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俄烏兩國對二戰後烏克蘭加盟共和國在國民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等領域取得的成就均予以肯定，但在蘇聯政府對烏克蘭的民族政策，以及克里米亞劃歸烏克蘭和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等烏克蘭歷史熱點問題的評價上仍存有分歧。相對於帝俄時期的烏克蘭歷史研究而言，俄羅斯和烏克蘭，尤其是俄羅斯關於二戰後烏克蘭歷史的研究略顯薄弱，關於二戰後烏克蘭一些重大歷史問題還有待深入研究。囿於檔案文獻等資料限制，筆者謹將俄烏史學界關於二戰後烏克蘭歷史爭議問題的觀點介紹給讀者。相信隨着文獻資料的挖掘和公布，有關二戰後烏克蘭歷史發展的脈絡會更加清晰，學術界對俄烏雙方爭議的歷史問題的評價會更為客觀、公正。

一、二戰後蘇聯政府對烏克蘭的民族政策問題

俄羅斯學者認為，二戰後蘇聯政府對烏克蘭的民族政策雖有不盡人意之處，但是在教育、宗教文化等領域還是採取了不少尊重烏克蘭民族利益的政策措施。如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蘇聯政府在烏克蘭加盟共和國開始推行新“烏克蘭化”政策。大批烏克蘭人加入黨組織，在黨和國家機構中擔任重要職位；烏克蘭語使用範圍逐漸擴大，在國家機關、中學和大學人們開始使用烏克蘭語，烏克蘭語報刊雜誌的數量有所增加。1953年6月，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以“在烏克蘭高校實行俄羅斯化政策，在西部各州歧視當地幹部”為由解除了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梅利尼科夫的職務，由選舉產生的烏克蘭人基里切科取而代之。此後，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由烏克蘭人擔任已經成為不成文的、必須嚴格遵守的規定。 

烏克蘭學者關於蘇聯政府對烏克蘭民族政策的評價卻大相徑庭。按照烏克蘭歷史教科書觀點，西烏克蘭從納粹德國占領下獲得解放後，蘇維埃政權在西烏克蘭推行“蘇維埃化”政策。大批忠實於蘇維埃政權的專家學者、工程技術人員、教師和大學生從烏克蘭東部和中部各州被派往西烏克蘭，以充實西烏克蘭的專家和幹部隊伍。據統計，1946年在西烏克蘭大學生中當地人只占37％。西烏克蘭高校主要採用俄語教學，利沃夫大學只有1／6的教師使用烏克蘭語授課。20世紀60—80年代蘇聯政府在教育領域繼續強制實行“蘇維埃化”政策。從1979年開始所有民族學齡前兒童從5歲起須學習俄語。這一政策的直接後果是1960—1980年在普通教育學校中烏克蘭語學校減少了8700所。烏克蘭歷史教科書還強調指出，由於蘇聯政府在烏克蘭實行移民和強制“蘇維埃化”政策，烏克蘭居民的民族成分發生了改變。根據1989年的人口調查，與1959年相比，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口增加了960萬。烏克蘭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從76.8％降至72.7％，俄羅斯人所占比重從16.7％升至22.1％。1989年在烏克蘭南部地區俄羅斯人占當地居民總數的1／3。 

關於蘇聯政府對烏克蘭的宗教政策，俄烏雙方也各執一詞。2015年，由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達尼列夫斯基、米羅年科等人撰寫的《烏克蘭史》問世。這部歷史著作關於蘇聯政府對烏克蘭的宗教政策着墨不多。在談到西烏克蘭的希臘天主教會時米羅年科寫道：“在西烏克蘭大多數居民信奉希臘天主教。這自然使人們對向教會施壓，繼而禁止希臘天主教會非常敏感。……隨着時間的推移，所有反對禁止烏克蘭希臘天主教的人均被逮捕。……1946年3月8—10日在利沃夫舉行了宗教會議。會議作出關於終止1596年的布列斯特合併，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併入俄羅斯東正教會的決定。……希臘天主教會轉入非法狀態，一直持續到1989年。” 

烏克蘭歷史教科書則用詳盡筆墨描述了戰後蘇聯政府採取各種措施限制和排擠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的活動：“從1944年秋蘇維埃政權開始對烏克蘭的希臘天主教會採取全面進攻政策：沒收希臘天主教會的大部分印刷廠，剩下的印刷廠處於國家書刊檢查的控制之下；呼籲宗教學校的學生去參軍，指控神父從事危害國家的犯罪活動。”1946年3月8—10日，在利沃夫召開了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會議。會議宣布取消1596年的布列斯特合併（正是由於合併在烏克蘭才建立了希臘天主教會———筆者注），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與俄羅斯東正教會合併。蘇聯政府發布命令，將更好的教會建築轉交給東正教會以便其進行宗教活動。 

在20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執政時期，蘇聯政府對宗教活動繼續實行限制和打壓政策。1954年，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關於開展科學的無神論宣傳》的決議。決議要求黨的各級機關在“不干涉信徒和神職人員的情感和對教會活動不進行行政干預”的前提下開始無神論工作。“但是在50年代末這些規定完全是一紙空文。當時的行政命令遠遠超出無神論宣傳的範疇，並且常常取而代之。在烏克蘭數量最多的教會是俄羅斯東正教會，其他基督教宗教派別被政權機關取締或者轉入地下，而俄羅斯東正教會的活動完全受政府控制。”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蘇聯的雜誌社、廣播電台成立了無神論處，很多州和區中心成立了無神論博物館和天文館。高等院校還開設了“科學無神論基礎”課程，成立了科學無神論教研室，高校教師必須在集體農莊和企業中講授無神論方面的課程。1962年初，蘇聯對法律作出根本性修改，開始限制開設教堂和祈禱所。1961—1966年，烏克蘭教堂和祈禱所的數量從6400座減少至4500座。與此同時，神職人員沒有權利組織宗教活動，無法支配宗教團體的資金收入。 

二、1954年克里米亞從俄聯邦劃歸烏克蘭問題 

烏克蘭歷史學家多傾向認為，戰後蘇共中央出於加快克里米亞經濟開發等因素考慮，在紀念俄烏合併300周年之際，將克里米亞從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劃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儘管蘇聯政府極力宣揚這是俄羅斯人民對烏克蘭人民的友好情誼，是將克里米亞贈予烏克蘭，但事實並非如此，此舉實際上給烏克蘭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在Е.И.波梅通、Н.Н.古潘編寫的《烏克蘭史》教科書中寫道：“20年代初成立的克里米亞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戰爭結束後成為俄聯邦的一個州。從克里米亞遷出韃靼人、亞美尼亞人、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使半島的社會經濟、政治形勢更加嚴峻。鑑於戰爭帶來的損失，政府計劃首先依靠俄聯邦的移民來此定居和從事經濟開發，但是資金短缺和物質資源匱乏使蘇聯政府有計劃的開發進程受阻。政府沒有為移民提供必要的幫助，移民在特殊的自然條件下也沒有為有效的經營活動做好準備。” 

為了證明這一觀點，教科書提到1953年秋赫魯曉夫前往克里米亞草原地帶視察，沿途看到的一切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來自俄羅斯遭受戰爭破壞的地區的移民圍住了赫魯曉夫，“要求給他們提供食物、飲用水和物質援助”。移民們嚷嚷：“‘把我們請來了……，土豆在這裡不生長，白菜長不好。’赫魯曉夫問道：‘那你們為什麼還要來這裡？’人群中有人嘆氣道：‘被騙了。’在這種情況下，1954年2月19日，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命令，克里米亞半島劃入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版圖。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命令時正值隆重紀念佩列亞斯拉夫拉達300周年之際。顯然，將克里米亞併入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版圖是黨的宣傳機構的意圖。在新聞媒體中這一舉動被解釋為‘顯示了俄羅斯人民對烏克蘭人民的友誼和信任’。” 

對於克里米亞從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劃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所產生的影響，烏克蘭學者的評價大多是負面的。歷史學家Ю.沙波瓦爾指出：“首先，事實是克里米亞未必稱得上是‘俄羅斯的禮物’，因為克里米亞歷史上是克里米亞韃靼人的祖國。其次，養活克里米亞對於烏克蘭來說會帶來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很多問題，因為那裡多數是俄羅斯人。” 

關於把克里米亞從俄羅斯劃歸烏克蘭的原因，俄羅斯學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因素是主要考量。如赫魯曉夫的女婿阿朱別伊在回憶錄中指出，作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將克里米亞劃歸烏克蘭完全出於經濟上的考慮。阿朱別伊的證據是1953年秋他與赫魯曉夫一起前往克里米亞考察時的印象：克里米亞農業形勢十分嚴峻，這裡土地荒蕪、勞動力短缺，來自俄聯邦中央各州的移民向赫魯曉夫抱怨，在克里米亞無法生存下去。第二種觀點認為，赫魯曉夫把克里米亞轉給烏克蘭，在一定程度上是為當年參與鎮壓行動在“烏克蘭人民面前贖罪”。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赫魯曉夫希望以此獲得烏克蘭共產黨的支持。如舍比洛夫指出，斯大林去世後，在蘇聯黨內爭奪權力的政治鬥爭中赫魯曉夫需要烏克蘭共產黨的支持，烏克蘭共產黨是各加盟共和國中影響力比較大的政黨，赫魯曉夫以經濟因素為由掩蓋了作出這一決定的真實動機。

俄羅斯學者儘管將克里米亞視為送給烏克蘭的“禮物”，但承認這份禮物是有瑕疵的。如米羅年科在《烏克蘭史》中寫道：在俄烏合併300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送給烏克蘭一份‘禮物’。1954年2月1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關於將克里米亞州從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劃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法令。確實，正如後來所表明的那樣，這份禮物並不完美，甚至是有預謀的。克里米亞無論從歷史、種族還是文化上都不是烏克蘭的克里米亞。1944年從克里米亞遷出了19.1萬韃靼人、1.5萬希臘人、1.25萬保加利亞人、1萬亞美尼亞人，以及1100名日耳曼人，這些民族都被認定在被占領期間與納粹分子合作。顯然，自從作為種族和文化共同體存在時起，克里米亞韃靼人從未認同失去自己的歷史祖國。在這一問題上，領土接近、經濟和文化聯繫，還有單純的管理方便（當時需要修建運河向克里米亞調撥淡水）是考慮的因素”。 

筆者也認同大多數俄羅斯和烏克蘭史學家的觀點：首先，經濟因素是蘇共中央決定將克里米亞從俄聯邦劃歸烏克蘭的最主要考量。1954年2月1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的《關於將克里米亞州從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劃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命令中明確指出：“鑑於克里米亞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間經濟上的共性，領土接近和緊密的經濟、文化聯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作出決議：批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聯合提交的‘關於將克里米亞州從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劃歸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呈請。”

其次，二戰後克里米亞面臨的嚴峻經濟形勢表明，劃歸烏克蘭是促進當地經濟恢復發展的現實選擇。1944年克里米亞從納粹德國占領下獲得解放，遭受戰火洗劫的克里米亞滿目瘡痍：一半的城市房屋被損毀，塞瓦斯托波爾甚至變成一片廢墟。大批居民被強制遷移使克里米亞經濟雪上加霜。戰爭結束後克里米亞人口銳減，由戰前的119.9萬降至35.1萬。塞瓦斯托波爾和刻赤的情況更為糟糕。戰爭結束時塞瓦斯托波爾只剩下1010人；刻赤只剩下11人。農業是克里米亞的主要經濟部門，戰後很多土地荒蕪，農業生產大幅下滑。1946—1947年克里米亞又遭遇乾旱和饑荒，幾乎所有社會基礎設施均遭到破壞。為了恢復半島的經濟，蘇共中央自1944—1945年開始從鄰近地區向這裡移民。移民有的來自烏克蘭，有的來自俄羅斯的庫爾斯克州和沃羅涅日州。從北方遷移來的農業移民明顯不適應這裡的自然氣候條件。克里米亞適宜種植葡萄，而從沃羅涅日州來的移民習慣種植土豆、白菜，因此莊稼總是長不好。 

從地理位置來看，烏克蘭介於俄羅斯的陸地部分和克里米亞之間，與克里米亞存在着密切的經濟聯繫。克里米亞所需的建築材料、電力都來自烏克蘭，交通線路與烏克蘭相連接，物產基本上銷往烏克蘭。當時，克里米亞缺少飲用水是一大難題。一半居民點的水不適宜飲用，尤其是克里米亞草原地帶飲用水匱乏現象嚴重。因此，40年代末50年代初蘇聯政府作出決定，建設全長402千米的北克里米亞運河，將第聶伯河的水引入克里米亞。這是一個規模宏大的水利工程。為了興修水利工程，把克里米亞劃歸烏克蘭，從經濟和行政管理角度來說更為方便。作為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從國家經濟建設全局考慮這一問題是完全合理的。赫魯曉夫的兒子謝爾蓋也證實了這一點。2014年3月19日謝爾蓋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引用父親赫魯曉夫當年說過的話，指出其完全是從經濟角度考慮作出將克里米亞劃歸烏克蘭的決定。 

儘管克里米亞劃歸烏克蘭在客觀上給烏克蘭帶來一定的麻煩，但赫魯曉夫主觀上是想恢復和發展克里米亞經濟，並非想利用韃靼人給烏克蘭製造麻煩。在烏克蘭工作的日子是赫魯曉夫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時期，也是他一生引以為榮的難忘時光。赫魯曉夫深情地回憶道：“1949年是我在烏克蘭的最後一年。回首過去，烏克蘭人民對我非常友好。想起在那裡度過的歲月我倍感溫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令人愉快的時期，它給我帶來一種滿足感：共和國發展很快，工業、生產都有所增長。斯大林不止一次委託我作關於烏克蘭問題，特別是畜牧業取得顯著成績的報告。這些報告隨後被轉發在《真理報》上，以便其他共和國效仿我在烏克蘭的做法。”很難想象，在烏克蘭主政多年，對烏克蘭人民懷有感情的赫魯曉夫把克里米亞劃歸烏克蘭是為了給烏克蘭製造麻煩。

三、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問題

1986年4月26日凌晨，距離烏克蘭首都基輔140千米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反應堆發生爆炸，爆炸引發大火併向大氣層散發出大量高能輻射物質。關於事故造成的嚴重後果，烏克蘭歷史教科書中這樣寫道：“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對烏克蘭經濟影響巨大，對全民族而言是一場災難。無論死亡人數、造成的後果還是經濟損失，這場災難在核能歷史上都是空前的。……事故發生時約有190噸核燃料發生爆炸，核廢料導致大面積污染。核爆炸形成的蘑菇雲比廣島核爆炸的規模大得多。” 

關於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後蘇聯政府採取的應對措施，目前烏克蘭方面認為：首先，蘇聯政府沒有及時向公眾披露事實真相，隱瞞了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的規模和後果。烏克蘭歷史教科書指出：“蘇聯政府竭力隱瞞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的規模。直到4月28日，迫於形勢和國際社會壓力蘇聯官方才首次在電視上報道此事，但是只報道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核反應堆遭到破壞，鮮有關於核事故是怎樣發生的消息。給人的印象是，事故的危險已經得到控制。”為了證明蘇聯政府隱瞞事實真相，教科書還引證了當時蘇聯政府關於事故情況的公開報道和秘密匯報。1986年5月，蘇聯部長會議就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通報稱：“消除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後果的工作仍在進行。由於採取了措施，在過去幾天內核物質的泄露有所減少，清理周邊被污染地段的工作正在進行中，負責完成這些工作的是配備了必要的現代技術和採取有效手段的專家團隊。西方一些通訊社散布謠言，似乎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中有數千人死亡。正如已經通報的那樣，實際上只有2人死亡，送往醫院的共有197人，其中49人經過檢查入院治療。企業、集體農莊和機關保持正常工作。”但是，1986年5月31日國家水文氣象和環境監控委員會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遞交的有關核輻射情況和核污染評估的秘密材料中卻寫道：“由於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反應堆運轉3年積累下的核物質的5％擴散到核電站的作業區之外。空中偵察和地面監測表明，核物質在事故發生後的最初4～5天裡向各個方向大面積擴散。污染物質在蘇聯歐洲部分西南方所有地方都可以觀察到。少量核物質隨風飄散到羅馬尼亞、波蘭、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 

關於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目前俄羅斯很多人認為政府企圖隱瞞事故消息，但也有人認為公布事實真相比較複雜，不能簡單地認為是蘇聯領導人故意隱瞞消息。關於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後蘇聯政府的應急處置問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作出如下解釋：

“聽取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有關消息的第一天，政治局遭遇了那些負責人輕描淡寫的態度。蘇聯科學院院長阿納托利·亞歷山德羅夫和中型機械製造部部長艾菲姆·斯拉夫斯基在政治局會議上這樣說道：‘沒什麼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業反應堆發生過同樣的情況，他們都解決了。為避免核輻射就需要多喝水、吃東西和睡好覺。’這種十分不靠譜的‘個人經歷’與他們傑出科學家和管理者的身份極不相符。

當時，我們仍然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發生爆炸、核物質被拋向天空，還是發生了事故或火災？總之，情況是如此不清楚，以至於我們在最初兩天無法對公眾披露任何事實。但我們採取了行動，知道切爾諾貝利工廠發生了特別危險的事情。……國外還有不少人利用切爾諾貝利悲劇污衊我們的政策，尤其是信息披露方面的政策。政治局內部有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主張有關信息應當逐步公布出去，以免引起恐慌和造成更大的損失。另一種意見則主張收到的信息應當立即、全部公布於眾，不加任何限制，唯一要做的就是確保信息的真實性。後一種意見最終占了上風。”在7月3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我說：‘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隱瞞實情，無論是關於正在處理的實際問題，還是我們對工作所做的解釋都是如此。我們要對情況的評估和得出的結論負責任。要在人民和世界的注視下做我們的工作。我們決不能只是採取折中的做法或是隱瞞真相。對於事故全面信息的披露是十分必要的，而懦夫的政策是可恥的。’” 

事實是否如戈爾巴喬夫所說，蘇聯政府沒有隱瞞核事故消息？我們暫且只能根據現有的檔案材料和當事人的回憶來分析這一問題。從蘇聯公開通報事故的時間和細節上看，顯然蘇聯政府是令人懷疑的。蘇聯新聞媒體第一次通報有關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消息是在4月27日，即事故發生後的36小時。當時普里皮亞季無線電轉播網的播音員播放了有關集合和臨時疏散城市居民的消息，但是中央的電視、報紙直到西方媒體披露蘇聯境內發生嚴重核事故之前始終保持沉默。4月27日晚10時，瑞典方面監測到核輻射數值迅速增加，4月28日瑞典動力部舉行緊急記者招待會，確認核輻射異常國家位於瑞典以東方向。緊急記者招待會於當地時間晚6點30分結束。莫斯科時間4月28日晚9時，“時間”欄目播音員宣讀了塔斯社的消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事故，一個反應堆被損壞。正在採取措施以消除事故造成的後果，向受害者提供必要的幫助，並成立一個政府委員會以調查事故起因。”但是塔斯社的這則新聞並沒有通報反應堆受損的細節以及人們應當如何做好自身的防護工作。這是蘇共中央首次通報切爾諾貝利核災難的消息。此時距事故發生時間已經過去79小時。“時間”欄目和中央報紙的記者及工作人員直到5月1日晚才被派往烏克蘭進行採訪，但是來自事故發生地的報道並沒有立即出現在各大媒體上。一段時間內從普里皮亞季雜誌和報紙上傳來的都是些簡短的新聞。如5月4日報道雷日科夫和利加喬夫視察事故發生地；5月5日通報事故造成2人死亡。 

烏克蘭的新聞媒體最初也沒有報道此事。據1986年5月在烏克蘭國家電視台工作的攝像記者科利亞達回憶，烏克蘭電視台首次向切爾諾貝利派出攝製組是在5月2日，但是卻不允許攝像記者進行拍攝。5月6日，烏克蘭衛生部長羅馬年科在電視上發表講話，承認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事故的事實，警告人們基輔的核輻射水平升高，建議基輔市民儘量不要待在大街上，減少房間通風。直到5月10日，有關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的報道才開始見諸報紙和電視。但是這些報道着力宣傳蘇聯專家和志願者在參與救援工作中表現英勇頑強、廣大人民群眾為受害者提供援助，以及蘇聯政府如何快速消除事故造成的後果。5月14日，戈爾巴喬夫才在中央電視台就核事故公開發表講話。

從以上蘇聯各大媒體報道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時間和細節來看，蘇聯政府顯然沒有及時向國內外媒體通報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消息，並隱瞞了發生核事故的具體細節。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稱，直到雷日科夫、利加喬夫和謝爾比茨基在事故發生後的幾日內到事故發生地視察，關於這次事故的更多細節才開始披露出來。但是檔案文獻顯示，1986年4月27日，即核事故發生的第二天，烏克蘭內務部長格拉杜什已向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秘密報告了切爾諾貝利核事故：“4月26日1點25分位於基輔州普里皮亞季市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反應堆在按計划進行維修時發生爆炸，爆炸導致反應堆的頂蓋和外層牆體崩塌，設備大廳的部分屋頂被破壞，爆炸區域燃起了大火，直到8點大火被消防隊撲滅。爆炸發生時核電站約有200名工作人員，其中9人受到程度不同的輻射，1人在醫院死亡，3人病情危急。共有108人送往醫院留觀，其中包括20名消防人員；有26人於4月27日夜用專機送往莫斯科。鑑於事故情況，核電站於4月27日停止運行。……當地集結了來自基輔和基輔州的1390輛公共汽車以疏散5.1萬普里皮亞季市民。此外，還有195輛公共汽車、3列火車和2艘輪船備用。” 

檔案文獻還顯示，1986年4月29日，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科學教育處副處長謝爾久克在有關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後果的報告中首次通報了核輻射情況：“1.根據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衛生部提供的數據，從普里皮亞季市向伊萬科夫斯克區和波列斯克區疏散了2.75萬人，其餘居民（約2萬人）自主撤離。截至1986年4月29日，在疏散地還剩1.65萬人，普里皮亞季市附近地區（包括切爾諾貝利市等）居民開始自主撤離。2.核輻射情況。目前日托米爾市的輻射值升高10～20倍，羅夫諾輻射值升高近10倍，利沃夫輻射值升高2～3倍，基輔輻射值升高2～3倍。輻射值低於安全標準的臨界值（文件原文如此———筆者注）。基輔與伊萬科夫斯克區、波列斯克區之間的道路被污染。從這一地區向基輔轉運過程中基輔市一些街道被污染。到過這一地區的汽車受到了污染。……在疏散過程中沒有採取消除核輻射污染的技術，沒有穿着核污染防護服，沒有對受到核污染的人員的服裝進行清洗。3.農業。根據放射性和放射性劑量測定研究數據，核輻射污染發生在基輔州的切爾諾貝利區、伊萬科夫斯克區、維什哥羅德區，部分莊稼和牧場受到污染。不排除放射性同位素進入動物體內繼而進入牛奶中的可能性。4.醫療服務。截至4月29日9時，共有144名核輻射患者前往莫斯科入院治療。基輔市和切爾尼戈夫市，以及市級村伊萬科夫和波列斯克有270名核輻射患者入院治療，這些人出現了不同的病症。” 

1986年5月4日，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科學與教育處在一份絕密報告中通報了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造成的嚴重污染，並提出了為保護基輔居民健康必須採取的預防性措施：“必須引起重視的是，根據專家評估，基輔市的每個居民在最近幾天平均受到的輻射值，大致相當於受限部分居民（受限部分居民是指沒有參與核電站工作的核電站居民區的居民）接受的年輻射值。如果情況不加以改變，近3個月內基輔居民受到的輻射值將相當於在核反應堆工作的人員一年接受的輻射值。這本身要求我們採取比平常條件下更有效的其他衛生保健措施來應對輻射，保護居民健康。爆炸發生時一些在正常條件下無法見到的放射性同位素飄散到大氣層中，放射性碘131是其中最危險的放射性同位素之一，其特徵是積聚在人體的甲狀腺當中。烏克蘭科學院核研究所的專家確認，5月3日下午2點在第聶伯河汲水設施附近的水中放射性碘含量超出正常值1000多倍。在運到基輔奶廠的牛奶和城市生長的雜草中發現了這种放射性同位素。現在草叢中這种放射性同位素的含量幾乎超出平常條件下草叢中所有放射性同位素含量的1000倍。鑑於此，我們認為必須採取一系列緊急措施來保護城市居民的身體健康。1.加強對居民健康狀況的全面監控。為防止人們受到碘輻射，應當向居民，首先是婦女和兒童提供碘製劑。2.加強食品（奶、肉製品和新鮮蔬菜）放射性劑量的測定檢驗。測定檢驗不僅涉及國家貿易，還涉及到市場。應解決奶製品的質量保障問題，首先是兒童廚房、醫院和學齡前機構的奶製品質量保障。3.保證建立飲用水的應急儲備，不排除在一段時間內天然水庫中的水將不宜飲用。4.應將複雜條件下勞動、休息和飲食制度以及輻射衛生學方面的建議向城市居民進行通報（正研究由烏克蘭衛生部制訂此類建議草案。）5.應對兒童予以特別關注。核輻射污染對兒童健康十分危險。我們認為將學期持續時間縮減2～3周，將學生送往勞動和休息夏令營，以及與烏克蘭發生事故各州相距遙遠的其他共和國少先隊員夏令營具有可行性。” 

結合這份絕密文件以及5月6日烏克蘭衛生部長羅馬年科在電視上發表的講話，可以推斷蘇聯政府最遲在5月4日至5月6日已經完全清楚了核輻射造成的嚴重後果，以及必須採取的應急措施。但是這些事實真相為什麼沒有及時公布於眾，特別是提醒居民採取更嚴格的防護措施呢？至少有幾點可能性：

其一，如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所說，最開始向他匯報情況的蘇聯科學院院長阿納托利·亞歷山德羅夫和中型機械製造部部長艾菲姆·斯拉夫斯基在政治局會議上不負責任的言論使戈爾巴喬夫等國家領導人對事故造成的嚴重後果估計不足，作出錯誤判斷。

其二，受當時核輻射監測技術的限制，蘇聯政府在事故發生後無法立即對事故的規模和後果作出準確判斷。俄羅斯科學院核能安全發展問題研究所第一副所長阿魯秋尼揚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就蘇聯政府隱瞞消息提出自己的看法：“事情要遠比某些專家想象的更複雜。無疑，政府部門隱瞞了全部信息。但是我想強調的是，首先，系統本身沒有可能很快對情況作出相應評估。當時蘇聯還未建立可靠、獨立的核輻射監控系統，不論距離核電站遠近，第一時間收到輻射強度數據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的。現在輻射自動監控系統對輻射強度進行評估是很平常的事，這一監控系統使地方政府和任何感興趣的人都可以通過互聯網的專門網站弄清楚實際輻射情況。但是，當時根本沒有這樣的監控系統，作出決定就需要對情況進行分析，這需要花費寶貴的時間。如果當時有此類系統，就可以避免人們在災難發生的最初日子裡食用來自輻射區域的食品。”

其三，蘇聯政府擔心在民眾中造成恐慌。2006年戈爾巴喬夫在接受《樂觀主義者》雜誌採訪時解釋說：“遊行沒有取消。因為五一節之前還沒有完全了解發生了什麼。的確，我們害怕恐慌，您可以想象在一個數百萬人口的城市大規模恐慌可能產生的後果。現在明白了，這是一個錯誤。”無論蘇聯政府對此問題作出何種解釋，在戈爾巴喬夫提出民主化、公開性的背景下，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無疑使蘇聯政府在廣大民眾中的聲望嚴重受損。 

此外，筆者贊同烏克蘭歷史教科書的觀點，將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責任完全歸咎於核電站的廠長和工程師是錯誤的。核事故充分暴露了蘇聯政府在核電站監督管理上存在嚴重漏洞。目前，烏克蘭安全局解密了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有關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災難事故的文件，其中229份文件（190份文件屬於首次公布）涉及核電站從建設到發生事故的相關信息，時間從1970年初至1986年11月。這些檔案文獻有助於我們更好地釐清這場災難性事故的根源。 

檔案文獻表明，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在建設施工、設備安裝過程中存在嚴重質量問題。早在1975—1976年，國家安全委員會莫斯科局就向烏克蘭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專門通報了核電站建設中存在的質量問題：1975年夏，在核廢料存儲庫安裝地段發現安全隱患，威脅到周邊環境；不按設計方案在反應堆的坑道安裝壓力平衡補償器。1976年2月，有關工作人員還獲悉，頓巴斯庫拉霍夫鍋爐機械廠供應給核電站的循環水管不合格。儘管如此，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不合格產品仍定期運送到核電站施工現場。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有關核電站的報告中詳細指出了核電站使用的建築材料和零部件存在的質量問題，以及工人缺少必要技術等問題。國家安全委員會給上級機關的匯報中還多次談到核電站建設過程中存在違規操作行為，而且違規操作行為始終沒有停止。1981年3月，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向上級部門反映，核電站領導竟然在被核輻射污染的池塘養魚，然後通過當地的漁業企業向居民出售。 

據統計，1971—1981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共發生29起事故，其中8起是由於技術人員的過錯造成的。其中包括在核電站第二座反應堆建設過程中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發現工程師計算錯誤以及建築師麻痹大意等問題。檔案材料還證明：“一部分領導故意粗暴違反核電站建設的技術標準，他們只想工程儘快交工，而不關心工程的未來和可能產生的災難性後果。”國家安全委員會切爾諾貝利區負責人維克多·克洛奇科在1978—1979年多次向基輔方面反映這些問題。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弗拉基米爾·謝爾比茨基收到安全部門的情況匯報後，雖然成立了一個整改委員會，但是國家安全委員會關於政府應採取切實措施的呼籲卻始終沒有得到重視。1979年，國家安全委員會獲悉，因車間防水工作不符合要求，核電站淨化水車間出現事故。政府部門負責人明知道淨水車間存在潛在危險，卻未採取相應措施。此類事件還有很多，但是都沒有引起核電站主管部門的應有重視。 

俄羅斯高級核能工程師、1970年曾擔任切爾諾貝利1號反應堆首席工程師的格里戈里·梅德韋傑夫在《親歷切爾諾貝利》一書中也指出，蘇聯核電站主管部門應對核事故承擔責任：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前，蘇聯核電站發生多起事故，但均未公開報道。

“奈波羅茨尼擔任能源與電氣化部部長時期，對公眾隱瞞核電站事故已經成了標準的行為模式。但是這種秘而不宣的對象不僅包括公眾、政府，還包括在蘇聯核電站工作的人。工作人員的不知情會造成一種特殊的危害，對事故不知情會帶來不可預料的後果：它會讓人們變得粗心和自滿。

奈波羅茨尼的繼任者阿納托利·伊萬諾維奇·馬約列茨總體來說不能勝任能源工作，而針對核能問題，也保持了一貫的沉默。1985年5月19日，在上任近6個月後，他簽署了如下命令：‘禁止公開出版、廣播和電視報道與能源設施（包括電磁場，輻射，空氣、水和土壤的污染）對操作人員、公眾和環境造成的不利生態影響相關的信息。’……核能產業是非常複雜和危險的，對這個領域完全不熟悉的人怎麼能夠管理好呢？……馬約列茨上任後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廢除能源與電氣化部負責設計與研究的中央理事會，從而扼殺了這個重要的工程與科學部門。然後，通過縮減國內已有發電站的保有發電量和備用發電量，提高了現有裝機容量的利用率。這些政策的結果是，蘇聯的發電站開始更好地滿足電網的需求，但重大事故的風險也增加了。…… 

那些負責核電站建設和運行的人，必須掌握關於這個領域的全面的知識。這一點對於核電站的運行人員來說顯然是正確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就是由於太多違規操作引起的）。……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前，能源與電氣化部中央機構的人員都不具備管理核事務的能力，無論是部長還是副部長。與核電站建設相關的事務由60歲的副部長謝苗諾夫管理，他擔任這一職務才3年。在此之前，他接受過的訓練和豐富的經驗一直都只是水電站建設方面的。 

……現有核電站的操作管理也沒有好到哪兒去，就在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前，核電站的管理權還掌握在核能工業聯合會（簡稱為原子能聯盟）手中。原子能聯盟主席韋列堅尼科夫從未在核電站工作過。他對核技術一無所知。”

由此可見，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不是偶然的。它是負責核電站施工建設與維護管理的領導和工程技術人員嚴重不負責任、違規操作、玩忽職守，以及從地方到蘇共中央各級主管部門官僚主義作風嚴重、監管職責不到位、監管制度不完善等多種因素導致的必然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