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
三月十日下午三時至七時，毛主席在他的辦公室和新聞出版界代表舉行座談。參加這次座談的有：上海《新聞日報》和中國新聞社代表全中華，《大公報》代錶王芸生，上海《家匯報》代表××…談話開始，主席先請上海方面的光外人士發言。主席問上海的《申報》是什麼時候取消的？聽到答稱解放後《申報》就沒有出版，主席便說，《申報》取消沒有道理，人家是出了幾十年的老報紙嘛！現在敢做什麼報呢？（有人答道：改做《解放日報》了。）主席說：改了就不好吧，如果把它改回來又好像是復辟了，但是這問題好好研究一下。
接着《文匯報》的×××提出問題。他說去年七月《人民日報》改版後，上海的報紙也改了一下，但是改了之後，問題也很多，大家都感到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低，在社會主義社會辦報心中無數。
主席說：現在心中無數，但是慢慢就會心中有數。一切事情開頭的時候總是心中無數的。打游擊戰，未打之前，我們就連想也沒有想過，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着頭皮打下去。當然，打仗這件事情不是好玩的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對於新出現的問題，誰人心中有數呢？我也心中無數。就拿朝鮮戰爭來說吧，打美帝國主義就和打其名日本不相同，最初也是心中無數的，打了一兩仗，心中就有數了。現在我們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不像過去搞階級鬥爭（當然也夾雜一切階級鬥爭），心中無數是很自然的。無數並不要急我們可以把問題好好研究一下。談社會主義的書，雖然出了那麼多，教我們怎樣去具體搞社會主義的書，在俄國搞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就還沒有。也有些書把社會主義的什麼東西都拿出來，但那是空想的社會主義，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事情沒有出現，雖然可以預料到，都不等於能夠具體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辦法。
馬克思主義修養不足，這是普遍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好好地學，當然，學是要自願的。聽說有些文學家十分不喜歡馬克思主義這個東西，說有它，小說就不好寫了。我看這也是“條件反射”。什麼東西那是舊的習慣了，新的就鑽不進去，因為舊的思想把它頂住了。說學了馬克思主義，小說不好寫，大概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跟他的舊思想牴觸，所以寫不出東西來。
我們中國有500萬左右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多，有好處也有壞處。壞處壞在成堆。《人民日報》就是這個樣子，知識分子堆在一起，毛病就多起來了；但是堆在一起也有好處－知識集中。在知識分子中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學它十年八年，馬克思主義學的多了，就會把舊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學習馬克思主義也要形成風氣，沒有風氣是不會學好的。
目前思想偏向有兩種，一種是陳其通、馬寒冰他們幾個那一類的教條主義，一種是鍾惦棐那一類的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則把凡有懷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聽說陳其通這人還好，馬寒冰就很霸道。他拿了文章跑到《人民日報》，一聲“聖旨到”，鄧拓就雙膝跪下了。（××插話：當時他寫了文章來，一進門，就說他們有些意見，要想爭鳴一下，希望文章不要改動）馬寒冰的文章十分教條主義，我就看不下去，簡直強迫受訓。鍾惦棐這名字很古怪，他的文章倒能看下去。教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孤立地觀察問題和了解問題。當然，要完全避免片面性也很難，但是思想方法片面、孤立，和沒有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有關係。我們要用十年、八年的時間來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逐步拋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那樣，我們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主席說到這裡。叫×××再說下去，×××說：現在報上開展批評也有困難，反批評往往簡單化，太粗暴。《文匯報》上開展電影問題的討論，初時老演員、老導演參加討論十分熱烈，後來電影領導部門的同志寫文章，一槍把批評打回去，他們就很後悔，認為自己出頭發表意見，是上當了。
主席說：這次對電影的批評很有益，但是電影局開門不夠，他們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傾向，人能一批評很有益，現在的電影，我就不喜歡看，當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評凡是合乎事實的，電影局必須接受，否則不能改進。你們報上（指《文匯報》）發表的文章，第一個時期批評的多，第二個時期肯定的多，現在可以組織文章把他們統一起來，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評。電影局不理是不對的。這次爭論暴露了問題，對電影局和寫文章的人都有益處。聽說撤鍾惦棐的職是不是？
（××答：是他自己要辭《文藝報》評論員的職。）主席說：我看也不必撤職，電影的問題本來就很多，老演員，老導演一肚子氣，應該讓他們發泄發泄。
（×××說：報上登的東西，讀者意見不一致的，有些青年說《文匯報》登些琴棋書畫之類的東西，他們不要看，寫信來抗議。主席說：你們的報紙編得活潑，登些琴棋書畫之類，我不愛看，青年不愛看可以不看。各有各的“條件反射”。一種東西，不一定所有人都愛看的。
（《新聞日報》金仲華提出意見說：日常生活問題出現緊張現象的時候，人民群眾提出意見的很多，報紙一封也不登，群眾有意見，報紙登了，政府和有關部門的人又有意見，說是刺激群眾，造成更加緊張。不知該怎麼辦才對？主席說：可以試試看。（意思是說，也可以登一些出來看反映麼樣。）政府和有關的業務部門有意見，報館可以和她們研究商量一下，在報上加以解釋，再看結果如何。一點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樣業務部門會官僚主義，不去改進工作。
（主席問到上海報紙的銷路麼樣？金仲華答：《新民晚報》擴大報導面之後銷數增加了很多。這時座中有人提到“心中有領導，編報無自由，讀者不愛看；心中無領導，編報就自由，讀者就愛看”這句“怪話”。王芸生接着說：這個說法是原則性的錯誤。）
毛主席說：這也要具體分析。報紙是要領導的，但是領導要適合客觀情況，馬克思主義是按情況辦事的，情況就是包括客觀效果。群眾愛看，證明領導得好；群眾不愛看，領導就不那麼高明吧？有正確的領導，有不正確的領導。正確的領導按情況辦事，符合實際，群眾歡迎；不正確的領導，不按情況辦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使編報的人感到不自由，編出來的報紙群眾不愛看，這個領導一定是教條主義的領導。我們要反對教條主義。中國革命也是這樣。第三國際不滅亡，中國革命不會勝利。列寧在生的時候，第三國際是領導得好的。列寧死後，第三國際的領導是教條主義的領導，（領導入斯大林、布哈林就不大好。）只有季米特洛夫那一段領導得好。季米特洛夫所作的報告，是很講道理的。當然，第三國際也有功勞，就是幫助各國建設黨。後來教條主義不顧各國的特點，一切照搬俄國，中國就吃了大虧。我們用整風方式搞了十多年，批判了教條主義，獨立自主地按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辦事，才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列寧也是不承認第二國際的，結果十月革命勝利了。我們不要再搞國際了。情報局成立之後，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批評了南斯拉夫。（康生：還批評了法國和日本。）但也不是從此不要，但要就要像第三國際初期那樣，各國獨立自主，按情況辦事，不要干涉別人。這些話，我和許多蘇聯同志談過，和尤金、米高揚都談過。
（有人問到報紙應不應該專業化的問題。）
主席說：有些專業化也好。好像《大公報》那樣，開放自由市場的時候，我就愛看他因為他登這一類東西的多，又登得快。但是太專業化有時很枯燥，人家看的興趣就少。專業的人也要看專業之外的東西。（有人提到現在報紙上的東西太硬，反映了最近上海對於報紙問題討論到的一些意見。例如說“思想性多了，報紙就不活潑”，又有人提出“軟些，軟些，再軟些”的口號等。）主席說：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總比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好。香港的報紙雖然沒我們說的思想性，但也沒有什麼意思，說的話不真實，誇大，傳播毒草。我們的報紙毒少，對人民有益。報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對的，“軟些，軟些，再軟些”要考慮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你們贊成不贊成魯迅？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裡。有人問，魯迅現在活着會怎麼樣？我看魯迅現在活着，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的。俗語說得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未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他的雜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學、藝術等等都講，特別是後期，政治講得最多，只是缺少講經濟的。魯迅的東西，都是逼出來的。他的馬克思主義也是逼着學的。他是書香門第出身。人家說他是封建餘孽，說他不行。我的同鄉成仿吾他們，對他就不好。國民黨壓他，我們上海的共產黨員也整他，兩面夾攻，但魯迅還是寫。現在經濟方面的雜文也可以寫。文章的好壞，要看效果，自古以來，都是看效果作結論的。
（說到這裡，主席問《光明日報》的代表，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員？那位同志回答說，“是共產黨員”。）主席說：“共產黨員替民主黨派辦報，這不好嘛”。主席又說：你們的報紙還可以看看，副刊多。
跟着，主席問新華總社的朱穆之同志，你們的新聞受不受歡迎？聽說你們那裡有人提出通訊社的消息有沒有階級性的問題。朱穆之同志回答之後，主席說：在階級未消滅之前，不管通訊社抑成報紙新聞都有階級性。說：“新聞自由”是騙人的。完全客觀報導是沒有的，美國的通訊社和報紙現在也報導一下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情形。原因是它想做生意，所以故意做些姿態出來給人看，因為經濟危機壓迫着它。必要時，蔣介石不也會做出些姿態來的，他也放和談空氣。因為美國壓迫他，要用更加親美的人如胡適等來代替他，他放出和談空氣，使美國不敢壓他壓得太厲害，現在美國學了我們過去那一套，過去我們聯合民主黨派孤立蔣介石，現在美國聯合胡適等去孤立蔣介石，拆蔣介石的台，倒過來，卻由我們去“保護”蔣介石了。蔣介石不垮比垮了好，垮了，胡適等更加親美的分子上台，那更不好。蔣介石放和談空氣，是為了抵住美國的壓力，我們不要揭露他的批評他。他放我們也放嘛。當然，蔣介石還是反共的，還是要罵我們的，他不罵就沒有資本了。
中華書局的舒新城（已退休3年，最近復出）反映了目前出版界的情況和他到湖南長沙一帶視察所見的情況。他認為人們說目前出版的書又“缺”又“濫”，其實缺是主要的。因此他要求中央設法解決紙張供應問題，他又說目前中央各部都搞專業出版社，編輯，出版等整套業務都各搞一套，是否有此必要，可否只負責本部專業書刊的編輯工作，其他業務撥出來統一搞，以節省人力、物力，又各地大量搜集檔案、舊書回爐，把大量資料性的檔案、書報都毀掉了，文物保管委員會只管文物，不管資料，這樣下去，將來要找過去的資料也困難。
主席對紙張供應問題說：輕工業部是否考慮多投資一點，這是不會賠本的。（文化部有一同志說：已請示過總理，計算了一次，增加投資無可能。）主席打斷他的話說，人家談的是要紙，你說沒有紙，大家不要聽，不要說吧。對於檔案，舊書回爐問題，主席說，這是焚書的新形式，一看這樣，別省也這樣，恐怕浙江一帶更多了，（向××說）這個問題值得注意一下。
談到這裡，××發言。他說：主席今天和出版界的談話，將使中國報學史開一新紀元希望主席對於新聞工作的根本性問題給予指示。×××認為目前報紙工作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正確地開展批評的問題。他說這個問題過去長期存在，但是會後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時候報上開展批評搞得好不好，對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關係很大，因此可否想出幾條準則來規定一下？康生同志也插話說，現在報上開展批評碰到很多困難，不是有人反映說，“批評真軍人，說你壓制新生力量；批評老幹部，說你立場不穩；批評民主人士，說你破壞統一戰線”嗎？
主席說：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準備樓梯，否則群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了樓。反對官僚主義也是這樣。“三反”的時候，有許多部長就是中央給他們端了梯子接下來的。“三反”初期，說打出那麼多老虎，後來一查，又說只有2％到3％了。肅反也有類似情況。“三反”實際上是整共產黨，“五反”才是整資本家。過去搞運動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傷人太多。我們應該接受教訓。現在搞大民主不適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如果你推翻人民政府，蔣介石就要回來。有些人對別人總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末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學、新聞等方面解決問題要用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一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整風運動明年正式開始，今年先發一個指示，讓大家有個準備，有一個非正式時期。在這個非正式時期，你有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自己檢查出來，把它改了，以後就不追究。不久以前，陳伯達同志回到他的家鄉福建搞基層選舉，就是這樣的，有些幹部貪污了，叫他把錢吐出來，向群眾認錯，結果群眾批評了他之後；幹部仍舊當選，這個經驗很好。共產黨整風免不了會波及民主人士，但是千萬不要整死人。要用小小的民主的方法，先整共產黨。現在我們有些同志裝腔作勢，他們沒有“本錢”，又要做官，不擺架子就不行。共產黨整，大家就謙虛了。
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延安辦報，歷史也很短，全國性辦報就沒有經驗，辦學，搞出版，科學研究都是這樣，全國有500萬左右的知識分子，共產黨員不過是一個小指頭。我們拿手好戲是打仗，專政，文藝有一點，人也不多，說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這話有一半真理。現在我們是外行領導內行，搞的是行政領導，政治領導，至於具體的科學技術，譬如地質學，共產黨是不懂的，但是國民黨也不懂。國執政20多年只造就200多個地質人材。我們解放七年，就選了一萬多。行政領導就是“一個李先念加一個李富春”，一個管吃飯，一個管規劃。現在是過渡時期。只好這樣，這個情況，將來是要改變的。現在要爭取80%以上的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來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求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有個初步的了解，而不是要求他們一下子貫通。馬克思主義的創造者是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會全部貫通的，1848年，《共產黨宣言》出版，只是馬克恩主義體系的開始，還不是馬克思主義體系的完成。要求知識分子一下子都接受馬克思主義，這個要求是不現實的。說懂得馬克思主義，其實懂得的程度也不相同。我讀馬克思主義書籍也不多，不曉得他們寫了多少，大概我們翻譯過來的還不到一年。（人民出版社的曾彥修同志說：翻過來的4７％）作為專家是要讀多一點的，我們沒有那麼多功夫，讀少一點也可以，主要的是注意研究方法。現在很多幹部都沒有讀書的習慣，把剩餘的精力放到打卜克、看戲、跳舞上面去。大家不應該把時間浪費掉。
你們這次提出的問題很多，大家回去研究一下，試試自己來求得解答。開會的時候，就是要黨內外的人在一起。共產黨不要關起門來開會，合起來開有好處，這是辯證法。可以把兩方面的意見統一起來。（康生同志插話：這種開會方式大家還不習慣。黨外人士有些顧慮，黨內的人有些吞吞吐吐，主席說的是好辦法。）主席說：你們回去試試行不行得通，行不通我就來個強迫命令。至於人數問題，我看黨外人士可以占三分之一。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二。
馬寒冰他們幾個人的文章，方針不對，方法也不對。他們的方針是反對黨中央的方針，他們用的是壓的方法，不能說服人。（康生：現在對於中央的這個方針，也有三派，陳其通、馬寒冰他們的文章代表“左”的一派，懷疑這個方針不好，認為以後不要宣傳這個方針。右的一派則不管三七二十一，認為在報上鬧鬧有好處，鬧鬧有好處，但是要看如何鬧。還有中間的一派，承認方針好，但是心中還不大有數，有畏難情緒。）主席說：怕什麼呢？如果批評青年人幫助了青年人，批評老幹部幫助了老幹部，批評了民主人士鞏固了統一戰線，這樣不是很好嗎？（康生同志又說：現在部隊干那對這個方針思想混亂，認為部隊進行的正面教育，只能開香花，不能放毒草。）主席說：事實上也有毒草，只不過不以毒草之名出現罷了。因為每個人都是把自己的意見當作香花開的。當然部隊應該和其他部門有所不同，部隊是下命令辦事情的。但是我們的部隊本來就有民主討論，士兵可以批評軍官，答覆不滿意可以再批評。部隊不是也有貪污浪費和軍閥主義嗎？因此部隊也要整風，不過搞得很亂就不成，要有領導的來開展。過去三反的時候，戲院“打虎”可以掛個牌牌出來，停幾天不演戲，報紙可不能這樣，有缺點可以開個會討論，但是不能夠明天不出版。（康生同志插話：對部隊來說，應該“開言路，講效果”。）主席說：這很好，各處都要這樣。
關於新聞的快慢問題，在這次宣傳會議上，新聞工作者參加了討論。對於這個問題，主席說：對具體問題要作具體分析，新聞的快慢問題也是這樣，比如禁煙運動的消息我們就不是快登慢登的問題，而是乾脆不登的問題。因為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污衊我們賣鴉片，我們登了，不是正好供給他們宣傳資料麼？土改新聞也是這樣，我們在報上不宣傳，免得傳播一些不成熟的、錯誤的經驗，前年年底北京幾天就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宣布進入社會主義。本來對這樣的消息就要好好考慮，後來新華社一播，（新華總社朱穆之同志說，是廣播電台先播。）各地不顧本身具體條件，一下子都幹起來，就很被動。又如匈牙利事件當中納吉登台這件事情，我們不明情況，又沉不住氣，早登了三天，結果第一天登出的消息，沒有說他好和壞，第二天的消息說他好，第三天又說他壞，群眾弄得莫明。所以，本來情況不明，根本可以不登，這點法共就比我們高明，《人道報》在巴黎出版，四面都是資產階級報紙，它未弄清情況，就是不登。
談到再培養一些人寫文章的時候，主席說：一定要找出能夠寫文章的人，而且現在已經找出了些。談到批評人民內部事情的文章應不應該尖銳？主席說：對人民內部進行批評，鋒芒也可以尖銳。我也想替報紙寫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這個職辭了才成。我可以在報上辟一個專欄，當專欄作家。文章要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是尖銳得要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
對於當地有關政策性的可不可以批評？主席說：有些也可以批評。聽說新疆有一個縣城，商業系統就開了24間公司，《大公報》你們不是搞商業報導的嗎？你們就可以搞幾個典型來批評一下。（《人民門報》的××說：報紙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處理得不好，影響就不好。但是我們過去缺乏這方面的經驗，文風生硬，現在情況不同了，文風不能適應。）主席說：過去就不適應了，有些文章使人看了不舒服，不講道理，一出來就要壓人。（××接着說：這個當然和我們報紙工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風有關。颳風往往是由報紙颳起的。報紙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極力設法避免颳風，避免片面性。譬如這次宣傳節育和晚婚，《人民日報》一開頭就注意到防止片面性，可是消息、文章一登多了，下面就發生問題。）主席說：文章一多了，就以為修改婚姻法，趕快去結婚。這樣報紙也實在難辦，在舊社會裡，報紙上的東西，老百姓看了等於不看，現在報紙上一登情況可不同。（××又說：譬如百家爭鳴問題，有人以為爭鳴的主要限於學術思想，實際工作不好討論。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很容易混淆，比如關於勞衛制和因材施教的討論，報上文章一多，有些學生和教師的思想就引起混亂，恐怕要劃個範圍才好。）主席說：完全學術性的，爭來爭去不會有影響，至於政策性的，恐怕就分別一下情況，但是劃範圍也有困難，因為政策那麼多。如果一發現節育晚婚的宣傳產生一些不良後果，那麼報上可以寫文章來解釋說明，我們的文章，就是往往不及時。至於範圍怎樣劃法，各報可以自己回去研究。
（新華總社的朱穆之同志說：現在問題很多。是否可以專門開一次會來討論總結一下呢？）
主席說：這次只是提出問題，過一會還要開會討論。這次會議也是“五湖四海”，效果如何，將來再看。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所談的問題，本來在心裡積累了很久，去年已經講了幾次，後來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陳其通、馬寒冰他們的文章，想到會有人以為他們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見，因此覺得有好好談談的必要。因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只解決了國際問題，現在我們國內（大規模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人民內部矛盾突出，於是就有一股風，說批評多了，說人民鬧事，惶惶不可終日；另外有些人又覺得還不過癮，有些人要收，有些人要放。中央的方針到底怎樣，大家都要來摸底。其實中央也沒有什麼另外的底，方針就是那麼一個，不過有了新問題。罷工罷課都是人民內部的問題。罷課是因為去年招生太多，一招多，有些人恐怕招不夠，於是就騙人。騙人，學生自然不滿意。問題湊起來，就顯得嚴重。這樣的事情，今後還有。人民內部，絕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一部分是民族資產階級，有許多民主黨派，還有無黨無派民主人士。現在是社會大變動，思想混亂就是反映了這個大變動，不反映出來倒是不可理解的。官僚主義是鬧事的直接原因，因為官僚主義不肯改，群眾就會鬧事。中國人民是最守紀律的人民，上海副食品供應那麼緊張，我們把情況擺出來，把道理說清楚，叫大家想辦法，結果今年的春節不是過得很好嗎？現在過渡時期還沒有結束，每天都會發生大大小小問題。（×××說：我們過去和新聞界也聯繫不夠。）主席說：不是沒有聯繫吧？”今後我們每年都要開個會。我們今天還是過得比較好的，蘇聯1917年十月革命，到了1927年還很亂，文學藝術更亂，他們更窮，知識分子更叫，到現在已經搞了三十九年，商品也不見得比我們多。談到這裡，有人提到過去對蘇聯的宣傳是否存在片面性的問題。
主席說：當然蘇聯有缺點，我們不要登，印度的缺點，我們也不登，現在就是兩方的資本主義國家宣傳。對於這些，我們就是要片面性。有人說西德的生產比東德快，你們為什麼老是說西德不如東德。可是我們在宣傳上還是不要說西德比東德好，不過也不要說東德什麼都比西德好。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是有缺點的，因為我們歷史短，馬克思主義首先是在資本主義鏈條薄弱的地方突破，取得革命勝利的。我會經對德國的同志說過，現在馬克思在東方很忙，暫時還不能回去，所以他們那裡的革命不能成功。現在亞洲政治上比英美進步，因為亞洲人的生活比英美的差得多。我們過去受剝削，很窮，窮就要革命，他們生活水平高，文化水平高，就是不革命。自然，美國也有好處，歷史短，沒有歷史上的負擔，他們學起歷史來，就不像我們那樣費勁，也用不着去討論歷史分期的問題。有時壞事也會變成好事。現在是東方先進，西方落後，以後再過幾十年，東方國家把西方的帝國主義趕走精光，到那時候，他們沒有殖民地可以剝削，油水就不多，而我們東方國家卻富起來了。他們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人民就會進步。現在亞洲鬧起來了，非洲鬧起來了，如果拉丁美洲也鬧起來，那就好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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