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日本人侵入中國。他們也許從中國“以夷制夷”的策略上受到啟發，對中國要“以華制華”。北洋的軍閥頭目，便成了他們爭取的主要對象。出乎他們意料的是，在這些表面有些粗魯的中國軍人面前，他們都碰了壁。

徐世昌的名字現在許多人已經很陌生了，但他確實當過幾年中華民國的總統。七七事變後，漢奸王克敏曾以師生之誼前來拜會，企圖拖徐世昌下水。徐閉門不見，並向人表示“我沒有這樣的門生”。曹汝霖也來充當說客，聲稱徐如能出山，和日本訂立親善條約，日本即可撤兵，徐以年老婉辭。曹告辭後，徐對門房說:“以後曹若再來，就說我不在家。”

1938年日軍師團長板垣和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約徐世昌定期會面。徐託病未見。日方不死心，又派徐的兩個門生來遊說。一個姓金的學生勸老師不要失掉千載難逢的機會，徐以年老多病推辭，並怒斥:“你太渾。”金也反唇相譏地說:“老師才渾啦。”徐聞金出言不遜，不禁潸然淚下，傷心地說:“想不到我這個年紀，又碰到這一場。”言罷，拂袖上樓。

段祺瑞因為製造了三一八慘案被魯迅好一頓聲討，九一八事變後被日本軍方列入了“合作者”的花名冊。日本人巴望着曾是中國頭面人物的老段出面組織華北的偽政權。為了不讓一位有影響的前國家領導人為敵寇所挾，蔣介石寫親筆信，懇請“芝泉老”南下。

當69 歲的段祺瑞抵達南京浦口時，不光在京的少將以上的軍人集體過江迎接，蔣介石本人也親自到碼頭恭候。享受國賓級待遇的老段，當即對記者發表了對時局的書面講話:“當此共赴國難之際，政府既有整個禦侮方針和辦法，無論朝野，皆應一致起為後援。瑞雖衰年，亦當勉從國人之後。”後來他從南京移居上海，有記者登門採訪，他鏗鏘作答:“日本橫暴行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國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語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國積極備戰，合力應付，則雖有十個日本，何足畏哉？”曹錕在歷史上名聲更不好，為了過把總統癮，不惜大把花銀子賄賂選舉者，留下了“賄選總統”的惡名。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華北淪陷。曹錕的老部下紛紛落水，出任漢奸政權要職。日本侵略者還千方百計地拖曹錕出來當俘虜，年邁的曹錕在劉夫人勸導下，立誓寧肯喝稀粥，也不給日本人辦事。

日本人碰壁後，派出已當上偽“華北治安軍”總司令的齊燮元前來叩門，曹錕夫婦讓家人把他關在門外。接着河北省省長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來訪，曹錕一見，臉色陡變，大聲吼道:“你給我滾出去，以後不許你登曹家的門！”嚇得高凌蔚渾身哆嗦，被幾個侍從架着慌忙溜走。

日本人打主意最早的莫過於東北王張作霖，最有戲劇性的也是這個土匪出身的張作霖。某次，張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會，酒過三巡，一位來自日本的名流，力請大帥當眾賞字，他也許知道張作霖出身綠林，識字有限，想當眾出他的丑。但他抓過筆就寫了個“虎”字，然後題款，在叫好聲中，擲筆回席，那個東洋名流瞅着“張作霖手黑”幾個字笑出聲來。隨從連忙湊近大帥耳邊提醒:“大帥寫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個‘土’，成了‘黑’了。”哪知張作霖一瞪眼睛罵道:“媽了個巴子的！俺還不知道‘墨’字怎樣寫？對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嗎？這叫‘寸土不讓’！”在場的中國人恍然大悟會心而笑，日本人則目瞪口呆。

大元帥府的電報處處長周大文回憶說:1928年5月17日，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求見張作霖，張將其晾在客廳，自己在另一間屋裡大聲嚷着說“日本人不講交情，來乘機要挾，我豁出這個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賣國家的權利，讓人家罵我是賣國賊，叫後輩兒孫也都跟着挨罵，那辦不到”！

一代有血性的中國軍人，就這樣向國人和歷史交上了最後的試卷，為自己書寫了最後的光榮。人生有大是大非，賣國不賣國就是大是大非；每個人有做人的底線，不當漢奸就是一個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