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劍南.極限施壓與極限博弈——蘇美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行動邏輯、歷史遺產及啟示[J].戰略決策研究,2018.9(6):21.DOI:CNKI:SUN:ZLJC.0.2018-06-004.

　　發生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又稱“加勒比海危機”)，即蘇聯在古巴秘密部署針對美國的導彈，憤怒的美國得知後採取極限施壓的辦法，與蘇聯進行了驚心動魄的極限博弈，迫使蘇聯撤回了導彈。這一事件是冷戰期間蘇美之間進行的第一次“核對抗”，這也是美蘇冷戰對抗的頂峰標誌，曾使世界處於核大戰的邊緣。此後，雙方雖有對峙，但始終避免這種大規模最高層級的危險對抗，因而在大國對抗史上具非同尋常的影響。“它仍是研究危機處理藝術的重大實驗室”，常被諸多學者從不同方面或不同理論視角作為經典案例來分析，這一事件對當前大國之間重大事件的認識與處理仍然有重要參考意義。

　　一、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的邏輯分析

　　二戰後，代表兩大針鋒相對陣營的美蘇兩國，各自依仗其龐大的軍事力量，不僅展開了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的冷戰，在全世界也展開爭奪勢力範圍和影響力的較量。美蘇兩國誰都想獲勝、誰也不讓步、誰都無把握，構成了極限對抗的高危態勢。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無疑是蘇聯試圖與美國進行局部極限博弈的冒險之招，美國獲悉情況後，大驚之下立即調集包括核力量在內的龐大兵力，以對蘇不惜一戰的全面極限施壓辦法，與蘇聯展開危險的極限博弈，最終成功迫使蘇聯在古巴撤出導彈。

　　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行動根源有三個維度，一是觀念維度，二是角色維度，三是利益維度。亞歷山大·溫特(Aleksander Vinter)認為，國家作為施動單位，面臨的關鍵問題之一就是把主觀利益和客觀利益協調起來。蘇聯在與美國的非衝突性極限對抗中，正是依據當時的國際環境和自身條件，與美國進行了一場戰爭邊沿的極限博弈。

　　(一)觀念維度

　　第一，赫魯曉夫個人觀念維度。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上台執政後，把蘇聯的社會主義看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榜樣，進一步加深了蘇聯老大哥的沙文主義思想。他幻想着擴大社會主義的地盤和蘇聯影響力，使蘇聯成為社會主義的老大哥，又與資本主義的霸主美國平起平坐，合作主宰世界事務。但赫魯曉夫的個性又有很大缺陷，他“為人好冒風險，圖新求變，但感情易衝動，莽撞而又反覆無常。這種不穩定個性早在1960年秋季他在聯大的‘皮鞋外交’和1961年夏季第二次柏林危機中就有所反映，並導致了思想認識上和實際工作中的輕率、不謹慎和缺乏預見性。”在赫魯曉夫時期的蘇聯外交，深深地打上了他個人性格與觀念的烙印。

　　當時的國際形勢新的變化，也影響了赫魯曉夫對於世界形勢的新看法。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失敗和蘇聯陣營的進一步鞏固，赫魯曉夫一廂情願地認為是時候改變與美國的對抗政策了，他一方面加強鞏固東方陣營，另一方面謀求改善與美國關係。在1956年蘇共20大報告中，赫魯曉夫出於意料地提出“三和”路線，他認為蘇聯和美國應該“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雖然一方是社會主義國家，一方是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如果兩國和平聯合起來，就不會發生世界大戰。但學界普遍認為這是赫魯曉夫的策略，他的所謂“和平共處”路線，只不過是“為了掩蓋其擴張政策”，意圖在和平旗幟的幌子下，加快發展蘇聯實力，藉機獲得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達到與美國合作主宰世界的目的。

　　隨着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開展，蘇聯和社會主義力量壯大了，資本主義力量相對削弱了。赫魯曉夫由此認為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在繼續加深，他把這種變化融合進了對外政策中，他認為，“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並且已經成為強大的力量。”赫魯曉夫這種觀點使他認為蘇聯具有了與美國叫板的實力，可能藉此實現與美國的在“和平共處”基礎上的“平起平坐”，因此，赫魯曉夫也更傾向於對美國強硬，在柏林問題等系列問題上主動發起示強行動。不過，赫魯曉夫的示強卻並不如願，他一改前任領導很少出國的狀況，熱衷出國訪問，但在與艾森豪威爾的戴維營會談及與肯尼迪的維爾納會談，都沒取得什麼具體成果，尤其與肯尼迪的會見，雙方幾乎就是“相互打量一下”便各自揚長而去。曾與赫魯曉夫有過直接較量的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比較膚淺，隨風轉，容易變，是銀樣蠟槍頭，一頂就頂回去了。應該說，這種觀察還是比較貼合實際的，尤其是在古巴導彈危機事件，更是直接印證了這一看法。

　　第二，蘇聯領導集體時局觀念的逐步變化。古巴革命的勝利以及“豬灣事件”的發生，使蘇聯看到古巴在蘇聯全球戰略上的價值，赫魯曉夫也有意扶持古巴的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道路，把古巴變成蘇聯與美國競爭中的一顆重要“棋子”。後來蘇聯在古巴部署和撤出導彈的事實證明，赫魯曉夫與古巴發展關係的目的就在於把古巴變成蘇聯全球戰略的“棋子”。1962年5月，赫魯曉夫訪問保加利亞期間，針對美國在蘇聯鄰國土耳其部署導彈對蘇聯安全構成巨大威脅的做法，他在與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的談話時，為了消除這種蘇聯眼皮底線的安全威脅，他萌發了在古巴部署導彈的想法。他認為，如果蘇聯在古巴也同樣部署導彈，那麼美國就不能輕率打擊或入侵古巴，蘇聯還可以報一箭之仇，對美國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讓美國也產生不安全的恐慌和絕對安全的幻滅。當這種想法逐漸成熟之後，赫魯曉夫也從更宏觀局面進一步意識到，“如果我們不採取一些決定性的步驟來保衛古巴，我們很容易失去它。”此時，赫魯曉夫認為在古巴部署導彈不僅非常必要，而且應該儘快部署。除了赫魯曉夫作為最高領導的立場非常重要之外，另一個關鍵人物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也持同樣立場，5月24日，他在蘇共中央主席團和國防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支持赫魯曉夫的立場，強烈建議在古巴部署導彈，他給出的理由是：“在古巴部署導彈不僅是為了保衛古巴，而且首先是出於蘇聯防禦利益的需要。”這次會議，在很大程度上達成了在古巴部署導彈的共識。

　　此後，蘇聯加緊了打算在古巴部署導彈的秘密行動。這時候，蘇聯和古巴的關係雖然很密切，但蘇聯尚不能確定卡斯特羅是否同意在古巴部署導彈，為了探明卡斯特羅的態度，5月底，蘇聯派遣了成員中有戰略火箭司令等人的一個“農業代表團”訪問古巴，經過秘密商談，卡斯特羅同意了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

　　經過秘密準備，到10月份，為了迷惑美國和西方陣營，蘇聯通過嚴密的偽裝商船和客船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覺的，把總計163枚核彈頭、42枚導彈、24套導彈發射架、42架伊爾-28型轟炸機、42架米格21型截擊機、80枚帶有常規導彈的20個巡航導彈發射架、4個海岸防禦導彈架、12艘裝備反艦導彈的巡邏艇和4萬3千餘名軍人運進了古巴，並迅速進行導彈發射基地的建設。

　　對於在古巴部署導彈，有學者認為，“如果從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來分析蘇聯的動機，那麼應該說，改善蘇聯的戰略地位是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的首要動機。”

　　第一，赫魯曉夫個人的角色與地位給蘇聯外交印上了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赫魯曉夫執政後，在內外政策上深深打上了他個人性格特徵的烙印，從其個人特性來說，“他既是烏托邦主義者，又是現實主義者，既是一個具有鮮明的馬尼洛夫式自我表現的人，又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實用主義者，機智狡猾，又像小孩子那樣天真。”

　　第二，蘇聯的社會主義東方陣營領頭羊角色地位。美蘇在二戰後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但同時又陷入冷戰，各自的角色是東西方兩大陣營對抗的領頭羊，彼此互相敵視、互相角逐、互相排斥，同時又競相擴大自己的實力與影響，但誰也無法有把握完全壓制對方。從總體來看，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美蘇各自國際地位總體上處於美強蘇弱的態勢。為了壯大社會主義陣營和擴大蘇聯的影響力，也為了平衡蘇聯在美國面前的弱勢身份，蘇聯決定介入古巴事務。赫魯曉夫認為，對於美國近旁的古巴，美國不會容忍古巴脫離美國的掌控，同時也不會容忍古巴倒向社會主義陣營後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基於此因，蘇聯有義務來保護古巴並且把古巴培植成拉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榜樣。

　　第三，美強蘇弱的現實狀況讓蘇聯冒險走捷徑平衡美國影響。古巴導彈危機時，美蘇在歐洲柏林危機的較量還沒有結束，蘇聯在歐洲與美國的平等地位甚至進一步的優勢地位仍然沒有樹立起來，現實中蘇聯的導彈也難以對美國產生直接威脅，遠程戰略威懾能力的差距使蘇聯難以獲得與美國勢均力敵的平等地位。就雙方的軍事實力來看，蘇聯當時無論核力量與導彈力量，都還無法與美國相提並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占於劣勢地位，美國當時有約5000枚原子彈和氫彈，而蘇聯尚只有區區300枚。

　　對於這一現實，並不是赫魯曉夫不知曉蘇美之間力量的差距，早在1959年的戴維營會議時，他就充分認識到蘇聯的綜合實力與國際地位均不如美國的這一現實。他無不憂慮地表示，“我國在核彈頭和導彈方面都遠不如美國，而美國又處於我們轟炸機的航程之外，我們可以把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國炸成灰燼，但對擁有龐大經濟和軍事潛力的美國本身，我們卻無能為力，只要他們對我們擁有這種優勢，他們便可以比較容易地選擇更有利的時候來發動戰爭。”

　　(三)利益維度

　　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的原因有多種，大體來說有四種：“一是為了保衛革命後的古巴政權;二是維護蘇聯在拉美的立足點;三是為了取得核均勢的全球戰略;四是赫魯曉夫莽撞冒險的個性。”

　　第一，從國際戰略利益層面來看，雙方博弈更趨白熱化。1957年，蘇聯發生了一件讓全世界刮目相看的事件，這就是蘇聯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這一事件震驚了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有人形容道：“蘇聯人造衛星在天上發出的嘟嘟聲，一場信心危機像由狂風吹動的森林大火一樣席捲了美國。”

　　第二，從直接利益來看，軍事價值非常明顯。蘇聯一旦在古巴部署好了導彈，那麼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情是，美國對來襲導彈的預警時間，就會大大減少，從15分鐘降低到2-3分鐘，從而大大增加危險性，這樣蘇聯對美國的戰略威脅將成倍增強，戰略天平將立即向蘇聯傾斜，並可能影響各國對於蘇聯實力與戰略平衡的看法。另一方面，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機”之後，蘇聯一方面堅持西柏林屬於東德，並堅持簽署對德和約，都始終未能如願。自1958年開始的第二次“柏林危機”，蘇聯試圖通過武裝對峙與最後通牒的方式，來迫使美國等西方國家按蘇聯意圖儘快解決西柏林問題，這一危機持續了4年，久拖未決。為了加快解決西柏林問題，赫魯曉夫試圖通過在古巴部署導彈給美國施加壓力，促使美國在柏林問題和對德和約上讓步。此外，蘇聯當時與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惡化已經公開化，蘇聯尋求壓制中國並阻止中國核武器開發。如果在古巴部署導彈成功，美國就將對蘇聯此類國際行動缺乏干涉的意願與能力，蘇聯就可以騰出手來做一些別的事情，危機過後，蘇聯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在一些特定利益上的目的，比如美國撤走了在土耳其的導彈，也沒有入侵古巴，第二年美蘇之間還架設了“首腦熱線”，簽署了針對中國等研發核武器的禁核條約等。

　　第三，從國內利益層面來看，蘇聯的官僚政治始終是催生國家對外政策與行動的一個重要因素。現代官僚政治理論認為，“現代政府的權力分屬於不同的組織;國家的政策制定是組織之間衝突和妥協的產物。”

　　當時，赫魯曉夫作為斯大林的繼任者，其支持者主要是軍火工業有關的利益集團及與此相關的軍方及經濟界的部分人士，其黨內基礎和社會基礎並不牢固。這些利益集團及代理人認為，蘇聯在與美國的競爭中要捍衛自己的利益，就必須在全球重要戰略地區，才能在與美國的競爭中站得住腳。

　　二、美國對蘇極限施壓及背後考量

　　(一)美國展開極限施壓及危機解決

　　危機發生後，前後歷經13天，過程波濤洶湧，戰爭一觸即發，差點釀成核大戰。危機高潮時的10月27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肯尼迪匯報說做好了大規模動武的一切戰鬥準備，對蘇聯進行前所未有的極限施壓。(1)從海上力量來看，美國短時間內就在加勒比海集結了3艘航母，並且還在調集其他地方的航母，還調集了12艘驅逐艦和巡洋艦、9艘護衛艦;(2)從空中力量來看，美國在東南沿海部署了183架截擊機，全部處於戰備狀態，其中72架的預警時間僅為15分鐘，還有22架預警時間僅僅只有5分鐘時間;(3)從戰略後備來看，僅在佛羅里達的各個基地，就大規模集結了850架飛機，在很短時間內已集結了5個師的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兵力;美國還不斷調兵遣將，在得克薩斯州組建了特種部隊，開拔佛羅里達州前線;同時，原來就駐守佛羅里達的陸軍師，也做好了一切戰鬥準備，只待命令下達，即可隨時攻入古巴。

　　在27日上午蘇聯擊落美國一架U-2高空偵察機後，美國決意反擊蘇聯的神經更加緊綁，為了防範蘇聯不可預測的魯莽行動，美國進一步對蘇聯施加了極限施壓的最強力度。(1)在空中，60架B-52戰機緊急受命升空待命，這已經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戰機，而是包含52架攜帶196枚核導彈的轟炸機;(2)在海上，7艘“北極星”潛艇處於15分鐘內的緊急戰備狀態。(3)在地上，804架飛機和44枚導彈處於待命攻擊狀態，並且另外172枚導彈、攜帶2858件核武器的1200架飛機，也處於最高戒備狀態;此外，還有271架B-52轟炸機和340架B-47轟炸機，攜帶着1634枚核武器，136枚“大力神”和“宇宙神”洲際彈道導彈，也處於緊急待命發射狀態。

　　後來被稱為“黑色星期六”的10月27日，是整個危機期間最高潮、最緊張、最危險、最關鍵一天。肯尼迪總統的特別顧問西奧多·索倫森後來回憶說，執委會的成員都認為：“這一天(10月27日)，核戰爭的爆發比核時代的任何時候都更為接近。”

　　對此，焦頭爛額的肯尼迪，既必須拿出兩全其美的主意，但又不敢貿然下最後決定。正在肯尼迪左右為難又焦灼萬分的時候，下午，居然又發生一起意外事件，美國一架U-2飛機在北極地區飛行時，竟然不明不白迷航了，並且進入了蘇聯領空，蘇聯緊急出動了一群戰機進行攔截，儘管美國立即派戰機找回了這架偵察機，但卻在事實上可能已被蘇聯認為是帶有核武器的作戰飛機。晚上，蘇聯的一艘貨運船“布加勒斯特”駛進隔離線，軍方強烈要求截擊並檢查，肯尼迪通過反覆醞釀思考，決定予以放行。形勢已經十分危急，幾近失控，戰爭如箭在弦，一觸即發。肯尼迪面臨巨大壓力，決定做最後一次努力，他回信赫魯曉夫，要求蘇聯在聯合國的監督下撤除部署部署在古巴的導彈，並在以後不再部署，美國承諾結束隔離政策，並口頭承諾撤除在土耳其的導彈。為了強化蘇聯對美國最後努力的深刻印象，肯尼迪特意委託他弟弟羅伯特·肯尼迪，要求他立即親自把信件當面交給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肯尼迪的這一舉動，意在告訴蘇聯，事態已經十分嚴重，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了，肯尼迪要求赫魯曉夫第二天(28日)必須給出明確答覆。

　　27日晚上，白宮籠罩在“悲觀、沮喪”凝重氛圍中，儘管美國已經做好了大戰的一切準備，但他們仍不知道，赫魯曉夫是否準確理解了美國在作最後努力的含意，也不知赫魯曉夫是否真的打算開戰，因此，他們不知第二天到來的是毀滅之戰還是和平鐘聲。

　　同一天，克里姆林宮也處於美國即將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巨大憂慮”之中，為了爭取時間，赫魯曉夫和其他重要高級官員在他的別墅從27日一直連夜討論到28日，在他們的討論過程中，27日上午收到了卡斯特羅說美國將在24-72小時內可能對古巴進行空中打擊和入侵的急信，此外，其他渠道也傳來了同樣情報，所有跡象都顯示美國的確將於29日發起對古巴的軍事打擊。下午，蘇聯軍方又報告稱美國一架飛機在北極地區進入蘇聯領空，在收到肯尼迪的書面信件及口信後，赫魯曉夫也感到情況已經萬分緊急，必須立即做出適當決策了，他當即說道：“同志們，現在我們必須找到一種體面的方式來擺脫這場對抗。”

　　赫魯曉夫及其高級官員們緊急集體討論如何回復肯尼迪的信時，他們都知道情況實際上已經萬分危急，因此，當時緊張到，回信的最後部分還未校閱完，徹夜未眠的赫魯曉夫，就迫不及待地開始通過廣播口述信件的內容了。赫魯曉夫表示，蘇聯決定接受肯尼迪的有關建議，同時他還聲明：“蘇聯已給自己的軍官下達了指示，中止在古巴的導彈工程建設，將設備拆卸運回蘇聯。”

　　28日上午9時，肯尼迪正式收到了赫魯曉夫發來確認撤除古巴導彈的覆信。肯尼迪心中擔憂的巨石終於安全落地，他欣喜異常並當即覆信，稱讚赫魯曉夫的決定是“具有政治家風度的決定”。至此，持續13日的重大危機終於結束。第二天(10月29日)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下令：在1963年4月1日前撤銷在土耳其的導彈基地。危機終於得到較好解決。

　　(二)美國極限施壓原因及理智決策的背後考量

　　古巴發生革命後，美國一位驚慌又無奈的企業家表示，“這場革命也許像一個西瓜，愈切愈紅。”

　　然而，怒氣沖沖的美國最終採取了理性決策，只是保持在極限施壓與極限博弈層面上，沒有最終爆發核大戰，其背後主要有政治、民意和後果的三重考量。

　　第一，政治考量。雖然美國軍方做好了萬全的軍事準備，肯尼迪也認識到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給了美國進攻古巴並顛覆卡斯特羅政權的一個難得的良機，但這種行動風險實在太大，難以預料這種可怕的後果，而且在政治上也難以有效。“實際上，由於受到諸多國內和國際因素的制約，肯尼迪並不真的希望動武，而是以此來威懾蘇聯，促其妥協。”

　　第二，民意考量。儘管鷹派和軍方主張強硬反擊，但民間和有識之士仍希望和平解決。在10月17日蓋洛普的民意測驗中，有超過60%的人反對入侵古巴。在22日肯尼迪就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而發表講話的當天，《新聞周刊》的民調顯示，有高達90%的受訪者反對入侵行動。

　　第三，後果考量。從後果來看，基於核大戰的雙向毀滅性後果，最終美國不得不謹慎行事，表現出了較強的理智態度與必要的謹慎。美國在周全準備的情況下，仍然沒有最後轟炸、入侵古巴並與蘇聯開戰，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核武器的大規模毀滅性效果，使得雙方始終沒有跨越冷戰的最後邊界，“這個邊界便是核時代塑造的。”

　　三、美蘇雙方極限博弈的歷史遺產及啟示

　　古巴導彈危機是蘇聯基於戰後實力擴張和信心膨脹的戰略反制舉措，就其觀念、身份、利益維度來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這種行動具有高冒險性，顯然也低估了美國的再反制決心，最終在美國的極限施壓下不得不撤回導彈。這一事件影響深遠，至少有三個重要歷史遺產和四方面重要歷史啟示。

　　第一個歷史遺產是，事件本身已成為國家間極限博弈中危機管理的一個經典案例，對於其後、當前、今後仍具有重要參考意義。儘管極限對抗通常在大國間戰爭邊緣發生，但特殊情況下，大國作為極限施壓方，仍有可能發生。如伊朗扼守的霍爾木茲海峽，這是阿拉伯海進入波斯灣的唯一水道，對於石油運輸具有極大意義，美國若對伊朗進行極限施壓，有可能使伊朗採取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作為非對稱極限博弈。再如美國若對朝鮮進行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極限施壓，將可能迫使朝鮮突然攻擊咫尺的韓國作為非對稱極限博弈手段。同樣，即使在美俄這樣的大國之間，也仍可能發生極限博弈情況。例如，冷戰後，美國和北約不斷擠壓俄羅斯勢力範圍，2007年5月，美國故伎重演，打算將在波蘭和捷克部署反導系統，俄羅斯針鋒相對，表示將在加里寧格勒部署導彈反制，2007年10月，普京警告稱，美國在東歐部署反導系統所引發的局勢，“類似於古巴導彈危機”。

　　第二個歷史遺產是，美、古、蘇(俄)三角關係保持了相對固化性、延續性與微妙平衡性。危機以後，古巴的獨立性得以保持，美國無論對古巴有多憎恨也沒有直接入侵古巴，美古關係改善沒能改變古巴政體與社會，美古、美俄關係的變化與否，也沒能改變俄古盟友關係，例如2014年在烏克蘭問題上，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站在俄羅斯一邊，批評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施加制裁。2016年12月，俄古簽署了到2020年防務合作計劃，規定俄將幫助古巴實現軍事現代化。2017年5月，俄古簽署協議，古巴恢復中斷20多年的俄羅斯原油進口，俄羅斯進入了古巴能源市場。2018年4月，迪亞斯·卡內爾當選古巴新領導人後，普京致電祝賀並表示加強俄古戰略夥伴關係。 美、古、俄三角關係保持了持續的穩固性：美國要維持全球霸權和立足拉美，美古關係可改善但美俄關係難親密;俄羅斯要重拾大國雄心反擊美國擠壓，加強俄古關係有利於與美國博弈;古巴要謀求開放與發展，保持良好古俄關係有利與在古美關係中討價還價。

　　第三個歷史遺產是，美國出於維護和鞏固全球霸權地位，利用自身霸權國的超強實力，必要時仍會祭出精準的極限施壓辦法來促進美國利益並確保美國優勢地位。例如，美國簽署或退出“伊朗核協議”，並威脅實施“最高程度”經濟制裁、“史上最強制裁”，稱要讓伊朗為“保持經濟生存”而掙扎;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在朝鮮周邊大搞軍演並認真準備武力打擊朝鮮，並推動聯合國通過對朝“史上最嚴制裁”，試圖以威逼利誘、軟硬兼施方式，按照美國意圖促使朝鮮完全、徹底、不可逆地棄核;美國對土耳其種種不滿之後，在2018年8月宣布對其鋼鋁關稅提高一倍，分別加征50%和30%的高額關稅，美國的精準施壓造成土耳其金融市場劇烈動盪。顯然，如果對手不是強大國家或有強國支持的國家，美國就會超越極限施壓手段，直接採取軍事打擊行動，如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對美國來說，今後是否採取極限施壓或極限制裁辦法，或是採取超越極限施壓手段，取決於即時條件下對手是否足夠強大，只要有可能，美國就會祭出極限施壓的殺手鐧來維護其利益和鞏固其霸權利益。當前，全世界都在觀察美國對中國貿易戰的態度，中國作為被美國川普政府視為“戰略競爭對手”，貿易戰會打多久，會以什麼狀況收尾，是否會延伸到其他領域，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世人仍然擔心美國利用其非對稱優勢進行諸如對中興公司一劍封喉的單一性極限施壓的措施，迫使中國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些領域作出讓美國滿意的讓步。

　　此外，古巴導彈危機的四個歷史啟示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即使是核大國或霸權國也不能為所欲為，在理論上和行動上都是有局限性的，尤其雙方都是核大國的情況下，不能為了自身單方面安全與利益而刻意去威脅他國國家安全或損害他國核心利益，否則必然引發對方可能不惜代價、不計後果的強烈反制，因此極限對抗和極限施壓的後果難料，必須謹慎地全面評估並作出正確的決策。其次，有效管控分歧能避免事態惡化，國家間持續高強度對抗並不能解決分歧與實質問題，只有通過談判才能較好地解決摩擦與爭端，才能避免可能的事態升級惡化並進一步衝突，從而有利於建構雙邊或多邊安全機制與合作機制，維護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再次，國家領袖的遠見卓識與理智決斷，對於化解極限對抗中的危機局勢或解決重大糾紛時能發揮關鍵性作用，因此領導人必須謹慎地全面分析評估並進行理性決策，以防止一個看似微小的錯誤決策可能引發國家間的危險對抗乃至爆發戰爭。第四，美國作為實力超強的體系霸權國，為了維護其全球霸權利益，在其認為必要時，將會運用高壓策略或現實打壓來達到目的，而且對盟友也會如此，例如1985年9月迫使日本簽訂“廣場協議”，從而使曾經一路高歌猛進的日本經濟陷入多年停滯。

　　古巴導彈危機留給我們的歷史教訓是，國家間特別是大國間的極限對抗沒有出路，極限博弈危險重重，極限施壓後果難料，讓對方對自己恐懼意味着反過來會使自己陷入不安全境地，雙方都難以擺脫“安全困境”的現實邏輯。冷戰結束以來，大國間對抗再未達到美蘇冷戰時的極限對抗狀況，像古巴導彈危機這樣高危性的極限博弈事件也沒有再發生，這顯示了時代的進步性和國際關係的進步性。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新時代，國際格局轉型和全球治理變革正在加速推進，各國間尤其是大國仍然存在各類尖銳矛盾與錯綜複雜的關係，仍有可能存在某種形式的極限對抗-極限施壓-極限博弈，仍需要將重大分歧與矛盾衝突限制在可控範圍之內。在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大勢的今天，遵循聯合國憲章與宗旨精神，建構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解決國家間利益糾紛與衝突的最佳方案，也是人類共同走向自由、民主、文明、進步、繁榮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