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曼斯的理論提醒我們，戰爭不會僅因一方渴望和平而結束。只有當雙方都認為和平比繼續戰鬥更有價值，並且政治與安全保證使談判結果可行時，戰爭才會終止。

在2024年總統競選期間，唐納德·川普承諾，如果當選，他將通過親自會見弗拉基米爾·普京和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 在24小時內結束俄烏戰爭 。然而上任六個月後，戰事仍在持續。

這種政治修辭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並非談判技巧不足所致，而是反映了海因·戈曼斯“戰爭終止理論”所揭示的深層機制——戰場結果如何重塑戰爭目標、加劇承諾困境，並與國內政治約束相互作用阻礙和平。

將戈曼斯的理論框架應用於俄烏戰爭，就能理解為何即使美國持續施壓也未能達成和解，以及為何類似機制會在持久衝突中反覆出現。未來任何關於俄烏戰爭的和平談判，都必須成功應對這一理論框架所強調的挑戰。

戰爭目標的動態演變

戈曼斯認為 ，只有當雙方要求的條件都不超出對方可接受範圍時，戰爭終止的談判空間才會出現。然而戰爭目標會隨着戰場結果而變化。

對俄羅斯而言，克里姆林宮2022年秋季非法吞併頓涅茨克、赫爾松、盧甘斯克和扎波羅熱的行為，標誌着其戰略重心從早期攻占基輔轉向確保對東部和南部領土的控制。

普京的言論卻持續宣揚白俄羅斯、烏克蘭與俄羅斯文化統一的願景，暗示只要條件允許，克里姆林宮將再次謀求控制整個烏克蘭。

在2025年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上， 普京重申其觀點："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同屬一個民族。從這個意義上說，整個烏克蘭都是我們的。我們有個原則——俄羅斯士兵踏足之地皆屬我國。"

對烏克蘭而言，核心目標始終是維護真正的國家獨立。 澤連斯基宣稱割讓領土"在法律上"不可接受，但也暗示若獲得西方安全保障，可能考慮作出讓步的解決方案。

這種模糊表態反映了弱勢方採取的適應性策略——在堅持最高綱領目標的同時，務實評估西方承諾力度、戰場創新（ 例如用低成本無人機打擊俄羅斯戰略資產 ）以及民眾抗壓能力之間的平衡。

雙方持續根據軍事實力、持久戰能力和外部支持等因素重新評估戰爭目標。這些動態變化的評估使得雙方難以就彼此可接受的條款達成一致。

承諾困境

戈曼斯將"承諾困境"視為和平的主要障礙，因為弱勢一方擔心今天的讓步會招致明天更多的要求。對烏克蘭而言，任何割讓領土的協議都可能助長俄羅斯未來的侵略行徑。

這種擔憂在歐洲政策界得到呼應 ，歐盟外長卡婭·卡拉斯和羅馬尼亞前總統克勞斯·約翰尼斯等領導人主張，唯有在談判桌上展現實力才能遏制莫斯科的長期野心。

事實上，卡拉斯曾表示 ："俄羅斯已然成為歐盟的威脅"，因為它制定了"實施長期侵略的長遠計劃"。

從克里姆林宮的角度來看，承諾問題恰恰相反。俄羅斯要求的不僅是烏克蘭的中立，它期待的是類似白俄羅斯附庸地位的完全臣服。

2025年伊斯坦布爾會談中 ，俄方堅持要求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的訴求，這一要求被視作對烏克蘭主權的侵犯 ，遭到烏方談判代表的拒絕，他們堅稱國家有權"選擇成為歐洲-大西洋共同體的一部分並爭取加入歐盟"。

簡而言之，俄羅斯擔心烏克蘭在達成協議後仍會繼續其親西方路線，這是不可接受的。

解決這些承諾問題所需的各自行動是相互矛盾且難以調和的。

對烏克蘭而言，戈曼斯的理論框架表明，唯有可信的第三方安全保證才能打破僵局。然而此類保證——無論是北約成員資格還是西方直接派兵承諾——對俄羅斯而言都不可接受，並會促使他們繼續戰爭。

對俄羅斯來說，只有建立完全親俄的政權才能表明其放棄親西方路線的承諾。但基輔的政權更迭——作為解決俄羅斯安全關切的可靠承諾證明——對澤連斯基政府及該國反對派領袖而言都是無法接受的條件 。這些承諾問題顯然對達成談判解決方案構成了嚴峻挑戰。

國內政治約束

戈曼斯最具原創性的貢獻在於他分析了政權類型如何影響戰爭終結。

根據他的理論，那些同時迎合精英階層和大眾群體的"混合威權政體"領導人在面臨失敗時往往會孤注一擲，因為失去權力可能意味着監禁或死亡。

俄羅斯問題專家蒂莫西·弗萊將俄羅斯政府描述為"強人威權政體"，普京在其中掌握着廣泛權力。俄羅斯的強人政體雖由普京主導，但依賴於三個關鍵選擇集團： 強力部門 （安全領域精英）、權勢商業寡頭以及普通民眾。

在繁榮的2000年代，石油收入讓普京政權能夠輕鬆安撫所有這些群體。如今，西方經濟制裁的壓力迫使克里姆林宮必須在這些集團之間做出取捨，這增加了精英政變或民眾騷亂的風險。

正如勞倫斯·弗里德曼所指出的 ，若未能實現核心目標就結束戰爭，將激怒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並危及普京的統治。

有證據表明，2022年戰場受挫後，普京之所以選擇升級衝突，是因為無法接受失敗帶來的政治後果。

他採取了一系列激進措施：動員30萬預備役 、招募囚犯入伍、邀請朝鮮軍隊進駐俄羅斯本土，並發出核威脅。這種孤注一擲的賭注使得克里姆林宮談判代表難以作出讓步——除非他們確信這些讓步不會被視作俄羅斯的屈辱性失敗。

2023年接受俄官方媒體採訪時，普京承認自己"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特別軍事行動上"，經常"工作到深夜"指揮作戰。這些不眠之夜無疑與他對其權力基礎——強力部門 、商業寡頭及普羅大眾——的憂慮有關。

2023年，作為普京長期盟友的商界巨頭葉夫根尼·普里戈任因對戰爭進展不滿，率領其瓦格納集團向莫斯科進軍 ，同時俄羅斯國內還爆發了針對預備役動員令的大規模抗議 。

迄今為止，普京尚能化解這些挑戰，但戈曼斯的理論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除非俄方自認獲勝，否則普京始終不願啟動和談。這種心態再度壓縮了談判空間，使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更為渺茫。

俄烏戰爭的持續膠着印證了戈曼斯戰爭終止理論在解釋現代衝突動態方面的持久價值。

該理論深刻揭示了為何代價慘重的戰爭仍會持續——俄羅斯發動入侵時存在的信息差、交戰雙方不斷變化的戰爭目標、戰後承諾的可信度缺失，以及國內政治動機的複雜博弈，共同造就了當前僵局。戰爭終止絕非孤立事件，而是戰場態勢、政治考量與戰略信號不斷重塑和平可能性的動態過程。

在俄烏戰爭中，由於雙方始終不願或無法接受對方的最低要求條件，尚未形成穩定的談判空間。俄羅斯的領土收復野心與拒絕接受一個主權獨立且親西方的烏克蘭，遭遇了基輔對真正獨立與安全保障的生存需求。

此外，國際社會對烏克蘭克制的 、不連貫的和附帶條件的軍事支持，造就了威廉·扎特曼與馬修·克雷恩所稱的"相互傷害的僵局"——雙方都無法通過製造足夠不可接受的戰場結果來創造談判餘地。

例如前美國駐歐陸軍司令本·霍奇斯中將始終主張 ，若戰爭初期給予烏克蘭更強力支持，本可助其以勝利終結衝突。

這些立場因激勵持續對抗的內部政治結構而更趨強硬：對俄羅斯而言，是懲罰失敗的個人化政權；對烏克蘭來說，則是要求擺脫外國統治的民主選民群體。

在這種環境下，第三方安全保證對解決承諾問題似乎至關重要，但它們在政治上仍充滿風險，戰略上也不確定。

最終，戈曼斯的理論提醒我們，戰爭不會僅因一方渴望和平而結束。只有當雙方都認為和平比繼續戰鬥更有價值，並且政治與安全保障使談判結果可行時，戰爭才會終止。

在俄烏衝突中這些條件尚未形成之前，東歐的和平仍將難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