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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21日，香港羅湖遭日軍轟炸，死傷30人，日本政府支付賠償2萬港元，這件事就算拉倒。按照委員長的邏輯，日軍“轟炸港英租界”是為了讓英國出面調停，那麼為啥要給英國佬兩萬塊錢？日本如果真讓要調停，那就不應該給錢是不是？而是要一直“轟炸港英租界”、直到英國佬鑽出防空洞喊調停是不是？

委員長的邏輯實在是深不可測，更為令人感到莫測高深的是下面的判斷，“現英、法不但無望調停意思，尚且加強香港、安南軍備，故此動作完全失敗。敵內閣擬在四月間進行改組。”

面對日軍占領海南島、租界被炸，英、法選擇不理會日本的“調停請求”而是“加強香港、安南軍備”，這樣就使日本軍國主義的停戰企圖遭到了可恥的破產，“故此動作完全失敗”，於是乎，日本軍國主義只好“擬在四月間進行改組”？

現任平沼騏一郎內閣於幾個月後的8月28日、因為德國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辭職，並沒有因為現在“此動作完全失敗”而起辭職的念頭。委員長，您是想停戰想的太不行了吧？反正不管怎麼說，雖然委員長判斷日軍有“有攻南昌與長沙企圖”之後，第一寄希望於3月15日的“日俄邦交如何變化”，第二寄託於“敵內閣擬在四月間進行改組”，如果這倆樣能有一樣實現，那麼就能打消日軍“有攻南昌與長沙企圖”，那可真算上“上兵伐謀”了。

委員長的這兩個盼頭根本就沒有任何用處，第9戰區對日軍向南昌的進攻倒是早有準備，前線指揮官羅卓英在東線永修一帶第19集團軍5個軍13個師以鄱陽湖為依託沿修水展開陣地，西線武寧一帶第30集團軍3個軍8個師銜接第19集團軍陣地。

陣地還是傳統的單線布防，應該是既不敢也不會機動防禦，不敢像作戰廳提出的開放戰場，沒有以南昌為誘餌、“與敵膠着戰場，周旋二、三月”的勇氣。如此單線平鋪，幾乎將全部兵力撒開到陣地上，談不到什麼機動兵力，完全違背機動力量大於守備力量的戰法，打起來就看日軍能不能再敲破一次雞蛋殼了。

3月17日，日軍第101師團展開預備行動，派出強力部隊渡過修水支流驅逐中國守軍占領修水北岸開始渡河準備。3月19日第106師團、軍炮兵隊、戰車隊完成渡河準備。此時由於連續大雨，修河水漲三米，中國軍隊在河面上設立的障礙物全部被沖走，部分岸邊陣地也因被淹而放棄。

3月20日16時30分，炮兵開始火力準備。日軍投入72門150毫米重型榴彈炮，20門150毫米重型加農炮，102門75毫米山炮野炮，近200門火炮急速射擊。為了實現快速突破，此次炮火準備竟達3個小時，這在日軍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19時20分至30分的最後10分鐘，日軍發射毒氣彈3000余發。火力及毒氣彈準備之後，日軍野戰毒氣隊又在12公里進攻正面上施放毒氣筒15000個，其中第106師團各進攻點居然釋放了1萬個。

日軍野戰重炮兵第15聯隊聯隊長佐佐木孟久大佐回憶，“3月21日拂曉是陰天，有約3米/秒的風吹向敵方，這是使用特種彈的絕好天氣。按照預定計劃，從拂曉開始，進行試射、校正射效，以後轉入炮火準備後，140門大炮的炮聲蓋住了修水河畔，實為壯烈。最後發射特種彈(毒氣彈)，親眼目睹了濃濃的紅雲滲透至敵陣的情景。結束炮火準備後，前沿步兵放射特種筒，戰鬥進展很順利。當炮兵按計劃延伸射擊後，步兵一齊進攻，突入敵陣……如入無人之境。”

修水岸邊第一線陣地被徹底擊碎，17時30分第106師團開始渡河，10分鐘占領前沿。第101師團20時開始渡河，5分鐘占領前沿。兩個師團立刻發起夜間戰鬥，到拂曉突破縱深2公里，三道防禦陣地全部被擊破，日軍開始追擊。

日軍戰車隊在21日凌晨2點就利用船隻渡河，到午時渡河完畢，總共135輛戰車，有兩三輛戰車因翻船、沉了底兒不打緊，天明之後先頭戰車隊就開始追擊。

岡村寧次很清楚中國軍隊的雞蛋殼防線，此次行動就是敲破雞蛋殼之後、戰車隊快速前插。雖說是94式超輕型戰車的裝甲幾乎也好像雞蛋殼，不過這個“雞蛋殼”對已經潰敗的中國軍隊來說足夠了。

日軍戰車隊瘋狂前插，徹底割裂了國軍指揮體系，使得第9戰區完全不能有效組織據止行動。日軍戰車隊22日下午17時20分就前進了50公里占領了安義。隨即展開夜間追擊，這一路毫無中國軍隊的阻擋，21時30分衝進了奉新，這已在南昌正西面。

日軍第11軍參謀部戰前也沒有料到戰車隊的行動會如此迅速、效果如此之好，而且由於根本沒有戰車打穿插的經驗，戰前計算有誤，認為戰車攜行的油料可以前進250公里，沒想到戰車隊穿插120公里就用光了所有攜行油料，不得不停下來要求空投油料。

第11軍參謀部緊急派人搜羅容器，僅僅找到了15個容量18公斤的鐵皮桶，只好就這樣扔下去，僅僅能給15輛戰車補充一點兒，於是這15輛戰車繼續前衝。

仗打到這個地步可謂是極其順利，第11軍認為預備隊已無用處，於是將第147聯隊歸還第106師團，第106師團立刻命令第147聯隊向南昌後方150里的高安前進，對南昌實現大包抄，而師團主力計劃從奉新東進攻打南昌。

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啊委員長，這才叫“迂迴包抄”，您說的“迂迴包抄”和日軍的不是一回兒事兒，您的概念錯了。要是概念不錯的話，您怎麼會要求國軍打出這樣的“迂迴包抄”？現階段咱真的沒這個能力，不得不說您概念錯誤再加上“不知己不知彼”。

在日軍突破修水防線之後的當天，委員長還是堅持要反攻，3月21日給薛岳發報，“查敵企圖攻略南昌之行動已趨積極，應嚴飭該方面部隊極力固守陣地，以待有利部隊出擊制勝為要。”

咱們都希望自己的統帥能料敵先機，帶領咱們打勝仗，正如2月24日作戰廳提交的報告一樣，即便打不了勝仗，也不能讓日軍輕易得手。而此時前線連續急報，委員長不光是不能料敵先機，連正確應對都做不到，還是要堅持自己錯誤的決定，還念念不忘“出擊”。

1938年12月3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桂林行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派駐各地的軍事機關，行營主任代理委員長行使職權。廣州失陷之後廣西局勢危急，於是成立桂林行營加強指揮，最合適的人選只能是桂系人員，李宗仁為第5戰區司令長官，這個桂林行營主任只能讓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兼任。

此時軍委會將全國分劃為第1——10戰區及魯蘇戰區、冀察戰區兩個游擊戰區，總計12個戰區單位，“因南北戰區相距數千里，難於統一指揮，1938年12月，軍事委員會設立桂林行營、天水行營，分任西南、西北各戰區的作戰指揮。”桂林行營統轄第3、4、9戰區，天水行營統轄第1、2、5、8、10戰區及魯蘇、冀察戰區，還有第6、7、9戰區為軍委會直轄。

其實桂林行營、天水行營這兩個機構的設立純粹是疊床架屋、自找麻煩，總共12個戰區單位，只不過比十個手指頭多出兩個數來，實在不行就脫了鞋用上腳趾頭，剛剛開始學算數的小朋友都知道這個辦法是不是？盤算起來也不算太難。現駐重慶的軍事委員會是大本營，集中了參謀部、軍令部等作戰指揮、參謀機關，而桂林行營、天水行營的參謀機關肯定要弱得多，或者是要分散大本營的力量去建設，完全得不償失。在實際運作中也是大本營對戰區下命令、行營卻沒法下命令，這讓行營徹底成了傳達單位、何必呢？讓行營成了傳達室雙方誰也不願意，於是可着勁兒打電報，就一件事兒翻來覆去說、說也說不透、於是越說越着急，搞得像兩地分居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