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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都是挺好的，現實都是有問題的，現在這個“大陸政策”就遇到了問題。

“七·七事變”開始，7月11日，當北平戰地中、日軍隊正在談判停戰協議時，近衛內閣決定向華北增派日軍三個師團，積極準備擴大戰爭。當天晚上，近衛在首相官邸召集貴眾兩院、財界、輿論界的代表，要求協助當局，統一國內輿論。在7月25日召開的第71屆特別議會上，各黨派“表明態度，全面支持政府對於北支事變的斷然方針，並在舉國一致的體制之下，對政府的決心予以竭盡全力的援助。”在統治集團的支持和軍部的推動之下，內閣採取了建立高度國防國家體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很快8月13日淞滬戰事爆發，戰爭徹底失控。此時近衛徹底拋棄了原來的“不擴大”的方針，接受了陸相杉山元的建議，決定“採取斷然措施，對華一擊”，先是向上海增派兩個師團的兵力，隨後於8月15日以內閣名義發表聲明，強硬地宣布“膺懲中國”、進行“聖戰”。

“聖戰”嘛，就得有兩個準備，首先是精神上的，“聖戰”一般就是“為死而戰”，這個是基礎，要不然老百姓和軍隊死了都不知道是為啥。9月，近衛內閣就發起了“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大肆宣揚“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韌持久”的方針，支持法西斯的侵略中國步伐。10月，專門設立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絡會，並派海軍大將有馬良桔擔任會長。

再一個還得有物質上的準備，這個是沒辦法的事兒。1937年9月，日本第72屆臨時議會同意設立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立刻通過20億日元臨時軍事費。1937年日本政府的國民產值為200億日元，財政收入為47億日元，正常的軍費是13億，加上這20億都達到了33億，這等於對中國開戰半年就把政府全年財政支出花出去了三分之二。

可以預見仗是會越打越大，錢也會越花越多，雖然精神上足夠支撐夢想，可是物質上卻拉了夢想的後腿，1938年2月2日，日本政府追加48.5億日元臨時軍事費，可是大藏省砸鍋賣鐵也根本湊不到這個數。正因為如此日軍在攻占南京之後不得不暫停“大陸政策”的夢想，大本營發出訓令，到1938年8月底之前，暫時不動，鞏固已有態勢，以絕對不發動新作展為原則。既找不到前進的道路，也找不到後退的理由，現在河裡的石頭不管大小是無論如何也摸不見了，只好暫時擱置哈——

徐州會戰意外爆發，這就找見了方向了！第一，人家要打、咱不能不打；第二，趁此機會徹底解決中國問題，如果中國政府談判、投降，那也能算咱們“大陸政策”的勝利不是？第三，經濟上實在是受不了了，1938年4月28日，日軍正在徐州大打，而日本政府便以發布《國民精神總動員基本方針》為開端，開始實施消費品配給，大家都為“聖戰”勒緊褲腰帶吧！到了最後的1944年，日本軍費達到了全國國民收入的98.5%，這樣看就是等於把全國的收入都拿來打仗了，這就不是勒緊褲腰帶“聖戰”了，而是把嘴吊起來的西北風“聖戰”了。

為了儘快結束這種勒緊褲腰帶的“聖戰”，於是在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會議決定增加賭注，決定當年秋季進行攻占武漢及廣州的作戰。

8月初，日本參謀本部根據御前會議的決定，擬訂《以秋季作戰為中心的戰爭指導要點》，其方針是：“把靈活的作戰指導和各種措施都統一在這個方案之下，由此抓住結束戰爭的時機。最近，更要統一和加強總動員和軍需動員，以促進國力建設和充實軍備。”其戰略指導是：“(一)進行指導時，儘量縮短漢口作戰和廣州作戰的時間間隔。(二)漢口作戰的目的，在於摧毀蔣政權的最後的統一中樞——武漢三鎮和完成徐州作戰以來的繼續事業——黃河和長江中間的壓制圈。本次作戰對敵方兵力打擊愈大則愈有意義。因此，本次作戰根據以下各點進行指導：

1.為了奪取武漢三鎮，作戰指導上應採取以下策略：對配置於該地防線上的敵方兵力盡力給予重大損害。

2.以後竭力限制戰局的擴大，採取緊縮持久的態勢，在漢口附近留下若干機動兵力，即：河南省黃泛區以西的地方，概予放棄；為了占領武漢三鎮附近地區，預期北自武勝關、南迄岳州附近構成一條持久戰線；在武漢以東的長江南岸，主旨限於控制沿江岸的各要點。

3.廣州作戰的目的，在於一面切斷蔣政權的主要補給線，一面使第三國，特別是英國的援蔣意圖受到挫折。因此，本次作戰根據以下各點進行指導：(1)採取急襲方式，果敢迅速攻占廣州。(2)以後在廣州附近，切斷粵漢線、珠江、西江的交通，採取緊縮持久的態勢。

4.在原則上，除了漢口及廣州作戰外，不再進行擴大戰局的作戰。”

從這個《指導要點》來看，第一是“縮短漢口作戰和廣州作戰的時間間隔”，速勝論當然是追求的目標，而且勒緊的褲腰帶也要求速勝；第二是“河南省黃泛區以西的地方，概予放棄”，兵力有限、顧此只好失彼，瓢和葫蘆只能管一個；第三是“漢口及廣州作戰外，不再進行擴大戰局的作戰。”這次的“不擴大”不像上次徐州會戰之前的“不擴大”，那次說的“不擴大”有個“1938年8月以前”的時間限制，而這次是沒有期限的限制——實在是沒力量再打下去了。

那麼沒有力量再打下去如何取勝呢？“大陸政策”的夢想咋辦尼？這個《指導要點》也給出了光明的前景——“在攻擊漢口以前，預料國民政府方面會提出和議；又在攻擊廣州之後，預料國民政府和某第三國會相繼提出和議。對這兩種動態，要努力因勢利導，重新調整日華關係，及時結束這次事變。”

很明顯，這次武漢作戰的目的就是逼迫國民政府投降，最不濟也得讓他們坐到談判桌前！

這個談判呢——也不是不可以哈？

1938年1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陶德曼調停工作結束”，第二天近衛內閣發表第一次近衛聲明，稱“帝國政府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之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

“有本事就再也別來找我”的話剛說了半年咋就反悔了？實在是沒辦法啊，徐州、蘭封會戰雖然取得了勝利，但是日本政府也看到了中國國民政府的堅持抗戰的決心和實力，你不跟他談跟誰談啊？

丟人也就丟人好了，好在對手也是這樣，年初人家被剝奪談判資格很生氣，這過了半年氣兒也消了、也想談判了。

5月26日，近衛對內閣進行改組，新任外相宇垣一成與蔣介石和張群均有舊交。1913年蔣介石“二次革命”失敗流亡日本的時候結識了宇垣一成，當時，擔任日本陸軍省軍事課長的宇垣一成對流亡中的蔣介石、張群曾給予照拂，蔣介石等人認為，宇垣是“理解中國革命”的日本人士。

宇垣一成

北伐戰爭時期，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占領南京，進入南京的北伐軍第2、第6軍開始劫掠英美日領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家。暴力事件從上午9點開始，下午5點結束，南京城內和下關的外國領事館、教堂、學校、商社、醫院、外僑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Dr.J.E.Williams，美國人)和震旦大學預科校長(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國僑民死亡2人，日本僑民死亡1人，法國僑民死亡1人。在襲擊中英國和日本領事館成為襲擊的首要目標，英國駐南京領事HerbertA.Giles被槍擊傷，正在生病臥床的日本領事森岡正平也遭到槍擊不過子彈飛偏了，沒打着。

下午3時，被圍在下關一座小山上的美國領事戴維斯向停泊在長江上的英國和美國軍艦發出開火援救的信號，英美軍艦開始炮擊圍攻美國領事戴維斯駐地的中國軍隊。中方的死傷人數，根據各方面的調查，為死亡36至39人，傷數十人，還有一說是傷數百人。

在美英軍艦開始炮擊的時候，日本艦隊接到不得炮擊的命令，第二天3月25日荒木龜男大尉帶領一支不帶武器的90名登陸部隊上岸，撤走了一批日本平民。事後荒木龜男遭到訓斥，於3月29日欲持手槍自殺未遂。

3月29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發出電報，“此次南京搶劫事件為第2軍、第6軍、第40軍（魯滌平、程潛、賀耀組）中的黨代表、基層的共產黨派遣軍官及南京地區中國共產黨黨員合謀設計的組織行為。襲擊時有當地的共產黨黨員專為嚮導，執行對象與場所都有事先規劃。前者只限外國人；後者則選定領事館、教會、學校等洋人集中處。”

就此事件時任日本陸相的宇垣一成認為，“務必不使共產主義波及全中國，要使南方派的蔣介石同共產黨分裂是當前的緊急任務。”於是派遣軍部鈴木貞一到九江會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鈴木轉達了宇垣的口信，日本陸軍認為，你應“同共產黨分手”，搞“純粹的國民運動”。蔣介石立刻回答，“我到南京就表明態度。”此時蔣介石還沒有追到宋美齡，也就是思想上還沒有轉向美英，滿腦子還是日本教育，當然要聽日本人的話，這就是“四·一二”國共分家的發端。

如今老朋友宇垣一成上台了，前一陣子那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話還算不算數？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里也有期盼，“是日，敵內閣改組，外相廣田、藏相賀屋、文相木戶等辭職，分由宇垣、池田、荒木繼任。”

這一屆內閣相對於此前後的戰爭瘋子組成的內閣可以稱為“和平”內閣，組閣的第二天5月27日，首、外、藏三相會議決定，在1938年底解決“中國事變”。

據此決定外相宇垣發表聲明，“中國方面有根本變化時，可能考慮和平問題。”蔣介石6月9日的日記中繼續寫道，“倭外務省發言人稱：一月十六日所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之意義不過不與往來，並非不承認國民政府之意。”“此或欲求轉寰，以為謀和之餘地乎?”——委員長心動了。

於是張群致電祝賀宇垣上台，並提出求和試探，表示汪精衛或他本人可以出面與日本談判。

宇垣考慮汪精衛、張群是人所共知的親日派，由他們出面反而不利於和談，因而希望由孔祥熙出面。6月23日，孔祥熙派秘書喬輔三去香港與日本總領事中村本一會談。可是就在這十幾天的功夫里，日本方面態度有所改變，除了堅持去年年底陶德曼調停條件之外，又加上了蔣介石下台這一要求。

7月15日喬輔三回武漢匯報，蔣介石與孔祥熙磋商之後命令喬輔三7月18日再去香港答覆，(一)在條約上公開承認滿洲獨立“在我國國內很困難”,“只有悄悄地逐步實行”,如“首先設置領事”。(二)內蒙可以設特殊地區,華北則不適宜。(三)清算同共產黨的關係,必須再加研究。(四)中國無力支付賠償。(五)關於接受日本顧問,共同開發資源,“這些都是好事情”。

和半年前陶德曼調停的時候不同了，當時是談也不能談，現在時過境遷基本上都可以談，可是新條件蔣介石下野這個問題不好處理哈。孔祥熙說，蔣介石本人甘持下野的態度。可是蔣介石果真下野,那麼由何人同日本簽約、何人有履行條約的能力呢?日本再三堅持，喬輔三隻好拋出最後的底牌，可由孔祥熙以行政院院長負完全責任。另外就是希望和平在漢口失陷前實現；再有通過中間人對話,有“隔靴搔癢”之感,孔祥熙願意同宇垣外相直接會晤，地點可在台灣或長崎。7月22日，中村回國請訓。

而此時日本對華政策又在搖擺，6月24日，日本五相會議決定了《今後指導中國事變的方針》，軍事打擊與政治誘降雙管齊下，要求集中國力在本年內“達到戰爭的目的”，同時“不妨根據條件接受”和談，這是一個先來硬的計劃。

既然是想先來硬的，那麼“和談”的條件就不一樣了、是不是？7月8日，五相會議又確定了誘使國民政府投降的具體條件，一是使國民政府合併於新興的中國中央政權(指偽政權)，這就是重組政府，而且是傀儡政府；二是改變國民政府名稱或改組舊國民政府，這是連國名都要改了；三是放棄抗日容共政策，採用親日、滿與反共政策，這一條雙方倒是可以找到共同點；四是蔣介石下台，很明顯蔣介石不會是日本在華利益的代言人，無論如何得換一個。

很明顯，條件越來越不像話了，這比陶德曼那時的條件簡直是天壤之別，彼時是割土，此時是亡國，國民政府如何能答應？

7月12日五相會議又搞了一個決定，《適應時局的對中國的謀略》，“為使敵人喪失抗戰能力並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使蔣介石垮台，應加強目前正在實行的計劃。”其實施的綱要是，“1.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國現中央政府和中國民眾的抗戰意識，同時醞釀建立鞏固的新興政權的趨勢。2.促進對雜牌軍的拉攏歸順工作，設法分化、削弱敵人的戰鬥力。3.利用、操縱反蔣系統的實力派，使在敵人中間建立反蔣、反共、反戰的政府……”這個方針就完全是建立傀儡政府的具體步驟了，特別是選一個“第一流人物”的利益代言人——這個是指唐紹儀、吳佩孚，此時日本人對汪精衛想都沒敢想。

這個“和平”內閣為了儘早結束對華戰爭，在政治上準備了很多手段，例如這個找“第一流人物”作為利益代言人、策反唐紹儀、吳佩孚的工作稱為“鳥工作”，與此同時還有許多類似的“鳥”工作——

加強臨時政權、維新政權的工作稱為“鳩工作”；

在蔣政權內部及民眾中搞反蔣運動稱為“鷹工作”；

離間蔣政權的將領、政客的工作稱為“鷺工作”；

在蔣政權內部散布和平反戰的論調稱為“鷲工作”；

謀劃建立西南政權的工作稱為“鳶工作”。

除了以上“鳥”工作，還有瓦解雜牌軍的“獸”工作——

宋哲元——“狐工作”；

韓復榘部隊——“粟鼠工作”；

東北軍——“狗工作”；

閻錫山軍——“狸工作”；

石友三軍——“貓工作”；

劉建緒軍——“鹿工作”；

徐源泉軍——“牛工作”；

其他武裝團體——“兔工作”。

以上工作統稱為“禽獸工作”——咦？似乎好像大概差不多是不是日本人忘記了什麼？這個“禽獸工作”里怎麼沒有李宗仁、白崇禧的位置？腫麼也不會放在“其他武裝團體——‘兔工作’”里吧？這也太沒面子了吧？還讓不讓投降了？！

哈哈，腫麼會呢？二位反蔣鐵杆兒腫麼會這個待遇？如此重要人物早已給安排好了位置——“山工作”！放心吧，和以上“禽獸工作”當然要有所區別是不是？

這當然放心啦，不過把人家放在最後、還以為沒有呢、嚇了人家一大跳，好討厭啊。

此種情況下中村回國請訓的結果可想而知。與此同時9月初,喬輔三也通知中村，以“蔣介石下野”為和平先決條件不能接受,中止香港“預備會談”。

而日本的宇垣一成外相也認為,拋開蔣介石並把中國“滿洲國化”,會使中國國民抗日更加熾烈,徒使事態惡化。宇垣外相於9月初與近衛首相另一支誘降隊伍的領頭人小川平吉密商，由小川向首相獻策，可以按照孔祥熙以前要求直接會晤時曾提過的“暗中約定反共”、“和平後蔣介石再下野”的兩點方案,舉行孔祥熙、宇垣的直接會談。

9月21日,小川與近衛首相長時間磋商長崎會談方案，最後決定“和平後蔣介石再下野”這也是一條路子。於是宇垣外相乃於9月23日五相會議提出長崎會談提案,要求米內海相派艦接孔祥熙。當宇垣詢問陸相板垣對此案所持態度時,板垣表示對長崎會談“並無異議”，由此外相提案獲得五相會議批准。

板垣征四郎對宇垣一成的表態完全是兩面派，日本陸軍此時正在炮製對華指導機構“對支院”(後改稱“興亞院”)為手段來剝奪外相對華政策決策權，這違反了近衛首相答應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外交一元化”和取消“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承諾，9月29日宇垣一成辭職，長崎會談也就告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