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國在威廉二世時期，對外政策發生重大轉變。在帝國建立的過程中，普魯士雖然通過幾次戰爭顯示出強大的軍事實力，但帝國的經濟和綜合國力尚不具備越出歐洲大陸的能力，無法與英國等國在世界範圍內一爭高下。因此，俾斯麥奉行以謀求歐洲大陸霸權為中心的大陸政策。然而，隨着帝國經濟及軍事力量的不斷增強，大陸政策既無法滿足德國統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欲望，也不能安撫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因此，俾斯麥下台後，德國外交改弦易轍，開始向“世界政策”轉變。眾所周知，一戰前德國大力擴建海軍，在世界範圍內爭奪殖民地，但是個中政策導向及實施細節少見描述。本文擬全面論說，以饗讀者。

　　一、德國對外政策轉向的動因

　　威廉二世時期對外政策轉向的動力來自內外兩個方面。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強瓜分世界、搶占殖民地的熱潮對德國產生了巨大影響，這是重要的外部原因。根本原因和動力則在自身的衝動和內部需求。

　　工業化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和國家綜合實力的增強，使德國迅速向外向型經濟國家轉變，這是德國走上擴張道路的根本動因。帝國建立後經過20餘年的飛速發展，德國已經成為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強國，鋼鐵產量躍居歐洲之冠，化學、電氣、光學等新興工業迅速崛起並領先世界。但是，國內資源和市場難以容納經濟增長釋放出的巨大能量：生產能力越大，原料供給和市場銷售就越顯不足。因此，德國迫切需要走出國門，尋找新的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場。進口數據顯示，由於都市化和人口猛增，國內農業生產無法滿足糧食需求。1895—1900年間，德國生產的小麥僅能供應全國需求量的73.7%。1900—1904年，德國小麥年平均產量為390萬噸，進口量達203萬噸。1905—1908年，國內小麥平均產量為372萬噸，進口增長到232萬噸。1911—1912年，國內生產提高到421萬噸，但仍需進口208萬噸。工業原料對外依賴也極其嚴重。1872年德國進口原料價值為570萬馬克，1910年增至16130萬馬克，增長近30倍。德國產品的銷售也越來越依賴國外市場。

　　一戰前夕，國外市場消化了德國全部工業品的1/5到1/4.一位法國人曾經這樣描述：“在我巴黎的家中，電梯是德國的，室內電氣裝置是德國的，廚房灶具是德國的，最好的照明燈是德國的。……刀具是德國的，餐廳中的椅子是德國的，浴室里的鏡子是德國的，……而且實際上所有授予專利的藥物、以及一些盥洗室用品都是來自德國的。……所有這些用品都購自巴黎各市場。”德國商品還大舉進軍英國這一老牌工業國的市場。

　　對外貿易額的飛速增長也反映了德國對國際市場的嚴重依賴。德國對外貿易在世界貿易中所占比重由1870年的9.7%上升到1913年的12.6%，從世界第三位躍居第二位，與第一外貿大國英國的差距大大縮小。對此宰相比洛坦言，有關對外貿易額的統計數據是單調的，但它對德國人的福利卻有着重要意義，成千上萬德國人的工作和直接生存都仰賴外貿。由此可見，德國從大陸政策走向世界政策，一定程度上是對國外市場依賴性增強的必然結果。

　　這個時期，德國不僅大規模輸出商品，也開始向外輸出資本。據統計，一戰前德國資本輸出的流向為：拉丁美洲38億馬克，北美洲37億馬克，奧匈帝國30億馬克，俄國18億馬克，土耳其18億馬克，西班牙和葡萄牙17億馬克，巴爾幹17億馬克，英國和法國13億馬克，歐洲其餘地區12億馬克，亞洲其餘地區10億馬克，非洲20億馬克，其他5億馬克。一戰前夕，德國資本輸出總額已達230多億馬克。資本輸出也是德國的努力目標。

　　總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已經成為外向型經濟國家。工業的發展使德國像英國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一樣，迫不及待地到境外去尋找新的原料產地、產品銷售市場和資本投放地。此時德國的綜合國力僅從人口方面看，1913年達到6700萬，在歐洲僅次於俄國，而且在受教育水平、社會供應和人均收入等方面都相對較高，德國人口資源占有明顯的質量優勢。有感於此，著名學者保羅·肯尼迪在談到德意志帝國的擴張政策時認為，此時的德國已經擁有了改變現狀的實力手段和創造這種手段的物質資源。

　　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是德意志帝國向外擴張的精神動力。近代以來，由於長期分裂和遭受外族入侵等緣故，德國社會瀰漫着強烈又近乎畸形的民族主義思潮。如果說在德意志統一過程中三次所向披靡的戰爭已經表現出軍事上的強大實力，那麼現在經濟、科學技術等領域所取得的一系列舉世矚目的成就，更使德國人有理由相信，他們確實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是“世界精神”的集大成者，負有開化全世界的使命。然而，當時的世界形勢卻讓德國人憤憤不平。在許多德國人看來，國家雖然日益強大，但國際地位極不相稱，特別是瓜分世界的所得，實在太少。於是，積壓已久的民族主義能量開始向外噴射，各種擴張主義言論甚囂塵上。歷史學家特萊奇克宣稱：沒有殖民地的德國“註定只能當二等強國”。還有學者稱，開拓殖民地是“為了給充滿進取精神和活力的德國人民提供一個活動場所”。工商業集團更急切地呼籲擴張。通用電氣公司董事會領導人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Rathenau)說：“我們時代的最大不公平在於，這個地球上最有經濟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堅強的思想和最強大的組織能力的民族，卻不能對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擔責任。”

　　此時，各種民族沙文主義團體異常活躍。1887年，在原來的德意志殖民聯合會和德意志殖民協會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德意志殖民協會(Deutsche Kolonial gesellschaft，簡稱DKG)。1891年4月9日，克虜伯康采恩經理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Alfred Hugenberg)等人，在卡爾·彼得斯等的支持下發起成立“德意志總同盟”(Allgemeiner deutscher Verband)，三年後改組為“泛德意志協會”(Alldeutscher Verband)。這是一個由壟斷資本家、政府官員、教授、軍官等參加的狂熱的民族沙文主義組織，宗旨是復甦民族意識，支持政府的對外擴張政策。該組織最醒目的口號就是“德國醒來!”(Deutschland,wach’auf!)。(它的成員不多，最多時也不超過4萬人，但對政府以及德皇顧問們都有巨大的影響力。(1898年4月成立的德國海軍聯合會(Deutscher Flottenverein)等民族沙文主義團體，也對政府的對外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此外，公眾輿論也有巨大的影響力。俾斯麥的對外政策如同一篇經過深思熟慮的論文，很少受他人干擾。但是威廉二世不同，他好大喜功，對德國“公眾輿論尤其是上層中等階級和學術界的新動向，總是極為敏感”，他能意識到帝國政策對公眾具有巨大號召力。(在俾斯麥下台後，這位皇帝立即在對外政策方面提出新要求，希望通過鼓吹向外擴張來博取民眾的支持。於是，德國政府秉承旨意，順應輿論，為滿足經濟需求，提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獲取世界威望的新思路。

　　二、對外政策的“新路線”

　　1890年，新上台的卡普里維政府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開始偏離俾斯麥制定的歐洲安全政策軌道，駛入對外政策的“新路線”。從本質上看，卡普里維對外政策的着眼點仍然是鞏固德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但是他覺得俾斯麥留下的聯盟體系過於複雜，必須清理。他首先調整了對英和對俄關係，由俾斯麥時期的聯俄轉向親英疏俄。

　　此時改變對俄政策事出有因。在俾斯麥對外政策中，俄國是以孤立法國為基點的大陸聯盟體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因此，即使德奧建立同盟，俾斯麥也沒有放棄俄國，而是先通過“曲線政策”迫使其簽訂新三皇同盟，爾後又與之簽訂了《再保險條約》。這種似乎有些矛盾的同盟體系在俾斯麥看來並非不可行。這位德國宰相曾這樣解釋：在三個友好國家之間，如果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做出針對第三者的承諾，即倘若與第三者破裂，將互相支援，那麼第三者只會獲得更堅定的保障。(事實上，俾斯麥執政時期，德俄之間雖有矛盾，但基本上保持着較平穩的關係。對此，與俾斯麥矛盾重重的威廉二世也不得不承認：“無論人們對俾斯麥的俄國政策抱以何種態度，有一點必須承認，侯爵能夠避免嚴重不和。”(然而，後繼者卡普里維沒有俾斯麥的這種駕馭能力。新宰相向駐俄大使承認，在與俄國續簽再保險條約問題上，他感到力不從心;因為他無法像俾斯麥那樣，像雜技演員般地玩五個球，他只能同時抓住兩個球。

　　卡普里維決定放棄與俄國的友誼，拒絕續簽《再保險條約》。卡普里維認為，《再保險條約》有悖於德奧同盟的精神，隱藏着削弱德奧同盟的危險。它迫使德國在俄國和奧匈之間採取一種搖擺不定的政策，而俄國卻可以隨時通過透露這個文件來破壞德國與奧匈、意大利、英國以及土耳其等國家之間的關係。此外，《再保險條約》的存在會妨礙德國與英國接近，而追求德英友好是新一任政府的重要努力目標。卡普里維受弗里德里希·馮·荷爾施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等人的影響，認為俾斯麥以德俄關係阻止法俄接近是不現實的，而德俄對立不可避免，應該採取優先與英國聯繫的政策，以便使英國站到三國同盟一邊，壯大三國同盟。只有這樣才能建立一個力量絕對超過法俄兩國的大國集團。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890年3月，新上任的卡普里維政府拒絕了俄國駐德大使保爾·舒瓦洛夫(PaulSchuwalow)提出的將《再保險條約》延長6年的建議，答覆是：德國願意一如既往地與俄國保持最好的關係，但由於人事變動，目前必須保持冷靜，所以不能締結廣泛的協定，不能延長該條約。在俄國外交大臣吉爾斯做出各種讓步後，德國仍不鬆口。卡普里維政府的堅定態度使俄國開始意識到，德國對外政策已經改變。這種改變“促使俄法之間早已成熟的親近關係正式成立的新的推動力”。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德國在拒絕續簽《再保險條約》的同時，對改善與英國的關係表現出極大的熱情。1890年7月1日，英德簽訂《赫爾果蘭-桑給巴爾條約》(Helgoland-Sansibar-Vertrag)。這一條約是兩國為解決殖民地爭端談判的結果。早在1889年，俾斯麥曾就殖民地問題向英國首相索爾斯伯里提出談判的建議，但這隻老狐狸不急於達成協議，而是想從英國人手中得到更好的價錢。現在新政府改變態度，反而迫切要求達成協議。威廉二世甚至表示，在東非殖民地問題上，德國準備就英國的任何要求作出讓步。德國如此積極有兩個目的：其一，爭取英國對三國同盟的支持，抵消因拒簽《再保險條約》給德國造成的負面影響;其二，爭取得到北海海岸附近的赫爾果蘭島，卡普里維政府認為該島極具戰略價值。

　　不久，英德達成《赫爾果蘭-桑給巴爾條約》。德國將東非領地維圖(Witu)和索馬里沿岸等德屬部分讓給英國，並將桑給巴爾及其附屬島嶼的保護權交給英國。條約還保證英國人免稅穿越德屬東非。作為交換，英國把1807年獲得的赫爾果蘭島讓給德國，並為德屬西南非提供一條通往贊比西河的通道“卡普里維角”(Caprivizipfel)。這個條約對英國人讓步太多，按照英國人的說法，英國“獲得了一件簇新的燕尾服，而付出的代價只是褲子上的一個紐扣”。因此條約在德國國內受到激烈而廣泛的批評，並引發超黨派的、民族主義的泛德意志運動，具體表現就是泛德意志協會的建立。

　　德國拒絕續訂《再保險條約》，已經給俄國人留下德國正在改變對外政策的印象。而《赫爾果蘭-桑給巴爾條約》的簽訂則進一步“向俄國展示明證，即與俄國的友誼相比，德國新政府更偏愛英國的友誼”。

　　由於當時俄國與英國在近東和東亞地區關繫緊張，在巴爾幹地區與奧匈有隙，因此，德國的轉變使俄國在歐洲處於一種孤立的境地。為了擺脫這種不利局面，俄國加快接近同病相憐的法國。1891年7月，法國艦隊訪問俄國軍港喀琅施塔得(Kronstadt)，俄國外交大臣吉爾斯與法國大使會談，商討接近步驟。1892年8月《俄法軍事協定》(Russisch-Französische Militärkonvention)簽署。1893年，德國為迫使俄國開放德國工業品進口，對俄國發動關稅戰，加之德國的擴軍舉動，使原本仍處於猶豫狀態的俄國決定與法國攜手對敵。(1894年《俄法軍事協定》正式生效。根據協定：如果法國遭到來自德國或受德國支持的意大利的進攻，俄國將以全部軍隊進攻德國;如果俄國遭到德國或受德國支持的奧匈的進攻，法國將以全部軍隊進攻德國。雙方軍隊將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戰爭，以使德國處於東西兩線交戰的境地。俄法建立同盟，使德國在現實上處於兩線作戰的危險。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說得很明確：“一旦法、德兩國開戰，我們必須立刻以全力打擊德國，不讓他們從容地把法國打倒然後馬上轉過來對付我們。我們必須糾正過去的錯誤，一有機會就要把德國摧毀”。可見，是“威廉自己的不智”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法俄同盟。

　　與俄國關係破裂，德國更希圖建立良好的德英關係。1891年7月，威廉二世在訪問外祖母維多利亞女王時，表達了與英國友好的願望。德國外交國務秘書馬沙爾(Marschallvon Bieberstein,1842-1912)與英國首相索爾斯伯里會晤時，也提出了英德聯手對付俄法的要求。然而，德國在非洲殖民地和世界強權方面表現出的咄咄逼人姿態，使英國人心有餘悸。1893年秋，德國希望將德、英、美三國共管的薩摩亞群島全部劃歸自己，遭到英國拒絕，於是德國與英國的對手法國接近，向英國施加壓力。1894年5月，英國與剛果國簽訂條約，試圖租借一條貫通東非的地帶。這條地帶不僅穿越德屬東非，也截斷了法國向尼羅河上游擴張的通道。德法兩國為此聯合向英國抗議，迫使英國廢除了已經簽訂的條約。在南非，德國支持布爾人的德蘭士瓦(Transvaal)共和國與英國對抗，甚至派出了戰艦示威。所有這些舉動在英國人看來都是兩國關係疏遠的理由。

　　上述表明，卡普里維政府對外政策的新路線並不樂觀。俄法兩大鄰國已經聯手，德俄關係趨於冷淡，缺乏相互信任。德國在非洲的舉動，特別是對南非布爾人共和國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德英關係。

　　三、世界政策的實施步伐

　　儘管德國對外政策有所轉變，但還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固守歐洲大陸的政策。1894年10月霍恩洛厄出任宰相，他本人有親俄傾向，此時的沙皇尼古拉二世(NikolausII.)對德態度友好，德俄關係似乎出現轉機。但是，新宰相在殖民擴張等方面沒有做出“令人振奮”之舉，急於要使德國成為世界強國的威廉二世再也沉不住氣了，決定起用得力人選貫徹自己的意志。1897年，主張向海外擴張的海軍少將蒂爾皮茨和比洛，分別出任帝國海軍國務秘書和外交國務秘書。德國由此從歐洲大陸政策向世界政策轉變，德意志帝國踏上了爭雄世界的舞台。1897年12月6日，外交國務秘書比洛在帝國議會一次涉及對華政策的演說中明確闡釋了世界政策：“德國人讓他們的一個鄰國占有陸地，另一個鄰國得到海洋，而只給自己留下天空，自命清高，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不想將他人擠到陰影中去，但是我們也需要陽光下的地盤。”(20年以後，比洛在他的《德國政策》(DeutschePolitik)一書中再次說明德國的追求目標：世界政策的目標就是要使德國成為強國，並獲得與英法等列強的平等地位。(世界政策一是要大力擴建海軍，而是要搶占海外殖民地。

　　1大力發展海軍

　　要成為世界強權、搶占海外殖民地，一支強大的海軍必不可少，這是帝國熱衷“艦隊政策”(Flottenpolitik)的主要動機。蒂爾皮茨在1896年2月給原海軍部領導人阿爾布萊希特·馮·施托施(Albrecht von Stosch)的信中明確指出，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對於保護德國的世界政策和經濟利益都是必需的。(威廉二世對建立一支強大的德國艦隊更是情有獨鍾。他在多次演說中大力鼓吹海軍建設。他說，“一支強大的艦隊對於我們來說極其需要”，“帝國的力量意味着海上力量”，德國的“命運將在海上決定!”諸如此類的話語在德國到處傳播。威廉二世的母親、皇太后維多利亞到英國拜見女王時也說過：“威廉的唯一想法就是擁有一支比英國更大更強的艦隊。他真的完全瘋了。”

　　為了實現海軍強國的夢想，早在1889年3月，登基不久的威廉二世就批准成立了帝國海軍部，以保證海軍建設。1895年1月，他又連續召集會議並做報告，強調加強海軍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由於帝國財政緊張，建設海軍的預算遭到各政黨反對，議會沒有批准。但是，擴建海軍計劃得到重工業以及航運公司的大力支持。德國重工業界如此熱心，不僅因為強大的艦隊會為德國帶來海上和殖民霸權，還因為建造戰船能夠產生巨額利潤。單是艦隊裝甲一項，克虜伯和薩爾鋼鐵巨頭施圖姆每年就各有500萬馬克的利潤進賬，而這僅僅是全部收益的一小部分。日後擔任德國海軍聯合會主席的奧托·馮·薩爾姆-霍斯特馬爾侯爵(Otto Fürstvon Salm-Hostmar,1867-1941)，在1901年12月致蒂爾皮茨的信中直接指出：“通過新戰艦的訂貨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商業和工業的活躍，會使與之有關的交易所行情上漲，挽救許多財富並穩定市場。”

　　在政治與經濟雙重動力驅使下，1898年3月帝國議會終於通過了蒂爾皮茨制定的第一個海軍法案(ErstesFlottengesetz)。該法案提出了為期6年的海軍建設計劃：海軍將由1艘旗艦、8艘主力艦的2個分艦隊，各擁有4艘海岸裝甲艦的2個分隊，用於國內戰略艦隊訓練的6艘大型巡洋艦和16艘小型巡洋艦，海外服役的3艘大型巡洋艦和10艘小型巡洋艦以及備役的2艘主力艦、3艘大型巡洋艦、10艘小型巡洋艦組成。為此在1898—1903年間共投入40890萬馬克。這是海軍建設的大飛躍，以前德國海軍相當弱小。1888年，德國海軍年度經費只有6500萬馬克，官兵15000人，即使到1898年時，年度經費也只有1億馬克，官兵23000人，裝甲戰艦9艘。

　　此後，受世紀之交美西戰爭、英布戰爭的刺激，政府建設強大海軍的緊迫感明顯增強，在1898年法案基礎上再度擴建。1899年10月18日，威廉二世在“查理大帝”號戰列艦命名儀式上宣布：“亟需一支強大的德國艦隊。”(此後十幾年，造艦計劃一擴再擴。1900年6月，德國通過了第二個海軍法案(ZweitesFlottengesetz)，規定主力艦增至38艘，裝甲巡洋艦14艘，小型巡洋艦45艘，使德國海軍力量達到英國的水平。英國建成新式無畏艦(Dreadnought)後，1906年5月德國趕忙通過新的海軍補充法案(Flottennovelle 1906)，規定今後建造的一切新式戰列艦都必須是無畏艦級軍艦。

　　德國大力擴建海軍的舉動引起海上霸主英國的強烈擔憂。根據蒂爾皮茨的計劃，第一個海軍法案只能滿足德國對北海和波羅的海的需要，第二個海軍法案表現出德國要爭奪海上強權的“思想”。英國擔心自己的海上優勢受影響，隨之和德國展開了激烈的海軍軍備競賽。然而，正在走下坡路的英國在這場角逐中有些力不從心。而財大氣粗的德國則出手不凡。到1908年，英國有8艘無畏艦，德國有7艘，舊式裝甲艦的對比為51∶24.德國海軍已經從1897年位居世界第七的“嬰兒艦隊”，一躍成為幾乎可以與英國匹敵的世界第二大艦隊。

　　2.在非洲的殖民擴張

　　德國在大力擴建海軍的同時，殖民擴張步伐也驟然加快。在非洲，德國企圖在俾斯麥創立的殖民帝國基礎上，建立一個西起西南非和西非、東至坦噶尼喀(Tanganjika)的斜斷非洲的殖民大帝國。這與英國的殖民計劃發生衝突。當時英國正計劃修建一條從開普敦至開羅的縱貫非洲大陸的鐵路。原本兩國在殖民地問題上的默契很快演變為激烈爭吵，雙方在南非地區發生矛盾，最激烈的衝突是爭奪德蘭士瓦和奧蘭治(Oranje)兩個布爾人共和國(Burenrepublik)。

　　在俾斯麥時期，有人主張在布爾人共和國建立殖民地，德國資本也開始滲透到德蘭士瓦。1886年，在德蘭士瓦發現了世界上最豐富的金礦，隨後德英兩國都急於奪取對此地的控制權。結果，經營南非鑽石礦公司的英國殖民者塞西爾·羅得斯(Cecil Rhodes,1853-1902)捷足先登。但是德國資本也不甘落後。推行世界政策的先鋒威廉·克納佩(Wilhelm Knappe,1855-1910)在1891—1894年間擔任了南非中央銀行首腦，實際上已經操縱了德蘭士瓦國家銀行。漢堡各大商行與德蘭士瓦也保持着大宗貿易。在南非的重要工業中心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有將近15000名德國移民，聯絡德國移民的俱樂部布滿了整個德蘭士瓦。1895年以後，德國已經控制了德蘭士瓦的絕大部分對外出口貿易。

　　英國將整個南非地區視為自己要占領的土地。19世紀90年代初，它已經從西、北、南三面包圍了布爾共和國。1895年12月，羅得斯的下屬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1853-1917)率領一支800人的隊伍進入德蘭士瓦，進攻約翰內斯堡，這就是所謂的“詹姆森襲擊”(Jameson-Raid)。德國政府得到這一消息後立即作出強烈反應，表示決不允許改變德蘭士瓦的現狀。威廉二世甚至準備宣布德蘭士瓦為保護國，不惜與英國一戰。英國人的冒險行動失敗後，激動不已的威廉二世又立即給德蘭士瓦總統克呂格爾(Paulus Stephanus Krüger,1825-1904)發去賀電，即所謂的“克呂格爾電報”(Krügerdepesche)，祝賀他在“不求助於友邦”的情況下，僅用自己的力量就“捍衛了國家的獨立”。

　　英國對德國的舉動非常不滿，派出海軍示威。當時德國因海軍力量薄弱，不得不放棄了奪取南非的計劃。而英國正處在與布爾人戰爭的前夕，為防止德國從中作梗，也準備給德國一些好處。1898年8月，雙方簽訂了兩項瓜分葡屬非洲的秘密協定。據此，英國將南部莫桑比克和南部安哥拉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德國則將北部莫桑比克、安哥拉中部和北部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作為瓜分葡屬殖民地的交換條件，德國政府答應不再給予布爾共和國以任何支持。

　　除了與英國爭奪外，德國還與法國在北非爭奪摩洛哥，引發了兩次危機。由於德國在擴建海軍和殖民擴張方面咄咄逼人，英國與老對手法國和解，以共同對付德國。1904年4月，兩國就有關在北非的權益達成協議，即所謂《英法協約》(Britisch-französische Ententecordiale)。根據該協約，英國控制埃及，法國操縱摩洛哥。從此兩國在協調歐洲事務方面再沒有什麼障礙。1905年2月，法國在英國支持下試圖將摩洛哥變成完全從屬於自己的殖民地。對此，德國政府為了爭奪這塊扼守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戰略要地，同時也是為了打擊日益緊密的英法關係，決定對法國施加壓力。3月底，威廉二世突然訪問摩洛哥港口丹吉爾(Tanger)並發表演說，聲稱摩洛哥應對世界各國的和平競爭開放，不得由任何人獨占。德國甚至發出威脅，“如果法軍越過摩洛哥邊界，德軍也就立即越過法國邊境”。這是第一次摩洛哥危機。然而，英國出面支持法國使德國的武力訛詐黯然失色。最後，德國不得不同意通過國際會議來解決爭端。在1906年召開的阿爾吉西拉斯會議(Algeciraskonferenz)上，英、俄、意、美等國都一邊倒地支持法國。幾乎成了孤家寡人的德國一無所獲，反德聯盟卻得到鞏固。

　　3.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的擴張

　　太平洋地區也是德國推行世界政策的重要方向。德國對於和英國達成瓜分葡屬殖民地的協定並不滿足，它希望利用英國急於發動對布爾人戰爭的機會，撈取更多的好處，因而在1898年8月又提出了瓜分薩摩亞群島問題。

　　德國侵入南太平洋地區很早。早在19世紀60年代，漢堡商人高德弗羅伊(Johann Cesar Godeffroy,1813-1885)已經壟斷了薩摩亞一帶的商業貿易。俾斯麥時期，德國在新幾內亞一帶站穩了腳跟。1889年，德、英、美三國在爭奪薩摩亞群島的過程中暫時達成協議，規定該群島由三國共管。但是德國想獨占或至少是該群島的一部分，以便為德國海軍建立一個軍事基地。出於這一動機，它趁英布戰爭即將爆發之際再次提出瓜分薩摩亞群島問題，並利用薩摩亞國王去世的機會攪亂了薩摩亞政局，以此說明只有瓜分才有利於問題的解決。英國原本反對瓜分，索爾斯伯里認為，英國在這場瓜分中不會得到任何好處。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lain,1836-1914)則稱德國“是公開進行訛詐”。只是考慮到英布開戰後的困難處境，英國政府才決定作出讓步。

　　1899年11月14日，即英布戰爭爆發後的第四天，德英兩國簽訂了一項協定。根據該協定，德國取得薩摩亞群島中兩個最大的島嶼烏波盧(Upolu)和薩韋(Sawai)，其他兩個島嶼歸美國;英國放棄對薩摩亞群島的一切要求，以取得湯加群島以及德屬所羅門群島的一部分作為補償。英國讓步後，德國立即背棄布爾人，將前來求援的布爾共和國代表拒之門外。德國還利用西班牙在美西戰爭中戰敗之際，以1725萬馬克購得加羅林群島、帕勞群島和馬利亞納群島。

　　德意志帝國對東亞地區的政策呈現階段性特點。俾斯麥時期德國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歐洲，對遠東地區興趣不大。當時俾斯麥政府的策略是，慫恿法國等列強在中國等地進行爭奪，以便轉移它們在歐洲的視線。在1883年的中法戰爭中，德國駐法大使霍恩洛厄曾表示，俾斯麥支持法國占領中國的沿海島嶼。威廉二世改變了俾斯麥的保守態度，開始在中國問題上採取積極拓展的政策。

　　在19世紀60年代，歐倫堡伯爵曾向當時的普魯士政府提出占領台灣一事。1869—1870年，德國著名地理學家、中國通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Freiherrvon Richthofen)建議俾斯麥奪取中國的舟山。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德國政府萌生了在中國攫取侵略基地的想法。1894年11月，外交國務秘書馬沙爾與宰相霍恩洛厄的電文中曾多次提及割占台灣問題。1895年2月，馬沙爾在給德國駐英大使的機密信件中再次提到為德國“東亞海軍及商業取得一個永久的基地”問題，他看上“位於山東西南的膠州灣”。馬沙爾的理由是，占據該處“也就是占據中國之大陸”。中日甲午戰爭後，德國積極發動並參加了三國干涉還遼行動，以便博得中國政府的感激，再撈取好處。德國逼迫日本還另有目的，就是迎合俄國覬覦遼東半島的企圖，將俄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轉向遠東，以減輕德國東部邊境的壓力。

　　三國迫日還遼後，德國政府開始向清政府索取回報。1895年10月，德國得到天津和漢口的兩處租界，1896年3月，德國又獲得對華貸款。然而，它想在中國獲得一個立足點的願望沒能實現。1895年10月，德國外交部致函中國政府，要求在中國建立一個基地，中國以“史無前例”為由直截了當地拒絕了。次年6月，李鴻章訪問柏林，德國政府再次試探，李鴻章沒有作出任何承諾。德國仍不甘心，1896年春天，德國東亞艦隊司令官蒂爾皮茨專程來華，為德國選擇立足點，他也傾向膠州灣。

　　1897年11月1日，在山東的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這給德國製造了極好的藉口。外交國務秘書比洛直言不諱地說，德國教士被殺“為德國提供了充分理由，立刻進行外交與海軍行動”強占膠州灣。威廉二世更是喜不自勝，認為“為德國工業獲取新的銷售市場”的機會到來了。他在給比洛的信中寫道：“中國人終於給我們提供了渴望已久的理由和事件。我決定馬上進攻。在意識到德意志帝國終於在亞洲站穩了腳的時候，千百個德國商人將會歡呼。當千百萬中國人的脖子感覺到德意志帝國的鐵拳時，他們就會發抖，而全體德國人民將會高興”。於是沒等中國政府表態，德國就急忙於11月13日命令它的東亞艦隊駛進膠州灣，次日德軍登陸奪取了青島。15日，威廉二世在宰相官邸主持軍政要員會議，確定“永久占領”膠州灣。1898年3月6日，在德國的外交和軍事壓力下，清政府被迫簽訂《膠澳租界條約》，把膠州灣周圍半徑50公里內的領土及青島港租讓給德國，租期99年。德國還獲得在山東修築鐵路並在鐵路兩旁採礦的權利。德國人終於在中國“站住了腳跟”。

　　緊接着，義和團運動又為德國侵華略提供了契機，同時也引發了德國與其他列強關係的變化。德國積極策劃並參與列強聯合鎮壓義和團的所謂“義和團戰爭”。威廉二世在1900年7月3日的一次演說中宣布：“海洋對於德國而言具有必不可少的重要意義。然而海洋也會證明，在其所及之處，如果沒有德國，沒有德意志皇帝，那就決不允許再有什麼重要的決定。”27日，他在不萊梅港向開赴中國的軍隊發表了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說”(Hunenrede)：“對待敵人不要手軟!不要寬恕!不要抓俘虜!誰落入你們手中，就意味着死亡!”在列強組成聯軍的過程中，司令的位置爭執不休。因英俄兩國矛盾、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以及比較最高軍階等原因，德軍元帥瓦德西成為聯軍司令。在他的指揮下，聯軍殘酷屠殺義和團民，大肆掠奪中國財富。

　　在鎮壓義和團期間，德英兩國就在華利益進行了談判。當時俄英都擔心對方在華勢力擴大，德國因此成為二者的拉攏對象。英國為了遏制俄國，與德國就列強在華行動規則簽訂了《揚子江協定》。協定規定，各國在對華貿易中實行“門戶開放”原則;在兩國可以施加影響的中國地區，確保這一原則不受侵犯;尊重中國現有的領土完整;若有其他列強利用中國複雜的形勢謀取領土，兩國將協商採取反制措施。

　　《揚子江協定》拉近了德英距離，兩國因此恢復了結盟談判。英國希望由此推動德國加入反對宿敵俄國的行列。然而，比洛政府認為英俄敵對不可避免，謀求在英俄之間保持所謂的“騎牆政策”;德國還認為，英國不可能與利益對立相當嚴重的俄、法兩國結盟，德英繼續接近可能導致德國與俄法的對立，因而拒絕了英國提出的維護地中海、北非等地現狀的建議。兩國結盟談判最終失敗。於是，英國為牽制俄國，與日本在1902年簽訂了同盟條約。

　　此後德國為減輕東部邊境壓力，極力慫恿俄國與日本爭奪中國東北。日俄戰爭結束後，由於日本在華勢力迅速擴張，德國被迫將殖民擴張的目標轉向非洲和近東，由此進一步加劇了它與英、法、俄等列強的矛盾，促使這三國日益接近。

　　4.德國的近東政策與巴格達鐵路

　　中近東地區是連接歐、亞、非三大洲，溝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戰略要地，也是德國“世界政策”的重點目標。德國在中近東的擴張以巴格達鐵路為最主要的工具。巴格達鐵路是指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到波斯灣之間的土耳其小亞細亞鐵路，以及延伸到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支線鐵路，也稱“三B鐵路”。根據“三B鐵路”計劃，德國將修建一條從柏林經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君士坦丁堡、摩蘇爾(Mosul)、巴格達直到波斯灣的巴士拉(Basra)的鐵路。德國的盤算是，通過建造這一鐵路使土耳其及其鄰國屈從於自己的勢力之下，在波斯灣建立德國陣地，在通往印度的最近道路上站穩腳跟。

　　最早促使德國向中近東擴張的動力是經濟因素。當時中東地區已經是“德國經濟擴張的一個主要突擊方向”。據統計，1880年德國和土耳其的經濟關係還微乎其微，對土耳其的出口為600萬馬克，到1893年時則已經增長了7倍。貿易的迅速增長使德國人認識到，“在中近東地區，德國可望發展能吸收大批德國製造業商品的市場，並取得那些可以為德國工業提供必需原料的地區”。因此，從19世紀80年代末起，德國幾家大銀行開始向土耳其鐵路投資，並提出修築巴格達鐵路的計劃。1888年，德國從土耳其手中取得一條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到伊茲密爾的鐵路的租借權，並獲得從伊茲密爾到安卡拉的新鐵路的建築權。1893年，德國又獲得了將鐵路從安卡拉延長到科尼亞的建築權，並在1896年建成了這條鐵路。德國銀行界在土耳其的鐵路計劃引起德國重工業界的興趣和支持，它們認為小亞細亞的鐵路建設對鐵軌、機車和車輛等巨大需求，將帶來巨額利潤。

　　起初，德國政府還顧慮修建巴格達鐵路將觸犯英、俄的勢力範圍。為防止與英、俄等國發生衝突，政府採取聽任實施而不明確表示支持的態度。但是到19世紀末，由於重工業界的壓力和推行世界政策的需要，中近東顯得日益重要，政府不再顧及得罪英、俄等列強。從戰略上講，德國若能在美索不達米亞建立一個像英國在埃及和印度一樣的殖民地，就可以通過控制美索不達米亞進入印度，與英國展開競爭。(因此，德國政府開始在政治上對巴格達鐵路傾注極大熱情。1898年，威廉二世為了加強對土耳其的影響和爭取巴格達鐵路的修築權，在比洛和德意志銀行行長格奧爾格·馮·西門子(Georgvon Siemens)的陪同下，專門訪問了土耳其。他向土耳其蘇丹提出了科尼亞-巴格達-波斯灣的鐵路建築權問題，並得到後者的同意。隨後威廉二世又在大馬士革發表演講，聲稱自己是土耳其蘇丹和3億穆斯林至死不渝的朋友。1899年12月23日，德意志銀行力排英、法、俄等國的競爭，與土耳其政府簽訂了科尼亞-巴格達-波斯灣鐵路租借權的“初步協議”。

　　四、餘論

　　德國政府的世界政策取得一些成就。到1914年，德國擁有的殖民地已達到100多萬平方英里，人口1500萬。但是，

　　統計表明，1893年，德國進口總額中只有0.1%來自殖民地，1912年時相關比重也只提升到0.4%。在出口方面，1893年德國輸出總額中有0.2%是輸往自己的殖民地，到1912年時相應數額也只增加到了0.5%。儘管德國推行殖民擴張有其深刻的經濟背景，但從經濟計算，殖民擴張並沒有帶來明顯的利益。威廉二世時代的德國之所以如此大張旗鼓地擴建海軍和搶占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世界強國形象和聲望的渴望與追求。

　　鋒芒畢露的世界政策帶來一個嚴重後果：大大加劇了德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迫使它們聯手對敵。德國大力擴建海軍，到處搶占殖民地，嚴重威脅英國的海上和殖民霸權，英德矛盾因此逐步成為列強間的主要矛盾。德國與法國在非洲的爭奪，使這兩個國家舊仇未了又添新怨。德國在中近東地區的勢力擴張，引起英、法、俄三國的警覺。巴格達鐵路一旦建成，德國勢力不僅深入土耳其和西亞，而且將威脅英國在伊朗和阿富汗的利益，不啻架在英屬印度上的一把劍。俄國從黑海海峽的控制權考慮，法國作為土耳其最大的債權國，兩國都不能坐視德國在土耳其擴大勢力。因此，修築巴格達鐵路大大加劇了德國與英、法、俄三國的矛盾。為了對付德國咄咄逼人的攻勢，這三個宿敵終於捐棄前嫌，走到一起。繼1904年英法協定解決了英法兩國在非洲的矛盾之後，1907年8月，英俄又簽訂了《聖彼得堡條約》，解決了雙方在伊朗、阿富汗和中國西藏等問題上的爭端，從而為其聯手制德創造了條件，由此形成三國協約。歐洲終於形成了德、奧、意為一方，英、法、俄為另一方的兩大帝國主義軍事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