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30 03:56:27 中日關係史是一部“以德報怨”失敗史

　　從公元4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的1500年時間裡，日本向亞洲大陸的大規模暴力擴張共發生6次。4世紀60年代，日本大和朝廷跨海入侵朝鮮半島的新羅，征服了弁韓之地，在任那建“日本府”與高句麗對抗。公元600年（推古天皇8年），日本為恢復任那的勢力，派兵一萬遠征新羅。公元663年8月，乘朝鮮內亂入侵的日本水師與唐朝、新羅水師在白村江決戰，日軍大敗回國。明代日本豐臣秀吉大舉侵入朝鮮，遭到中朝聯軍抵抗，公元1597年11月，日本海軍在露梁海戰中全軍覆沒，殘部逃回日本。近代的甲午戰爭和上個世紀的侵華戰爭，日本一勝一敗。

　　上述史實表明，長期以來，日本列島有一股“天然”的向亞洲大陸擴張的 “能量”，就像富士山底蘊藏的岩漿，只要時機成熟便向外噴射。究其根本原因是有限和資源貧乏的生存空間同無限增長的人口的衝突，這是個困擾日本的千年難題，也是個基本生存問題。生存層面受到威脅的人或民族，一般不考慮道德和正義問題，因此日本自古給人有“強盜”的印象。近代以後，各國都以工業立國，日本傳統的有限土地與無限人口增長的矛盾不僅沒有解決，反而又增加了工業原材料和商品傾銷市場的問題，因此在“明治維新”後，比古代更積極地以戰爭暴力進行對外擴張。

　　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國家進行領土擴張的戰爭目的是獲取生存空間，獲取生存空間的最終目的是獲取生存資源，古代社會裡，生存資源和生存空間幾乎是不可分割的。當代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後，隨着國際金融體制和貿易體制逐步完善，全球經濟一體化正在形成之中，生存空間和生存資源變得可以剝離，通過有保障的公平貿易，無需進行戰爭擴張，同樣可以獲得生存資源。另外，由於節制人口生育的科學技術已經出現，人口的無限增長不再不可控制。所以，應該說困擾日本的千年難題和導致日本千年擴張的根源已經基本消除。但根源的消除不等於從根源中派生而來的千年精神狀態、價值取向、文化習性和行為方式很快會消除，不等於作為一種歷史的慣性不會影響當代日本同鄰國的交往。

　　日本對中國的三種態度——稱臣、對等、欺凌

　　除了強悍的蒙古統一中原時期外，以及朝鮮李氏王朝主動肅清對馬島倭寇據點外，歷史上的日本一直對中國為主的大陸取主動進攻的姿態。而亞洲大陸的中國和朝鮮在歷史上一直取守勢。日本藉助地理上的天然優勢，想來就來，想回就回。由於漢族執掌中原政權時，一味息事寧人，缺乏漢武帝時代主動出擊匈奴的魄力，也可能鑑於元朝兩次征伐日本的慘敗，從未給予日本的囂張以主動打擊。這種歷史性的遷就導致了日本對中國歷史性的蔑視。尤其在明代，對中國想和就和，想打就打，想貿易就貿易，想搶劫就搶劫，中國則有招架之功，卻無還手之力。而中國長期的遷就也使日本養成了長期驕橫無理和在內心蔑視中國的習慣。

　　中日交往在歷史上前後分為三種性質，大約從漢桓帝至隋代期間，是日本向中原朝貢和請求冊封的性質，那時日本剛剛擺脫茹毛飲血，尚待開化，對中國甘願稱臣。日本推古天皇15年，聖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遞交國書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第二次使隋時又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這是歷史上日本第一次要求對等交流，同中國平起平坐。日本對中國“不買賬”由此而起，以後日本便同唐朝、元朝對抗，甚至為拒絕臣納貢不惜同忽必烈對抗。其實忽必烈很有洞察力，從日本與唐朝爭奪朝鮮的主導權和不願回到臣屬關係就判斷出日本不是省油的燈，遲早會給亞洲大陸帶來禍害。與其讓其做大，不如先發制人，及早解決之。

　　果然到了明代，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經濟、文化、思想、宗教、建築。戲劇、繪畫、茶道等文明成果已具規模，加上長期內戰所積累的豐富戰爭經驗，便一反長期臣服和對等交流態度，毫不猶豫地產生要鯨吞中國、朝鮮，做亞洲大陸甚至世界“領導者”想法和行動。近代自“明治維新”以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現代化轉型領先的日本就一直自視其高，並毫無顧忌地以武力向亞洲大陸擴張。

　　日本歷史上對中國交往的幾個特徵

　　藉助中國的強勢為本土爭鬥增加砝碼，這是日本尚未統一時的做法，比如邪馬台女王遣使朝貢魏國，是為了在國內增強政治勢力。日本大和朝廷為了在朝鮮同高句麗、新羅、百濟周旋中，保住任那這塊地盤而與中國通好並引入佛教。這是藉助中國在朝鮮進行擴張。

　　國力衰微、或實力不濟時則對外和平相處。一旦國內統一，勢力增強，則毫不猶豫持進行暴力擴張。

　　在暴力擴張實施過程中，沒有任何法律上的顧忌和道義上的障礙。豐臣秀吉給朝鮮國王的信，與田中奏摺在語言和措辭方面赤裸裸的成都相差無幾。豐臣秀吉和東條英機可謂貌離而神合。

　　吃硬不吃軟是日本的個性。同日本打交道必須實力特別強大，而且強大的勢力必須得到驗證，它才會同你“友好”、和平相處。如果將它的實力徹底摧毀，它甚至還會心甘情願地成為你的盟友。如果實力不夠強大，或者實力得不到驗證，日本也是敢於向你挑戰的，比如對唐朝和明朝，以及對沙皇俄國和二戰時期的美國。

　　中日兩國歷史上的交往過程中，有個奇特的現象，經常在邦交惡化的情況下，貿易往來仍在繼續。比如元代忽必烈征日失敗後，兩國幫教尚未恢復，民間貿易卻從未中斷。明代倭寇猖獗，兩國貿易的欲望仍未熄滅。只要倭寇稍止，兩國邦交雖然脆弱，但貿易仍可持續。這和當今“政冷經暖”有點相似。這也表明，經濟貿易來往是兩國邦交正常與和平相處的重要基礎之一。

　　因為歷史上的日本是標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國家，因而特別崇拜武力，重視軍事力量。由於歷史上長期內戰分裂，和對外擴張的需要，日本崇尚和迷信武力有着久遠的傳統。日本的工業化起步並非走的是西方商業化的路子，而是從全力發展與軍事力量密切相關的重工業、軍事工業開始的。日本的現代化是以軍事技術和軍事工業作為前導的。因此，中國要想同日本長期和平共處，必須在軍事力量上保持絕對的優勢。

　　從歷史上看，中國軍事力量保持絕對優勢，並不威脅到日本的安全，而日本一旦軍事上處於優勢，馬上就會危及中國的安全，甚至日本對中國不具有太大的軍事優勢，也會挑戰中國的國家安全。因此，歷史已經證明，中國軍事力量的絕對優勢是中日和平相處的重要基礎，是保證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先決條件。

　　中日關係的長期歷史已經凸現了某種規律：中日“友好”、或和平相處須以白江村海戰、露梁海海戰、抗日戰爭的勝利為先決條件。這是把握和處理中日關係長期戰略不能忽視的關鍵，換而言之，沒有國防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就很難同日本打交道。

　　古代日本並不存在海上生命線問題，由於地理的原因，中國即使具備強大的海上力量和陸上力量，也幾乎不能構成對日本本土的威脅，因而日本可以肆無忌憚，進退自如地挑戰中國。當代全球經濟一體化，徒然暴露了日本本土的海上生命線的弱點，並將這一弱點送到了中國跟前，對日本海上生命線的威懾就是對日本本土的威懾，可以預見，台灣海峽將是中日長期爭奪的戰略要點。與古代相比，中國強大的國防力量可以極小的成本制約日本，這是時代賦於中國地緣政治方面的優勢，就像古代賦於日本地緣政治上優勢一樣。中國豈能在國防軍事上不作為而將這一優勢拱手相讓？並反而受制於人？只有具備強大的國防軍事力量，具備隨時按住日本的 “七寸“的能力，它才會規規矩矩同你打交道。

　　日本對中國的“歷史情結”

　　中國和日本除了國家利益上的衝突外，比起其它國家來，還多了一層心理衝突和情感衝突。這一特殊的矛盾是在長期的歷史交往過程中形成的。從歷史上看，因地理的因素，狹小的日本列島內部，始終存在向大陸擴張其生存空間和挑戰中國的欲望和衝動，並伴隨日本島內的統一和分裂、強盛和衰落，時起時伏千年不熄。日本的遣唐使雖被人一廂情願地看成是中日友好交往的一段歷史佳話，但從日本長期向亞洲擴張的歷史行為看，同時具有向中國學習，以便超越中國戰勝中國，絕非單純為友誼而來。

　　自古以來，日本的擴張方向就是大陸，中國是其地緣政治上的歷史性障礙，中國即使主觀上絲毫不想威脅日本，中國的存在就是日本的不舒服。而一個強大的中國存在，日本更感到特別的彆扭。這或許就是日本對中國長期的“歷史情結”。日本天然的擴張欲望決定了歷史上中日交往敵意勝於友好，衝突多於合作。中日關係的這一歷史性質，可以說至今沒有根本的改變。以50年對中國喪心病狂的侵略的慘敗，本土被美國占領，國家軍事機器被摧毀才換來20年和中國友好相處，現在藉助美國國力得到恢復，又開始挑釁中國，“一闊臉就變”的歷史習性無根本之變化。

　　隨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迅速崛起勢頭，日本感到類似晚清和抗戰前中國處於內亂的歷史機遇一去不復返了，一個巨人即將歷史性地崛起，幷有極大可能成為東亞地區無可匹敵的領袖國家。而自己除了經濟上的大國地位外，外交、軍事仍在美國的羽翼下蠅營狗苟，且有可能淪為亞洲的二等國家，內心日益感到不安，甚至恐懼。日本的“歷史情結”被再次激活了。

　　面對日本這種“歷史情結”，一味容忍、寬恕、友誼、退讓對中國來說恐怕不是善策，也不可能帶來長久安寧。所謂的“以德報怨”對居心叵測的懷有宿怨鄰國而言，只是示弱的表現，只有姑息養奸的效果。有必要澄清一下，“以德報怨”是對儒家處世原則的嚴重歪曲，《論語憲問》云：“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可見孔子不主張以德報怨，而是主張以公正為原則對待別人的各種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怨恨。考察整個中日關係史，可以說“以德報怨”是極其不明智的，中日關係史是一部“以德報怨”的失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