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川普政府2017年提出“印太構想”以來，印太地區成為美國關注的“優先戰區”，而東南亞的地位和重要性也逐步凸顯。特別是2018年以來，隨着美國“印太構想”轉變為“印太戰略”且日趨走深走實，東南亞在其“印太戰略”布局中的位置更加清晰。美國前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在2018年東亞峰會上提出，東盟是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2019年6月，美國國防部出台的《印太戰略報告》對東南亞各國在構建“印太戰略”中的作用表述得更加明確。除了對盟國泰國和菲律賓的重視之外，美國表示新加坡是美“在東南亞的堅定夥伴”，同時將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列為在東南亞擴展夥伴關係的“優先考慮”。2022年2月拜登政府《印太戰略報告》更是多次提到東南亞和東盟。10月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亦“重申支持東盟中心性並尋求與東南亞夥伴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將以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為核心拓展地區外交、發展和經濟接觸”。

總體來看，遏制中國的戰略需要提高了印太地區之於美國的重要性，東南亞的戰略樞紐價值也因此“水漲船高”。美國越來越多地在美中全面、持續的戰略競爭背景下衡量東南亞國家的價值。在這方面，鞏固和加強與東南亞的軍事關係，是美國為針對中國而調整東南亞政策及在印太布局的重要考量，也是美國的優勢所在。在川普政府時期，軍事是美國“印太戰略”的主要工具，拜登政府上台後美國轉向加大對東南亞全方位戰略投入，軍事、安全依然是重點之一。本文試圖通過梳理近年來美國與東南亞軍事關係，尋找和解析其新特點及規律，同時探討其可能面臨的問題及對中國的影響。

一、“印太戰略”對美國東南亞政策的影響

美國對東南亞的政策歷來受到其更大的地區戰略乃至全球戰略的影響。冷戰結束後，美國始終將東南亞作為其亞太戰略的組成部分，但關注程度則隨着戰略目標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時採取“戰略忽視”，有時又作為“亞太再平衡”的重點。總體而言，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是不均衡關係，很大程度上美國是主導方，東南亞國家是被動反應方，這種關繫結構也體現在兩者的軍事關繫上。因此，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演變與其對東南亞軍事政策存在密切相關性。同樣，當前美國推進“印太戰略”圍繞兩個相互強化的目標展開:一是重建在印太的聯盟、夥伴關係和多邊接觸，二是應對中國作為關鍵戰略競爭對手對美國構成的“系統性挑戰”。對美國的東南亞政策及其運作，包括美國與東南亞軍事關係，需要在“印太戰略”背景下加以認知。或者說，在對美國針對東南亞提出的倡議和釋放的信號進行解讀的過程中，中美競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成為隱含其中的關鍵因素。從中美競爭層面來看，美國“印太戰略”的根本目標是圍堵遏制中國。不論是川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都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拜登政府《印太戰略》報告明確指出:“美國日益聚焦印太的部分原因是該地區正面臨不斷增大的挑戰，特別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挑戰。中國正在綜合運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追求在印太的勢力範圍並尋求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力量。”2022年10月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雖然重視俄羅斯的挑戰，但仍將中國視為“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意圖，也有日益增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能力來推進這一目標的競爭對手”。基於此，美國要重塑中國周邊戰略環境，在競爭中戰勝中國。

在這個過程中，東南亞與中國陸海相接，且地處印度洋和太平洋交界處，扼控馬六甲海峽等重要海上通道，作為印太地理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凸顯。此外，冷戰結束以來，東南亞與中國的戰略關係，特別是經濟關係發展迅猛。根據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的調查，中國在東南亞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已經超過美國。所以，美國感到必須加大對東南亞的爭取力度，恢復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並拉攏東南亞國家共同對付中國，否則，“印太戰略”就無法順利推進。也因此，美國“印太戰略”呈現出某種“東南亞化”傾向，即隨着中國的持續崛起，美中兩國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的此消彼長，使得美國“印太戰略”具有明確的東南亞指向。東南亞國家在中美競逐中的砝碼作用日益突出，成為中美爭奪的焦點地區。美國前國務卿邁克爾·蓬佩奧(MichaelPempeo)曾表示:“東盟在美國的印太構想中扮演着中心角色。”拜登政府印太事務協調員庫爾特·坎貝爾(Kurt M.Campbell)也指出，對於美國來說，“一個有效的亞洲戰略和印太戰略，意味着必須在東南亞做得更多”。

從美國“印太戰略”對盟友和夥伴關係的強調來看，東南亞是其中重要一環。拜登政府外交政策調整的一大特點，是對盟友和夥伴關係的重視。其實，即便在川普政府時期，美國也無法忽視盟友的作用。2019年《印太戰略報告》就提到，美國“對印太的參與植根於長期的安全同盟關係———這也是我們的戰略所依賴的基石”，“美國認為盟友和夥伴是獲得和平和互操作性的力量倍增器，代表持久的、非對稱的、無與倫比的優勢，是競爭對手所無法比擬的”。但是，川普政府對“美國優先”的強調及其對盟友分擔責任的苛求，削弱了盟友在“印太戰略”中的作用。拜登政府上台後力圖扭轉上述情況，着力修復與盟友夥伴的關係。2021年3月發布的《重塑美國優勢———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指出，美國要重振在世界各地的聯盟和夥伴關係，並使其現代化。指南認為，美國在全球的聯盟和夥伴關係是“最大的戰略資產”。美國將與盟國合作，公平分擔責任，同時鼓勵盟國在應對當前和未來的共同威脅時投資於自己的相對優勢。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約翰·阿奎利諾(JohnC.Aquilino)在參議院提名聽證會上也表示，有效管理與中國的競爭，需要美國對盟友和夥伴關係進行持續投入。

基於重視發揮盟友作用這一戰略導向，在印太地區，美國積極發展美日印澳四國機制(QUAD)，建立美英澳三邊夥伴關係(AUKUS)，並在此基礎上努力擴大“朋友圈”，在東南亞、南亞和大洋洲不斷加強外交努力，拓展同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印太各國的合作，試圖從多個方向對中國施加壓力。

美國在印太及東南亞的上述目標投射到軍事和防務領域，塑造着美國的東南亞政策。從應對中國的角度，美國強調協助東南亞盟友提升軍事能力，從而使其在維護自身安全的同時，與美國共同抗衡中國。美國前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Philip S.Davidson)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曾明確提出，印太司令部在東南亞的目標是加強該次區域的能力，防止對手企圖主導或破壞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門戶，同時使東南亞地區能夠提升其主權利益，抵制來自其他國家的經濟壓力，維持經濟持續增長所需的條件。

事實上，美國認為，近年來其相對中、俄的軍事優勢正在逐漸縮小，如果不妥善解決，將削弱美國遏制對手侵略和脅迫的能力。為此，美國需要在建設一支更具殺傷力和韌性的聯合部隊的同時，提升與強大盟友夥伴關係網絡的協作。從完善盟友體系、強化印太軍事合作網絡、優化軍事部署的角度，美國“尋求在南亞、東南亞和大洋洲發展美國存在的態勢並平衡關鍵能力，從而在整個地區擁有更加動態和分布更廣泛的存在和介入位置”。2021年12月1日，美陸軍部長克里斯汀·沃穆思(Christine Wormuth)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的會議上強調，為了威懾中國，美軍在戰略上很重視擴大在東南亞的通道和基地部署，指出美國“現在非常希望能夠將通道和基地安排更多地向東南亞擴展。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在這個區域就可以有更分散的態勢，讓我們有更大的靈活性”。

二、“印太戰略”背景下美國與東南亞軍事關係的動向和特點

在東南亞政策的指導下，基於實施“印太戰略”的需要，美國積極推進與東南亞軍事關係，且主要聚焦兩個層面，即能力和部署，或者說着眼提升東南亞國家軍事能力，以及通過獲得基地准入權等擴大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此外，美國近年來在印太推進盟友和夥伴關係的網絡化，也在其與東南亞的軍事關係中有明顯體現。具體而言，美國與東南亞軍事關係呈現以下突出的動向和特點。

(一)提升東南亞國家海上安全能力

近年來，美國與東南亞國家軍事合作領域不斷拓展。基於“印太戰略”對海上問題的關注以及印太戰區以海空戰場為主的特點，美國與東南亞特別是南海周邊國家軍事關係的主要着眼點是海上安全。在美國看來，“印太地區的安全合作和能力建設活動，有助於建設盟友和夥伴能力，加強信息共享，增強互操作性。應對海上安全和海上態勢感知面臨的挑戰，仍然是該地區各國的重中之重”。

在美國與東南亞國家軍事高層互訪、美菲、日菲、日本－印尼“2+2”磋商、美國－印尼戰略對話、美越防務政策對話等雙邊機制性會晤，以及美國與東盟國家國防部長非正式會晤或美國與東盟參與的地區多邊防務機制中，海上安全都是主要議題和優先事項。例如，2020年10月，印尼國防部長普拉博沃·蘇比安托(PrabowoSubianto)訪美並與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MarkEsper)舉行會談，雙方在會談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表達了“加強雙邊軍事行動，並致力於海上安全”的共同意圖。2022年3月，阿奎利諾表示美國與菲律賓的軍事關係將以海上安全為優先事項，雙方正在就建立雙邊海事框架展開磋商;9月，美菲正式簽署建立雙邊海事框架的文件。同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Austin)在參加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期間會晤了除緬甸之外九個東盟國家的國防部長，重點探討了加強海上安全合作的問題，並強調了美國在2022年5月美國－東盟峰會上宣布的加強東南亞海上透明度和海上能力建設的倡議。

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軍事合作，尤為側重提升後者的海上態勢感知能力。根據國際海事組織的定義，海上態勢感知，是指對可能影響海上安全、安保、經濟或環境的任何事物的有效理解。因而，不論是對平時海上執法還是戰時作戰行動，都至關重要。美國將提升東南亞國家海上態勢感知能力作為與東南亞軍事安全合作的重中之重，並採取了許多舉措。例如，大力推進“印太海上安全倡議”(原為“東南亞海上安全倡議”)，協助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建設海岸監視系統，向馬來西亞派駐海事顧問，對越南海軍、海警等涉海部門進行“海洋視野”(Sea Vision)軟件培訓，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短期部署P－8海上巡邏機，向菲、越、馬提供“掃描鷹”無人機等，旨在加強與東南亞國家情報信息共享，構建通用作戰圖像。美國還同意與菲律賓建立一個保密軍事通信網絡以應對危機和緊急事態。

俄烏衝突中，美西方情報信息支援對烏克蘭與俄抗衡發揮了重要作用。基於此，美國與東南亞在該領域合作有更加深化的趨向。2022年5月24日，QUAD峰會宣布推出“印太海域態勢感知夥伴關係”(IPMDA)新倡議，以打擊“非法捕撈”為目標實現海上信息共享，並聲稱此倡議將推進太平洋、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各國的海域監控能力，以維護“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同年7月，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埃利·拉特納(ElyＲatner)在CSIS南海問題研討會上就IPMDA表示，信息是從根本上重塑南海“競技場”的強有力工具。IPMDA將使美國與夥伴共享近乎實時的衛星數據，並通過在新加坡、印度洋和太平洋島國的信息融合中心，對這些數據進行快速處理和分發。可見，美國推出IPMDA是為了與盟友夥伴更好地進行信息情報共享，以塑造印太海域有利競爭態勢。

(二)通過國防工業合作、聯合演訓、人員培訓等加強互操作性

近年來，美國在發展與印太盟友的軍事、防務關係時，強調加強互操作性，對東南亞國家也不例外。之所以重視互操作性，是因為美國意識到，面對印太諸多複雜挑戰，“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多個國家共同行動”，利用美國和盟友夥伴的互補力量、區域關係和信息能力，提升整體競爭力和威懾力。美國國防部將互操作性定義為“一致、有效、高效地共同行動以實現戰術、作戰和戰略目標的能力”。2019年美國《印太戰略報告》提道:“在我們和盟友夥伴之間，提升互操作性將確保我們各自的國防企業能夠在日常競爭、危機和衝突中有效合作。通過目標明確的安全合作、信息共享協議和定期演習，我們將意圖、資源和結果聯繫起來，並在我們的軍隊和經濟之間建立更緊密的關係。提高互操作性，還需要確保我們的軍事硬件和軟件能夠更容易地與我們最親密的盟友和夥伴的軟硬件進行整合，提供融資、向安全夥伴銷售尖端的美國防務裝備，以及向更多的印太軍官開放美國職業軍事教育。”可見，美國所指的互操作性，包括國防工業合作、裝備通用性、信息情報合作、定期聯合演習、軍事人員培訓等方面。

由於互操作性涉及軍事防務領域的深層次合作，需要合作雙方具有較多共同利益或較高程度互信，美國與東南亞盟友夥伴在互操作性方面的合作程度和側重點有所不同。對越、馬、印尼等“擴展的夥伴”，合作主要是在人員培訓和少量裝備技術領域，情報合作和聯合演訓相對較少，但近年來在雙多邊框架下也加速拓展。雙邊層面，根據2019年《印太戰略報告》，美國和印尼每年進行200多次雙邊軍事接觸、組織一次聯合參謀部演習以及幾次軍種級別的演習，以增強各自能力及在F－16戰鬥機和阿帕奇攻擊直升機等共同平台上的互操作性。美國與馬來西亞每年也進行100多次防務活動，並通過在馬多個地點進行空中、海上和兩棲聯合訓練來提高互操作性。多邊層面，越、馬、印尼等國已多次參加美國主導、東南亞多國參與的“海上合作戰備與訓練”(卡拉特)演習和“東南亞合作與訓練”演習，演練科目逐步擴大到防空作戰、反水面戰、反潛戰和海上空中行動等。2018年越南還首次受邀加入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大規模多國聯合演習。

美國與菲、泰、新在作戰互通性方面的合作則更為深入，不僅在裝備、情報、演習等領域全面鋪開，而且合作層次較高，尤其是聯合演習的範圍、規模和複雜程度明顯高於其他國家，對實現技術、戰術和程序的全面融合，演練作戰計劃，加強指揮控制協同發揮着極為重要的作用。近年來，美菲“肩並肩”演習、美泰“金色眼鏡蛇”演習等日益突出實戰性，強調兩棲登陸、反潛作戰、水面作戰、防空反導等科目演練。美菲“肩並肩2022”演習還首次將“愛國者”導彈防禦系統納入演習。這顯示美國試圖將“印太戰略”的推進從戰略層面深入至更為具體的技戰術層面，實現與盟友夥伴深度軍事融合，為實施聯合作戰行動預做準備。

(三)以簽訂基地准入協議、輪換和動態部署等方式強化東南亞兵力布勢

對美國來說，東南亞的重要戰略、軍事價值之一在於其地理位置。過去美國在亞太軍事部署的重心在東北亞，在東南亞則相對薄弱。21世紀初以來，美國多次提出要加強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部署和存在，但受到各種因素影響而未很好落實。在實施“印太戰略”以應對中國“挑戰”以及海上安全關注日益凸顯的情況下，擴大在東南亞軍事存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更強，加強與東南亞在基地、部署等方面的合作，便成為美國推進與東南亞軍事關係的主要舉措之一。

1.通過簽訂協議獲得東南亞部分軍事基地的准入和使用權

此舉不僅可以使美軍克服廣闊太平洋的地理阻隔，還可進一步實現美國在印太部署的分散化，從而增加聯合部隊的生存力。即便在平時，分布廣泛、多樣化的部署態勢也可以使美國與盟友夥伴更容易開展聯合演訓，並在更多地點儲備物資、彈藥、油料，從而為聯合行動提供有力支撐。

此外，這是美國破解中國所謂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威脅，檢驗其“遠征前進基地”“分布式海上作戰”等作戰概念的重要途徑。例如，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SBA)在其研究報告《絞緊鎖鏈———在西太平洋地區實施海上壓制戰略》中指出，如果在西太地區部署射程100海里(約185千米)以上的陸基反艦導彈，可以覆蓋中國艦艇突破第一島鏈的大多數潛在通道，但這一評估的假定前提是美國可以廣泛進入盟國和夥伴國的領土，包括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國家。

近年來，美國已獲得對東南亞部分軍事基地的准入權，並在推進“印太戰略”的背景下繼續擴大上述嘗試。例如，2014年美菲簽署《強化防務合作協議》(EDCA)，此後經雙方協商，菲律賓允許美國使用其境內五個軍事基地以及在基地修建軍事設施和預置武器裝備。杜特爾特政府時期，由於美菲軍事關係動盪不定，EDCA的落實受阻，迄今美軍在菲律賓軍事基地僅建立了一處新的設施。但菲律賓新總統費迪南德·羅穆爾德斯·馬科斯(FerdinandＲomualdez Marcos Jr)上任後，美菲加快了落實EDCA的進程，且近期不斷透露出菲律賓要對美軍開放更多基地的信號。2022年7月，美國助理國防部長拉特納表示，美菲正在EDCA框架下，探討讓菲律賓開放更多軍事基地供美軍使用的可能性。同年9月5日，菲律賓駐美大使喬斯·羅穆爾德斯(JoseＲomualdez)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也表示，菲美正在討論增加美軍能使用的菲律賓基地數量，而且至少包括一個海軍基地。

美泰軍事關係近年來深受泰國政局影響。2019年泰國舉行大選後，美泰軍事關係有所恢復。美國高度重視泰國軍事基地，特別是烏塔堡空軍基地和梭桃邑海軍基地作為美區域軍事行動的物資與人員中轉基地，以及在東南亞實施人道主義救援的關鍵依託基地的作用。美國認為，“能夠訪問烏塔堡海軍航空站和梭桃邑深水港是美國力量投射的關鍵推動因素”，“美國未來在泰國的努力將側重維持並加強合作安保地點的准入”。美軍高層也表示，對烏塔堡空軍基地的進入使得美軍能夠開展聯合後勤活動，美國還正在考慮獲得對合艾和南蓬的准入權。此外，奧斯汀2022年6月訪泰後，美泰開始探討啟動工作組層面的磋商，商議雙方基地相互准入的問題。

2.增加在東南亞的輪換部署

冷戰結束後，美國在東南亞已沒有大型固定基地，人員也一度幾乎完全撤出，僅在新加坡保留了少量後勤人員。“9·11”事件後，美國曾以反恐為由向菲律賓南部派遣了少量軍事人員協助菲進行反恐行動。近年來，美軍不斷推進以輪換部署的形式增加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既加強部署的靈活性，又可降低政治敏感性。例如，根據美菲EDCA，美軍可以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進行人員輪換部署。今後若菲律賓向美國開放更多基地，美在菲輪換部署的人員數量可能進一步增加。

另外，新加坡雖不是美國的正式盟友，但大力支持美國在該區域保持強大軍事存在。從2013年起，已有四艘美瀕海戰鬥艦在新加坡進行輪換部署，每艘部署時間達10—16個月。近年來，美海軍P－8海上巡邏機也不時在新加坡進行短期部署。戴維森2019年在國會作證時透露，2015年至2018年新加坡接待了1500多架美軍用飛機及艦艇過境和輪換部署，使美國成為新加坡三巴旺港、巴耶黎巴空軍基地和樟宜海軍基地的最大外國用戶。

3.通過港口訪問等保持在東南亞的動態存在

美軍在東南亞海域的例行軍事巡航、演習、行動非常頻繁，在任務間隙美艦都會造訪東南亞國家。例如，美海軍艦艇每年訪問菲律賓港口的次數基本都在100次以上。即使是對非盟國，如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美艦的造訪頻率也不斷增加。自2003年美國海軍“范德格里夫特”號護衛艦在1975年美撤出越南後再次訪問胡志明市以來，美軍艦幾乎每年都要訪問越南港口。2018年和2020年，美國還兩次派出航母訪問越南。

(四)將網絡、太空、“灰色地帶”等領域作為軍事合作新增長點

隨着戰爭形態的不斷演變，網絡、太空在軍事行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美國為了增強網絡、太空安全主導權並全方位遏制中國的崛起，大力提升網絡、太空在國家安全中的地位，並將其納入“印太戰略”的合作範圍，使網絡、太空領域成為新的遏華高地。這也體現在美國與東南亞的軍事合作中。同東盟在網絡、太空領域開展合作，能夠強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力量存在優勢，進一步增強雙方互操作性，擴大對中國的遏制壓力。東南亞國家在這方面的需求也在增大，成為雙方軍事合作新增長點。2021年8月，美國與新加坡國防部簽署了關於網絡空間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將網絡安全合作擴大至軍事領域。該備忘錄將使兩國防務機構之間的網絡合作制度化，促進夥伴之間在能力建設工作中的信息共享和協作。備忘錄“將支持廣泛的國防合作”，包括交換威脅指標、聯合網絡培訓和其他形式的軍事合作。2022年11月，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訪美並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會晤，雙方再次確認在備忘錄的基礎上加強雙邊網絡安全合作。

網絡、太空等領域合作也被納入美國與印尼、泰國和越南的軍事合作議程。正如美助理國防部長拉特納所說，在盟國之外，美國與東盟及新加坡、印尼、越南等東盟夥伴國的關係日漸增強，因為美國正在擴大與這些國家接觸的頻率並在網絡空間等新興領域加強合作。2021年11月，美國與印尼舉行首次戰略對話，雙方表示要在網絡安全領域加大合作力度。2022年3月，阿奎利諾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提及，美越將簽署2022—2024年三年防務合作行動計劃，並更新防務合作諒解備忘錄，以拓展新的防務合作領域，其中包括網絡安全。同年6月，奧斯汀訪泰，在與泰方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雙方同意在太空和網絡安全領域加強合作。

近年來，美國和部分東南亞國家高度重視所謂“灰色地帶”挑戰問題，宣稱中國正在利用海警、海上民兵、漁船等在南海採取一系列“灰色地帶”行動，以低於戰爭門檻的方式“侵蝕”東南亞國家的海上利益。為此，美國在與東南亞盟友夥伴合作時，逐漸將應對“灰色地帶”挑戰作為重要目標。例如，美菲軍事合作中，菲律賓已提出美菲軍事同盟應着眼應對“灰色地帶”事態。2021年9月，菲律賓國防部長德爾芬·洛倫扎納(Delfin Lorenzana)在CSIS的演講中，建議進一步澄清《共同防禦條約》的適用範圍，以及對條約指導原則部分進行修訂，使其能夠應對中國在南海的“‘灰色地帶’威脅”。

美國將海岸警衛隊作為印太海上安全戰略的核心，試圖擴大海岸警衛隊在東南亞的部署，加強與東南亞國家在海上巡邏和執法能力建設領域的合作。美國不僅向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提供巡邏艇、巡邏機、無人機等裝備，以加強這些國家海上執法能力，而且自2020年以來先後同越南、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建立了海上執法合作機制，或開展海上執法部門合作。美國還與越南簽署漁業執法能力備忘錄，並協助越在巴地—頭頓港建造可提供綜合保障服務的海警基地。另外，美國正在幫助印尼在廖內群島巴淡島建設海事訓練中心，以及資助菲律賓建設海警技術培訓中心。2022年5月，在美國－東盟特別峰會上，美又宣布將撥款6000萬美元用於新的地區海事倡議，包括增派海岸警衛隊人員和艦艇到印太地區，以及將美海岸警衛隊退役巡邏艇優先轉讓給東南亞國家。

(五)打造美主導的東南亞盟友夥伴間及與域外國家的軍事關係網絡

美國強調打造靈活的盟友夥伴關係網絡，從“保護盟友”轉向“提升盟友能力”，並支持盟友之間加強安全合作，以便分擔其戰略負擔並增強盟友體系韌性和威懾力，推動“印太”盟友體系朝長期博弈、更加全面的“競爭型”聯盟方向發展。2019年，美國《印太戰略報告》提出“促進區域互聯”是維持美對印太地區承諾的三大途徑之一，表示“美國將加強聯盟和夥伴關係，使其成為一個擴展的網絡，具有威懾力或者能夠採取果斷行動以應對共同挑戰”。

與此同時，為因應全球地緣戰略形勢劇變和推進自身“印太戰略”，除美國之外的域外其他主要國家，如日、澳、印、英、法等國也將東盟視為重要夥伴，積極推進與東盟國家防務關係，合作領域逐步拓展到防務對話、艦艇訪問、國防工業、聯合演訓等諸多層面。域外國家還將同東盟的軍事防務合作與南海問題相掛鈎。例如，日、英、法、德等國艦艇在南海進行所謂巡弋過程中，均多次停靠東南亞國家港口並開展聯合演練。日本在近年來例行的“印太部署”行動中，經常邀請東盟國家軍官搭乘日方軍艦。另外，英國派出兩艘艦艇常駐印太，並根據任務需要在文萊、新加坡等東南亞港口進行停靠或短暫部署。

從東南亞國家來說，它們也願意在加強與美國防務合作的同時，着力擴大與域外更多國家的防務合作，這既是基於其“大國平衡”戰略的考慮，也是應對中美戰略競爭策略的一部分。近年來，美日菲、美澳菲之間已形成三邊合作的態勢，由馬來西亞、新加坡、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組成的“五國聯防”組織也非常活躍。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美國與東盟國家的演習頻繁有日、澳、印乃至英、法等域外國家參與，美國與西方盟友的演習也更多邀請菲、越、印尼等東盟國家參加，呈現出多邊化以及域內外盟友協調配合的趨勢。

除此之外，美國還試圖在東盟國防部長會議、東盟防長擴大會和東盟地區論壇等區域框架下，參與東盟演習、主要領導人交流以及應對跨國挑戰的多邊合作。2019年，美與東盟舉行了首次海上聯合軍演。近年來，美國印太司令部還與馬來西亞共同主持東盟防長擴大會人道主義援助與救災專家工作組，同泰國共同主持東盟防長擴大會海上安全專家工作組。

三、美國強化與東南亞軍事關係對中國的影響及限度

在“印太戰略”背景下，美國與東南亞軍事關係既有延續性，也有新變化。延續性反映了美國與東南亞軍事關係的深厚根基，以及美國對東南亞軍事政策的基本思路和深層邏輯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當前美國與東南亞軍事關係的某些動向，如加強東南亞國家軍事能力，擴大在東南亞軍事存在，將軍事合作對象拓展到新加坡、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等夥伴國，在“印太戰略”實施之前便已開始。鑑於戰略上不具有緊迫性及美戰略重心尚未完全轉到印太，美國在東南亞的上述努力在“印太戰略”推出之前仍是相對零散的、有限的、斷續的。相比之下，在推進印太布局和遏制中國目標的驅動下，美國發展與東南亞軍事關係的意願明顯上升，這一關係在範圍、層次、廣度、深度上得到實質性提升，相關舉措的落實開始提速。如對菲律賓、泰國更多軍事基地准入權的磋商，加強情報信息共享，擴大美國海岸警衛隊在東南亞的存在，將軍事合作領域擴大到應對網絡、太空、“灰色地帶”挑戰等。此外，隨着印太局勢的變化，美國越來越多地以三邊、四邊等小多邊安排作為雙邊關係的補充，並鼓勵亞洲內部的安全關係發展為有目的的夥伴關係。或者說，美國正在超越長期以來由雙邊同盟構成的“軸幅”體系，鼓勵盟友夥伴進行更為深入的接觸，開展更多安全合作。

(一)美國強化與東南亞軍事關係對中國的影響

如果美國與東南亞強化軍事合作的趨勢持續下去，將加強東南亞國家尤其是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南海周邊國家的軍事能力，並使美國獲得更多立足點，從而給中國周邊安全特別是南海周邊安全環境帶來不利影響。

1.加劇中美南海軍事博弈

美國始終從中美博弈的視角看待南海問題。從美官方文件及政要講話來看，不管民主、共和兩黨誰上台執政，美國對南海的關注都不會減弱。近年來，美國更是將南海問題作為推進“印太戰略”、遏制圍堵中國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美國與東南亞軍事合作的指向性、戰略性進一步增強，將加劇中美在南海的博弈。首先，美國獲得東南亞國家軍事基地准入權，可以使其大幅縮短力量投送距離，從而在南海發生危機事態或衝突時能快速介入，抵消地理劣勢。美國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曾指出:“對於南海的行動來說，東南亞的部署和進入更為重要，可縮短響應時間，增加盟友和夥伴的信心，並減少潛在對手誤判的可能。”尤其是美國與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軍事合作，不僅強化了其在南海周邊的動態部署，有利於熟悉南海水文氣象及周邊港口地理環境，而且使美國在菲律賓之外，在南海西部和南部獲得立足點，補齊在南海周邊部署的短板，在南海東、西、南三個方向的布局更趨完備。其次，美國通過擴大在東南亞的軍事存在，並與關島、大洋洲、太平洋島國一起，構建更為分散的兵力態勢。再次，美國以應對“灰色地帶”挑戰為由，強化海岸警衛隊在南海的部署和運用，並和東南亞國家加強海警合作，以“灰色”對“灰色”，不排除美國插手中國與東南亞南海問題當事國的海洋爭端，增大雙方發生海上直接摩擦衝突的風險。

2．對中國在南海方向的軍事鬥爭準備構成挑戰

美國為東南亞國家構建海岸監視系統，提供海上偵察裝備，加強情報共享，將顯著增強美國與盟友對南海海域的偵察監視能力，有利於其平時跟蹤掌握中國相關部署及行動情況，戰時獲得有力情報支援。特別是“印太海域態勢感知夥伴關係”倡議的推出，雖然表面上着眼應對“非法捕撈”等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但作為其主要內容的海上情報搜集和共享，完全可用於對中國海軍活動的偵察監視，其本質是為了服務於美國零和博弈思維下的傳統安全競爭與針對中國的戰略博弈。

同時，美國幫助東南亞國家提升海上執法能力，甚至未來可能直接派海岸警衛隊船隻協助執法，客觀上向東南亞國家發出錯誤信號，增強南海當事國與中國抗衡的底氣，誘使其在海洋權益問題上採取冒險性、挑釁性的單邊行動，增大與中國發生對峙甚至衝突的可能性，將給中國處理與東南亞關係帶來更多複雜因素。此外，美國注重加強與東南亞國家軍事互操作性，將使雙方熟悉相關裝備、作戰計劃、程序，戰時能夠更好地實施聯合作戰，對中國構成更大軍事壓力。戰術、技術層面的深度融合，還將使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南海當事國更牢牢地捆綁在美國的戰車上，在裝備、情報、後勤等領域增大對美依賴，對中國提升與東南亞國家防務合作水平也會帶來嚴重干擾。

3.助推南海問題國際化趨勢

美國不僅自身強化與東南亞軍事關係，還推動東南亞國家之間及東南亞國家與域外盟友之間加強合作，打造更為緊密的軍事合作網絡，其影響亦不可低估。越來越多的域外國家頻繁參與東南亞軍事合作，大量艦機過航南海或在南海活動，將增大南海問題的曝光率，也會加劇南海問題的國際化趨向，甚至形成美國和盟國以集團優勢對抗中國的局面，使得中國在處理南海爭端時遭遇更多“雜音”，增加中方破解其聯合行動的難度。美國及其西方盟友與東南亞國家在軍事上更為密切協調合作，還會極大增加中國反制行動的成本。

(二)美國強化與東南亞軍事關係的制約因素

當然，也要看到，美國與東南亞軍事關係的發展仍會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約。首先，儘管東南亞國家看重美國在地區安全中的作用，希望美國強化與本地區的軍事關係，但並不願捲入大國地緣戰略競爭的漩渦。這意味着它們與美國的戰略關切並非完全一致，特別是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對東南亞國家來說，現階段最為關注的仍是民生和發展問題，不希望美國在地區安全問題上採取簡單的兩極化視角，以及過分強調軍事手段而忽視安全政策中的外交、政治、經濟等維度。例如，泰國雖然是美國的盟國，但並不認為中國是泰國的主要安全“威脅”，甚至在美國因泰國軍事政變而對泰實施制裁後加強了與中國的軍事關係。菲律賓在杜特爾特任期內也是部分基於吸引中國經濟投資的考慮，而不願對中國採取對抗性姿態。小馬科斯上任後雖不像杜特爾特那樣具有強烈反美情緒，但其施政重點也是解決國內經濟問題，會考慮到與中國的經濟關係而在加強與美軍事同盟關係時有所顧忌。另外，東南亞部分國家，特別是中南半島的老撾、柬埔寨、緬甸等，與中國有着長期密切的政治、經濟、安全關係，且與美國在人權、民主等問題上存在分歧，美國與這些國家軍事關係的發展仍是有限的。

其次，東南亞國家對美國能否保持對本地區的安全承諾和軍事存在的疑慮上升。這一趨勢在川普政府之前就已經出現，川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更加劇了這一擔心。在東南亞國家看來，儘管美國一再強調東南亞的戰略重要性，但美國的外交和戰略關注點經常會因中東或其他地區的事態而轉移。拜登政府高度重視東南亞，頻頻展開“外交攻勢”，並在《印太戰略報告》中將“加強一個賦權和統一的東盟”作為十大行動計劃之一。但是，俄烏衝突的爆發，使外界再度質疑美國能否保持對印太的關注。美國雖通過召集美國－東盟特別峰會等竭力證明其注意力未從印太和東南亞轉移，但無法完全消除東南亞國家的擔心。此外，與世界其他地區一樣，東南亞國家認為當前美國國內政治的極化以及經濟和社會問題凸顯，正是美國戰略實力相對下降的表徵。基於此，儘管美國的承諾對地區安全非常重要，但其防務角色已越來越不足以幫助地區國家維護全面的國家利益。事實上，近年來東南亞國家在加強與美國軍事關係的同時，出現“兩面下注”的趨勢，即試圖拓展與其他域外國家特別是大國的軍事關係，如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等國都不同程度地強化了與日、澳、印乃至英、法等國的軍事合作。

另外，東南亞國家的國內政治也是制約美國與東南亞軍事關係的重要因素。例如，儘管近年來美國積極推進與越南的軍事關係，但越方基於歷史記憶、與美方在意識形態及人權等問題上的分歧，在發展越美軍事關係上仍相對謹慎，並多次提出將繼續堅持“三不”政策①。即便作為美國盟國的菲律賓，國內也始終存在反美情緒，杜特爾特任內，美菲軍事關係由於雙方在掃毒、人權等問題上的矛盾而陷入低谷。美泰軍事同盟關係更是因泰國軍事政變而停滯不前。泰國政府的施政重點是在國內政治鬥爭中取勝，難有太多精力深化與美國的同盟合作。同時，美國對泰國軍事政變和民主倒退表示不滿，一度暫停與泰國部分軍演和軍事交流計劃。這些都破壞了美泰軍事關係。

由此可見，美國與東南亞軍事關係不僅受制於地緣戰略環境的變化，也與美國同東南亞各國實力差異及由此產生的戰略關切的不同密切相關，美國自身實力的變化和東南亞國家內部政局走向同樣會影響雙方的軍事合作。因此，美國和東南亞國家儘管存在推進軍事合作的動力，但仍會受到諸多牽制。

四、結語

在重建盟友夥伴關係及將中國作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並“競而勝之”等“印太戰略”目標的強力驅動下，美國致力於採取諸多實質性舉措不斷強化與東南亞的軍事關係。這些舉措旨在提升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南海周邊國家的安全能力，加強軍事互操作性，應對網絡、太空和“灰色地帶”等領域挑戰，同時通過獲得基地准入權和輪換部署等方式加強美國在東南亞的兵力布勢。美國與東南亞加強軍事關係，將給中國周邊安全特別是南海安全環境帶來負面影響，如加劇中美南海軍事博弈，對中國軍事鬥爭準備構成挑戰。但東南亞國家奉行的“大國平衡”理念與其國內政治因素，會對這些國家與美國的上述合作構成掣肘。

中國在近年來與東南亞防務關係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應進一步拓展與東南亞各國軍事合作。一是繼續通過高層互訪和各種防務安全磋商機制，與東南亞國家加強戰略層面溝通交流，了解各國安全關切，闡釋中國國防與安全政策，做好增信釋疑的工作;二是推進務實合作，提升艦艇訪問、聯演聯訓等合作的機制化水平，加強國防工業合作。另外，在繼續加強雙邊合作的同時，考慮進一步發揮東盟地區論壇、東盟防長擴大會、中國－東盟國防部長非正式會晤機制等多邊平台的作用，以多種手段對沖美國與東南亞軍事合作帶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