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已經加入美國海軍戰鬥序列十餘年的瀕海戰鬥艦，依然是海軍軍事技術躍進的圖騰性標誌，它們的存在表明，美國海軍始終堅信技術跟蹤的最大問題在於放棄了對未來海上作戰戰術思想的思考，所以在技術發生質變的時候，老經驗必須被果斷拋棄，才能讓新面孔得以脫穎而出，才能讓新的海上作戰戰術思想被以物化的、技術的形式確定下來。正是秉承着這樣的思想，時任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的克拉克成了瀕海戰鬥艦這種時髦軍艦的堅決擁護者，當時無論是在海軍內部，還是美國國會都稱瀕海戰鬥艦是克拉克的“頭號預算重點”。然而，在首批瀕海戰鬥艦加入美國海軍戰鬥序列十餘年之後，這種人類海軍史上尚沒有過的全新艦種既收穫了讚譽，也收穫了質疑。

　　概念醞釀中的異議

　　對這種時髦軍艦的質疑聲從一開始就是存在的，早在瀕海戰鬥艦的概念被提出時，就已經有人跳出來對其加以指責了。在阿瑟·塞布羅夫斯基海軍中將任海軍戰爭學院院長、自1998年開始任海軍作戰發展司令部司令期間，着眼於美國未來海上力量大力推進了以下4個主題的發展：一是網絡應該成為艦隊的中心組織原則，而其傳感能力和作戰能力應分布於多種有人和無人平台之間;二是在收集、核對和解釋數據方面，艦隊傳感分隊應該比任何一個網絡化沒有達到同等水平的敵人更加迅速，使美國部隊在“指揮速度”方面取得極大的競爭優勢;三是艦隊應成為國家的“可靠介入”力量;四是在預算允許的條件下，大量艦艇及由此形成的艦隊戰鬥力應分布以眾多相互聯結的平台和系統。

　　“可靠介入”指的是艦隊克服海岸防禦、使空中部隊以及在某些情況使地面部隊能夠在敵方領土作戰的能力。對於這種能力，敵方將運用反介入/區域封鎖戰略實施對抗，顯然，只有與敵人在敵方近海地區作戰，才能實現軍事介入。在近海作戰中，海軍主戰部隊將瓦解敵方反介入/區域封鎖能力的陸上要素，支援後續作戰。實際上，在近海地區作戰，包括保護主戰部隊、摧毀敵方的海岸海軍設施(如水雷、潛艇、攻擊快艇、近海攻擊快艇)等任務將主要由小型網絡化戰鬥單位來完成。塞布羅夫斯基堅持並反覆重申了這樣一種觀點：在艦隊戰鬥網絡中，分布於各平台間的網絡化戰鬥力比任何單獨平台的力量更重要;對於活動於危險的近海地區的網絡化平台來說，速度比機動性、隱身性更重要。塞布羅夫斯基對於速度的強調來源於其曾是一名噴氣戰鬥機飛行員的服役背景，對於這樣一種身份來說“速度就是生命”。

　　簡而言之，塞布羅夫斯基提出的實際上是一種小型的、廉價的、能夠基於網絡體系進行作戰的“水面戰鬥機”，其預設戰場則是敵對國家的瀕海近岸地區。但塞布羅夫斯基對於小型近岸快速艦艇需求的思考引發了大量爭論，先是美國海軍內部的一些人士從速度、有效載荷和續航能力之間存在必要的取捨這個角度來質疑其技術上的可行性。雖然後來塞布羅夫斯基的建議受到了時任海軍作戰部長維恩·克拉克的重視，並在經過一系列演進之後，其設想發展為排水量大得多的瀕海戰鬥艦項目(LCS)——從160噸級放大到3000噸級，幾乎拓展了近20倍，從而以技術的方式回應了早先的質疑。至於其中的原因非常簡單——按照字面解釋“瀕海”指的是瀕臨大海的“沿岸地區”，所以其他各國所指的瀕海艦艇往往是指近海區域作戰的防禦性輕型艦艇。而美海軍的瀕海戰鬥艦概念卻與瑞典、俄羅斯、德國、日本等國基於防禦的輕型近海作戰艦艇不同，按照克拉克對其的定義，瀕海戰鬥艦是“發展一種平台，它能相對大量地部署並依靠靈活的作戰模塊，支持大範圍的聯合作戰行動，保障海軍部隊在敵方水面艦艇、潛艇和水雷的威脅下進入瀕海地區”。美國海軍的瀕海戰鬥艦將是立足於進攻，進行跨海近岸作戰，為航母編隊主力艦隊充當急先鋒，控制近海的作戰艦艇，這也是為什麼強調廉價的瀕海戰鬥艦達到3000噸級的部分原因，因為美國人的瀕海戰鬥艦需要在本土或海外基地加裝相應任務模塊後，再開赴戰區進行近岸作戰，為了保持相應的自持力與航程，3000噸是最低極限。然而，面對放大了的LCS，在其項目實施過程中，新的質疑聲卻又再次響起。

　　瀕海戰鬥艦項目自身的麻煩

　　LCS項目自身所遇到的麻煩，無疑是給反對者們最好的口實——並非美國海軍所有人都歡迎一種新級別小型戰艦。首先來講，無論是“自由”級還是“獨立”級，這兩種初始版本的瀕海戰鬥艦隻具備1~2個通道的點防空能力，這個能力是通過57毫米艦炮和“拉姆”防空導彈實現的，具備相當強的對掠海飛行反艦導彈的攔截能力，而軟殺傷防禦系統則是由“努爾卡”軟殺傷系統提供，然而即便如此，這兩型瀕海戰鬥艦的防空能力依然是有限的。它們的生存力主要表現在自身的低可探測性上，而在高強度對抗環境下，必須依靠航母編隊提供的艦載機等提供空中保護，這在很多反對者看來無疑是瀕海戰鬥艦生存能力不足的一個證明。其次，高航速的要求構成了對主機馬力和結構重量的苛刻要求。由於需要安裝大功率動力裝置以克服艦船在高速航行時所產生的峰值狀態下的興波阻力，瀕海戰鬥艦要求的功率密度比傳統的水面艦艇要大得多。例如，作為1艘3000噸級的水面艦艇，“獨立”級和“自由”級瀕海戰鬥艦動力系統的總功率達到了84.8兆瓦;而滿載排水量為4100噸的“佩里”級護衛艦動力系統的總功率為30兆瓦、滿載排水量為8300噸的“伯克”級驅逐艦動力系統的總功率為78兆瓦，瀕海戰鬥艦的功率密度達到了“伯克”級驅逐艦的3倍左右。儘管採用了功率大、重量輕、價格昂貴的燃氣輪機，動力系統占據比重過大的體積和重量仍然使艦船的有效載荷和艦艇的結構空間與重量受到了不少的擠壓：包括武備、燃油等的有效載荷與艦船滿載排水量比例比其他類型的大型艦艇要低，這導致了其作戰成本要比其他類型的艦艇高得多。瀕海戰鬥艦的船型選擇和動力推進裝置的配備是以高航速下的狀態作為其設計優化的基準來進行的，其巡航狀態下的艦船快速性效率不佳。實際上，在艦船的整個服役期中，以極限高航速航行的時間比例很低，因此瀕海戰鬥艦的經濟性也自然不會太理想。

　　再有，為了減輕艦體的結構重量，以保證在高航速下提高艦船的有效載荷，瀕海戰鬥艦大量使用了鋁合金材料和複合材料。作為一種易燃材料，鋁合金的大量使用在減輕艦艇重量的同時，也帶來了火災的安全隱患;複合材料在高速作戰艦船上使用是否適應未來作戰環境也並未得到實戰的充分檢驗。同時，由於有效載荷的限制，瀕海戰鬥艦難以具備較高的續航力和自持力。這二者的不足將導致艦船作戰半徑和對危機反應能力的降低，在缺乏足夠的外部後勤保障的情況下，作為側重於跨洋到敵方瀕海/近海區域作戰的瀕海戰鬥艦來說，續航力和自持力的不足無疑是一個難以迴避的軟肋。另外，瀕海戰鬥艦通過提高艦艇的自動化水平、採用可重新組合的模塊化結構以根據需要更換不同的任務模塊等手段，來實現降低艦艇人員數量的配置、以一種中型艦艇的噸位規模去執行大型艦隻多用途作戰任務的目的。然而，艦艇的模塊化結構要求每名艦員必須有執行多種任務的能力，這導致了艦員執行每種任務熟練程度的降低、訓練周期的增長、艦員素質要求的提高等問題，多任務模塊化技術條件下“全能型”艦員的訓練基本功一般不如驅護艦上的“專用型”艦員紮實。同時，艦員數量的不足也降低了艦船突發事件下的應急處理能力，由此而造成了艦船生存能力的降低，這些技術短板不同程度上抵消了高自動化水平、多任務模塊結構給瀕海戰鬥艦所帶來的技術優勢。特別是，瀕海戰鬥艦的少量艦員將難以執行人力密集型的海上攔截行動，對於這個問題，瀕海戰鬥艦的總承包商也不得不承認，瀕海戰鬥艦的最小化人力結構需要經驗與銜級的合理搭配，40人的核心艦員組尚不足以滿足其運行需求。他們正進一步努力，“力求以50人以下的人員力量，實現為保證瀕海戰鬥艦自持力的艦載維護人員和擔負警戒任務的恰當艦員規模”。這種說法，實際上委婉地承認了在自動化水平和人力需求之間，瀕海戰鬥艦的設計存在着某種先天缺陷。還需要看到的是，具備在瀕海/近海區域的作戰能力要求瀕海戰鬥艦必須具有淺吃水的特徵，這一要求導致了艦船適航性和耐波性能力的降低。瀕海戰鬥艦的最大航速只有在風平浪靜的理想海況下才能得以實現;在波濤洶湧的開闊海域航行時，不僅其速度優勢無從發揮，其船型特徵還帶來了適航性及安全性不佳的問題。這些缺陷對瀕海戰鬥艦在開闊海域的自由行動構成了很大的制約。“獨立”級瀕海戰鬥艦的三體船型固然具有使艦船獲得大甲板面積、比同排水量的單體船具有較好的穩定性和適航性、高航速下興波阻力小等優勢。但相比單體船型，該級戰鬥艦存在主船體水下部分狹窄、空間利用率低、小型側體內部空間難以有效利用、結構複雜、建造困難、消耗材料多等缺陷。還有一點值得提及的是，瀕海戰鬥艦是以機動性好、進攻能力強作為其設計的側重點，而對敵方攻擊時的防護則難以進行全面的顧及。一旦低可探測性的防護性手段失效，相對於大型艦艇，瀕海戰鬥艦的結構比較脆弱，其結構可靠性也較低，一旦受損也就更容易喪失戰鬥力。

　　LCS項目自身所遇到的麻煩不僅僅是設計上的還有工程實踐上的，比如“獨立”號瀕海戰鬥艦在試航中，其鋁質艦體與鋼質噴水系統接合處就不止一次發現裂紋。在試驗了很多電化學腐蝕措施後，通用動力的工程師們才認識到，常用於商業船舶的陰極保護系統(CPS)並不能滿足瀕海戰鬥艦的防腐蝕要求。令人感到尷尬的是，這類問題在使用鋼製艦體的“自由”級上也發生過——在一次惡劣天氣試航中，艦員發現“自由”號瀕海戰鬥艦的艦體上出現了裂紋，這是由於焊縫缺陷和墊楔過小造成的。雖然在隨後的維護中，工程師們修復了此裂紋，並在試航後檢修中更換了更小的墊楔，然後還將修改後的設計用於“自由”級後續艦隻的建造中，以更正高壓力缺陷和效勞問題，同時也提高了合理性，使焊接工作更加高效，然而，這些工程環節上的瑕疵還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們對這兩型高技術淺水艦艇的信任感，並為反對者們提供了新的論據。

　　不過，比工程瑕疵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成本控制。為儘快交付艦隊使用，瀕海戰鬥艦的設計工作在需求最終成型之前就開始了，而其建造工作也早於設計工作的完結。在建造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狀況，導致成本超支、工期延長，因此不管是“自由”號還是“獨立”號，海軍都沒有做好成本控制工作。早在2006年11月，美國國會的預算委員會就憤怒地發現，該項目要比預期的更加昂貴——美國海軍最初計劃在每艘瀕海戰鬥艦花費2.2億美元，而當時的成本估計已達到2.7億美元。至於每艘艦上的任務模塊，原本計劃平均花費1.5億美元，但當時的成本估計已達2.1億美元。結果為了控製成本，2007年美國海軍不得不發布了一項暫停建造LCS-3和LCS-4瀕海戰鬥艦的命令——由於在重新簽訂合同方面海軍無法與船廠達成一致意見，海軍只得終止了這些瀕海戰鬥艦的建造計劃。直到2年以後，美國海軍才於2009年以成本風險更小的價格簽訂了LCS-3和LCS-4瀕海戰鬥艦的建造合同，保證每艘瀕海戰鬥艦系統總採購成本在4.7~5.8億美元之間，隨後於2010年簽訂了2種艦型每年各建造10艘艦的生產合同。然而，變化的採購價格和浪費了的2年時間無疑又為反對者們送上了新的把柄。

　　變化了的環境

　　對瀕海戰鬥艦的反對者們來說，更大的契機在於變化了的環境。美國海軍發展瀕海戰鬥艦的初衷是尋求一種低成本、高效率收割冷戰紅利的軍事工具。用形式化的術語來說，就是美國海軍在蘇聯解體後預見到了其水面艦隊在未來威脅面前的不平衡和數量不足問題。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由冷戰時期的單個、大規模公海敵人，轉移至爭端不斷的近海海域。正如時任海軍作戰部長的維恩·克拉克所述的那樣，瀕海戰鬥艦將設計成“控制近陸戰區”和“阻止敵人在近陸環境中以低成本非對稱反介入擊殺作戰對抗美國艦艇作戰。”根據戰役兵棋推演分析，集群式快艇、柴油動力潛艇和水雷將依然是未來存在於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中的挑戰。因此，瀕海戰鬥艦將執行三項作戰任務，以確保友邦部隊能夠介入近海海域：反水面戰、反潛戰和反水雷戰。這些任務是極為重要的，也將促進瀕海戰鬥艦的發展以及未來運用。根據其效能，瀕海戰鬥艦還要擔負其他一些次要任務，包括情報監視和偵察(ISR)、國土防禦和海上攔截、特種作戰部隊支援以及後勤保障等。在打擊海盜、反走私、緝毒等方面瀕海戰鬥艦更占有成本優勢。這些低強度作戰環境下的任務，由瀕海戰鬥艦承擔，可將航空母艦編隊等主要作戰力量解放出來，從而節約了使用成本。另外，瀕海戰鬥艦還將用於執行海上外交存在任務，這是和平時期海軍的主要作用。這些任務職能無疑是十分明晰的，對於彌補近海海域的作戰能力不足問題不可或缺，但瀕海戰鬥艦應對高風險環境能力不足的問題卻始終令人擔心。雖然作為回應，美國海軍也不斷強調，在中高強度作戰環境下瀕海戰鬥艦可能扮演的角色，如瀕海戰鬥艦可用於與航母編隊等主要作戰力量搭配使用。航母編隊首先利用艦載機、巡航導彈等遠程攻擊力量摧毀敵國海空力量，癱瘓敵國海岸作戰系統，使其不能夠有組織進行抵抗。在強行向海岸逼近作戰中，瀕海戰鬥艦充當航母編隊急先鋒，在艦載機的配合下，率先進入戰區，驅逐、清理敵近岸的導彈艇、魚雷艇、攻擊艇，建立反潛防禦圈並清除水雷，確立安全海域和航道，同時對敵海岸淺近縱深進行偵察打擊，在航母編隊等主要作戰力量的前方和側翼形成一條新的反潛、反不對稱水面襲擊的防禦圈。在航母編隊等主要作戰力量在安全海域內對內陸深遠處進行兵力投送、火力打擊過程中，瀕海戰鬥艦則可以在航母編隊主要作戰力量的外側形成一條隔離帶，阻止敵潛艇滲透，阻止不明船隻靠近，避免不對稱攻擊。不過，瀕海戰鬥艦的批評者們卻仍將瀕海戰鬥艦視為一種只能適應低強度作戰環境的低性價比水面作戰平台，而且這種批評隨着後冷戰時代假想作戰環境的變化而愈發嚴厲起來。

　　這些批評聲音的要點在於，蘇聯海軍擁有北方、太平洋、黑海、波羅的海、裏海大艦隊和地中海、印度洋、南海三支分艦隊，觸角遍及世界各大洋，曾是世界上唯一能與美國海軍抗衡的海上力量，所以冷戰中的美國海軍是以奪取制海權而存在的，以大洋深處作戰為主。在失去了蘇聯這個對手之後，美國海軍一度認為自己不再面臨高強度作戰環境，在沒有對手爭奪制海權的新時代裡，在敵方近岸區域的低強度環境下承擔起寬泛的任務將成為主要的作戰樣式，瀕海戰鬥艦的概念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支撐下被提出並被接受。但實際上，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美國絕對軍事實力的下降，這種絕對軍事實力的自我放逐本身就已經飽受批評。一些觀點認為，絕對軍事實力的裁減使美國不再有能力奉行全球遏制戰略，冷戰後的美國需要將相對有限的軍事力量高效運用，在保持其全球戰略平衡的同時，以期望用最小的代價實現維持全球領導地位的最高目標。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很難再輕鬆自如地應對全球任意地點的所有問題，1993年最終放棄干預索馬里的軍事行動正是其由於實力不足而放棄對非重要安全利益關注的一種體現。這樣一來，對軍事力量的使用方法和主要威脅來源的定義重新作出思考成為美國冷戰後的必要任務，在這些思考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前就被倉促拋出的瀕海戰鬥艦隻能是一個有欠穩妥的敗筆，浪費了原本有限的資源。火上澆油的是，隨着從21世紀第一個10年開始，中國海軍的崛起和中國武裝力量“反介入/區域據止”能力的不斷增長，美國海軍曾經預想的後冷戰時代軍事環境似乎馬上就要發生深刻的變化。於是在這些瀕海戰鬥艦的批評者眼中，作為中國武裝力量“反介入/區域據止”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實力正在迅速膨脹的中國海軍實際上是作為蘇聯紅海軍的影子在“回歸”，未來將對美國產生嚴重而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將廣泛地體現在美國的軍事策略、外交和政治選擇乃直至全球戰略層面。無論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是否屬於美國單方面臆造出來的結果，至少在目前看來，“反介入/區域拒止”概念已經在美國的軍政精英層里引起了不小的憂患意識，並且美國軍方已經以此為契機主張和推動了一系列的軍事改革，總結起來，這些影響可以劃分為三個層次。

　　一是失去干涉和介入地區衝突的能力——按照美國的設想，台海地區是最有可能爆發中美軍事衝突的地區，假如同中國的衝突爆發，美國有可能遭遇這樣的情形：在衝突爆發的初始階段，美國位於沖繩島和韓國乃至日本本島的空軍基地將會遭到彈道導彈、巡航導彈以及作戰飛機的組合攻擊而失效;緊接着中國會利用包括網絡戰、電子戰、反衛星和電磁脈衝在內的各種軟硬手段打擊美軍的C4SIR系統，大幅削弱對前進部署及奪取制空權至關重要的指揮控制能力和早期預警能力，在距離中國沿岸約1500千米範圍內形成一個喪失信息戰優勢的區域。此時，匆匆趕來的航母編隊因直接暴露在中國的打擊火力之下，只能選擇儘可能遠地撤離這片區域。除此之外，中國還會使用彈道導彈、巡航導彈、作戰飛機、潛艇、水面艦隊、布設水雷、投放特種部隊等方式，對美國在亞太縱深的後勤補給設施持續打擊，削弱美國對戰區持續部署的能力。美國軍方相信，中國已經擁有了足夠打擊到位於第二島鏈的關島基地的能力，作為美軍在亞太最大基地的關島一旦失去作用，對於美軍來說戰爭根本不可能繼續進行下去。他們認為，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已經對美國的軍事介入能力造成實質性挑戰，這種軍事壓力會施加到美國的政治和外交決策中，動搖美國干涉地區事務的決心。

　　二是削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力——在美國看來，類似的反介入作戰不大可能僅僅發生在台海地區，中國也很有可能在其他地點使用“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來達成其政治目標。當衝突爆發時，美國軍事介入的意志會因同樣的原因而動搖。一旦這種情況發生在美國的亞太盟友身上，美國將面臨兩難的境地：是以超出實際利益的高昂代價捲入衝突還是以喪失對盟友影響力的代價僅發出弱勢的反應。如果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進一步發展，美國將逐步失去對其亞太盟友的保護能力。

　　三是對美國全球霸權的動搖——美國認為，“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帶來的影響會削弱對美國最為關鍵的軍事優勢，進而動搖美國的全球霸權。正如中國在海灣戰爭期間觀察美國的軍事行動一樣，美國的軍事分析家們也在注視和思考着“反介入/區域拒止”所帶來的新變化。“反介入/區域拒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新軍事科技對傳統戰爭形態的改變，而美國面臨的安全環境可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首先表現為制海權能力的削弱，美國長期賴以維持全球制海權的航母戰鬥群已經被經常性地削弱為“打擊群”。自冷戰結束後，美國海軍未建造一艘裝備有反艦導彈的水面艦艇;缺乏必要防空和反艦能力的瀕海戰鬥艦被大量建造，進一步稀釋了本已不足的制海權資源。簡而言之，在中國海軍崛起的背景下，僅僅憑藉美國海軍現有的水面艦隊可能已經無法掌控制海權了，而異想天開的瀕海戰鬥艦正是罪魁禍首之一。

　　有欠公平的指責及反駁

　　雖然批評者們的聲音似乎言之有物，甚至將自2017年以來，美國海軍為“自由”級和“獨立”級瀕海戰鬥艦配置“魚叉”反艦導彈的試驗，作為指責瀕海戰鬥艦在概念上存在先天不足，現在不得不隨着高強度制海權作戰的回歸而打上“補丁”的“罪證”。但這種指責在瀕海戰鬥艦的支持者眼中卻是有欠公平和荒唐的，他們反駁的理由十分充分。他們指出，美國海軍為“自由”級和“獨立”瀕海戰鬥艦配置“魚叉”反艦導彈的試驗，實際上是“分布式殺傷”概念驗證計劃的一部分。2014年底，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一次兵棋推演中，加裝中程反艦導彈的瀕海戰鬥艦令參演雙方均受到顯著影響。裝備反艦導彈後，藍方指揮官立即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瀕海戰鬥艦，將其從局部的軍事存在性角色轉化為全海域進攻性作戰角色。這一變化使得紅方不得不使用寶貴的情報、監視與偵察資源，試圖發現那些更具威脅的艦艇平台，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瀕海戰鬥艦的潛在作戰能力有待挖掘。

　　“分布式殺傷”概念由美國海軍水面部隊司令部高層於2015年1月首次提出，這一概念針對美國海軍在對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作戰環境中主要水面艦艇進攻性作戰能力尤其反艦能力相對不足的短板，通過為現役巡洋艦、驅逐艦、瀕海戰鬥艦、兩棲艦和支援保障艦船裝備相應的反艦導彈武器增強水面艦艇部隊的中遠程反艦能力，把海上進攻性作戰能力分散到更多的中小型水面艦艇上，從而使美國海軍從整體上在實施戰略威懾和戰役戰術進攻方面減少對航母的依賴性，增強水面艦艇力量在平時、危機和戰時等各個時期運用的靈活性。事實上，“分布式殺傷”概念的核心內容是：增強美海軍水面艦艇攻擊力，由3艘左右艦船組成“水面行動大隊”，分散部署在廣闊海域，增大敵方探測和打擊難度，提高自身生存力、殺傷力;同時發揮美軍技術優勢，在分散平台的情況下，集中火力，對敵實施打擊和摧毀，以消除“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確保美國的海上優勢。具體構想是：通過將提升水面艦艇的攻擊能力並分散部署，對敵方整個殺傷鏈，特別是前端的情報監視偵察系統(ISR)施加更大甚至飽和性壓力，使之難以有效跟蹤、瞄準、打擊和防禦。美國海軍認為，在應對美航母戰鬥群時，對方如能發現航母，便可推斷出其他艦船的大致位置，而且編隊中各艦船承擔的任務、攻擊能力、威脅程度相對固定，可較容易地進行作戰籌劃、ISR和火力資源優先分配順序。然而，按照“分布式殺傷”概念的要求，美水面艦艇分散部署，各艦都具備攻擊能力，且承擔的任務、彼此關係不甚明確，將使對方很難確定ISR及火力優先順序，極大增加對方整個殺傷鏈的壓力，輕則使其觀察、決策、行動速度大大降低，作戰能力嚴重削弱;重則使其整個殺傷鏈前端飽和，陷入癱瘓，由此實現“懾止對手進攻，使其喪失達成目標的可能性，確立並保持海洋控制權，投送力量”等作戰目標。顯然，無論從各方面來講，瀕海戰鬥艦都將在“分布式殺傷”概念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一方面，“分布式殺傷”本來就是瀕海戰鬥艦題中的應有之意。要知道，分布式作戰並不是一個新概念，一定程度上是“新瓶裝舊酒”或歷史與文化傳統的回歸。在冷戰時期，蘇聯海軍高度重視反艦能力建設，為對抗以航母為代表的美國海軍大中型水面艦艇目標，在其航母、巡洋艦、驅逐艦、護衛艦等大量大中小型水面艦艇上配備了型號多樣的反艦導彈，並在使用和部署上也採用分散配置的方式，既可監控更廣闊的戰場空間，也避免了在敵人核打擊或集中的空中打擊下造成整個艦艇編隊的損失。到冷戰末期，隨着“戰斧”系列巡航導彈的服役，美國海軍除航母外的大量中型水面艦艇如戰列艦、巡洋艦和驅逐艦逐步具備對蘇聯海上和陸地目標的遠程打擊能力，這也意味着蘇聯海軍需重點盯防的“高威脅”目標將從之前數量有限的彈道導彈核潛艇和航母擴大到其他大中型艦艇。此外，對於俄羅斯海軍在2015年10月首創使用輕型護衛艦從裏海發射巡航導彈打擊“伊斯蘭國”位於敘利亞的目標，美國海軍研究人士認為，由於在這一作戰行動中輕型艦艇所展現的部署靈活性及其給對手在偵察監視和定位等方面造成的困難，從某種程度說，已經實踐了美國海軍仍處於紙面研究和探索階段的“分布式殺傷”概念。從自身歷史看，美國海軍早在1812年第二次獨立戰爭中就使用過較小型的艦艇(如“憲法”號護衛艦)實施獨立作戰行動。在二戰中，海軍各級指揮官獨立作戰的案例也很多，如在諾曼底登陸中，因發現重要戰機，驅逐艦指揮官沒有等待上級指示或請求批准，就將作戰方案從掩護小型船隻轉變為從淺灘向岸邊發起炮擊。所以，“分布式殺傷”也被認為是美國海軍重回水面艦艇獨立自主的作戰傳統，最大限度地威脅、破壞、毀滅敵方目標。也正因為如此，“分布式殺傷”本身就是瀕海戰鬥艦概念中的應有之意。還在冷戰高峰的1986年，美國海軍研究生院教授韋恩·休斯就撰寫了一部關於艦隊戰術的有影響力的著作，這部著作闡明的一個主要觀點就是在導彈互射期間，艦隊作戰將有利於能夠更長時間保持戰鬥力的一方，戰鬥力的生存能力可能通過將其從幾艘大型導彈戰艦上分布到一群分散的小型導彈戰艦上來實現。正是這種觀點啟發了美國海軍戰爭學院院長亞瑟·塞布羅夫斯基海軍中將的相關研究，正是這些研究最終演變成了今天的“自由”級和“獨立”級瀕海戰鬥艦。

　　另一方面，瀕海戰鬥艦其艦體結構採用可重新組合的開放式結構，能根據任務需要組裝、搭配不同的武器模塊系統並實現“即插即用”。這種模塊化的設計思路提供了寶貴且負擔得起的靈活性，這為今天主要承擔反潛、反水雷和有限水面作戰任務的瀕海戰鬥艦拓展其任務範疇提供了可能。換句話說，瀕海戰鬥艦及其搭載的任務包決定了其能夠很快適應、拓展進入其他任務領域，滿足不斷發展的威脅的需求，而其他傳統艦艇則缺乏這種適應性。對此，除了近年來美國海軍在“自由”級和“獨立”級上進行的反艦導彈適配性試驗外(2017年7月19日，在“環太平洋”軍演中，“科羅拉多”號瀕海戰鬥艦則從安裝在前甲板上的臨時發射架上發射了1枚“魚叉”反艦導彈，雖然這枚導彈沒有預定目標，但驗證了瀕海戰鬥艦裝備並發射專用反艦導彈的可行性)，正在開發的新型任務模塊將極大拓展這些艦隻的任務能力——這些模塊包括裝載特種部隊的住宿模塊(不過現在的住宿模塊還沒有自己的衛生設施，需要使用艦員艙房裡的衛生設施);也包括裝備完整LRASM-A反艦導彈的反艦模塊;洛克希德·馬丁甚至還提議研製“宙斯盾”模塊，使瀕海戰鬥艦具有反導哨艦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宙斯盾”模塊本身與“標準”6導彈有着良好的兼容性，而“標準”6導彈又是一種既能反導又能執行防空和反艦任務的全能型導彈。2016年2月，美軍一艘“伯克”級導彈驅逐艦發射了原來用於防空的“標準”6導彈擊中了一艘退役護衛艦，此次試驗是美國海軍“分布式殺傷”概念的首次測試。同月，美國防部長卡特正式確認海軍正在改進雷聲公司的“標準”6導彈，使其具備打擊200海里外水面目標的能力。卡特在發言中提到，“我們正在改進‘標準’6導彈，使其除了防禦外，還可打擊遠距離水面目標。”改進後的“標準”6導彈會構成美海軍強大的新型反艦能力，將裝備於驅逐艦和巡洋艦，以滿足“分布式殺傷”理念。2017年1月18日，1艘“伯克”級驅逐艦再次發射了“標準”6導彈，擊中了停泊在夏威夷沿海的1艘退役“佩里”級護衛艦。顯然，這種模塊化的任務拓展能力與其基本模塊框架本身所具備的遠洋適應性、高機動性相結合，意味着無論是應對近岸淺水地區的複雜環境任務，還是在重新回歸大洋深處的制海任務中，瀕海戰鬥艦都是能被得心應手使用的一把“利刃”——它們的面貌將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環境的變化而不斷改變。

　　結語

　　瀕海戰鬥艦這一艦種所具有的革命性是毋庸置疑的，當然，革命性意味着摸索，而在戰術和技術的前沿摸索過程中，常會走一些彎路，畢竟在接近世界前沿甚至超越之後，“失敗乃成功之母”就是更常見的情況。所以就現在的情況而言，儘管存在諸多質疑，但在可預見的未來，瀕海戰鬥艦仍將是美式海權的技術載體和軍事工具——漫長的概念孕育和項目實施過程中的謹慎決定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