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取得重大成果，也付出了重大代價。當停戰時機日趨成熟時，中、蘇、美都願意坐下來談判，但朝鮮不願意，韓國也不願意(一直不願意)。後來因談判條件爭執，中國堅持立場時，朝鮮又想儘快停戰。

　　在志願軍回國問題上，中、蘇、朝三方也有分歧。當然，形勢不同、利益不同，有分歧是正常的，怎麼解決分歧，是一門藝術。

　　一、以打促談，是中國的既定政策

　　由於中美兩國實力懸殊，中央在1950年10月決策出兵援朝時，就本着“不擴大”原則，期望把戰場控制在朝鮮半島範圍內，以防止戰火燒到本土。由此確立了“以打促談、最終通過談判解決半島問題”這一軍事政治相結合的參戰策略。

　　但是，戰場上從來就是以實力說話、以勝負說話，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所以，談的前提是打，是戰而勝之。志願軍入朝後，經過5次戰役、7個多月的較量，基本上摸清對方的底牌。戰前極度輕視中國軍隊的美軍，領教了志願軍超強的戰鬥韌勁，開始意識到“取勝無望”。

　　志願軍的英勇奮戰，為“談判解決半島問題”創造了條件。為此，中國決定邊談邊打。

　　1951年6月23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建議朝鮮交戰雙方談判停火與休戰。25日，中國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美國以總統杜魯門發表政策演說的形式，同時表態支持馬立克的建議。30日，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通過廣播，正式提出雙方舉行停戰談判。7月1日，彭德懷和金日成聯合發表聲明，贊成與李奇微進行停戰談判的提議。

　　二、中國要停戰，朝鮮不願停戰

　　1951年7月10日，雙方首次會議在開城來鳳莊舉行，歷時2年的朝鮮停戰談判拉開序幕。中方對談判的態度是比較積極的，但朝鮮方面對於停戰談判卻存有極大的戒心。金日成甚至認為，這是“中國力圖達到停戰和擺脫援助朝鮮這一負擔最明顯的表示”。

　　在談判過程中，朝鮮方面又覺得中國讓步過多。1951年7月27日，毛主席致電金日成：“如果美國堅持以現有前線作為分界線的話，中國認為可以向美國人做出讓步。”

　　這個時候的前線，有很大一部分在三八線北。這就意味着北朝鮮發動了戰爭，卻要失去三八線以北的一些土地。這樣，在政治上就無法交待。金日成對此無法接受，表示了極大的不滿，立即回覆說：“這種讓步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意味着對朝鮮嚴重的政治打擊。”

　　當時的蘇聯駐朝大使注意到：朝鮮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明顯地冷淡了，也更加堅定了依靠蘇聯的方針。此時，中方希望儘早結束戰爭，而朝鮮方面不願意接受“過多讓步”下的停戰。中朝爭執不下，是停戰談判遲遲沒有進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中朝對停戰的態度發生逆轉

　　然而，中朝雙方對談判停戰的態度，不久便走到了各自的反面。

　　1952年下半年，當停戰談判因戰俘問題陷入僵局時，中方堅持戰俘必須全部遣返的主張，否則就繼續打下去。

　　毛主席在給金日成的電報中說：“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面前，接受其挑撥性和引誘性而並非真正讓步的方案，對中朝方面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

　　而北朝鮮卻希望接受美國的停戰條件。金日成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抱怨說：“敵方轟炸給朝鮮的城市和平民帶來了極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拒絕接受敵方的條件。”

　　金日成甚至認為中國志願軍的大多數戰俘以前都是蔣介石軍隊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為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

　　雙方陷入巨大的矛盾之中。對中朝雙方的分歧，斯大林出於在朝鮮戰場繼續拖住美國等因素考慮，復電金日成，支持中國的主張，表示：“中國同志在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此時，中國不願意接受有失尊嚴的停戰條件，北朝鮮則因為每天都在承受巨大損失而希望儘早結束戰爭。

　　四、斯大林去世是停戰的重要原因

　　在停戰問題上，作為盟友的中、朝、蘇各方，利益取向明顯不一致，分歧和矛盾也是巨大：毛主席着眼於東北亞安全、國家尊嚴以及戰場形勢等因素，戰爭繼續拖下去對美國不利，對中朝方面有利;金日成考慮的是北朝鮮的實際利益，是要避免眼前的損失;而斯大林從蘇聯與美國對抗的全球戰略出發，繼續戰爭對蘇聯有利，所以屢次支持了中國的主張。

　　可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以後，蘇聯領導層一來陷入內部權力爭鬥，二來缺乏斯大林那樣的戰略眼光，其對外政策及戰爭方針發生了重大改變，對朝鮮停戰談判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加之美國在戰俘問題上也做了一些讓步。

　　在這個背景下，中國也同意停戰。1953年7月27日，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一方、聯合國軍一方(南朝鮮方面沒有簽字)，在板門店簽訂了《朝鮮停戰協定》及其附件。

　　當時，志願軍已經換裝了蘇式裝備，武器技術水平已經得到很大改善，三八線上的防禦工事也日臻完備，戰爭形勢已經明顯對中朝聯軍有利。按彭總的話說：“當時我方戰場組織剛告就緒，未充分利用它給敵人以更大打擊，似有一些可惜。”

　　可以設想：如果當時斯大林沒有去世，抗美援朝戰爭肯定還會打一段時間，直到戰俘問題得到妥善解決。當然，歷史無從假設，不說也罷。

　　五、北朝鮮無情打擊延安派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及其附件在板門店簽字，朝鮮戰爭停戰(只是停戰，沒有結束)。

　　停戰後，為了對抗留駐在朝鮮半島的美軍，數十萬志願軍(到1956年仍有25萬)繼續駐紮在朝鮮。這讓金日成和北朝鮮感覺很不自在。戰後，由於北朝鮮在重建政策上出現偏差，經濟等方面出現了嚴重問題。

　　這在北朝鮮黨內部引發了強烈不滿，一些幹部引用蘇聯和中國的經驗，批評北朝鮮高層所犯的錯誤。這使金日成感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戰。

　　1956年，蘇共20大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進行批判。北朝鮮黨內對金日成的批評藉機升級。

　　當時朝鮮黨內大體有金派、親蘇派(有蘇聯背景)和延安派(從中國回去的，多數曾是八路軍或新四軍幹部)等派系。對金批評最激烈的，是延安派。

　　為了穩固地位，金日成極力拉攏親蘇派，打壓持有異議的黨內高級幹部，重點對延安派進行“無情打擊”。對此，一些延安派高級幹部(如貿易相、平壤市委書記、駐蘇大使等)紛紛逃往中國。

　　金日成就向中國要人。這引起了毛主席的嚴重不滿，直接指責金日成“搞斯大林的肅反那一套，在幹部問題上敵我不分，犯了路線錯誤，一句反對的話都聽不得，誰反對就殺誰，黨內充滿恐怖情緒”。

　　對此，毛主席還讓米高揚陪同彭德懷專程去平壤，要求朝鮮勞動黨撤銷針對和打擊延安派的八月全會決議。對此，金日成提出的條件是“中國把志願軍撤了”。但被毛主席拒絕，並迫使金日成承認了錯誤。

　　六、金日成想方設法要趕走志願軍

　　這也加深了金日成對中國和志願軍的不滿，中朝關係迅速轉冷。

　　順便說一句：朝鮮黨內的延安派大多是軍事幹部出身，性情耿直，不善權術，不大會玩政治，最終在政治鬥爭中一敗塗地。留在朝鮮的延安派，如金斗奉、崔昌益、金雄、朴一禹、方虎山等，在志願軍撤離後都被整得很慘。

　　金日成不滿中國“干涉”北朝鮮內部事務，想方設法要擺脫中國的控制，尤其忌憚志願軍長期駐紮。金日成甚至不顧原則，想出歪招，要藉助聯合國的名義趕走志願軍：1956年11月，北朝鮮政府向中國政府發出備忘錄，提出讓聯合國出面協助，解決外國在朝鮮的駐軍問題。

　　中國回電北朝鮮指出：“聯合國事實上和法律上都是參戰的一方，而且聯合國只承認南朝鮮政府，故沒有資格出面協調。”

　　毛主席在11月30日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中，對北朝鮮提出嚴厲指責：金日成要趕走志願軍，他可能要走鐵托的道路，更可能走納吉的道路。

　　補充說明一下：鐵托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總書記、總統，以抵制蘇聯控制而著名。納吉是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政治局委員、總理，1956年推行改革，試圖擺脫蘇聯控制。蘇聯出兵干涉後，被判處絞刑。

　　當時中蘇關係仍處於蜜月期，尤其是赫魯曉夫因地位不穩，需要得到中國的支持。所以，蘇聯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也支持中國，認為“志願軍繼續駐紮在朝鮮，不論是從朝鮮人民利益，還是從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利益的觀點看，都是必要的”。

　　七、志願軍使命已經基本完成

　　對此，金日成對志願軍駐紮在北朝鮮，雖耿耿於懷卻無可奈何，中朝關係逐步惡化。為了制衡中國，朝鮮領導人開始向莫斯科大獻殷勤。金日成當時甚至說：“除了鞏固與蘇聯的聯繫和友誼，朝鮮沒有也不會有其他的政治路線。”

　　到了1957年以後，中蘇關係出現一些微妙變化，逐漸出現一些爭執。中國為了尋求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對北朝鮮的態度開始轉變，主動採取一些改善關係的措施。同時，由於國際形勢變化，中國對志願軍駐朝的態度也發生變化。

　　1957年11月，毛主席率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在此期間，毛主席與金日成談話時，提到志願軍撤離問題，稱“鑑於朝鮮的局勢已經穩定，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使命已經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鮮了”。

　　金日成聽後大喜過望，當即就表示同意和感謝。回國後，金日成立即召開高層會議，並於12月16日致信毛主席，表示朝鮮勞動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對志願軍回國)一致感到滿意”，並認為這“必使今後朝中兩黨之間之團結友誼愈臻鞏固”。

　　雙方最後商定：由朝鮮政府首先發表聲明，要求外國從朝鮮半島撤走駐軍;中國政府再表示響應和支持，然後開始單方面撤軍。

　　但美國根本就不理會北朝鮮的聲明。這就是志願軍撤出朝鮮，而美軍一直駐紮在南朝鮮的原因。

　　從1958年3月15日開始至10月26日，志願軍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鮮回國。

　　實際上，中國當時撤回志願軍，還有一個重要考量因素是減少軍費開支。畢竟30萬志願軍長期駐紮在朝鮮，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可以佐證的是：1958年4月，中央以第一批回國的志願軍第19兵團部、工程兵指揮部和後勤2分部等部隊為基礎，組建了特種工程指揮部，直接開往大西北，建設核試驗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