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比較重要的軍事新聞，都和美國的戰略核力量有關。

《紐約時報》本周獨家報道稱，美國總統拜登於今年3月批准了未來4年的《核應用指南》（U.S. nuclear employment guidance），這版《指南》重新調整了美國核威懾戰略的方向，“首次聚焦中國核武庫的擴大”。

同時，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8月26日報道稱，美國陸基核威懾的基石——450座上世紀60年代修建的“民兵”導彈發射井及相關基礎設施已嚴重老化，很多發射井的狀態已“達到極限”，難以繼續有效承擔起戰鬥值班任務。五角大樓和國防承包商面臨着“噩夢般”的升級維護，預算費用屢創新高，達到1410億美元，而完成維護的期限也要繼續延宕5年——這意味着下一代洲際彈道導彈的部署也將推遲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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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涉及美國核武力的新聞，說明了美國核力量的現狀與未來。當然，一旦涉及到核領域，公眾輿論界的反應總是千篇一律。關於拜登“核秘密報告”的評論一般都會總結為“要錢”或“意欲何為”。儘管核武器是每個合法擁核大國保持經濟發展和維護大國地位的戰略基石，但就筆者觀察，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普通民眾都對於本國或外國的核政策不甚了解。很多時候，全世界普通民眾只是粗暴地認為“美俄的核彈可以毀滅世界”，然後就沒有更多認知。

當然，筆者認為，一般民眾對核政策保持不了解狀態，對本國核武力發展和世界和平終歸是個好事兒，否則他們一定會驚訝於現行核政策與核學說，本國核力量和國家利益之間的大相徑庭。

輿論總是非理性的。一個踏實做事的政府儘管會基於國家和民眾的利益發展核力量，但在具體決策上往往是脫離民眾的。美國方面更是如此，很多報道將《核應用指南》稱作秘密核戰略，但該指南的存在本身不是什麼秘密。儘管只有白宮和五角大樓高官能夠翻閱這一指南，但美國國內法律明確要求白宮和軍方向美國國會說明核應用指南的調整情況。

在美國這樣一個自詡民主的國家，如此“公開的機密決策”確實不多見。儘管核政策是美國核心政治議題之一，但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核政策不再像上世紀60年代那樣具備很強的公共政策屬性。現有的美國核政策完全是基於政府高層和軍方的非公開決策制定的。也因此，《核應用指南》成為了美國當下少數幾個可以繞開公眾輿論而制定的重大政治決策。

當然，民間人士過於了解也不行社交媒體

《核應用指南》也不是突然制定的。每屆美國政府都會在任期內出台《核態勢評估報告》（NPR），隨後2年內根據《核態勢評估報告》撰寫新的《核應用指南》，詳細說明核武器使用政策、目標、優先事項和場景。從冷戰結束開始，這一流程就走了至少7遍。過去30年間美國政府只需要應對朝鮮和伊朗，恐怖主義擁核以及台海危機帶來的潛在熱戰風險就可以，不需要對本國核理論和核存量進行傷筋動骨的大改革，因此每屆美國政府的《核應用指南》大多是換湯不換藥。

但到了拜登政府，他們需要制定的《核應用指南》遠比小布什、奧巴馬以及特朗普時期要複雜。首先是因為拜登任期內發生了美國政府沒有預料到的事情，也就是“東方大國”的核突破。美國的智庫從2021年拜登上任伊始就開始鼓吹中國大規模擴核。從2021年7月1日開始，美國各路智庫不斷援引商業衛星照片宣稱，中國正在建造的陸基核載具數量急速增長，將超過美俄目前部署的總量，使得中國的核武力規模達到和美俄並駕齊驅的水平。

儘管這一消息震驚了公眾輿論界，但筆者判斷，在2024年年度的《核應用指南》中，美國不會對中國的核力量規模和核地位作出大規模修改。雖然是猜測，但至少《紐約時報》採訪的專家也承認，目前俄羅斯的核武器體量“仍然大於中國”。

這並不奇怪，面對中國的潛在核武器規模，白宮和美國軍方在過去3年時間內都保持了相對低調，只是在道德層面指責中國擴核，並沒有對智庫的OSINT觀測進行背書。在2022年的《2022年中國軍力報告》中，美國方面刻意低估甚至刻意模糊化中國的核規模和核目標。而在同年出版的《核態勢評估報告》和次年出版的《2023年軍力報告》中，美國軍方只是模糊地宣稱中國核目標是“2030年代部署1000枚核彈頭”，這一數據甚至遠遠小於開源情報（OSINT）觀測到的數量。

對於美國這種忽視“房子裡的大象”的行為，國內有觀點認為，可能是美軍要求公眾繼續保持“中國無法在核實力上匹敵美國”的認知，為本屆白宮班子對抗中國的激烈政治軍事和經濟行動尋求合法性和支持。此外，也有人認為，拜登政府面對目前不願意承認自己核地位的中國，傾向於把問題留給後人的智慧。這兩種觀點筆者都部分同意，但筆者更傾向於認為，拜登政府在核決策上的猶豫不定，源自美國工業基礎導致的核理論與核現實之間的脫節。

核理論與核現實

美國的核建軍由軍方主導，但核政策則由政客主導；而在美國學術界，70年代以前沒有一個普遍被接受的核學說。這導致美國核力量處於理論與現實脫節的狀態，並直接影響了冷戰前期諸多熱戰和對抗的結果。不過，到了尼克松時代，美國的政界、學術界終於統一意見，認為在美蘇同時達到“確保相互摧毀”（Mutual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情況下，核大戰“沒有贏家”。因此，美國當局放棄了原有的“先發制人”核戰略和“大規模報復”核戰略，轉而選擇“互相確保核摧毀”戰略。

儘管五角大樓同意“核大戰沒有贏家”這一政治決策，但具體到核武器發展和建軍上，美國在建造新一代核載具時的首要思路還是立足於在美蘇核戰爭中的全面核實戰。在這一時期，美國的核武力不僅僅局限於“確保對敵國大規模殺傷”（WMD），而是要保證己方的核力量能實現一個“戰略勝利目標”，也就是“打贏核決戰”。

美國在歐洲大量部署的中導，也是針對蘇聯“核制勝”的手段圖源：知乎萌虎鯨

對於美軍而言，這一戰略從來不是模糊的，而是可以量化的。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核打擊計劃“美國統一聯合作戰計劃”（SIOP）中，美國認為“核戰爭”的勝利可以被定義為“摧毀‘蘇聯-中國’集團的核投送能力以及政治軍事指揮核心；摧毀‘蘇聯-中國’的軍事力量；摧毀‘蘇聯-中國’的城市工業能力”。

但這一戰略勝利目標到上世紀60年代末得到了進一步量化。美國認為，在一場核實戰中，美國需要摧毀20%-25%的蘇聯人口和50%-75%的蘇聯工業能力，以對蘇聯實現“最終懲戒”。到70年代以後，為了避免蘇聯在核戰爭中生存下來並迅速恢復，美國進一步加大在持續核戰爭中摧毀蘇聯人口和工業能力的比例，並且為一場“持續數年的核打擊”做好準備。

具體到核載具上，美國在70年代確定了“三位一體核打擊”體系，並在核實戰理論中讓這三種載具“各司其職”。

其中，美國海基核力量將利用美軍布武全球的海軍優勢，抵近到靠近蘇聯的位置實現“核突擊”，儘可能在第一時間實現突防並對蘇聯的核反擊能力進行削減。而陸基核導彈井則作為“戰略基石”力量，既可以在核實戰中充當“核彈磁鐵”吸引蘇軍核彈，又可以利用其準備時間短，指揮鏈路短的優勢進行“核突擊”。

在這些首輪核突擊載具的基礎上，美國空軍保持一支較為龐大的核轟炸機部隊。美空軍計劃在首輪核突擊以後，出動遠勝於彈道導彈的投擲量的轟炸機部隊轟炸已經被核武力削減過防空的蘇聯城市，以實現其“核致勝”的目標。

一架臨空轟炸的B-52的核投擲量相當於一整支東風-31A旅

在這一思路之上，美國最激進的核實戰學派認為，在全面核決戰的基礎上，即便蘇聯摧毀了美國2000萬人口，但美國在戰爭最後仍保持有以轟炸機部隊和彈道導彈部隊為主的強大的核投送兵力，這種“最後一顆核彈”的能力能夠保證美國在核爆的煙雲散去後獲得最終的軍事勝利。

這種追求核勝利的狂熱建軍理論的巔峰是里根時代。到了里根時代，儘管全球幾乎統一了“核戰爭打不贏”的政治認識，但在美蘇冷戰最高峰和美軍新軍事革命帶來的革新浪潮下，美軍在“星球大戰”計劃的引領下，開始朝着“打贏核實戰”的建軍方向狂奔。

這一時期，美軍的三位一體核項目都在為新的“戰略決戰”追求極高的指標。無論是“和平衛士”（PX）系列彈道導彈堪稱匪夷所思的部署方式，還是俄亥俄級與“三叉戟-D5”帶來的極強核突擊優勢，亦或是B-2轟炸機對於核戰理論的顛覆，美軍都希望用壓倒性的核武力優勢，為自己在可能的核交換中搶占先機。

總之，在冷戰末期美蘇緩和的大背景下，美軍最終沒有把核三位一體能力建設到他們設想的瘋狂狀態。但在B-2轟炸機、俄亥俄級核潛艇以及“和平衛士”加持下，美軍確實認為他們能在一場公平的較量中戰勝蘇聯核武力。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核毀滅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似乎遠離了人們的頭頂。美俄簽署了《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雙方的載具數量和彈頭數量削減到一個較低水平。但即便如此，坐擁核載具優勢的美軍在核問題上仍堅持過去的核決戰學說，在各種潛在的推演中依然以徹底打贏對方核決戰為基礎，依舊隨時隨地揮舞着“核大棒”，維護自身霸權。

對於美國而言，從台海危機開始，美國的核力量應該保持能夠同時針對中俄兩個核擁有國。根據美國的設想，美國的核力量應該追求對華的“核決戰”勝利，同時繼續保持針對俄羅斯的核威懾。面對長期只有“250彈頭”的中國大陸核力量，美軍的將領們也從來不避諱討論對華“先手核升級”——不管是美國智庫CSIS的推演還是美國退役海軍上將撰寫的小說，“核升級”最終還是成為了美軍最後的“法寶”，只要美軍坐擁這個法寶就可以無視解放軍常規軍力和戰略地位建設的突飛猛進。美軍從來不認為一場台灣戰役的失敗就會讓美軍失去一切，因為他們依舊可以依仗“核優勢”維護其全球霸權。

然而，事情在2022年前後發生了變化。無論美國高層如何抱怨“生米煮成熟飯”，隨着太平洋對岸的大國開始大量部署以加固核導彈井為主的核力量，美國人過去的核決戰的參謀作業都要重新書寫。

就美國來說，2020年代末的核實戰處於一個“理論上打不贏”的情況。這種打不贏首先來自物質條件的不豐沛。在美國“俄亥俄”級長期只有3到4艘值班，平均每艇只攜帶12枚彈頭和60個再入彈頭（MIRV）的前提下，美軍目前首輪核突擊也只能剛剛好徹底摧毀中國龐大的井基核載具力量。這意味着，美軍在最樂觀的“梭哈”情況下，依然要面臨對岸“基於預警發射”的報復行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規模殺傷（WMD）。

此外，考慮解放軍導彈部隊的地理位置普遍位於中國西部腹地，此時的美軍依然需要對中國沿海地區的各種核心節點進行包括核打擊手段在內的大規模打擊，才能進一步保障轟炸機從本土起飛對華實施核轟炸。而當美國底牌盡出之時，他們無法忽視另一個虎視眈眈的北方核大國——要知道，俄羅斯的彈頭投送能力更強，且俄羅斯依然保有一支規模不小的空天軍核轟炸機機隊。

當然，這一切假設目前還是建立在解放軍不具備類似B-21隱身核轟炸機的前提下。筆者相信，隨着未來幾年我國空基戰略核力量進一步革新，美軍將不得不面臨自1945年以來從未遇到的核態勢。

這也是轟-20最大的意義所在

對美軍來說，想要打贏核實戰，首先就需要擴充核載具。美軍一方面需要類似於“俄亥俄”級核潛艇那樣的數量優勢，也需要B-2轟炸機那樣的質量優勢。但問題是，美軍的全部下一代核載具都處於研發狀態，均需要至少到2025年才能入役部署。而其中最關鍵的兩種載具：核潛艇和陸基井射彈道導彈，都處於延宕狀態。

按照2020年的規劃，目前規劃的12艘“哥倫比亞”級潛艇到2036年前才會全部建造完畢，“俄亥俄”級戰略核潛艇則將於20年代中期開始退役。即便美軍能提高“哥倫比亞”級的建造頻率，從原來的“三年一艘”，提高到“兩年一艘”，美軍的核潛艇部隊數量也要到2026年才能維持現狀，在2030年也僅僅增加4艘左右——何況，事到如今，“哥倫比亞”級核潛艇已被官宣延宕，延宕時期雖不算長，但美軍依然無法在2027年前拿到第一艘“哥倫比亞”級核潛艇。

相比於核潛艇，“哨兵”（LGM-35）洲際導彈系統的延期更為致命。當下，“哨兵”導彈由於研發人力短缺、疫情導致的進出口進度延遲以及美國空軍更改設計等問題，其服役時間已確定要延後一年至2029年。在美國近日通過的2025年國防授權法案中，確定“哨兵”導彈的首次試射將延後到2026年。導彈本體不順利，美國國內450座“民兵”導彈井的翻修計劃則面臨更大延期。原計劃今年夏天在內布拉斯加州金博爾啟動的“哨兵”（Sentinel）加固井翻修項目，可能需要推遲五年甚至更長時間。

海陸進展都不順利，當前進展比較順利的就是B-21項目了。B-21目前作為美國空軍的驕傲，各種節點基本穩定，沒有遇到明顯延期。美國空軍計劃購買至少100架B-21，並從本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部署。美國也在《報告》中對B-21項目予以厚望，希望未來B-21加上B-52改進型的搭配，能替換掉現有的B-2和B-1B轟炸機隊。

諷刺的是，B-21是美軍在本世紀20年代末擴充核載具數量的唯一手段，如果B-52機隊的延壽較為順利，美國的轟炸機隊整體規模在20年代末可以擴大一倍，從目前的66架（46架B-52，20架B-2）擴充到120架以上。但是B-21永遠是“砧板”，而兩種核彈道導彈才是“錘子”——如果彈道導彈數量不夠，沒有“錘子”開路的核轟炸機，是無法按照美軍的理論實現核制勝的。

可見，如果美軍戰略部隊的資源沒有得到翻天覆地的變化，以目前三大核項目的進度，到2030年代之時，其核載具的規模幾乎等同於今天的美國。這是美國當下資源能做到的上限，如果說在2010年，美國的可部署戰略武器儲量還勉強等於中俄之和，那麼到了2027年，最不樂觀的情況下美軍的核力量幾乎只有中俄之和的60%。

總的來說，當下兩個美國涉核新聞放在一起，確實讓筆者感受到了一種難以言說的歷史微妙感：一方面，中國“核突破”讓中美俄三國核力量即將在未來幾年實現均等，美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核態勢；另一方面，傲慢的美國人發現自身的工業基礎，不再支持它們的核力量像過去30年那樣“輕而易舉”地超越另外兩個核大國之和。

就兩則新聞所透露的消息來看，目前我們尚不清楚美國接下來對華的戰略應對手段。因為從核實戰的角度考慮，未來幾年內最適合打贏核決戰的時間永遠是昨天。

當然，筆者相信，當下的美軍沒有一個針對我國核力量發展的總體解決方案。隨着拜登政府進入倒計時，我們可以猜測的是，拜登政府會把“擴核”這一難題留給哈里斯或特朗普，而拜登政府修改過的《核應用指南》即便不適用於2024年-2028年的全球核局勢，美軍也不會在這4年內作出過於誇張的改變，因為世界是物質的。

但美軍找不到解決方法不代表美軍會就此坐以待斃，美國未來幾年在我國擴核問題上的興風作浪將只多不少。筆者目前能聯想到的美軍手段就包括，美軍極有可能試圖用核武器武裝日韓，妄圖將戰術核存量拿來當牌打，以試圖抵消我國的戰略核增量；亦或，美軍會在2026年《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到期以後，不斷提出聳人聽聞的核擴軍計劃，以威脅我國。當然，對於美軍可能的一系列“咋呼”，我們最該做的就是像教員同志的《西江月·井岡山》的名句那樣：“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中國成為和美俄比肩的核大國”這句話，在幾年前還是美國核學術界聳人聽聞的鼓吹，如今正逐漸變成迫在眉睫的軍事事實。值得一提的是，筆者本周在撰寫軍評時翻看自己四年前——2020年年初寫的軍評，頗感唏噓。很明顯，2020年以後我國核力量的發展打臉了筆者，讓筆者當時的判斷成了某種笑談。同時，近期的局勢也讓筆者感慨於我們提前規劃布局，應對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英明決策。

但筆者當時的一個想法是對的：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正常人想回到那個核陰雲籠罩世界的歲月。而當世界最大核霸權主義的權柄不是由期許和平的正常人把持時，勢均力敵永遠是以鬥爭求團結的最好砝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