬，行了，你們兩家的2.82億馬克的軍火完成了吧？可是沒有新的合同了吧？

“對！卡西歐的計算器就是好使，算的都對，合同執行完了。”

“不會再簽訂新的合同了吧？”

“不會了！”德國人一邊兒和日本人拍着胸脯保證，一邊兒在香港和國民政府敲定緊急採購武器協議，步槍30萬支，每支配彈1000發；手槍3萬支，每支配彈1000發；機槍2萬挺，每支配彈一萬發；37毫米戰防炮500門，每門配彈1000發；迫擊炮500門，每門配彈2000發。

香港一簽協議德國那邊就立刻裝船啟運，到了3月，有多達3000多萬馬克軍火、由德籍貨船陸續運到香港交付國民政府。同時中國駐德專員再次追加訂貨，迫擊炮300門，每門配彈3000發；駁殼槍2萬支，每支配彈2000發；高射機關炮300門，每門配彈5000發；150毫米炮彈6000發，其他各式炮彈18000發；步、機槍彈3700萬發，水雷若干。7月6000發重炮炮彈、18000發37毫米炮彈、5000支毛瑟步槍、3700萬發子彈運到中國。即便到了1939年中德的貿易額仍然高達1億1千萬馬克，在德國方面，1939年從中國進口的物資，仍然占到全部進口物資的百分之十二。

由於自身擴軍的需要，也是因為1936年制定的“4年戰略物資的儲備規劃”基本完成了，從1939年起，德國軍售開始逐步減少。一直到1939年底諾門罕戰役爆發，希特勒認為蘇聯和日本已經開戰，從而準備徹底甩掉中國，這樣就結束了大規模的軍售。但在1940年、1941年，中德雙方仍然還有小規模軍售。隨着蘇德戰爭爆發，德國宣布和中國斷交，並承認了偽滿洲國，這才徹底結束了中德軍火貿易。

當然，從1938年開始的軍火貿易都不是以雙邊的形式完成的。德國人把軍火先賣給第三國軍火商，然後再轉手賣給中國。這都是常用軍火貿易手段，到現在也是常見，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就是最大的五個軍火商，這些把戲當然是玩慣兒的。

日本人又不是傻子，這種掩耳盜鈴的把戲誰看不出來？跟希特勒提抗議。德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回答，“我國政府一貫反對一切形式的軍火貿易。同時，我國政府一貫反對一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研製、生產。德國是一個自由貿易的國家，我國政府無權干涉本國軍火公司向非中國的公司銷售軍火。至於這家非中國的公司最終把軍火賣給誰，我國自然是無權干涉的。我國政府再次呼籲中日雙方要保持冷靜，希望雙方儘快回到談判桌上來。”

日本人好脾氣，“行、行、行！自由貿易是不是？既然你一貫的自由貿易，那你那些軍事顧問還算自由貿易嗎？”

希特勒想了想，“咱不是人販子，這些大活人無論如何也不能算作自由貿易——撤！”

可這幫在華的德國軍事顧問還幹上癮了，“別看小日本現在蹦得歡，過幾年讓他們拉清單！這還沒完呢！俺就不相信還收拾不了你們小日本？再說俺們又不是政府派來的，是民間人士來打仗的，志願的！希特勒你管不着！不回！”

“不回也不行！”希特勒幾次三番下令，顧問團就是不回國。日本人叫喚得厲害，希特勒也沒辦法，“管不着也得管！要是再不回就是叛國！家屬抓起來、家產充公！”

沒辦法，回吧！ 30多名德國顧問被迫回國，臨行前法爾肯豪森將軍主持宣誓，“絕對不得泄露中國的任何軍事秘密。”

德國人是很把 “宣誓”當回事兒的。柏林戰役的最後，德國和蘇聯軍隊簽訂了投降協議，德軍指揮部於是派出廣播車滿大街喊，“希特勒已經自殺，各位對希特勒的宣誓已經無效，立即放棄戰鬥。”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