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韓國總統尹錫悅猝然發動又荒唐結束的戒嚴令，成為全球最關注的政治事件。由於大韓民國國軍在韓國歷史上反覆發揮的消極作用，韓軍在此次戒嚴行動中的表現成了戒嚴當晚的關鍵信息。

與此同時，敘利亞正在經歷自2011年內戰十多年以來最大的戰局變動，隨着敘利亞兩大重鎮的快速易手，阿薩德政權正遭遇更大的安全危機。

“戒嚴鬧劇”之下的韓國軍隊

12月3日深夜，韓國總統尹錫悅發表緊急談話，宣布實施緊急戒嚴，稱將剿滅“從北”勢力，維護自由憲政秩序。伴隨着戒嚴命令的發布，韓國出動了包括韓軍707特種部隊和空輸部隊，以及韓國警察在內的紀律部隊，以國會議事堂為核心，對首爾市內多處地點進行封鎖和警戒。

作為韓國第六共和國歷史上首次戒嚴，尹錫悅宣布之突然，令各方感到猝不及防。幾乎同時間，韓國國會在野黨就開始依照韓國憲法和《戒嚴法》，試圖通過國會立即終止戒嚴。此外，有示威者開始聚集在國會議事堂前，高呼反對戒嚴等口號。在此情況下，國會議事堂自然成了當晚戒嚴和解嚴力量的爭奪焦點。

戒嚴軍警封鎖國會，議員們就各顯神通設法進入國會，並在12月4日0時47分召開國會會議。會議期間，國會議事堂內外的國會職員和民眾與試圖逮捕國會議員的戒嚴部隊發生衝突，但戒嚴部隊行動並不堅決，最終並未阻止國會會議進行。4日凌晨1點，國會以190票贊成全票通過解除戒嚴法案，國會議長室通過公告表示解除戒嚴要求案已經通過，宣布戒嚴令無效。軍隊和警察在投票結束後離開國會，更多的民眾則試圖前往國會議事堂前聲援國會議員。

面對出入口被封鎖的國會，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選擇了“翻牆而入”

在法律程序上宣布戒嚴無效，戒嚴部隊也缺乏維持戒嚴的意圖。最終在4日凌晨3時34分，總統尹錫悅對外表示，在國會通過撤銷戒嚴令後，他將尊重國會意願，取消戒嚴，隨後韓國國務會議在4時30分通過解除戒嚴令的決議。這場持續不到6小時的“戒嚴鬧劇”草草收場。

從後續來看，在野黨與執政黨圍繞針對尹錫悅的進一步追責目前仍在繼續，但從軍事角度來看，伴隨着戒嚴部隊的撤退，韓軍在此次戒嚴鬧劇中的戲份基本已經完結。

根據戒嚴期間韓國媒體和各類自媒體對韓軍的記錄觀察，以及戒嚴結束後韓國國會對韓軍高層及參與戒嚴部隊的質詢，外界對韓軍在戒嚴前後的準備，以及戒嚴期間部分任務的執行情況，有了更多了解，也能更好地解釋韓軍在戒嚴過程中的一系列行為邏輯與動機。

首先，是各方都觀察到的韓軍戒嚴指揮中的混亂情況。根據韓聯社報道，代行防長職務的國防部副部長金善鎬和戒嚴期間擔任司令的陸軍參謀總長朴安洙在接受國會國防委員會緊急質詢時表示，直到尹錫悅3日晚10時23分發表緊急談話後才得知實施緊急戒嚴的消息。朴安洙更是在談話後舉行的全軍指揮官會議上，才得知其獲任戒嚴司令官的消息。

至於宣布戒嚴後發布的《戒嚴司令部布告令（第一號）》，則是由韓軍反情報部門部屬人員參考2018年國防安全司令部戒嚴文件撰寫的。作為戒嚴司令的朴安洙雖然自稱曾提出有必要從法律角度討論布告令是否有違法部分的意見，但實際上只修改了施行時間後就直接頒布。

根據現場的觀察與事後的記錄，除了參與國會議事堂戒嚴的部分警察外，韓軍派遣到國會的戒嚴部隊主要有第707特種任務營、京畿道利川市特種部隊總部的特種部隊和空降第一旅（一空輸）的兩個營的部隊。現場畫面顯示，707特種部隊攜帶了夜視器材和槍械，似乎準備進行暗夜條件下高強度的室內作戰。但同時，這些部隊又似乎沒有特別高的戰備狀態，不少槍械被拍到彈匣空空，一些槍甚至帶着訓練彈匣就進入了戒嚴現場。

707特種部隊當晚“戴四眼，拿空槍”的行頭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種部隊司令郭鍾根在此後的採訪中透露了707特種部隊類似裝備配置的一個可能原因：之所以選擇707特種部隊進入國會，是因為戒嚴令發布時該部正在準備夜間訓練，因此更容易集結人員，而強調夜視卻不準備夜戰的情況，似乎也與夜間訓練的需求相符。

而根據一空輸旅長李相賢准將6日在接受《中央日報》電話採訪時的說法，戒嚴當晚，他接到韓軍特種部隊司令郭鍾根的電話，命他親自帶領兩個營（約250人）的部隊前往國會；同時命令由少校級別的指揮官攜帶實彈，其餘人攜帶空包彈和泰瑟槍。但在執行這一命令時，李相賢指示參與戒嚴的兩個營長“只派部隊，不攜帶實彈或空包彈”。

而等到國會議員準備投票宣布戒嚴令無效時，李相賢稱其接到命令要“破門帶走國會議員，如果不行就切斷電源”，但兩個營長卻在此時建議將部隊從國會內撤回。直到後續宣布解除戒嚴後，上述部隊才正式撤回。

類似情況在更基層的部隊也有發生，根據韓軍陸軍特種作戰司令部特種作戰航空大隊隊長金大校向民主黨議員朴善元介紹，他是在直升機啟動以後才得知目的區域是國會。由於平時訓練並不涉及飛入首爾上空，此次飛行也沒有向首都防衛司令部提交飛行計劃並獲得批准，因此當直升機進入首爾上空時，一度因為沒有獲得批准而在空中盤旋了10分鐘，導致特種部隊抵達國會時間的拖延。

不難看出，由於突然下達戒嚴命令，各部隊和指揮官對具體戒嚴任務應該採取什麼手段產生了不同理解，導致在諸如是否攜帶實彈、是否使用泰瑟槍、是否動用強制手段攻入國會、是否切斷國會議事堂電源等執行細節上，出現矛盾或反覆。加上一系列基本軍事行動協調導致的問題，共同造就了戒嚴當晚韓軍“草台班子”的抽象印象。

但如果因為戒嚴活動組織的一塌糊塗，就說整場戒嚴都是由尹錫悅“一時興起”發動的，又低估了這場行動的嚴肅性。

一方面，2024年8月尹錫悅突然將總統警衛處長金龍顯提名為國防部長（9月正式上任），顯然與此次戒嚴的籌劃有關。作為尹錫悅首爾忠岩高中的學長，金龍顯被指控在戒嚴過程中多次越過戒嚴司令直接向戒嚴部隊下達命令。

另一方面，有國會議員透露，在今年11月25日進行的下半年總人事任命的軍隊高級將領晉升中，韓軍陸軍罕見的沒有人被從少將晉升為中將，這可能與當時已經在規劃中的戒嚴有關。按照該議員的說法，“如果（陸軍）少將晉升為中將，特種部隊指揮官等人將被其他人取代，然後戒嚴設計就會被打破，所以他們可能故意不將他們晉升為三星將軍”。儘管金龍顯以“我不參與軍事人事事務”為由沒有給出有效回應，但有關戒嚴行動規劃的疑團仍在，各種可能性也都應該考慮在內。

至12月7日，尹錫悅發表“對國民談話”，正式就日前發生的緊急戒嚴事態致歉。儘管就戒嚴後尹錫悅是否下令拘捕政界人士的信息，韓國國情院院長趙太庸與第一次長洪長元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說法，政界人士在戒嚴後的各方回憶和供述也免不了會出現給自己貼金、給“政治死人”潑髒水的羅生門行為，但作為一次以整個國會為目標的戒嚴行動，尹錫悅本人的政治生命幾乎可以確定只剩下對其進行彈劾的程序性時間。

韓軍則將指示向國會和選舉管理委員會出兵的三名戒嚴軍指揮官——陸軍首都防衛司令部司令李鎮雨、陸軍特戰司令郭種根、防諜司令官呂寅兄——全部停職，與戒嚴行動本身試圖切割的態度也十分明顯。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場韓國政壇的抽象風波在政界和軍界所引發的動盪還遠偉結束。

阿薩德還能去哪裡？

同樣在這一周里，敘利亞戰局也發生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巨大變動。

自11月27日開始，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在阿勒頗省西北部地區發起大規模攻勢，在十天時間裡，以“沙姆解放組織”（HTS）為代表的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沿着敘利亞西北地區的公路和交通線狂飆突進，不僅在不到一周時間內幾乎占領北部重鎮阿勒頗，還在12月5日衝進中部重鎮哈馬。

考慮到哈馬在2011年以來的敘利亞內戰中雖數次遭遇攻擊但從未陷落，且此前敘軍快速放棄阿勒頗省大片領土的重要意圖之一便是集中兵力據守哈馬，如今敘利亞政府軍在哈馬的快速失敗無疑令各方觀察人士都感到震驚。

隨着政府軍的撤出，反對派武裝於12月5日取得了哈馬的控制權

敘軍撤離哈馬以後，下一座受到考驗的敘利亞城市便是哈馬以南50公里左右的敘利亞第三大城市霍姆斯。

然而由於缺少遲滯，快速進攻的HTS很快便沿着公路突進到了霍姆斯周邊。周五，HTS便聲稱已占領霍姆斯以北六英里處的兩座城鎮；周六的新聞中，所謂“敘利亞政府軍正在撤出霍姆斯”與“反政府武裝進入霍姆斯”的消息不時傳出。而比起霍姆斯何時被攻下的信息，誰都無法否認反政府武裝正在迅速取得哈馬以東、阿勒頗以南大片區域的控制，儘管霍姆斯距離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仍有差不多140公里距離，但正如外界所評論的，這已經是大馬士革城外可稱為“最後一道防線”的區域，一旦霍姆斯徹底失守，敘利亞政府軍就真的只能圍繞大馬士革的遠近接近地展開最後的城市防禦了。

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角度，反政府武裝的大規模進攻與敘利亞政府軍的潰敗，當然都是有跡可循、甚至合乎情理的。

自2020年3月伊德利卜停火協議以來，敘利亞西北部的反對派和親政府部隊之間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就實質停止了。自此之後，敘利亞政府軍一方與反對派武裝都在自身結構上發生了巨大變化。

政府軍方面，此前在近10年的敘利亞內戰中逐步形成的敘軍在達到高峰後，便開始不可避免的衰落：來自境外支援阿薩德政權的伊拉克和伊朗部隊大多離開敘利亞回到本國；俄羅斯空天軍和地面特種部隊的規模也在高強度空襲行動結束後進入常態化的部署；敘利亞境內動員起來的大量地方民團則在停火行動後回到了相對的“平時狀態”。

至於敘利亞政府軍自身，則由於敘利亞在2020年後遭遇西方的持續制裁引發的經濟衰退而自身難保，既無法維持2020年前大規模動員部隊與精銳機械化部隊，也很難參照2020年以後、尤其是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國際戰爭技術的發展，大規模為軍隊增添無人機、巡飛彈等新武器裝備。

反政府武裝方面則充分利用了這段時間，將此前自身多樣且相對臨時的指揮結構改革為常規武裝部隊，加強訓練並建立專門從事突襲和夜間行動的特種部隊，同時接受來自土耳其的援助和統一指揮；加上據稱來自烏克蘭情報總局的一些訓練和支持，在今年反政府武裝發起攻擊之時，雙方的力量對比實質上已經悄然發生了巨大變化。

加上敘軍顯然情報搜集不到位，當反政府武裝開始進攻，並利用數量和機動性上的優勢進行大規模穿插滲透和快速衝擊時，政府軍就處在進退兩難的處境之中：

一線缺乏足夠的兵力，無法遏制所有反政府武裝的深入以及對其側翼和後方補給線的威脅。後撤併重新集結到類似哈馬的重點城市防禦雖然是相對可行之策，但由於戰況進展過快，要在短時間內為每一支部隊規划行軍路線和集結點的難度極大，規劃路線也可能因為執行過程中反政府武裝的進攻失去可操作性。再加上撤退過程節奏很快，大量因為簡單機械故障趴窩的裝備在無暇維修又無力帶走的情況下只能就地拋棄，形成了敘軍機械化裝備越、後撤狀況越慘的情況。而無論是哈馬還是霍姆斯，雖然在戰略意義上堪稱“重鎮”，但在2015年敘利亞內戰局勢對政府軍有利以後，已經很久沒有進行全面的防禦陣地整修，從各個方向趕來的防禦部隊也缺乏統一且有執行力的防禦計劃和演練。

而更重要的是，在長期待遇有限的環境下建設的敘利亞軍隊，經歷十天丟失上萬平方公里領土和不斷的側翼被威脅與長距離後撤之後，整支軍隊的士氣遭受嚴重打擊，很難在短時間內重整旗鼓，應對嚴酷的防禦作戰。特別是大量地方民團武裝選擇與反政府軍合作，兩伊的支援力量緩不濟急，俄羅斯的空中支援治標不治本，而更大規模的援助則囿於正在進行俄烏戰爭無法提供時，敘利亞軍隊想要重拾“鑑定守住，就有辦法”的信念，着實困難巨大。

12月7日，由於敘利亞政府軍的完全撤出，敘利亞南部德拉省的叛亂活動也開始公開化和表面化。對阿薩德政權而言，這自然是加劇形勢惡化的又一壞消息。如果說反政府軍此前沿着M5高速公路狂飆突進南下時，所謂“讓俄羅斯空天軍對反政府武裝使用戰術核武器”的暴論雖然嚇人但仍有技術上的合理性的話，那麼到了眼下，用不用核武器或許都已絕難扭轉這一局勢。

圍繞可能很快到來的“後阿薩德時代”，敘利亞局勢何去何從，各方在擊倒巴沙爾這個共同敵人之後能否繼續維持目前的脆弱聯盟等問題，要對這一切下結論依然為時尚早。但對於生活在這一地區的人們而言，在經歷了數年貧苦的和平之后，貧苦的戰亂已無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