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美國對伊朗“極限施壓”以來，發起的最大規模製裁開始了。

2025年7月30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伊朗商人穆罕默德·侯賽因·沙姆哈尼控制的航運網絡，涉及五十多個實體和個人以及五十多艘運油船和集裝箱船，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在第三國註冊經營。

據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融資問題專家斯蒂芬·賴納稱，這份黑名單的擬定，有賴於以色列情報特戰研究局（摩薩德）安插於伊朗革命衛隊的內線提供核心信息，因為侯賽因的“商業帝國”與革命衛隊出身的父親阿里·沙姆哈尼息息相關，後者當過國防部長，也是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政治顧問，作為革命衛隊圈子裡的精英，其掌握的能源、貿易與航運網絡為伊朗避開西方制裁，獲取寶貴的外匯起了重要作用。

“對革命衛隊‘打財斷血’，是以色列繼6月13日軍事突襲後下的又一着狠棋。”賴納如是說。

事實上，大名鼎鼎的摩薩德早就把自己視為本國的“第二件核武器”。6月25日，摩薩德局長大衛·巴爾內亞（David Barnea）便在社交媒體發布視頻，公開向參加當月襲擊伊朗行動的特工致敬，稱他們在伊朗境內潛伏數月甚至數年，取得“空前絕後”的戰績，“正因為你們創造的奇蹟，促使（以色列）國防軍敢於抓住時機，實施了決定性行動”。

他還不忘向伊朗喊話：“我們將（繼續）留在那裡，就像我們已經做的那樣。”

據媒體報道，6月13日伊以衝突爆發後，伊方已逮捕七百多名涉嫌為以色列工作的間諜，更有甚者，伊朗安全部門光在首都德黑蘭就查獲萬餘架恐襲無人機。

這陣仗，連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都在內部會上承認：“我國的安全網破了大洞。”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5日，摩薩德公布視頻顯示，無人機正在對準導彈發射器。圖/視覺中國

真相浮出水面

一輛載着一位母親及其7歲女兒的普通汽車，從伊拉克巴士拉口岸通過伊朗霍拉姆沙赫爾的邊檢站，似乎根本不值得伊朗海關官員注意。但最不起眼的行李——一個裝貓的箱子——卻是精心策劃的奇襲的組成部分，摩薩德在寵物箱中裝有暗格，裡面塞入了自殺式無人機零件。

一個多月後，也就是6月13日，以色列發起針對伊朗的“雄獅崛起行動”中，這些提前隱蔽的無人機發動“蜂群攻擊”，打擊德黑蘭、伊斯法罕、納坦茲等地“軟目標”（如通信基站、變電站、軍工專家住所等），有效配合了本土起飛的以軍F-35I戰鬥機，對伊朗軍事、國防工業及核研究設施實施了精確打擊。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3日，伊朗德黑蘭，以色列襲擊伊朗核設施和軍事設施後，德黑蘭居民區的建築受損。圖/視覺中國

比起“瞞天過海”，更讓人意外的是“精確斬首”。

開戰當天，包括革命衛隊司令薩拉米在內的高級將領聚集到德黑蘭一處掩體內商議對策，竟被以機“一鍋端”，六名少將和准將殞命。

這是摩薩德主導的多階段“定點清除行動”成果，他們不僅運用虛假情報誘騙伊朗將軍集體開會，還把攻擊的“D時”選在深夜，如此“黑名單”上的其他目標，多半躺在自家床上“坐以待斃”。

種種跡象證明，以方不僅掌握伊朗內衛規程，還清楚該國發生危機時高層會藏身何處，而伊朗情報部（維扎拉特，MOIS）和革命衛隊情報機構的反滲透機制明顯失靈，未能有效防範和清除內鬼。

那麼，摩薩德特工到底是如何打入伊朗中樞的，不妨從已曝光的摩薩德女特工凱瑟琳·佩雷斯-沙克達姆身上尋找答案。

她出生在法國世俗的猶太家庭，卻在18歲嫁給也門富商法里斯，並皈依伊斯蘭教。2014年離婚後，她頻繁往返西歐與中東之間，自稱專業研究什葉派教法，扭轉西方世界對伊朗的偏見。

她成功博得伊朗總檢察長易卜拉欣·萊希的賞識，被引薦給該國主流媒體。她也不負重望，積極在歐美為伊朗辯護，儼然成為西方“伊朗通”，她也因此在伊朗安全和外交部門廣交人脈，2017年2月出席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訓政大會，接觸到從革命衛隊到黎巴嫩真主黨、加沙哈馬斯的重要領導人。

2021年，萊希當選伊朗總統，凱瑟琳更是如魚得水，萊希將其視為“伊斯蘭革命在西方的喉舌”，是自己重要的信息武器，理由是她的猶太血統，這讓伊朗理論家可以宣稱，即便是歐洲的猶太人，也對“猶太復國主義實體”深惡痛絕。

直到2022年8月，與萊希不睦的伊朗前總統內賈德突然爆料凱瑟琳為以色列摩薩德工作，據匿名信源提供的情報，她通過獲取伊朗官員和實權毛拉的信任，進入機密場所，直接獲取機密信息，隨後將信息傳回特拉維夫的摩薩德總部。

儘管此後凱瑟琳沒有再去伊朗，但她並未沉寂。2024年萊希因直升機失事罹難後，她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上開闢專欄文章，從昔日的“伊斯蘭革命擁躉”轉身為“德黑蘭挖墳黨”，用之前獲得的內部材料，將伊朗渲染為“中東頭號恐怖主義資助者”。

直到今年6月的伊以衝突發生後，被斥為“毒蛇”的凱瑟琳依然沒有被伊朗人忘記。伊朗前議員穆斯塔法·卡瓦克比揚認為，以軍能過於精準地定位並摧毀伊朗的關鍵目標（包括那些高度保密的目標），這個打着記者招牌的女間諜“功不可沒”。

“她此前曾多次造訪過部分被打擊的目標，而且她出入禁地時，身邊總有神職人員陪同，簡直是瑪塔·哈麗（一戰為德國效勞的王牌女間諜）在世。”卡瓦克比揚提到，凱瑟琳在德黑蘭活動期間，利用女性魅力，與上百名伊朗精英發生過親密關係，她還在社交場合與高官和科學家的妻子們積極交往、頻繁接觸。這些百無聊賴的女人們，樂於向這位有教養的交談者傾訴心事，而她隨心所欲地利用這些信息。

耐人尋味的是，就在以伊開打的同時，TikTok平台上，#IranTerrorism（“伊朗恐怖主義”）、#SaveIsrael（“拯救以色列人”）等話題，在6月13日一天就達到12億次以上的閱讀量，其中大量攻擊伊朗的文字與視頻內容都來自凱瑟琳之前的作品。

很顯然，這背後有股“暗黑勢力”操縱着不利於伊朗的敘事建構與輿論塑造，而這正是情報工作的最高境界——“認知作戰”。

先天不足，後天缺血

平心而論，伊朗在情報戰線被以色列甩遠，體制原因是“先天不足”，而政治原因是“治理差距”。

以色列情報機構的誕生甚至早於建國，從一戰協助英國對付奧斯曼土耳其的尼里俱樂部（NILI），到反英哈加納民兵（以色列國防軍前身）的線人組織沙伊（Shai），再到建國後的摩薩德，已然構建起完善的秘密工作文化與制度，並在政府內閣統籌下獲得國內外資源的優先保障，顯示了“情報即國力”的戰略定位。

相比之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是通過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奪權建立的。

1979-1981年，在精神領袖霍梅尼提出的“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口號下，舊的王國機器被打倒，強大的國家情報安全局（SAVAK，薩瓦克）瞬間瓦解，大批鎮壓過革命的秘密人員或關或殺，國家安全主要靠各地自發成立的革命委員會負責，成員都是缺乏經驗的志願者。

儘管日後有了中央層面的國家情報安全組織（SAVAMA，薩瓦馬）乃至情報部（維扎拉特），但始終受困於技術骨幹缺失和基層網絡碎片化，尤其在兩伊戰爭中厥功至偉的革命衛隊有自成一體的秘密戰體系，導致各方權責不明，相互排擠，內耗連連。

更重要的是，由於西方制裁，伊朗被迫打造出一套與全球化若即若離的“抵抗型經濟”，強調強力部門對國家經濟與產業的干預。

1989年由國家出面成立的封印先知集團，本意是“安頓兩伊戰爭退伍老兵，利用武裝部隊的民事能力加快國家建設”，但隨着時間推移，它變成了革命衛隊與宗教基金會管理的“獨立王國”，高管均為革命衛隊任命，壟斷利潤豐厚的石油、礦山、工業和基建項目，還負責為政府擬定“反向制裁清單”，根據這份清單，只要國內製造商（主要是革命衛隊附屬公司）生產的商品，一律不得進口舶來品，也意味着該集團（或者說革命衛隊）可壟斷伊朗大部分商品進口。封印先知的經營活動只向革命衛隊總部負責，其他機構無權監督或審計。

截至2025年，約有4萬人為該集團工作，在伊朗經濟生活中，它的體量使其能以低於競爭對手的價格出價，又比任何人容易獲得公共銀行融資，這還不算其享有的免稅政策。

由此帶來的影響是，伊朗經濟比例失調，民間資本勢單力薄，繼而無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加上大量消費品又無法自給自足，導致普通人為了養家要打好幾份工，很多店鋪下午都有很長歇業時間，或者晚上不營業，允許員工去做別的工作，這其中又以猖獗的走私活動聞名。

伊朗前庫爾德斯坦省省長拉馬贊扎德對媒體說，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東西是走私流入的，這就給敵國特工滲透大開方便之門。

著有《無國之諜》一書的前美聯社記者馬蒂·弗里德曼（Matti Friedman）描述了一段細節：2012年參與刺殺伊朗納坦茲鈾濃縮工廠負責人穆斯塔法·艾哈邁迪·魯珊的摩薩德特工，是經土耳其口岸霍伊（Khoy）進入伊朗的。

他曾目睹土伊客車司機常常拿着超出自身需求的油桶或備胎，去伊朗加油站里灌滿帶走，因為土耳其油價是伊朗的二十多倍，把伊朗成品油弄到土耳其去賣，就有巨額利潤，而相關部門管理鬆懈。

哈馬斯政治局主席伊斯梅爾·哈尼耶在2024年7月31日凌晨被摩薩德暗殺於德黑蘭，就是其保鏢以600萬美元價格將其藏身之處出賣所致。

可以想見，如此失控的防線，能混進那麼多“定時炸彈”也就不足為奇了。

抓不乾淨的塞尼姆

以色列立國之後，不厭其詳地深入研究中東各國的政治特點、民族和宗教關係與矛盾、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情況，而且這種國別研究不分敵我，採取各種渠道和方法，不僅把目標國的底細摸得底朝天，還充分利用這些因素在對方領土上開展活動。

以色列擁有中東最齊全的數據庫，是其屢屢獲勝的基本前提和主要保證。具體到伊朗，無論該國如何改朝換代，以色列總能找到“同路人”。

1957年，以色列幫助伊朗國王禮薩·巴列維建立薩瓦克組織，報答後者在1950年投票支持以色列加入聯合國，並保證以色列的能源供應。巴列維掌權的近30年裡，薩瓦克忠實履行鎮壓各類反對派、控制全國宗教和媒體活動、防範蘇聯和阿拉伯民族主義政權威脅的職責，而以色列摩薩德是它最重要的“師傅”。

前薩瓦克成員阿利馬爾丹·阿齊姆普爾證實，薩瓦克的檔案室幾乎對以色列人敞開，他們不光能分享薩瓦克收集的情報，也摸清了伊朗各派政治人物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摩薩德在薩瓦克的協助下滲透到周邊的伊拉克、沙特、阿聯酋甚至印度、巴基斯坦，把觸角伸向亞洲大陸腹地。

也是在王國時期，摩薩德能不受限制地吸收伊朗公民為其效力，把諜報工作變成專業機構同社會力量相結合的特殊社會活動。

阿齊姆普爾透露，摩薩德創造出獨特的“塞尼姆”（希伯來文意為“志願協助者”）模式，廣泛招募伊朗的米茲拉希猶太人（也稱東方猶太人）為其效勞，摩薩德通過其在以色列的親屬與目標對象建立聯繫。比如摩薩德代表會去拜訪某位在以色列的親屬，請其給居住在西歐、美國或非洲的親屬寫信，上面寫道，“您手裡正在讀的這封信是一個叫阿里埃勒的人轉交的，他是一個國際組織的代表，該組織專門保護猶太人利益。”接下來，信里提出一個問題，“您是否能為他提供某種協助？”

眾所周知，猶太人非常抱團，對方很容易答應合作。後面的事顯然都水到渠成，被招募的塞尼姆會用自己的證件，在不引起當地人懷疑的情況下，為摩薩德特工租賃房屋車輛，或為其治療傷病，而不在醫院留下求診記錄，也不會報警求助。

事實上，哪怕在1979年新的伊朗政權與以色列分道揚鑣後，這套體制依然存在，並且出現大量非猶太裔的塞尼姆，這其中既有遭伊斯蘭共和國鎮壓的左翼分子，也有缺乏國家認同的邊境少數族群，甚至那些不認同伊朗現行政體的親西方人士也會被以色列策反過去。

2023年7月，土耳其國家情報局（MIT）宣布破獲為以色列服務的56人間諜網，就有多名來自伊朗的塞尼姆分子，他們搜集土耳其、伊朗、阿塞拜疆及其他巴爾幹、高加索國家公民信息，運用GPS追蹤技術監控車輛，滲透進有密碼保護的Wi-Fi網絡，為摩薩德進行滲透提供便利。

有個代號“阿勒揚”的特工據傳是伊朗左翼人民聖戰者運動（MKE）成員，與伊朗政府不共戴天，他的組織在伊朗有巨大的活動能力，很多人即便不為政治目的，也樂意為了經濟好處東奔西跑。

伊朗供應鏈監控系統因跨境車輛日流量大而開箱查驗率低，阿勒揚即抓住此盲區，安排自己的“走私組”有條不紊地將摩薩德提供的大量無人機零件、炸藥雷管等分批次經物流途徑輸入伊朗境內，而摩薩德技術特工則在這些伊朗塞尼姆提前備好的“安全屋”內組裝無人機，併集成在民用卡車的貨櫃裡，貨櫃頂部設有夾層和暗格設計，隱藏時保持電子靜默，激活時利用伊朗本土通信網絡喚醒，從而放飛無人機襲擊。

警惕“敘事戰爭”

6月的那場短暫而激烈的“混合戰爭”，對伊朗政權的震撼可想而知。襲擊發生後，伊朗安全部門展開大搜捕，維扎拉特官員在社交賬號上呼籲公眾舉報可疑活動，並發布識別通告者的指南，提醒民眾提防“戴面具或護目鏡、駕駛皮卡車、攜帶大包或在軍事、工業或居民區周圍拍攝”的可疑人員。

但該國媒體發表評論質問：“已捕獲的間諜嫌疑人有九成是伊朗公民，公眾最大的疑問是：為什麼他們會淪為敵人的奸細？”

不可否認，伊斯蘭共和國成立至今，伊朗內部的政治、民族和宗教關係仍未完全理順，其社會在意識形態方面也非鐵板一塊，存在相當的反對階層，即美歐所鼓吹的所謂“現代派”，他們主張改革宗教色彩濃厚的法基赫監護制度、按西方模式重建國家，而且這些人普遍來自城市青年群體。

以色列情報官員最期待的局面，莫過於通過軍事打擊削弱伊朗國家機器（尤其是對軍政高層的“斬首”），利用網絡煽動其內部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

不過這一次，以色列人還是落空了，在遭受外國入侵的情況下，即便首都德黑蘭有大量對現狀不滿的青年，也未出現反政府集會，反倒是大批伊朗民眾不顧頭頂橫飛的彈片，走上街頭揮舞國旗，高喊“以色列去死”的口號。顯然，這種“以打促變”的策略短期內未必見效。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3日，伊朗德黑蘭，伊朗民眾揮舞國旗和真主黨旗幟，集會支持伊朗對以色列的襲擊。圖/視覺中國

伊朗當局很清楚“禍起蕭牆之下”的道路，因此在停戰之後，已啟動對安全內衛部門的大改組，加快建立統籌情報工作的“司令塔”，同時加強國內肅清敵特的行動，尤其是在西部邊境地區，7月以來，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在西部邊境展開多輪打擊走私、偷渡行動，剷除敵對勢力滲透的土壤。

與此同時，伊朗外交部也積極與土耳其、伊拉克及其北部庫爾德自治區當局交涉，要求取締（或至少是限制）被證實與以色列合作的反伊朗武裝組織窩點。

但伊朗人更艱巨的工作，是重建“意識形態防線”。和遭孤立制裁的國家迥異，伊朗普通人深受全球化和互聯網影響，多數人的手機裡都有付費VPN，由於該國沒有主流的社交軟件，民眾早就形成對WhatsApp、INS、TikTok等國外應用軟件的依賴，這也導致不少人更願接受境外的聲音，嚮往西方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誰控制敘事，誰贏得戰爭。”伊朗前省長拉馬贊扎德承認，不少伊朗青年表現出奇怪的態度——凡是伊朗政府反對的，他們就支持；凡是伊朗政府支持的，他們就反對，甚至有人懷念起自家父輩親手推翻的巴列維王朝，因此也難怪有那麼多“摩薩德帶路黨”出現了。

拉馬贊扎德憂心忡忡的是，整場衝突中，以色列和背後的美國控制了社交媒體話語權，刻意製造“信息繭房”（指人們只接觸與自己觀點一致信息的環境），社交媒體上出現將衝突定性為“西方民主與伊斯蘭專制對抗”“伊朗反擊導彈是‘宗教狂熱兇器’”“以色列幫助伊朗人民從神權中解放”的熱搜話題，其閱讀量都是億級規模，而伊朗自衛與抗爭的話題只有百萬級的水平。

更有甚者，美以軍方開發的“敘事生成系統”（NGS），在分析2.3億條“推文”後，能自動生成“伊朗威脅論”的變體話術，在社交媒體上批量生產定製化內容，尤其針對伊朗“Z一代”的遊戲化場景（如擊斃伊朗革命衛隊軍官），獲得超1億次播放，把很大一批伊朗民眾引向錯誤的敘述方向。

拉馬贊扎德呼籲伊朗政府改變情報戰線思路，打造“信息轟炸”能力，爭奪“敘事戰爭”的認知制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