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以來，隨着烏克蘭危機、巴以衝突的延宕、升級和外溢，全球安全形勢在不同方向上動盪不安，大國動用核威懾力的現象重又出現，“核戰爭”幾度成為國際媒體和戰略界的熱門討論話題，也進入一些國家領導人和政客的話語體系。2022年8月1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十次審議大會在聯合國總部開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強調，核武器帶給世界的威脅正在增加，人類與核武器毀滅世界之間只有“一個誤解”或“一個誤判”的距離。那麼，應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如何判斷全球核態勢的現狀和未來？本刊特邀核安全領域的四位專家學者舉行小型圓桌討論，為廣大讀者作出解讀。

——編者手記

嘉 賓：

李 彬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羅 曦 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副研究員

郭曉兵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

劉 沖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國際安全研究所所長

主持人：

安 剛 《世界知識》雜誌編輯

美國華盛頓州漢福德附近核設施的禁行警示牌。20世紀30年代末，美國軍方啟動了旨在率先研製出核武器的“曼哈頓計劃”，漢福德由此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生產武器級鈈的核反應堆所在地。1947年，美國為了冷戰需要重啟漢福德的核工廠，並在此後40年裡生產了57噸鈈，也在當地深埋了大量放射性廢料。

國際核態勢異常複雜，爆發核戰爭風險仍低

李彬：自有核武器以來，核戰爭的陰影無時無刻不籠罩着人類，但要判斷核戰爭的陰影是否加重，以下幾個現象值得充分重視：

第一，核大國處心積慮要打贏核戰爭，為此進行各種周密準備，其中就包括最近越來越廣為人知的發展和部署小威力核武器。動用大威力核武器過於事關重大，難下決心，所以無論是美國還是俄羅斯，其核戰略調整中發展小威力核武器的內容都在增加。

第二，在大規模地區衝突中，擁核一方如果對繼續使用常規軍力感到越來越吃力，也就是說，常規軍力難以滿足其軍事需要，就可能考慮借用核武器的影響力，發送核威脅信號，以彌補其常規軍力的劣勢。

第三，擁核國家之間如果長時間處於直接的地區軍事對抗狀態，包括並不限於戰爭和衝突，就存在發生重大意外導致摩擦升級的風險。南亞地區屬於這種情況。如果危機管控機制無法有效發揮作用，也就不排除在相關方的應激反應之下，從常規戰升級到核戰爭的風險。

我們觀察國際衝突和全球核態勢，上述三種情形是最值得擔心的核風險。深入分析這三種情形，有助於我們透過複雜的戰略戰術、外交話語和輿論喧囂，洞悉客觀趨勢。

羅曦：人類正處在空前複雜的核態勢里，動用核武器的門檻在降低，核戰爭的邊界越來越模糊。主要大國為自己設定的可以動用核武器的前提條件在放寬或增多，用核來懾止、報復非核攻擊的範圍在不斷拓展，比如大規模無人機飛入境內就已被列入可以考慮進行核報復的場景。也就是說，促使有核國家考慮動用核武器的“極端情況”正在被重新界定，不再那麼“極端”。美國作為核大國，甚至開始設想與其他兩個核大國同時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及作戰方案，而這在十幾年前的時候是不可思議的。

核大國本應擔負起積極裁減和降低核衝突風險的道義責任，但當核大國紛紛把對核戰爭的設想搞得非常具象化，主要對手之間不斷進行指向性非常明顯的核實戰演習、戰術核武器演習，對其他有核國不會起到正面示範效果，無形中反而會激發更為強烈的核競賽意識。與此同時，地區核擴散的風險也在繼續發展。

但我個人仍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發生大規模核戰爭的風險並不大。烏克蘭危機是離我們最近的樣本。美俄作為這場危機除烏克蘭以外的兩大直接當事方，彼此之間有強大的核威懾力在起作用，所以，儘管核威懾與反威懾的表面文章均已作足，但無論是美西方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還是俄羅斯直接投入的軍事行動，整體上都仍在以常規力量進行博弈。由此可以看出，未來的戰爭樣式更多仍將是核威懾背景下的地區常規戰爭或衝突。

2023年10月26日，參觀者在俄羅斯莫斯科全俄展覽中心國家原子能公司展館觀看“沙皇炸彈”模型。“沙皇炸彈”是人類有史以來製造和測試過的最強大核武器。

郭曉兵：前瞻全球核態勢，要從歷史出發。1945年美國向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結進程。冷戰期間，從朝鮮戰爭到1958年台海危機，再到1948年、1958年、1961年三次柏林危機，以及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是否動用核武器以及如果對方動用核武器該如何應對，都曾進入戰略決策討論議程。

在冷戰結束後的相當長時間裡，由於和平與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國際合作成為世界“主旋律”，國際社會對核武器問題的重視度一度下降，核武器本身帶來的威脅在大眾議題里被邊緣化，人們更多談論的是核武器、核材料擴散的挑戰，比如朝鮮半島核問題、印巴核問題、伊朗核問題。2009年，奧巴馬出任美國總統後沒多久便以其“無核世界”理念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代表了當時的潮流。但自2022年2月24日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人們突然意識到在戰爭和衝突中動用核武器的風險重新上升了，這是冷戰結束30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局面。記得英國首相特拉斯卸任後曾對媒體說，2022年秋她在首相任上每天都在盯着電視看，生怕俄羅斯會對烏克蘭使用核武器，導致污染雲順着風向飄到西歐上空。

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前，俄羅斯就已進行過大規模的核演練。危機演進過程中，俄羅斯為阻止核威懾邊際效應遞減，修訂了核威懾政策。俄羅斯總統普京2024年11月批準的新版《俄羅斯核威懾國家基本政策》，放寬了“核武器使用條件”，進一步明確了可能引發核反應的情形，包括但不限於收到有關空天攻擊武器（戰略飛機、戰術飛機、巡航導彈、無人機、高超音速飛機和其他飛行器）大規模發射（升空）並越過俄邊界的可靠信息。此外，俄還在白俄羅斯部署了戰術核武器。北約也沒閒着，2024年在歐洲組織了名為“堅定正午”（Steadfast Noon）的大規模核演習，現正不斷強化成員國之間的“核共享”安排——美國要把自己的戰術核武器重新部署到英國，波蘭則歡迎美國把核武器部署到其領土上。烏克蘭作為危機的直接當事方，也曾有官員揚言“恢復製造核武器”。而在亞洲，受歐洲事態和朝鮮核導技術進步的刺激，韓國、日本國內主張擁有核武器或從美國那裡獲得“北約式核共享”保護的聲音也在抬頭。

除了俄烏之外，在以色列同哈馬斯的衝突當中，以色列耶路撒冷事務和遺產部部長阿米凱·埃利亞胡在一次採訪時公開揚言對加沙地帶投放核武器“也是一種選擇”。要知道，以色列官方從來沒有承認過自己擁有核武器，埃利亞胡的這一言論耐人尋味。

涉及中國，有一個現象不能不提。1958年台海危機以後，美國很少會提到在台海一旦可能發生的衝突中使用小型戰術核武器的問題，但近幾年隨着中美關係更趨複雜，個別美國戰爭智庫中思維比較極端的人士和退休國防官員開始討論這種可能性：將來中美一旦因台灣問題發生衝突，美國可不可以先發制人，使用小型戰術核武器對付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海登島部隊？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跡象。

當然，目前的國際局勢同冷戰時期相比有很大不同，在可預見的未來爆發全面核戰爭的可能性仍是很小的。我這樣講主要出於兩點理由：

第一，大國之間的矛盾確實變得比以前更尖銳，博弈也更激烈，但同冷戰期間相比，主要還是聚焦地緣優勢或經濟科技競爭，各大國意識到對對方進行全面入侵、徹底改變對手制度模式或實施政權更迭行不通。而在美蘇冷戰時期，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存在你死我活式的制度之爭，本質是零和博弈。就美國而言，在本世紀初，新保守主義分子或有這種野心，但經過阿富汗戰爭之後，以美式制度模式和價值觀改造世界的心氣兒被打掉不少，更不敢對其他國家特別是大國發動全面戰爭，更不要說打全面核戰爭。

第二，大國關係當中的涉核因素近來雖然有所上升，但也還沒有達到冷戰時期美蘇之間那種水平。美國固然已經調整核戰略，鎖定中國為“主要核競爭對手”。但現在的中美關係同當年的美蘇關係相比要更複雜多樣，很難相提並論。當年美蘇關係重在軍事領域，而軍事的關鍵又是核武器確保相互摧毀。與之相比，中美兩個大國在經濟、科技、人文等各個領域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核因素只是影響雙方關係的諸多因素之一。這樣的關係範式對核衝動有着明顯的抑製作用。

但是，如果在一場地區戰爭或衝突中，一方投入能力有限，又不能不投入，為了避免戰敗，決定使用小型戰術核武器，並將其投放在無人區，使其僅起到威脅升級戰爭的“信號彈”作用，核危機升級的風險就很大了，對領導人決策的壓力亦將是極其巨大的，而當另一方決定不惜一切代價繼續戰爭時，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就會真正出現。

美國傳記影片《奧本海默》海報。該片由克里斯托弗·諾蘭執導，講述了美國“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主導製造出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的故事，2023年7月在北美上映，次年獲第9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七項大獎。奧本海默晚年深陷研製出核武器引發世界安全危機的擔憂而無法自拔。

小微核武器破壞性雖有限，但其使用仍不可容忍

羅曦：當今世界，地區衝突此起彼伏，國際安全形勢更加緊張，對於小型戰術核武器能否在區域戰場上被使用的討論也多了起來，一些聲音認為小型戰術核武器當量低，污染範圍小，如果精準投放的話，不會造成過大規模的跨境傷害，為了確保取得戰場優勢和最終勝利，或者說為了儘快結束戰爭，避免無休止的人道主義災難，其有限使用應是可以被理解的，畢竟人類已經有通過投放原子彈加速世界大戰終結的“歷史經驗”。然而，我個人仍然認為，小型戰術核武器也是核武器，考慮到這種巨大的特殊性和仍然可觀的戰場毀傷性，其戰場應用仍須做到最大限度的克制。

李彬：我個人對國際上降低小型戰術核武器使用門檻的傾向是非常擔心的。原本大家對在戰場上使用核武器的顧忌是很大的，五個核大國皆予認同的“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並非一句空洞的口號，也不存在對小型戰術核武器或小微核武器的“豁免”。如果放任小微核武器投入戰場，那麼爆發廣義核戰爭的風險必然增加，而一旦核戰爭打起來，又有誰能保證吃虧一方仍會恪守只使用小微核武器的“戒律”？人類大概率會面臨核戰輪番升級。所以，我個人不贊成放任使用小微核武器的傾向，而且認為這種傾向是非常危險的。

郭曉兵：我完全同意前面兩位學者的意見。到底什麼叫戰術核武器，對此沒有清晰定義，小型戰術核武器與戰略核武器之間也沒有特別明確的界限。有人認為應該按當量來劃分，有人說應該按射程來劃分，國際上至今沒有共識。當一個有核國對另一國動用戰術核武器後，對方為什麼就不能利用當量更高一點的核武器進行報復？又如何保證其不這樣做？從中國的立場看，所有核武器都是有戰略意義的，並不存在只有戰術意義的核武器，在這個問題上必須非常謹慎。

劉沖：20世紀50年代小型戰術核武器被發明出來，是為了能在常規戰場上有效攻擊裝甲集群等戰術目標。但現在，使用無人機等先進裝備就可以實現這樣的戰術目標，人類有了更多可以替代小型戰術核武器的常規選擇。因此，僅從技戰術角度講，小型戰術核武器的軍事作用比起冷戰時期其實是下降而不是上升了。換句話說，要想在一場勢均力敵的局部戰爭中贏得優勢，不一定非得使用小型戰術核武器。小型戰術核武器之所以又開始引人注目，更多是因為它給從常規戰爭向核戰爭升級的門檻搭上了升級階梯。當事方討論這種可能性，並不是真的要用小型戰術核武器實現戰場目的，而是去釋放一種戰爭升級的信號，對對手實施心理威懾，促使對手及其背後的代理人在恣意擴大戰火方面有所收斂、知難而退。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對小型戰術核武器的討論增多，是常規戰爭擴大、核升級風險上升所致，威脅使用方很可能是在以不惜升級的姿態促使戰爭降級。

美國的“末日飛機”E-4B空中指揮機，由波音747-200B飛機改裝而成，系“空軍一號”姊妹機，在核戰爭或國家緊急狀態時充當核空中指揮中心。2022年5月美國總統拜登訪問韓國時，這架飛機被部署到日本沖繩嘉手納基地，分析人士稱“美國暴露E-4B航跡非常罕見”。

抑制核戰爭風險技術革新福禍相倚

李彬：在當前人工智能、無人作戰等新技術不斷滲透進戰爭操作甚至決策的情況下，核戰爭的風險到底是會受到抑制還是將明顯上升，非常值得關注和討論。也許人類能夠達成一致，不會使用人工智能來指揮核武器的使用，但實際上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人工智能正越來越廣泛、深入地應用於各行各業，我們在很多時候並不知道或者沒有意識到我們已經使用了人工智能。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工智能以人類無法察覺的方式啟動核戰爭準備程序，後續的發展很可能偏離人類設置核議程的初衷，這是我們不能忽視的風險。

郭曉兵：人工智能的速度優勢可能壓縮外交調解空間，留給領導人進行決策的時間也就比以前更短，壓力更大。而且，隨着新興技術的發展，進攻和防禦的界限也在變得模糊，比如在網絡領域，美國就提出要“向前防禦”“持續作戰”，這與開展預防性進攻有什麼區別？邊界在哪裡，不是一個能說得清楚的問題。

不僅如此，網絡與導彈、核指揮控制系統是緊密連接在一起的，進行“向前防禦”很可能會觸發戰爭或衝突的核升級。2018年的美國《核態勢評估》報告就已做出調整，強調美國如果遭到重大網絡或太空攻擊，可能會使用核武器予以報復。拜登時期，2022年的《核態勢評估》報告堅持了這個標準。川普第二任期，在此方面肯定不會重新抬高門檻，將會維持較低的核門檻，甚至把門檻降得更低。也就是說，發生在網絡或太空領域的衝突有可能因為美國的政策邊界模糊而蔓延到核領域，從而導致核衝突。

當然，現在國際上的相關討論也比較多，不少軍控專家提出不應只看到消極面，也要看到積極面，比如人工智能對來襲目標的識別可以更準確，從而減少誤判風險，進而減少誤用核武器的風險。技術發展的洪流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關鍵在於人類如何確保其發揮積極作用，限制其消極作用。

羅曦：顛覆性的新興技術對於全球戰略穩定必然產生強大影響，目前看，削弱戰略穩定性的因素要遠遠多於提升戰略穩定性的因素。無論是高超音速武器問世、網絡攻防能力發展還是人工智能技術進步，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影響國家之間的攻防平衡，也必然影響大國之間的戰略穩定關係。當前形勢下，應當有更多大國主動站出來，推動新興技術領域的軍備控制，維護全球戰略穩定。

劉沖：大國之間之所以能達成戰略穩定，是因為都具備足夠的二次摧毀能力，也就是如果一方遭受另一方的核打擊，在第一波攻擊中倖存的核武器在數量上能夠保證發起第二波報復性核打擊，這就使核大國對發動核打擊持極其謹慎的態度，也就形成了戰略穩定，本質上是基於對彼此之間核態勢核能力的清醒認知。軍事智能化的發展可能會改變戰爭的基本邏輯。當戰場態勢有利於進攻方時，進攻方完全可以在人工智能的幫助和協調下，以很短時間、較低成本摧毀對手所有的報復性常規力量。如果真發生這樣的情況，戰略穩定的基本邏輯就不存在了，被打擊一方的決策鏈條被極限壓縮，將有更多動力和理由首先使用核武器。所以，我個人傾向於認為技術變革對核戰爭風險是“加速器”“放大器”，必須引起足夠重視。2024年11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秘魯利馬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所達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識中有一條是，“兩國元首確認有必要加強國際合作，促進人工智能向善普惠，應維持由人類控制核武器使用的決定”，向國際社會發出了重要信號。

中國致力於維護全球戰略穩定

郭曉兵：在減少和防止全球核戰爭風險、推動核裁軍核軍控進程方面，中國擁有道義優勢，可以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後，中國立即莊嚴宣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時鄭重建議召開世界各國首腦會議，討論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此後，又鄭重承諾無條件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地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1994年，中國向其他四個有核國提交“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條約”草案。

在中方大力協調下，2022年1月五核國曾發表《關於防止核戰爭與避免軍備競賽的聯合聲明》，強調“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我們不將核武器瞄準彼此或其他任何國家”。2024年10月安理會五常發表聯合聲明，重申“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並再次強調所有核武國家都不將核武器瞄準其他國家或相互瞄準。

在2024年7月舉行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第十一次審議大會第二次籌備會上，中方提交並發布了關於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倡議、無核安保、核軍控等工作文件，核心主張是：核武器國家應當切實回應無核武器國家的關切和訴求，採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或者宣布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方這次提出倡議，在形式上有重要創新，主要是提交了一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條約方案，包括四點要素：一是重申“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努力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各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等共識；二是五核國承諾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並支持談判不對無核國和無核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的公約；三是允許有締約國最高利益被危及時的退出條款；四是做出條約無限期有效和締約方不得有所保留的規定。

個人認為，相關談判可以由易而難、循序漸進，分三步走：第一步，談判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消極安全保證條約，五核國承諾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地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第二步，五核國作出政治聲明，承諾互不威脅使用核武器；第三步，談判和締結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條約或發表相關政治聲明。

上圖：2017年8月10日12時27分，中國在國外首座開展低濃化改造的微堆——加納微堆成功實現滿功率運行。下圖：2017年8月29日，加納微堆高濃鈾燃料順利由加納運抵中國，標誌着加納微堆低濃化改造項目圓滿完成。

劉沖：經過冷戰期間及其後長期的核裁軍談判，美俄核武庫當中各自處於部署也就是隨時可以發射狀態的核彈頭數量已從當年的上萬枚減少到目前的約1500枚，總體上是不斷減少的趨勢。當然，實際數量可能要略多一些，而且兩國均處於核戒備狀態沒有放鬆，如有必要隨時可以把核彈頭數量重新加上去，國家安全戰略仍是過度倚重核武器，發生核意外的風險持續較高。

現有國際核裁軍進程和核軍控體系基本上是冷戰遺留下來的，並非中國推動而成，而且NPT對無核武器國家是歧視性的，基礎內容是有核國承諾推進核裁軍，同時幫助無核國和平利用核能，無核國承諾不發展核武器。近些年，這三大支柱的進展令很多國家都不滿意，所以才搞出《禁止核武器條約》這樣一個所有核大國均未承認的“半吊子工程”，無核國與有核國的立場分歧越來越大，最近幾次NPT審議大會均歸於失敗。中國堅定奉行自衛防禦的核戰略，沒有追求核武器在懾止對手核進攻以外的作用，國家安全戰略對核武器的倚重程度低於其他核大國。中國長期致力於降低核武器在國家安全中的作用，核戰略和核政策實際上是同情無核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可以在有核國和無核國之間發揮適當適度的協調作用。

李彬：中國作為核大國，在反對核戰爭、維護核安全問題上從來都是建設性、負責任的力量，積極致力於參與相關國際合作，中美之間在這方面也曾開展有效合作。一個顯著例子是，根據2016年3月第四屆核安全峰會上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議以及中美雙方達成的《中美核安全合作聯合聲明》，兩國共同協助加納實現微型中子源反應堆（簡稱“微堆”）低濃化改造行動。在這一合作中，美方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前期與中方和其他有核國一道與加納政府進行溝通，開展聯合行動，在不改變堆芯幾何尺寸的前提下，將加納微堆中的高濃鈾堆芯燃料取出並移送至境外安全地點。2017年8月，加納微堆低濃鈾堆芯在中國低濃化技術支持下首次實現滿功率運行。在此基礎上，中國國家原子能機構總結出“加納模式”，啟動了幫助尼日利亞等其他國家進行微堆低濃化改造的項目。

事實一再表明，阻止核戰爭潛動，確保全球核安全，沒有核大國之間的協調合作是不行的。現在的全球核緊張態勢在很大程度上恰是核大國之間關係惡化的後果，彼此互信的坍塌、溝通的缺失、對抗的加劇削弱了全球核安全係數，也使國際核軍控體系、防擴散體系瀕於解體。面對威脅人類生存與福祉的挑戰，核大國應切實擔起責任，改善關係、恢復對話、重振合作，引導國際核裁軍核軍控和防擴散事業重回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