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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17日就到了西安，南京方面的黨國要人是一個也沒見着，蔣介石當然更不見他，急的是火燒火燎也沒辦法，不管怎麼樣，現在家屬總算來了。23日宋美齡與周恩來長談，周首先說明中共沒有參加兵諫，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宋美齡得了周恩來的意圖之後再轉過頭和達令商量，第二天、24日繼續與周長談，宋美齡表示，既然中共有誠意，應該在政府領導下，共同努力，意思就是問你們要不要擁護俺的達令。周恩來一聽心中不免有氣，“你現在是蔣介石的老婆又不是何應欽的老婆，難道不成還要俺去擁護何應欽？唉！不過呢還是自己的一貫原則吧，事要辦實、話要說活，萬一人家換了達令呢？”周立刻做出保證，“只要你的達令同意抗日，中共就擁護你的達令為全國領袖。”宋美齡一聽，現在要的就是這個，於是表示贊成停止內戰，以政治方式解決內政問題，不要擅用武力。

周恩來雖然得了家屬的保證，當然這也是當事人自己的意思，不過沒見到正主親口說，還是覺得不牢靠，於是要求見蔣。蔣介石心裡是一百二十個不耐煩，都說不打了、不打了了嘛？把俺快點放了就行了、還要見俺囉嗦什麼呀？可是中共的態度異常重要，不見也不行，那就見一見吧，不過讓大舅哥宋子文叮囑周恩來，說俺這兩天病了，不能多說話——這對共產黨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敷衍的態度。

蔣介石向周恩來及各方面作了三點表示，一、今後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二、由正宮宋美齡、國舅爺宋子文全權代表他與周解決一切；三、他回南京後，周可直接去談判。

哎呀呀、委員長啊委員長，這個外戚干政的事情在西漢流行過一陣子，到了東漢就改成宦官掌權了，咱們能不能小步改革、先去北平找幾個前清留下來的太監來進步進步？要是效果好了咱們再辦學校自己培養怎麼樣？

既然蔣介石作了表態就立刻要走，國舅爺宋子文說他留下繼續談判好了，妹子、妹夫先回南京，宋美齡也說明天25日就要走，“圖個耶誕節的吉利”，張學良表示那就聖誕節快樂吧。

此時中央軍已經進入潼關，蔣介石已然成了西安方面的燙手山芋，留在手裡，中央軍自然還要前進；扔出去，中央軍還是要前進。25日中午國舅爺宋子文去找楊虎城請求放過妹夫，而楊虎城則堅持沒有保證就不能放人，不賣國舅爺的面子。張學良只好再去找楊虎城，表達他要送蔣介石回南京的決定。既然張學良拉了胯，楊虎城自然是獨木難支，於是張、楊二人同去機場。

蔣介石在機場向楊虎城口頭表示，“一、明令中央入關之部隊於二十五日起調出潼關，從本日起如再有內戰發生，當由我個人負責；

二、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三、改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納抗日主張；

四、改變外交政策，實行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的國家；

五、釋放上海被捕領袖，即下令辦理；

六、西北各省軍政，統由張、楊二將軍負其全責。”

言畢即與張學良和老婆同機飛往洛陽，26日再飛回南京。

張學良送走蔣介石一事，因為當時西安局面很亂，張學良雖然實力最大也不能說可以完全控制局面，所以這件事是保密的，周恩來也完全不知道。“西安事變”對中共來講只是得到了蔣介石的一個口頭承諾，至於國共兩黨的關係如何？紅軍的地位或者說出路如何？這些核心問題根本就沒有談，具體操作步驟更是談不到，周恩來在整個“西安事變”當中僅僅是在24日見了蔣介石“不能多說話”的一面，不過蔣介石有周恩來可來談判的承諾，於是1937年3月下旬周恩來赴杭州與蔣介石進行“談判”。

當時是有些承諾的，對此委員長倒也承認，不過彼一時此一時，當時的問題是如何脫身，自然是什麼都答應，而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反悔才能讓反悔看起來不太像反悔。3月26日蔣介石接見周恩來，表示第一允許共產黨在適當時候可以公開活動，當然現在並不是“適當時候”是不是？第二，紅軍改編，給三個師的編制，不過三個師的指揮總司令部的正職必由南京方面的人擔任。

這完全不是當初“停止內戰”的承諾了，而是吞掉你、內戰自然就停了的意思。共產黨對此不可能答應是不是？3月26日的談話精神傳回延安之後，自然要開會討論，參會各位的心情真是可想而知——“看來潤之同志當時簡單直接的辦法是有道理滴。”唉，真他娘的！可是現在說啥也晚了，此時已無辦法，可又無法答應，那麼如何才能不答應呢？那必須要搞搞事情出來是不是？於是中央就在4月下達了搞事情的任務，那搞什麼樣的事情呢？自然是要和日本開戰才能轉變和委員長談判的下風不利情況，也就是以挑發中日衝突來促進形成“西安事變”所確立的“抗日統一陣線”。這個事情當然就要交給北方局去辦，因為南邊還沒有日本人是不是？現在和日軍交雜只有平津河北，而且第29軍內部情況混亂，恰好地下黨員張克俠在第29軍任副參謀長，不找你還找誰？不過張克俠只是放屁都不太響的副參謀長，沒有兵權搞這個事情，一直沒有抓手、只能是干着急。

6月4日周恩來抵達廬山與蔣介石多次會談，而此時蔣介石覺得還可以反悔地更多一些，3月26日在杭州所說的“共產黨在適當時候可以公開活動”不提了，反而規定共產黨派代表參加國民大會時不能以共產黨的名義。至於紅軍改編的三個師的指揮司令部也不需要了，設一個政治訓練處代行指揮權就可以了，至於毛澤東、朱德二人應該到國外溜達溜達去，這等於要把共產黨、紅軍全部吃掉。蔣介石的這個態度一表露出來，中共中央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可是現在真的是無可奈何了。就在這無計可施、無法可想的時候，6月下旬蔣介石催促周恩來再回廬山繼續“商談”，也就是最後通牒了，此時中共中央是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只好復電拖延說等擬好兩黨合作宣言後、周恩來即行前往。

蔣介石在廬山“美廬別墅”有了宋美齡的幫助是順風順水，宋美齡也是出得臥房、進得會場的人物，在蔣介石和周恩來的會談時，她也跟着摻和——這個破女人屁也不懂、就從來沒幹出過什麼好事。於是蔣介石一方面壓制住了共產黨，同時另一方面要解決第29軍，結果共產黨沒搞出事情來，第29軍卻搞出了事情——蔣介石這個蠢貨。

 “七七事件”爆發，但是開戰形勢尚未形成，7月16日周恩來再次趕赴廬山，蔣介石態度依舊強硬，毛澤東鑑於談判已陷於僵局，指示周恩來“日軍進攻之形勢已成，抗戰有實現之可能……我們決採取蔣不讓步、不再與談之方針”，要周恩來等人暫時留在上海，觀察形勢。7月21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回電張聞天、毛澤東，“因廬山力爭無效，已來寧、滬暫觀時局變化，不管形勢變化如何，應立即自行改編三個方面軍，使各方面軍都能獨立工作……”也就是說中日不開打，那國共就開打。“七七事件”繼續演變至7月25日日軍與第29軍在廊坊發生戰鬥、繼而26日“廣安門事件”，中日開戰已成定局，27日蔣介石終於同意改編紅軍為第8路軍，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公布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8路軍，毛、朱二人也不需要出國溜達去了。

從這個過程看，如果沒有“七七事變”，國共必定再次開打，所以共產黨急迫需要中日開戰以求得緩和之機。6月底張克俠報來第29軍準備尋釁的情況，中共中央自然也認為是一定的機會，自然是開會分析過，甚至都準備好了文稿，單等填上日期發出去了，可是幾日來只聞槍響、不見事起，心情自然也是急迫的，此次張克俠報來宛平開了槍、日軍又丟了人的情況，自然是心中一顆石頭跳了起來，就立刻發出事先準備好的文稿，喊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確實有些怕鬧不起來。沒想到事件在隨後幾天出現了不擴大、就地解決的走向，這令中共方面未免太過失望。只有持續製造“事件”才能使“事件”演變成“事變”，這個思路和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完全一樣，不過茂川秀和只能放鞭炮，而在黎明時分放幾槍，這個效果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