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Luke Encarnation

　　編譯 |鄧慧玲

　　審核 |胡可怡

　　上世紀60-70年代，印度與中國、巴基斯坦之間的三次戰爭深刻影響了印度的軍政關係。不過，印度學者研究這三次衝突時，往往會陷入非黑即白的邏輯之中：對1962年戰敗痛心疾首，將戰爭失敗甩鍋給過度插手軍隊事務的尼赫魯;對1965年未能取得更大勝利深感遺憾，歸咎於文官不願面對插手軍務的輿論壓力而拒絕承擔政治責任;對1971年全面取勝欣喜若狂，將其視為文官退居幕後，不再直接指揮軍隊的結果。印學者從而得出“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管可以，但不能管太多”的結論，仍未對本國國情作出深刻檢討。一方面，此類分析並未考慮到以尼赫魯為代表的的文官集團，在獨立初期的首要任務是防止軍隊政變，而非對外戰爭，印度在1962年慘敗的主要原因是局勢判斷失誤和軍事決策失誤。另一方面，單純將兩次對巴軍事勝利歸因於文官集團放權，未認真考慮到巴基斯坦國力弱於印度，尤其是第三次印巴戰爭期間，由於東巴內部局勢動盪，巴軍在平叛方面早已有心無力，印軍更像是壓垮巴軍的最後一根稻草。總體而言，戰爭並未使印度遭受大幅動盪，而只對印部分階層造成有限震盪，且印度在這三次戰爭中先敗後勝。印度國內學術界對戰爭的研究更多是蜻蜓點水，草草結論。南亞研究小組特此編譯本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在十年時間裡，印度與其鄰國發生了三次軍事衝突，但結果截然不同。1962年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期間，中國的軍事勝利使印度在這次短暫的衝突中倍感受辱。1965年印巴戰爭期間，印度陷入了僵局：一方面成功“保衛”了克什米爾，另一方面卻未能在旁遮普平原徹底擊敗巴基斯坦。1971年的印巴戰爭期間，印度取得了驚人的勝利——僅用13天就在東巴基斯坦徹底擊敗了巴基斯坦軍隊。三次軍事衝突出現不同結果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印度不同時期內的軍政關係狀況及其對戰前準備、戰中決策、戰爭終止的影響。

　　一、1962年戰爭

　　1962年秋天，中印兩國之間爆發了戰爭。在此之前，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糾紛持續發酵，且就邊界劃分問題談判多年，但未能取得實質成果。

　　意識到中國軍隊在邊境地區具有局部優勢，印度軍隊並不打算在邊境地區阻擊中國的進攻。相反，印度軍隊希望通過加強防禦的縱深，來應對中國可能的進一步行動。然而，印度軍方並沒有對此做好充足準備。

　　正如斯利納特·拉格萬(Srinath Raghavan)所言，“印度領導人忽視且迴避了對各種可能出現的威脅以及事關領土完整的戰略問題。他們顯然只想要投入一場最合他們‘胃口’的戰爭。”

　　中國的“切香腸”策略是印度人在政治上無法接受的。然而，軍方領導層除了現有的“縱深防禦”的計劃之外，並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新戰略來對抗中國。時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和國防部長克里希納·梅農希望通過指揮軍隊建立哨所來填補這一戰略空白，並開始儘可能使巡邏範圍向前推進。然而軍方領導層沒有認真實施尼赫魯的“前進政策”，也未能在邊境地區集中足夠的後備武裝力量，這與尼赫魯最初的設想背道而馳。當1962年戰爭爆發時，中國軍隊迅速擊潰了相互孤立的印度哨所，推進直至“傳統習慣線”。

　　印度民眾普遍認為，文官干預是印度戰敗的根源。

　　中印邊界戰爭對印度來說是一場徹底的慘敗。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印度軍隊被中國迅速擊敗，領導人被迫接受新的領土“現狀”。此後，由中將亨德森·布魯克斯和准將巴加特領導的戰後行動審查委員會起草了一份嚴厲批評印方決策錯誤的報告，該報告認為中印邊界戰爭“是一個有關好管閒事的文官領導層、膽小怯懦的軍隊和一場本可避免的災難的警示”。

　　“前進政策”一直被視為揭示文官干預軍事風險的經典案例。印度國內普遍認為，文官干預是印度在中印戰爭中戰敗的根本原因。然而，這一結論背後是對歷史事實不加批判的解讀。尼赫魯倍受指責的戰前前進政策，源於印度軍方領導層未能有效應對中國在邊境上採取的“切臘腸”戰術。此外正如斯利納特·拉格萬所言，“在為期四周的戰爭過程中，文官領導層沒有以任何方式限制軍事行動的推進”，並多次就軍事行動的具體實施方面向軍方提出異議。可以說，中印戰爭中印度失敗的根本原因不是文官干預，而是印度在邊境地區的兵力人數上劣勢以及前進政策的執行不力。

　　達旺地區麥克馬洪線地圖，西姆拉公約，1914 年。圖源網絡

　　認為文官干預導致了印度失敗的觀點忽視了其他促使戰敗的原因。在戰爭結束後的幾年裡，印度國內的國防研究大多缺少對這場衝突以及印度戰敗原因的批判性分析。1962年的潰敗給印度人留下了深刻的陰影，成為了印度觀察與理解之後衝突的“參照系”。另外，印國內對文官過度干預軍事的負面影響的持續關注與強調，使文官領導層認為必須放鬆對軍隊自主權的的限制。自1962年始，印度文官不參與國防事務的原則逐漸制度化，而這種限制將會產生後果。

　　二、1965年戰爭

　　在中印戰爭結束三年後，巴基斯坦軍隊對印度發動了一次突然的進攻。此前，巴基斯坦在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進行了長達數月的非常規行動，目的是削弱印度對該地區的控制。1962年之後，面對印國內認為文官應承擔大部分戰敗責任的輿論壓力，印度文官領導人在1965年印巴衝突中始終與戰爭的實際推進保持着一定距離。這種模式始於印度陸軍參謀長要求獲得許可，攻擊巴基斯坦境內被該國用於在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發動非常規攻擊的基地。夏斯特里總理在未進行進一步調查的情況下，答應了軍方的這一寬泛而模糊的要求，這可能導致了印巴全面戰爭的爆發。

　　實際上，夏斯特里把文官政府發動戰爭的決定權轉交給了軍方。在戰爭爆發之後，這種軍政關係模式繼續保持。戰爭期間，(文官領導的)內閣緊急委員會一次也沒有開會討論過與戰爭具體實操有關的問題。總的來說，文職領導層未能“讓他們的軍事顧問參與任何戰略討論——如何利用軍事手段達成預期的政治目的。”缺乏大方向的布局損害了印度的戰爭收益。

　　印度在對這段戰爭的官方歷史書寫中悲嘆道:“印度軍隊也許可以有選擇性地進行一些精準的、強有力的猛攻，而不是像無頭蒼蠅一樣進行大量無關緊要的攻擊……在缺乏戰略總體布局的情形下，錯誤的戰略導致了僵局。”而這種軍政模式一直延續至戰爭結束。

　　印度陸軍參謀長賈揚托·喬杜里(Jayanto Chaudhuri)主張停火，理由是印度坦克損失慘重，彈藥嚴重短缺。夏斯特里對可能背負“無視軍方建議”的指責過于敏感，於是接受了喬杜里的建議同意停火。然而，如果對喬杜里的說法進行更加嚴格的審查，就會發現實際上印度軍隊並沒有遭受嚴重的坦克損失，前線的彈藥也只消耗了14%。印度卻因為喬杜里錯誤的軍事建議而決定停止戰鬥。

　　儘管前文已經明確的指出了印度軍隊的失誤，但是1965年的相對成功卻印證了由軍方領導層把控戰爭決策權的重要性。

　　正如1965年戰爭結果所顯示的，1962年後盛行的軍政關係規範一直在損害印度的戰力，並導致了不確定的結果。然而，與1962年的慘相比，1965年印度軍隊的相對成功使得寶貴的經驗教訓被再次忽視。正如斯蒂芬·羅森所言：“在大多數關於1965年戰爭的記述中，印度作家們描寫道‘彼時軍隊已經進行了改革，1965年軍隊獲得的領土收益‘抹去了在1962年遭受的恥辱’，這場戰爭影響深遠，增強了印度的國內凝聚力……”儘管前文概述了印度軍隊在1965年戰爭的明顯失誤，但這場戰爭的相對成功在許多人看來恰恰證實了由軍方領導層把控戰爭決策的重要性。

　　三、1971年戰爭

　　六年後，持續存在的社會不平等和政治壓制催生了爭取自治的東巴基斯坦獨立運動。西巴軍隊對東巴的占領，最終在1971年冬天招致了印度軍隊的干預。隨着孟加拉獨立運動規模的擴大，印度軍方和情報機構加大了對該運動的支持。然而印度很快意識到，單靠煽動暴亂不足以推翻西巴對東巴的統治，印度需要發動一場常規戰役。1971年12月，印度軍隊正式介入時，並且僅用13天就占領了達卡，成功將巴基斯坦一分為二，取得了決定性的、出人意料的勝利。1971年戰爭的速勝成為文職領導層不干涉軍事事務的正面典範，許多觀察者大肆稱讚文職領導層給予軍方以充分自由。1971年戰爭鞏固了這樣一種看法:文職人員的干預導致了戰爭失敗，文職人員的放權使印度贏得戰爭。

　　後來，在印軍占領達卡之後，英迪拉總理呼籲早日結束戰爭，而不是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樣對西巴基斯坦進行代價高昂的入侵。

　　然而，如果對1971年戰爭進行更仔細、更嚴格的考察，會發現事實真相併非如此。印度文官領導一直積極參與軍事規劃和外交布局，為戰爭勝利做出了貢獻。從一開始，英迪拉·甘地總理就參與了戰爭的籌劃，並且持續關注着戰局的推進。她任命D.P.法爾(D.P. Phar)負責協調團結各種政治和軍事力量。在1962年、1965年兩次戰爭中，這種由可以直接接觸到總理本人的官員進行的政策協調工作明顯不存在，這也導致這兩場戰爭中的印方決策缺乏組織性和連貫性，無法協調目標、方式和手段。

　　英迪拉總理還獲得了來自蘇聯的國際支持，以及西方國家和中國的不介入承諾。這使印度軍隊可以完全集中精力應對來自巴基斯坦的威脅。如果沒有蘇聯的支持，如果印度未能通過外交阻止中國進行干預，印度軍方甚至可能不存在發動戰爭的可行性。

　　英迪拉總理還牢牢調控了印度對東巴基斯坦的介入程度，從最初支持當地暴亂，到進行直接的軍事干預。她首先授權向東巴暴亂分子提供直接的炮兵支援，後來又將干預擴大到在東巴基斯坦進行常規軍事行動。而在印軍占領達卡之後，英迪拉又呼籲儘早結束戰爭，而不是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樣，向西巴基斯坦發動代價高昂的入侵。因此，印度得以鞏固戰爭成果，並成功保持了其來之不易的“解放者”形象。

　　Niazi 中將在 Aurora 中將的注視下簽署投降書。圖源網絡

　　在1965和1971年的兩次衝突中，軍政關係是相反的。較之1965年，在1971年的衝突中文官領導層沒有放棄決策權和監督戰爭的責任，而是積極參與了戰前規劃、戰中決策和戰爭終止的全過程。儘管文官對1971年戰爭結果產生了正面影響，但文官們依舊籠罩在1962年的陰影下，並且飽受那場戰爭後盛行的“文官過度干預導致戰敗”的非議的困擾。

　　文官們更偏愛進行幕後決策，避免公開批評軍方的觀點而表現得“過度干預軍事”，以免受到大眾的指責。這也導致了“只有當文官不干涉軍事事務，印度軍隊才會獲勝”的說法持續存在。然而，只要我們仔細研究1971年戰爭細節就會發現，文官的積極參與是印度在這場戰爭中取得軍事勝利的關鍵因素。

　　作者制印度軍民關係和戰爭結果表。圖源網絡

　　邁克爾•霍華德爵士(Sir Michael Howard)認為：“決定戰爭勝敗或走向的因素往往在戰場以外”，20世紀印度參與的幾場戰爭應證了上述說法。印度軍政關係的狀況以及軍政領導層之間互動的本質有助於解釋印度最慘痛的失敗和最輝煌的成功。

　　同樣重要的是，流行的軍政關係敘事塑造了文官參與軍事事務的方式和範圍。1965年印度文官的不參與和1971年的幕後參與，其根源都在於1962年戰爭慘敗的長期陰影。若想了解區域安全動態，應進一步研究印度的軍政關係和大眾輿論對文官軍事事務參與的影響。

　　作者簡介：Luke Encarnation，喬治敦大學Edmund A. Wals外交學院( SFS )的研究生和研究助理。曾獲聖安德魯斯大學國際關係和現代史榮譽碩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