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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軍的戰術思想基本上還停留於陣地爭奪，要不然委員長一個勁兒強調“迂迴包抄”，雖然委員長自己也搞不清楚這個神秘莫測的“迂迴包抄”是個什麼東西。不過在今後的戰鬥中，國軍終於找到了制約日軍的辦法，就是“後退決戰”，日軍並不“能攻占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

幸運的是在現在岡村寧次下定決心攻占南昌的時候，軍委會作戰廳已經找到這個辦法，而不幸的是，委員長沒有這個認識，而是要“先發制人”。

2月6日日軍華中派遣軍向第11軍下達攻取南昌的命令，2月24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第1廳廳長劉斐、副廳長張秉鈞據各方情報，判明日軍有攻占南昌企圖，提出保持南昌困難，第9戰區可以在消耗日軍之後放棄南昌而保持湘贛公路，同時第3戰區以有力一部進至東鄉、進賢，與第9戰區湘贛公路部隊互相呼應，這樣日軍即便占領南昌，其後續作戰難度增加，戰果有限。

作戰廳的這個情報判定是非常準確的，對策是完全正確的，這就是參謀部門的一個重要作用，情報判定和制定作戰預案。不過在委員長的軍事委員會，這一套是行不通的，還得靠老大拍腦袋，3月8日，蔣介石致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第九戰區為確保南昌及其後方聯絡線，決即先發制敵，轉取攻勢，以摧破敵之企圖。攻擊準備應於3月10日前完畢，預定攻擊開始日期為3月15日。”

委員長對於作戰廳報上來的情報是認可的，但是不認可保不住南昌的作戰預案。其實作戰廳的正、副廳長已有預感，別看在南嶽軍事會議上說的一套一套的，什麼“機動靈活”啊、什麼“迂迴包抄”啊，就他？估計也就是認識這幾個字，具體什麼意思，他根本就不知道。

基於對委員長軍事素養的認識，劉斐、張秉鈞在匯報作戰方案的時候說了不少讓內行人看了笑話的“廢話”，“蓋不犧牲，故不能消耗敵人；不存戰力，亦不能貫徹持久之目的，二者皆需兼顧也。”“過去晉北和娘子關兩方面之作戰關係與得失，可為目下第9戰區作戰之良好例證，不可不引為殷鑑者也。”這種教導委員長提高認識、吸取教訓的苦口婆心，不應該由作戰廳在一個具體作戰方案中提出，即使想提的不行，也不應該向委員長本人直接提出，而是應該向委員長夫人提出比較合適。

果不其然，委員長在接到報告的第二天25日、在沒有考慮清楚的情況下批准這一作戰方案，而在後續幾天中考慮清楚之後又否決掉了——既然日軍進攻、俺就保不住南昌，那就不讓他們進攻好了，反擊！徹底打掉日軍進攻南昌的企圖！真的不知道這幾天在委員長身上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

這明顯就是胡鬧，委員長的反攻作戰目的是阻止日軍向南昌進攻，這就要求第9戰區要抽調大量部隊對當面日軍進行大規模作戰，而在當下，國軍根本沒有大規模反擊作戰的能力。如果強行組織這樣的大規模反擊作戰，其後果就像淞滬會戰時，白崇禧強行組織桂系6個師發起反擊作戰，進攻當天就被絞殺，隨即日軍反擊，僅僅三天桂系6個師就傷亡近4萬，幾乎是屠殺，白崇禧為此哭了一天一夜，這樣的教訓還不深刻嗎？

當然淞滬會戰的例子劉斐是不會拿出來說的，因為淞滬會戰是委員長一塊心病，不能哪壺不開提哪壺是不是？所以劉斐才拿出來山西的戰事說事兒，就是怕刺激了委員長，結果是你說別人的事、委員長認識不到，你要說他的事、他就跳起來了。

第9戰區代理司令長官薛岳也發回電報陳述不能打反攻，當面日軍總計7個師團，三個弱的在前面、四個強的在後面，打反擊的部隊如果突破第一線，那麼必定會遭到夾擊。這樣的話不僅南昌保不住，部隊損失也會極其巨大，“成功少而損害大”，況且日軍就不會順勢繼續進攻嗎？如果是這樣，第9戰區保衛長沙的任務拿什麼部隊來完成？薛岳提出用幾個團的兵力在三個方向進行游擊，等到4月上旬看看情況再說。

“若以大軍擊之反受挫，不若以奇兵襲之而取勝。鬥智不鬥力、出奇不用正，知己知彼，及小勝為大勝。”薛岳也是苦口婆心勸說，不過委員長更生氣了，“鬥智不鬥力”？你誰說俺沒腦子嗎？！娘希匹！《孫子兵法》別的不知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總是這幫打仗的天天掛在嘴邊的，你說俺不知道“知己知彼”！？你是在笑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嗎？！委員長火大了，反攻！必須反攻！嚴令第9戰區於3月15日展開反攻！

薛岳沒有辦法，只好擬定反攻計劃，不過陳述部隊補給困難、要求展期。委員長明察秋毫、從善如流、體恤下屬困難，於是命令第9戰區“攻擊開始時間不能遲於本月敬日（24日）”。——多給一個星期！

日軍第11軍在1月31日就先於華中派遣軍2月6日的《對南昌作戰綱要》制定了南昌會戰指導策略，計劃兩路進攻，主攻方向為南潯線的南昌，部隊“為兩個師團及強大的重炮及戰車部隊”，輔助攻擊方向為箬溪、修水，策應主攻。

皇軍的“下克上”傳統就是這樣，下級都制定好進攻計劃了，這才逼着上級下命令，拿到命令之後自然開始準備行動，2月上旬第11軍命令第101、第106師團及軍炮兵在德安以南集結，戰車部隊在德安以北集結，不過由於連續一個多月的降雨，“河水汜濫，道路泥濘”，部隊集中嚴重受阻，原定於3月10日發起進攻只好改成3月20日，3月7日第11軍戰鬥指揮所前進至德安。

相對於日軍積極備戰的情況，國軍這邊比較消極，3月5日委員長給桂林白崇禧、西安程潛發去“緊急”情況通報，“急……據報：（一）近日，敵將北岸兵力集中南岸，軍運由漢渡河，絡繹不絕，均在深夜行動。敵擬於肅清廬山我駐軍後，有攻南昌與長沙企圖。何時總攻，須視三月刪（15）日後日俄邦交如何變化而定。”

日軍轉運兵力應該是“據報”的，至於轉移兵力的目標是“南昌與長沙”應該不是“據報”的，而應該是委員長的判斷，當然，委員長的這個判斷和作戰廳的判斷並不一致，作戰廳判定日軍的目標僅僅為南昌，長沙並不是日軍此次行動的目標。

南昌、長沙東西橫向距離超過700里，這是兩個目標，此時日軍要進攻長沙，必定從岳陽南下。此時兩軍在岳陽南的新牆河隔河對峙，此處離長沙250里。如果日軍準備攻擊長沙，新牆河守軍必定有情況上報，因為攻擊長沙不是一個小動作。

“敵擬於肅清廬山我駐軍後，有攻南昌與長沙企圖。”這說明日軍只有南潯線一路兵力，那是絕對不可能打下南昌後再一路橫向突擊700里至長沙，這不唯物。真的不知道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是怎麼這樣胡思亂想的，也沒人管管他。

“（二）敵對我講和，仍進行不斷，此次轟炸港英租界及占居海南島，系促使英、法出面調停中日戰事。現英、法不但無望調停意思，尚且加強香港、安南軍備，故此動作完全失敗。敵內閣擬在四月間進行改組。”

武漢會戰期間，中日雙方有兩條線在進行“停戰談判”的接觸，中方人物分別是蕭振瀛和高宗武，不過兩條線傳回來的條件都是讓委員長下台，委員長也就都嚴詞拒絕了，命令停止接觸，當然，高宗武在周佛海支持下的接觸是另外一回事兒。

在高宗武的積極運作下，近衛內閣屬意汪精衛作停戰行動，不過1939年1月4日近衛內閣辭職，新組的平沼騏一郎內閣對停戰毫無興趣，把汪精衛晾在河內不願意搭理他，重慶暗殺汪精衛失敗之後，3月21日平沼騏一郎內閣只好把汪精衛接到日本。此時3月5日，日本怎麼會有興趣跟委員長談“停戰”？而且是“仍進行不斷”？

“此次轟炸港英租界及占居海南島，系促使英、法出面調停中日戰事。”海南島是主動放棄的。海南島原駐軍僅有第152師及其他部隊，正規部隊只有一個半師，在1938年11月23日、24日趁夜撤回大陸，島上僅留警備團、保安團等零散部隊。日軍於1939年2月9日在澄邁灣登陸展開“甲作戰”。1939年2月10日下午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在日本眾議院預算總會上的報告戰況，“我陸海軍精銳部隊協同，於十日午前二時五十分（東京時間）在海南島北部的一角敢行敵前登陸，取得了完全成功，此次作戰完全是乘敵之虛，僅受到敵人若干機槍的射擊，我方絲毫無損，登陸部隊正在奮勇前進。”

三天后日軍開始了南部的“乙作戰”。“乙作戰”的作戰部隊在2月13日1時從瓊州海峽北部的深尾灣出發繞島半圈，於14日凌晨進入三亞灣開始登陸，情況也是基本相同。

日軍打在棉花上的“甲作戰”、“乙作戰”就是為了讓法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