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爆發的以色列空襲伊朗事件中，多名伊朗核心部門領導人被“斬首”，大量絕密情報被以色列媒體公之於眾，伊朗情報內衛系統如此不堪一擊，讓人震驚。

追溯歷史，20世紀初，西亞古國伊朗才形成現代意義的情報機構，尤其是在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國王統治時期成立的國家情報安全局（SAVAK，薩瓦克）更是權力熏天。

1979年伊斯蘭革命推翻王權後，伊朗情報系統經歷重大變革，儘管以魯霍拉·霍梅尼為代表的革命領袖一度對其持排斥態度，但最終“形勢比人強”，導致了1984年情報部門的重新建立。

21世紀後，隨着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實力增強，以及其在從能源到通信等所有國家戰略領域的地位日益提升，這又觸發了伊朗情報系統的內部鬥爭，正如相關人士後來所坦承的，這就成為伊朗情報戰線屢屢破防的重要根源。

“影子戰爭”延綿不絕

從6月13日以軍開火，到6月25日傳出伊朗接受停火的消息，這兩個中東強國都未在這場高強度衝突中展開地面作戰，而是用戰機、彈道導彈等遠程武器“互毆”，“比拼誰家扛打”。殊不知，這種“非接觸作戰”背後的一大支撐，恰是雙方情報能力的較量。

當地時間2025年6月25日，伊朗德黑蘭西部一居民區，一名伊朗婦女站在其在以色列襲擊中被毀的公寓內哀悼。圖/視覺中國

以色列總參謀部早在2018年發布的《國防軍戰略》中指出，與“地區大國”（尤指伊朗）的作戰將在多個維度展開，將涉及情報、技術、電子、策反、認知及軍事打擊等多種進攻工具。

以色列針對伊朗實施的，是一種圍繞情報謀略展開的“影子戰爭”。從2011年11月12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導彈項目負責人哈桑·德赫拉尼·莫加達姆遇刺，到2020年11月27日伊朗“國寶級”核科學家法赫里扎德被暗殺，再到此次衝突中，以軍第一時間“斬首”超過13名伊朗軍政高官，摧毀伊朗大量核設施及武器裝備，嚴重遲滯伊朗核計划進度，這無不體現了以色列在傳統戰爭準備之外，更追求在平時利用高質量情報主動進攻的鬥爭思路。

反觀伊朗，自2011年至今已公開宣布破獲至少15起以色列或美國間諜案，公開處決多名被策反的本國公民，其中較著名的有2016年因“充當美以間諜”被處絞刑的核物理學家沙赫拉姆·阿米里，離奇的是，此人是2010年叛逃美國三個月後又重返伊朗，還曾受到英雄凱旋般的歡迎，媒體將其描述為“逃脫撒旦的人”。

2019年美伊對峙期間，美國海軍出來“壓陣”的“林肯”號航母尚在2000公里外的紅海，革命衛隊情報機構就準確向領導層提供情報，在霍爾木茲海峽至阿曼灣水域做好應對，令美軍無功而返。2019年6月，伊朗情報部（維扎拉特）號稱剷除美國中央情報局與以色列摩薩德構建於伊朗、阿塞拜疆和伊拉克的超級大型間諜網，抓獲近300名特工，獲得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2020年，維扎拉特成功誘捕極端組織“閃雷”的頭目沙爾馬赫德，其總部位於美國本土，多次對伊朗發起恐怖襲擊，伊朗公開表示要將其頭目“緝拿歸案”，但沙爾馬赫德仗着有美國特工重點保護，放言“有本事就來抓”，不料一語成讖，真成了德黑蘭的階下囚。

然而，看似戰果斐然的伊朗情報組織，總體上處於“亡羊補牢”的劣勢，往往是敵人行動得手後進行補救。最為人詬病的是，伊朗情報機構間存在管轄權重疊，有的向總統負責，有的向最高領袖負責，像維扎拉特就與革命衛隊情報機構就情報活動控制權和對最高領袖的影響力發生摩擦，情報共享也隨之變成情報封鎖。

相較之下，以色列情報體系職能劃分十分明確，如摩薩德司職對外情報搜集，國家安全總局（辛貝特）主管反間諜和國內安全保衛。更令伊朗“難堪”的是2019年9月，在一次情報部門高層會議上，與時任革命衛隊司令穆罕默德·賈法里爭吵後，手握多條海外情報線的革命衛隊情報機構重要人物阿里·納西里竟突然叛逃，給苦心經營多年的伊朗海外情報網造成重創。

近十年來，每每伊朗核計劃或戰略武器發展的關鍵時刻，以色列的“影子戰爭”戲碼都會上演，僅2008至2022年間“意外身亡”的伊朗核科學家就高達17人。事實上，伊朗早在2005年就成立名為“鷹2”的情報部隊，隸屬維扎拉特，專門保護核設施及相關機構的安全，但依然無法打破這一“魔咒”。

伊朗也會派出殺手進行報復，但由於難以打入以色列內部，往往只能拿海外的以色列目標“撒氣”，由於這些地方鮮有重量級人物，因而這種破壞行動常常只能是“隔靴搔癢”。

“不設防”國家？

坦率地說，伊朗在國家級情報系統建設上遠早於以色列，但“修成正果”方面卻“起個大早，趕個晚集”。

學術界普遍認為，19世紀末，統治伊朗（仍自稱波斯）的愷加王朝不存在有組織的情報架構，但這不意味着中央朝廷缺乏眼線，他們遍布國內各部落、地方憲兵及伊斯蘭教士階層。

有文獻記載，在國王納賽爾-丁統治時期，其首席大臣米爾扎·塔基-汗——又稱阿米爾·卡比爾——掌握模仿歐洲建立的警察局，專門刺探各類信息，尤其裡面有一支名為“阿米爾密探”的小組，專職監視國家機關及外國使館活動。

塔基-汗去世後，1878-1892年，波斯王國警察局進行改組，聘請奧匈帝國警務專家德·蒙特·福特伯爵領導。此外，瑞典顧問還幫助國王建立諜報組織——哈菲耶內加蘭，負責偵察與內衛，尤其是挫敗針對王公大臣的暗殺企圖，小組成員通常偽裝成不起眼的職業，如女傭、清潔工和廚師，且不透露真實身份。這些組織的工作在波斯君主立憲制時期達到頂峰。

愷加王朝末期，波斯完全淪為沙俄與英國瓜分的半殖民地。可以想見，在波斯相互競爭的外國勢力必然從事情報和顛覆活動，尤其隨着波斯煙草、地毯、石油等商業活動帶來的豐厚利潤，必然導致這種情報活動愈發破壞該國主權。

1921年，波斯軍官禮薩-汗率領麾下3000人的哥薩克旅進入德黑蘭，推翻愷加王朝，建立了巴列維王朝，並且改國名為伊朗，標誌着一個新的關鍵時代開始了。

1926年4月25日，禮薩·汗自立為波斯國王，成為巴列維王朝的第一代君主。圖/視覺中國

他把組建強大軍隊列為首要目標，至於來自宗教毛拉、部落領袖、立憲精英和外國間諜的威脅，禮薩-汗除了依靠軍隊威懾，還建立了強大的警察和間諜網絡。他在原有警察局之外成立專門的政治警察——塔米納特（波斯語意為“附屬行政機構”），由老部下侯賽因-汗領導，這個冷血無情的軍官被許多伊朗人尊稱為“阿尤姆”，意為“不可直視的人”。阿尤姆把塔米納特的觸角覆蓋到國家所有行政機構里，將眾多反國王的政治人物逐出政治舞台。阿尤姆還崇拜納粹德國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多次前往德國考察。

此外，禮薩-汗在1938年為伊朗軍隊聘請了一批法國情報教官，但塔米納特出於壟斷情報工作的心思，不斷製造摩擦，最終把法國人擠走。正如著有《巴列維王朝興衰》的原伊朗王國將軍侯賽因·法爾杜斯特所指出的，這些法國教官是伊朗軍事情報的啟蒙者，他們沒能發揮必要的作用，被之後的歷史證明是災難性的。

偵察與內衛能力的薄弱，被認為是1941年禮薩-汗政權在英國和蘇聯聯手出兵下迅速崩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英蘇間諜網早已滲透到伊朗各個角落，而禮薩-汗卻無可奈何。

檔案顯示，1922年9月，塔米納特一名外勤特工以未加密的方式向德黑蘭發送電報，禮薩-汗聞訊大怒，他這才發現，本國情報系統居然沒有自己的密碼系統。事後，國王下令塔米納特設計獨特的密碼本，供各省暗探進行機密通信，各地電報局也有特殊任務小組，通過四到五位數字代碼向戰爭部發送秘密電報。但之後層出不窮的泄密事件與安全警告，無疑表明伊朗仍未建立有效的反情報組織。

然而，這些“修修補補”毫無效果。憑藉在過去兩個世紀裡對伊朗的巨大影響力，英蘇對伊朗的內情知根知底，因此在1941年決定對態度騎牆的禮薩-汗採取軍事行動時幾乎手拿把掐，顯見禮薩-汗奮鬥近二十年建立的民用和軍事架構，在外部壓力下顯得如此脆弱。

揮之不去的幽靈

1941年，禮薩-汗被英蘇強迫退位後，他年僅22歲的兒子巴列維登基，之後的三十多年裡，他的統治原則建立在避免重蹈覆轍上，尤其是情報方面。

巴列維在1957年建立情報組織薩瓦克，其三大任務是：鎮壓反對派、監視一切威脅王權的社會團體、控制全國媒體活動。換句話說，薩瓦克與其說是對外情報工具，毋寧說是政治鎮壓工具。僅在1976年，薩瓦克就逮捕或拘留2.5萬至10萬名伊朗人——它被賦予相當大的權力和豁免權，包括特殊軍事權力，這導致伊朗被各國媒體定性為“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

薩瓦克的首要矛頭是與蘇聯關係密切的人民黨，不僅大肆逮捕其成員，還與英國外交部信息研究部合作，在1956-1968年從事“反共反蘇”的假信息合作。

巔峰時期，薩瓦克擁有7000名雇員、超過2萬名線人，儘管表面上聽命於首相，但實際上直接向國王負責。行政上，薩瓦克分為八個處室。一處由局長直接領導，負責與國王相關工作；二處負責境外行動，包括與中情局、摩薩德交換情報；三處負責國內安全，也是薩瓦克規模最大的單位；七處執行秘密行動，其餘部門負責秘密訓練和集中登記，尤其八處功能尤為重要，因為它全面記錄所有被薩瓦克針對的個人，無論其具體參與的活動是什麼，那裡的檔案在王國推翻後都落入革命者手中。

除英國軍情六處、美國中情局外，以色列摩薩德是與薩瓦克關係最密切的機構。1965年，薩瓦克首任局長巴赫蒂亞爾因被指控陰謀反對國王而被流放，國王邀請摩薩德協助改組自己的“情報鷹犬”。檔案顯示，摩薩德直接指導薩瓦克在國內反政府團體裡的滲透工作，同樣，摩薩德也在薩瓦克協助下在海灣阿拉伯國家開展活動，雙方合作一直持續到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

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從左傾的人民聖戰者組織到保守的什葉派宗教毛拉，幾乎所有階層都對巴列維政權產生不滿。薩瓦克在短短三年裡把25萬人送進監獄，8萬人被流放，然而這些措施不足以讓反對派噤聲，該機構在此期間的聲譽如此之差，以至於宗教領袖霍梅尼之子穆斯塔法遇刺，以及阿巴丹雷克斯電影院大火等事件，都被公眾歸咎於該組織的陰謀。

為緩解國內外對其人權問題的批評，巴列維曾限制了薩瓦克的某些做法，但最終證明這些措施無效，反而加速了革命進程。巴列維的最後手段——逮捕薩瓦克局長納西里——同樣未能產生預期效果，當他在1978年任命末代首相沙普爾，後者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解散薩瓦克。

匪夷所思的結構

1979年2月，巴列維連同薩瓦克等一切王國遺蹟，都被伊斯蘭革命的巨浪掀翻了。新政權首次創建正式情報機構的嘗試是在當年底，霍梅尼出於鞏固權力的需要，批准成立國家情報安全組織（SAVAMA，薩瓦馬），它模仿薩瓦克的一些組織經驗，並由前王國將軍侯賽因·法爾杜斯特領導。

1980年諾魯茲節前夕，霍梅尼又宣布大赦一部分薩瓦克成員，目的是利用這些人的專業技能。幾乎同時，毛拉集團開始建立伊斯蘭革命衛隊，打擊各類威脅伊斯蘭共和國的反對勢力。

1980年7月，革命衛隊挫敗由前王國空軍人員策劃的未遂政變，接着是與毛拉集團分道揚鑣的人民聖戰者組織差點炸死霍梅尼等宗教領導人，而薩瓦馬在這些事件中沒起什麼作用，這刺激了毛拉集團對內部威脅的擔憂。

幾個月後，伊斯蘭共和國首任總統、世俗派政治代表巴尼-薩德爾與霍梅尼的矛盾不可調和，被迫流亡海外，接任的是阿里·拉賈伊。時值伊拉克入侵，兩伊戰爭爆發，1981年，拉賈伊在霍梅尼授權下在薩瓦馬基礎上成立總理情報辦公室，旨在消除紛爭並將情報領域的各團體統一管理，但革命衛隊利用在戰爭中獲得的戰績與威望，拒絕整合而自主開展情報行動。

1983年8月，隨着與伊拉克的戰爭陷入持久化，且內部權力鬥爭基本平息，德黑蘭的伊斯蘭協商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伊朗情報部（維扎拉特）。

根據決議，總理情報辦公室、革命衛隊情報機構和安全委員會都被併入維扎拉特，但在革命衛隊堅持下，這個新部門的名稱里取消“國家安全”，以便讓其依賴革命衛隊的基層內衛組織巴斯基（民兵）的支持。

穆罕默德·雷沙赫里是維扎拉特的首任負責人，是著名神學家梅什基尼的女婿，他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打擊人民聖戰者為代表的反政府組織；為兩伊戰爭服務；監視海外反政府分子活動。

1988年兩伊戰爭結束，歷盡艱辛的維扎拉特埋頭向內，開始剪除各類對伊斯蘭共和國政權構成威脅的政治與安全人物，也正是從那時候起，西方國家屢次指責伊朗特工刺殺流亡的伊朗前高官及政治領導人。1991年8月，伊朗前王國首相沙普爾在巴黎被暗殺。1992年9月，伊朗庫爾德分離主義領導人薩迪格·沙拉夫坎迪在柏林遇刺。2000年，伊朗改革派重要人物賽義德·哈賈里安躲過刺殺，但終身只能坐輪椅。

不過，該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的另一大進展是與俄羅斯的業務合作。兩國開始尋求在核技術和軍事技術領域合作。在這方面，維扎拉特與俄對外偵察局（斯沃爾）的關係取得顯著進展，斯沃爾是克格勃繼承者成立的新機構，其在伊朗擴大培訓活動的同時，還向維扎拉特提供了大量的先進設備，從而增強其技術偵察能力。

維扎拉特成立至今，從首任部長穆罕默德·雷沙赫里到現任部長伊斯梅爾·哈提卜，歷任負責人只從神職人員中選拔，他們具備在必要時發布宗教法令（法特瓦）的能力，以及進行獨立調查（伊吉特哈德）的資質。

儘管維扎拉特部長由總統任命，無需最高精神領袖批准，但其人選需確保不被最高領袖否決。事實上，最高領袖對維扎拉特的權威超過總統，這一點在伊朗總統內賈德任期內尤為凸顯。當時，內賈德發現時任維扎拉特部長海達爾·莫斯萊希監聽其顧問拉希姆·馬沙伊，於是要求莫斯萊希辭職，但莫斯萊希得到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支持，拒絕讓位。

這與當年薩瓦克和國王的關係相似——儘管表面上對政府首腦負責，但薩瓦克與國王保持直接溝通，僅在認為合適時才向政府首腦通報，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今。

破壞性競爭

21世紀以來，伊朗內外環境並不輕鬆，一方面是以革命衛隊為代表的強硬派，利用“9·11”事件後遭美國制裁打壓的大環境來凝聚國內意志，鞏固自身權力。另一方面，該國核事業不斷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杯葛，甚至遭到以色列或明或暗的威脅與打擊。

在此期間，革命衛隊與維扎拉特的關係頗為微妙，此時的革命衛隊權勢之大，已經除了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不再畏懼任何人，而維扎拉特與革命衛隊的矛盾也與日俱增。

2003-2010年，革命衛隊情報機構和特戰單位聖城旅利用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機會，大力擴張在這個鄰國的影響力，像2009-2022年主持革命衛隊情報工作的侯賽因·泰布就秘密支持伊拉克什葉派民兵，而這些活動完全越過維扎拉特。

平行而競爭的兩個情報組織，並未提升伊朗的國家安全，卻產生了反效果。前維扎拉特部長阿里·尤努西在2021年發表的聲明中抱怨，無論維扎拉特還是革命衛隊情報機構，都存在內耗的情況，雙方情報人員相互敵視，即便在境外也刻意給對方製造麻煩，或者向最高領袖傳遞“黑材料”，打壓“競爭對手”。與此同時，“摩薩德對伊朗的滲透簡直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在德黑蘭連續暗殺革命衛隊軍官與核技術專家。

2024年以後，伊朗與以色列的暗戰進一步升級，這更加暴露伊朗情報工作的短板。以色列摩薩德不僅在黎巴嫩、敘利亞準確定位和“斬首”多名革命衛隊聖城旅高級指揮官，還打死加沙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人民動員軍等親伊朗組織的領導人，哪怕來德黑蘭出席伊朗新總統佩澤西齊揚就職典禮的哈馬斯政治局委員哈尼耶，也在嚴密保護下死於非命。

2025年6月14日，伊朗德黑蘭街頭張貼海報，紀念遇襲身亡的科學家和指揮官。 圖/視覺中國

這都揭示出伊朗存在系統性的情報安全風險。難怪前革命衛隊指揮官穆赫森·雷扎伊承認，該國“面臨廣泛的安全污染”。

縱觀百餘年的伊朗情報制度史可以發現，該國情報組織始終被優先定位為政權安全力量，而非服務於國家整體利益，這無論對組織本身還是政權都未起到正面效果。

儘管從薩瓦克到維扎拉特，都曾擁有可觀的財政資源、明確的政治支持，以及外國的技術援助，但其內部權力矛盾所帶來的混亂，最終導致自身情報機能失調，進而帶來政權危機。

事實上，這一情況與“阿拉伯之春”期間諸多中東國家的情報機構瓦解非常類似。美國中東問題專家卡爾·安東尼·韋格指出，從實踐看，伊朗情報機構在王國時代繞過政府首相直接向國王匯報，伊斯蘭共和國時期則繞過總統直接向最高精神領袖匯報，均未能與政治保持“必要的距離”。

包括伊朗在內的該地區國家裡，情報機構都將“政治集團安全”置於更廣泛的國家安全概念之上，導致擁有大量財政資源的情報系統，未能盡職於國家戰略問題研究並找出有效解決方案，這種偏離核心使命、將資源集中於國內政治和意識形態事務的情報機構，從長遠看顯然對國家安全造成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