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俄烏停戰如此困難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雙方對於戰爭預期管理的失敗。

管理預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魯迅先生在《無聲的中國》中有一個著名的小橋段：“中國人的性情總是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說在這裡開一個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天窗了。”

其實不止中國，同樣的道理放在西方世界同樣適用。

最近有西方學者就提到了“戰爭預期管理”的問題，具體來說，是批評歐美政客及主流媒體在管理民眾對烏克蘭戰爭預期方面的失敗。

俄烏衝突開始前，歐美輿論整體上是看輕烏克蘭的。

2022年2月14日，即戰爭爆發前十天，美國決定將駐烏克蘭大使館從基輔遷至靠近波蘭邊境的利沃夫，然後將使館所有人員撤離。

當時拜登政府已經討論過將澤連斯基轉移至利沃夫的可能性，按照華盛頓的預案，或許是計劃着以烏西地區為基地與俄羅斯打一場漫長的游擊戰，用澤連斯基政府的名義組織烏克蘭人不斷消耗俄軍，類似八十年代阿富汗模式。

德國政府則更有意思，根據英國首相約翰遜的講法，柏林甚至希望戰爭早些結束，烏克蘭政府屆時能夠儘快垮台。

開戰之初，德國送給烏克蘭的援助都是一些軍用頭盔、防彈衣之類的玩意兒，敷衍的意味十分明顯。

開戰之前澤連斯基用俄語向外發表公開演講，神態緊張，目光中透露着一絲乞求。許多西方觀察家認為澤連斯基會屈服、逃跑、投降或遭斬首，歐美政府對於這樣一位從未經歷過危機考驗的年輕領導人毫無信心。 

2022年12月視察巴赫穆特前線的澤連斯基。戰爭期間他蓄起鬍鬚，形象蒼老的同時也多了幾分堅韌。  

雖然被普遍看輕，但澤連斯基總統和扎盧日內總司令的表現卻讓歐美眼前一亮。

前者堅定地留在了基輔，拒絕逃跑，通過每日打卡直播的方式鼓舞士氣。

後者則以3個旅頂住俄軍11個旅的進攻，採用小股部隊分散襲擊的方式重創了基輔城外俄軍的“一字長蛇陣”。

假如這個時候西方能夠迅速提供大量重型武器裝備，烏軍其實有很大希望取得突破性戰果。

可歐美政客和民眾的思路一時間並沒有從“普京不可戰勝”的圈圈裡兜出來，只有波蘭和英國援助比較積極，其他國家提供的主要還是防禦性武器裝備。

2022年5月俄軍的防禦工事，這也是烏克蘭首次向西方要求提供坦克援助的時間點。 

2023年5月西方坦克就位時俄軍的防禦工事示意圖，此時西方要求烏軍發動“大反攻”。 

西方對烏軍援態度發生根本性轉變是在2022年的9月至11月，這期間，烏軍接連打了哈爾科夫反擊戰和收復赫爾松兩場勝仗，讓歐美刮目相看。

澤連斯基瞬間變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丘吉爾”，在2022年12月訪問美國時受到了空前的禮遇。

參議院領袖舒默表示：

“澤連斯基總統來到這裡一如丘吉爾幾十年前來到這裡，不僅僅是作為國家領導人，同時也是作為和平的使者。”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則回憶稱：

“1941年12月26日，丘吉爾來到美國國會演講時，我的父親正是美國國會的一名議員。今天我能出席另一位英勇的領導人在國會的演講，心情特別激動。”

一時間，西方輿論將澤連斯基拔高到了難以想象的地位，某種意義上是在政治綁架他，欲使吾居爐火之上耶。

丘吉爾在美國國會演講時的場景，1941年12月26日 

澤連斯基在美國國會演講，2022年12月21日 

在俄烏戰爭的第二階段，西方政客瘋狂打卡基輔，爭相與澤連斯基合影，西方媒體則對俄烏戰事做“一邊倒”的報道。

他們一方面瘋狂唱衰俄羅斯，另一方面鼓吹烏軍“強大到不可思議”（來自《福布斯》雜誌）。

於是這種“再堅持一下就可以徹底擊敗俄羅斯”的預期逐漸反映到了歐美民眾的主觀意願中——儘管他們希望戰爭儘快停止，但卻更希望以一種“勝利的姿態”來結束烏克蘭危機，哪怕再忍受一段時間戰爭的負面影響。

2023年上半年，西方主流媒體廣泛宣傳了所謂的“夏季大反攻”，按照很多親烏消息源的預測，烏軍將在2023年收復包括克里米亞在內的全部被占領土。

面對來自歐美的巨大壓力，澤連斯基在2023年6月3日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表示：

“在我看來，我們已經準備好反攻了，我們堅信會成功，但不確定需要多長時間。如果沒有更多的西方軍援幫助反擊俄羅斯的空襲，反攻將是危險的，每個人都知道，沒有空中優勢的反攻是非常危險的。”

其實當時許多歐美職業軍官已經意識到烏軍反攻將是一場硬仗，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甚至含蓄的表達了反攻應當慎重的意見。

可無奈於整個西方社會超高的預期已經被調動起來，沒有任何一位主流政客敢叫停。

就這樣，烏克蘭軍隊背負着巨大期望開始了進攻，表示“將解放其所有領土”，“不做任何讓步或妥協”，並“戰鬥到最後”。

然而事實證明這些期望是完全不切實際的，烏克蘭所謂的大反攻簡直就是一無所獲。

烏克蘭在扎波羅熱一帶修築工事。  

烏克蘭的“龍牙防線”，因為戰爭，大片良田只能荒廢。一年前搞工事防禦的是俄軍，現在攻守形勢完全逆轉了過來。 

烏軍的表現一直很優秀，在沒有空中優勢的情況下用裝甲部隊強突對方堅固工事原本就極其困難，更不要說俄羅斯在2022年底遭受挫折後迅速進行了軍事動員，前線兵力早已不同往日。

可由於之前對烏克蘭反攻過高的期望，西方民眾在發現戰爭陷入僵局後普遍感到失望。

根據2024年初對歐洲人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只有10%的人預測烏克蘭會在戰場上取得勝利，20%的人預計俄羅斯會取得勝利，37%的人預計會達成妥協協議。

這種消極情緒很快轉化為對向烏克蘭提供援助的懷疑。

共和黨議員Mike Lee稱烏克蘭是“美國新的永遠的戰爭”，眾議院議長Mike Johnson指責拜登政府“沒有適當的監督，也沒有明確的獲勝戰略”，斯洛伐克總理羅伯特·菲科則直接稱“結束衝突的唯一途徑是烏克蘭放棄領土”。

不難體會，2022下半年至2023上半年間西方政客和媒體瘋狂式的對烏吹捧，實際上對於烏克蘭長期作戰起到了反效果。

儘管烏軍的表現並沒有太大波動，但卻因為這種大起大落的預期調整使得今天烏克蘭的戰鬥不再獲得那麼多歡呼聲，反而遭受了一些沒有扭轉局勢的額外指責。

烏克蘭人在基輔街頭清理廢墟。 

回到本篇的主題——管理戰爭預期。

如何設定戰爭預期，並將這種預期有效灌輸給民眾，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

以抗戰為例，假如戰爭初期一味宣傳“速勝論”，那當局面陷入僵持時人心意志就很容易垮掉。

再以台海為例，如果不能充分向民眾宣傳其中的不確定性，也難免會助長急不可耐的情緒。

我們不妨舉個失敗的例子：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

衝突伊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做出了宏偉的承諾：徹底粉碎和摧毀哈馬斯。

哈馬斯是一個無定形、分散、全副武裝且擁有強大民意基礎的組織，時至今日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的意識到，想根除哈馬斯絕非易事。

可內塔尼亞胡已經拉高了以色列民眾的預期，這使得以軍無論如何努力，都很難被視為戰爭的明確贏家。

而對於哈馬斯來說，無論此次衝突中它遭受了怎樣的重創，只要最終能夠存活下來，就會被視為是一種“勝利”。

再往前追溯，美國在越戰期間也曾有過一次極其失敗的“預期管理”。

1967年，時任總統約翰遜曾公布大量統計數據證明越共已遭受重創，美國正在越南取得了勝利，但隨後的1968年1月，越共就發起了規模宏大的“春季攻勢”。

從單純軍事角度看，“春季攻勢”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失敗，越共面對美軍的優勢火力傷亡慘重，丟失大片控制領土。

然而誰都沒想到，戰場上的失敗竟然變成了戰略上的勝利。

當時美國政府和民眾普遍認為越共已無還手之力，怎料對方還能掀起如此大規模的進攻，於是約翰遜政府的越南政策遭到廣泛質疑，反戰浪潮此起彼伏，自此走上了漫長的撤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