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伊朗對以色列實施了一輪密集打擊，德黑蘭為此付出的成本最多不超過1億美元，而美國和以色列攔截伊朗導彈和無人機的代價卻超過了20億美元。總的來說，有效防禦“集群”打擊的成本要遠高於打擊本身。這就是下文要評介的美國兩位重磅專家撰文所謂的“未來戰爭”的特點。去年9月剛從美軍參聯會主席任上退役的米利(Mark A. Milley)與谷歌前首席執行官施密特(Eric Schmidt)近日聯名在權威外交期刊《外交事務》9/10月號上發表題為“美國沒有為未來戰爭做好準備”的長篇專文，談及人工智能未來戰爭的意涵，以及美國軍隊改革的必要性等。沒有例外，文中多處提到了中國軍隊的發展，自然引起了國內媒體的熱議。而鑑於文章作者的“權威性”，俄羅斯國家通訊社——俄塔社也於8月13日刊發了該社政治評論員安德烈·什托夫(Андрей Шитов)的評介。安德烈曾於1996～2017年間擔任俄塔社駐華盛頓分社社長，是研究美國問題的資深專家，他的評介或可為我們的觀察提供一些新的維度。米利卸任參聯會主席後在大學任教，施密特沒有脫離本行，還在從事美國AI競爭力研究。因此，安德烈表示，在美國要聽“未來戰爭”課，就去找他倆。

　　“未來正在變成現實”

　　米利和施密特開門見山，文章伊始就亮明觀點：“在烏克蘭戰場上，未來戰爭正在迅速變成現實。”而且，他們認為，這“遠非唯一一場、也不是第一場新技術改變作戰樣式的衝突”。2020年，利比亞的親政府力量使用過土耳其製造的無人機，“這可能是第一次沒有人參與的無人機攻擊”。當年，阿塞拜疆軍人在納卡衝突中也使用過無人機和巡飛彈。如今，在緬甸和蘇丹的國內衝突中，雙方也都在使用無人機。以色列軍隊甚至依靠上千架AI無人機在加沙峽谷地帶穿梭作戰。因此，文章的標題直言不諱：“美國沒有準備好未來戰爭，但它們正在進行”。

　　不變的“本質”和常變的“打法”

　　作者認為，“戰爭的本質”是“永恆”的：從一國利用有組織的暴力將自己的政治意志強加於另一國到恐懼、流血和死亡，這些是武裝衝突不可避免的。而“戰爭的打法”是“不斷演進的”：衝突發起的時機、地點、武器使用和指揮方法等，都可能受到政治、人口和經濟狀況等因素的影響，雖然人力帶來的變革要小於技術驅動。

　　作者對技術和戰術的發展給予了廣泛的評述：從公元前9世紀騎兵的產生到核武器的出現。甚至不無自豪地指出，正是美國人製造和使用了第一批核彈。眾所周知，西方集體現在儘可能迴避這個事實，連日本前不久在長崎和廣島舉行的核爆79周年紀念儀式上也隻字未提美國，反而強調了“俄羅斯核威脅論”。

　　米利和施密特指出，在二戰期間，法西斯德國軍隊用了一年半時間就席捲了幾乎整個歐洲，只所以止步於斯大林格勒，“只是因為有不惜作出巨大犧牲的蘇聯軍人”。

　　瞧瞧，這就是美軍前“一號人物”的邏輯：俄羅斯人能攔住法西斯，只是因為不惜士兵的生命;歐洲人直接屈服於敵人武器的威力;美國人則投下核彈，一舉終結了“軸心國”在多個戰場的軍事行動。

　　安德烈評論稱，“這使我想起了1997年在北約舉辦的一次國際會議上，一位美國軍官對我鄭重其事地說，‘你們對二戰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貢獻會得到應有的評價’。而這次會議的議題正是北約東擴的計劃，一個導致今天俄羅斯與西方在烏克蘭展開對抗的計劃。”

　　“順便說個事”，安德烈接着說，“十多年前，幾位俄裔美國學者給我講述了他們的‘歷史動力學’(Cliodynamics)——對歷史的數學模擬研究，他們在研究中也依託了軍事技術的演進預測。當時，這項研究的代表人物——彼得•圖爾欽(Петр Турчин)試圖通過建立一個包含近200個危機和近危機的數據庫(從青銅時代到20世紀)來揭示危機的產生和結束方式，他做出了可能是最大膽的預測：未來十年‘很可能是美國和西歐不穩定加劇的時期’。他的模型顯示，不穩定可能會在2020年左右達到高峰。現在看來預測的誤差並不大。”

　　有益的“極權”？

　　我們再回到米利和施密特的文章。他們在文章中認定，對希特勒德國的勝利似乎只有在歷史回溯中註定是不可避免的。他們認為，納粹一開始在其“閃電戰”中成功集成了最新技術成果和戰略思想，假如納粹能夠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資源並贏得核武器競賽的話，“柏林的原始創新優勢完全可以起到決定性作用”。俄聯邦安全局前不久解密的檔案文獻表明，第三帝國曾參與了核武器競賽。

　　現在，美國人認為，美國政府也應當將現代科技的戰略性、顛覆性成果集成運用於保持世界主導地位的戰略中。依我看，這正是米利和施密特撰文的核心立意，應當完整閱讀。

　　“沒有一個國家完全準備好未來戰爭”，作者寫道，“沒有一個國家開始大規模生產智能武器及其工作軟件。但一些國家走在了前面，遺憾的是，美國的對手在許多方面領先。”“在烏克蘭取得經驗的俄羅斯正在突擊生產無人機並在戰場上有效使用。中國在全球無人機商業市場上占主導地位，DJI公司控制着全球70%的無人機產量。並且，憑藉其‘極權’體制，中國軍隊在推動變革和採用新概念方面表現得尤為出色，其中一種概念被稱為‘多域精確戰’，即使用先進的情報、偵察和其他新興技術來協調火力。這裡的域是指作戰域：從陸地、水上和空中到信息空間。有趣的是，文中表露了美國人對別國‘極權’體制的讚許。”

　　“震懾”戰壽終正寢

　　“至於人工智能，美國仍然擁有最高質量的系統和最多的投入，但中國和俄羅斯正在迅速追趕。華盛頓擁有繼續超過他們的資源，但即使保持這種領先地位，美國也可能遇到難以克服的官僚和產業障礙，使得其先進技術無法有效部署戰場，結果導致美國軍人可能陷入一種其一流訓練和先進武器不太奏效的戰爭環境中。”“譬如，對於每一步都可能遇到無人機追蹤並很快成為其攻擊目標的戰場環境，美國士兵沒有經過充分的訓練。在像烏克蘭和其他東歐國家或者北極這樣的開闊地帶作戰，如此沒有經驗是非常危險的。”“另外，在城市樓宇中作戰，美國軍人也很脆弱。在這種環境中，敵人很容易切斷通信，導致許多美國武器效能下降。”

　　還有，“即使在海上，美國也很容易受到對手的猛攻。高超聲速導彈可能在美國航母駛出珍珠港之前就將其擊沉。部署人工智能驅動的監視和電子戰系統，這可能使其在整個印太地區擁有對美國的防禦優勢。在空中，功能強大但成本高昂的F-35對抗廉價的無人機集群時並不輕鬆，地面上的Abrams和Bradley等重裝甲坦克也可能遭遇同樣的處境。”

　　作者表示，“鑑於這些令人悲哀的情況，美國軍事規劃者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華盛頓可以用壓倒性火力消滅對手的‘震懾戰’(shock and awe)時代已經終結。”

　　“符合普世價值觀”的武器？！

　　在文章結尾，米利和施密特強調，為了最終不徹底落伍，美軍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改革”。而改革的第一步是要“從根本上改變軟件和武器的採辦程序”，縮短採辦周期，拓寬五角大樓的供應鏈，其中包括通過扶持“新的武器生產商”來實現。

　　另外，作者建議“改變武裝力量的組織結構和人員培訓計劃，提高指揮系統的靈活性，賦予小分隊更多自主權，擴大指揮員的權力。”在這方面，作者建議以美軍特種部隊做樣板。

　　作者用了大量的筆墨談論了人工智能的問題。文章指出，“在最壞的情況下，使用人工智能的戰鬥行動(AI warfare)可能對整個人類帶來威脅。”所以他們建議毫不鬆懈地管控“軍事人工智能”，並同北京進行對話。但對於未來戰爭中核武器或太空武器可能產生的威脅，作者卻沒有提及。

　　作者寫道，“美國應當將自己的軍事人工智能置於嚴格的監管之下。美國應該確保人工智能系統能夠區分軍事目標和民用目標。美國應將人工智能系統置於人類指揮下。應當對人工智能系統進行持續的測試和評估，以確保它們的工作不脫離人類的預期。”

　　作者堅持認為，華盛頓應當對其他國家(無論是盟友還是對手)施壓。如果有的國家牴觸，應當對其實施“經濟限制”，限制其獲取軍事人工智能的相關技術。作者強調，“下一代自主性武器的製造應當符合普世價值觀，而這需要美國擁有強勢的主導權。”

　　說什麼好呢?武器要符合普世價值觀?還要在一個曾燒焦長崎和廣島並不斷發動戰爭的核大國的監督之下?這不禁讓人想起了俄羅斯一部電影中的台詞——強盜般的侮弄：“你別怕，我們殺人不太疼!”

　　一條似乎鋪滿善意的道路，但不知道會通往何處。我喜歡使用一句美式呼喚：“美國佬，回家去!”為了自己也為了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