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戰以來，各國的國防建設似乎都在追求“多樣且完美”——海陸空軍、飛機坦克、信息電子等一應俱全，以應對任何突發危機。但事實真是如此嗎？1982年，日本為應對蘇聯海軍威脅，大幅增加防空力量和輕型近海水面艦艇，卻在十多年間幾乎完全淘汰兩棲艦隊，並大幅削減沿岸作戰艦艇——這些力量本可在遭遇封鎖時發揮關鍵作用。1984年，兩伊油輪戰爭正酣，美國這樣的大國，卻缺乏足夠的掃雷艦來清除水雷。世紀之交，阿爾巴尼亞在籌備加入北約時，將沿岸巡邏艦隊規模擴大一半，卻裁撤全部固定翼作戰飛機。
以上案例表明，國家在設計軍力結構時，並不總是遵循絕對的多樣化邏輯，專業化傾向始終存在。本文關注的正是這種“專業化”——即在某些能力上集中投入、在其他方面明顯不足。核心假設是：同盟關係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它既能降低放棄部分能力的成本，也能增加在其他能力上過度投入的收益。通過盟友的軍備保護，國家既可享有多樣化的好處，又可降低專業化的風險，由此形成各國在軍力構成上的差異，有的更加專業化，有的則趨於多樣化。
國家的軍備差異不僅在規模上，更在具體的構成上。物質能力常常被國家綜合能力指數（CINC）或軍費總額（SIPRI data）這樣的宏觀數據描述，而對具體構成差異的關注卻不足。軍隊能力組合決定了它準備和執行何種作戰行動、能向外界發出何種可信威脅，以及在動用武力後可能產生的後果。
國家的軍備差異也不僅因必然條件產生，更是特定的選擇。毫無疑問，地理和經濟能力的制約可以解釋絕大多數國家的軍事建設。但是這些環境因素更多是研究的範圍條件，決定一國軍備構成的過程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國家應當擁有哪些軍事能力是行為者刻意決定的。
關於國家武器發展動因，早期爭論集中在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兩種解釋。內因派認為，軍力構成更多取決於國內政治與經濟環境——缺乏統一的決策權威，讓官僚體系、軍工承包商、選區利益、科研文化等因素髮揮巨大作用。有學者強調軍工複合體推動武器研發，以帶動就業或激發民族主義；也有學者關注意識形態和政體類型，例如貿易保護主義者偏好大型艦隊，或專制政權出於維護政權安全的考慮而偏重某類武器。
外因派則主張，軍備決策是對國際威脅的回應。新現實主義者認為，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國家會模仿最具能力的競爭者，實現全譜系防禦，而不是依賴他國分工。即便面對共同敵人，各國也傾向自給自足，力求在各類軍事能力上都具備可用力量。
無論內部還是外部視角，都難以解釋現實中的某些反常案例——在面對緊迫安全威脅的情況下，有選擇地缺失或過度生產某些軍事能力，這種做法似乎會製造而非消除脆弱性。這些行為既不符合全譜系防禦邏輯，也無法被單純的國內政治利益所解釋。
理論推導
（一）專業化防禦的成本與收益
在有限的國防預算下，各國面對的是一個零和抉擇——是構建覆蓋全面的多樣化軍力，還是在少數領域深耕專業化。多樣化意味着更強的適應力和更低的脆弱性，但每一項能力都要投入資源，成本高昂；專業化則追求集中優勢，通過規模經濟和深度整合提升效率，卻可能留下致命空白。兩者之間的權衡，不僅是經濟賬，也是安全賬。
專業化的吸引力首先來自規模經濟。建立製造體系和獲取材料需要龐大的前期投入，而當生產聚焦於少數型號，這筆成本就會被攤薄得更輕。德國將軍車生產集中到“德國聯邦國防軍車輛服務有限公司”，減少了重複建設；即便依賴進口的國家，也能因零部件種類更少而節約維護與修理開銷。規模經濟還有“動態”一面：使用得越多，訓練、維護、改進的效率就越高，正如熟練工在重複勞動中不斷精進。
其次，專業化讓部隊執行任務更為高效。每種武器平台都需要專門的訓練、維護和後勤體系，而種類繁多會讓這些成本疊加、操作複雜化。若一個國家同時擁有幾十種不同型號的飛機，飛行員訓練、維護計劃和零件儲備都將成為沉重負擔。北約內部討論誰應向烏克蘭提供主戰坦克時，就考慮到這一點——烏軍能立刻操作東歐的T-72，但若改用美國艾布拉姆斯坦克，就需要數月的訓練與後勤調整。
第三，專業化有助於平台整合。當平台種類減少，跨平台的技術與作戰兼容性更容易實現。哪怕是加油接口這種細節，也可能成為作戰瓶頸，因此北約制定了標準化協議，確保艦艇之間可以直接補給。反之，不兼容的代價可能高得令人放棄整套平台——2019年，約旦就因為通信系統整合成本過高，選擇放棄對中國製造的CH-4無人機的採購和裝備。
然而，多樣化的價值同樣不可忽視。它讓一個國家擁有全譜系的聯合兵種能力，使不同平台在任務和性能上的短板被其他平台彌補。轟炸機載彈量大卻機動性差，戰鬥機速度快但載彈有限；防空作戰中，導彈、高射炮與戰鬥機各有長短。喬治·馬歇爾將軍在1940年就明確表示，防空需要“都重要”的組合，缺一不可，否則對手只需集中突破單一系統。
最終，專業化與多樣化的抉擇是一次次在效率與安全、集中與分散之間的拉鋸。專業化可以讓某一領域強到極致，卻要賭盟友能補齊短板；多樣化可以讓防禦面面俱到，卻要接受預算與效率上的犧牲。每個國家在這條光譜上的位置，都鐫刻着它的資源稟賦、戰略優先級與聯盟網絡的印記。
圖1 國家對軍事能力分配的不同類型
（二）聯盟增加專業化的預期收益
即便是資源雄厚的國家，也很難在所有衝突類型中都做到精通。設定優先級既是奢侈，也是必需。通過與可信、有能力的夥伴合作，國家可以在更廣泛的防禦框架下實現功能性專業化——既保留效率，又不丟安全。這正是防禦同盟的核心價值：相信盟友會保衛你，並且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聯盟提升專業化回報的第一個方式是資源再分配。如果相信盟友能填補短板，國家就可以把部分防務資源轉向民生或其他任務。美國海軍少將邁克爾·E·史密斯就說過，合作能避免重複建設，減少各國的負擔，讓釋放的資源投入到獨特的國家任務上。
第二個方式是規模經濟放大效應。在集體防禦中，如果每個成員集中在少數能力上投入更多數量，整體效益會超過簡單相加。“千艦海軍”構想就是要把自由國家的海軍能力整合成一個全球網絡。北約也多次倡導專業化：捷克專攻化學、生物、放射性和核（CBRN）防禦，丹麥放棄潛艇，波羅的海三國強化網絡防禦而犧牲戰鬥機，少數國家則在戰略空運上領銜。
由此可以提出一個核心假設：盟友軍事實力越強，成員國的專業化程度越高。不同結構的聯盟促成專業化的機制可能不同，有的依賴高度一致的利益與協調，有的則通過等級制度降低機會主義風險。但在探討這些差異之前，必須先驗證一個前提——聯盟是否真的與更高的專業化有關。
總之，專業化意味着在一些有用能力上有意缺席，或在另一些能力上過度投入。當聯盟降低了這種缺席的安全風險，國家就更可能選擇專業化。這讓共同防禦既獲得了新現實主義者強調的安全聚合效應，又享有等級理論所關注的經濟效率。
（一）被解釋變量與數據來源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某一年中一個國家軍事能力分布的專業化程度。所謂軍事能力分布，指該國在衝突中可實際部署的裝備組合，包括火炮、飛機、海軍艦艇、裝甲車輛、衛星和運輸船等。這些平台不僅是耐用資本物資，還能被他國直接觀察，即便不使用，也可傳遞意圖、緩解危機。該指標基於rDMC數據集，覆蓋1970–2014年全球所有國家、69種主要軍事平台的年度數量。為了在國家-年度層面衡量軍事專業化，作者創建了一個指數，用來量化各國軍事能力分布的差異。
假設在年份t時，全球防務由N個國家和M種軍事技術組成。作者為每一年t構建一個n×m的交互矩陣，每一行n代表一個國家，每一列m代表一種技術。因此，每個單元格表示該國在該年度擁有的某種技術的平台數量。在此基礎上，通過Rao二次熵（Rao’s quadratic entropy）中基於特徵相似度的度量方法，計算各國軍事的功能熵，即在某一年，各國軍事技術組合之間的平均差異，並按技術的相對豐度加權。
為了便於理解，這個熵度量計算的是：一個國家的實際軍事能力數量與我們“預期”它應當擁有的數量之間的差異所帶來的“驚奇度”或“不可預測性”，也即一個廣義的“差值”。為了展示這一指標的構念效度，圖2中標註的三個案例在這裡做了詳細說明一個眾所周知的多樣化軍力例子是瑞士，作為一個中立國家，瑞士在防禦上自給自足，這意味着它必須在地理與經濟約束下，以全譜系能力應對外部威脅。該指數印證了這一點：1971年，瑞士的專業化得分為-0.9，位列全球最低的5%。處於另一端的是澳大利亞，2008年的專業化得分為1.28，反映出其近期發展了一支專門面向戰略投送和地面部隊的特化型遠征力量。
阿爾巴尼亞在世紀之交的專業化情況，說明了如何解釋該指標刻度上的變化。2002年北約布拉格峰會之後，阿爾巴尼亞啟動了一系列軍事改革，將專業化方向定位為海上巡邏，用於航道保護和反走私行動，這一方向要求其削減所有不用於監視和人道主義任務的空軍資產（所有固定翼飛機均被裁撤），同時將亞得里亞海反恐與攔截任務的海上巡邏與監視能力規模翻倍。
（二）自變量與控制變量
自變量衡量的是一個國家的同盟關係。本文在國家層面將同盟操作化為兩種不同的方式：第一，將一個國家所有盟友（不包括本國）的軍費開支求和後取對數；第二，將該國的CINC得分與本國及所有盟友的CINC總和相比，取其比值。在這兩個變量中，數值越高表示同盟關係的軍事能力越強，這也是有利於軍事專業化的可觀測條件指標。因為正式的防禦承諾意味着雙方都相信對方有意願且有能力提供防禦，所以擁有更強大軍事盟友的國家應當更有信心在專業化其軍力時不會使自身陷入脆弱。
模型控制的變量首先是政體類型，民主國家可能會在國防上花費更少、建立更多資本密集型的軍隊，並且可能是更可靠或不太可靠的合作夥伴。其次是在過去五年內該國是否參與過國家間戰爭，因為顯著的威脅環境或近期的衝突經驗可能改變其創新模式。第三是GDP，因為資源受限的國家可能無法在多種軍事資本上投資，或者可能因國內失業狀況而將國防資金從裝備轉向人力。最後是CINC得分，因為那些懷有全球雄心的國家可能會更多地投資於力量投送能力。
（三）模型與結果
由於被解釋變量是連續型的，本文使用了一系列帶有不同設定的線性回歸模型。所有模型都採用兩種自變量中的一種：第一，盟友軍費總和的對數；第二，本國CINC得分與本國及其所有盟友CINC總和的比值。
圖3展示了這種同盟關係強化的一個結果——日本軍力的專業化程度提升。日本被賦予的任務是保護本國海岸線1,000海里範圍內的海上交通線（SLOCs），並在需要時為美國的進攻性行動提供後勤支持。日本重點發展了遠洋海軍能力，如大型驅逐艦、掃雷艦和攻擊型潛艇；為了支援美國的進攻行動，它將準軍事飛機數量從7架增加到34架，並將後勤與支援艦艇從0艘增加到30艘。
這個例子展示了更強同盟關係的邊際效應，以及現實中0.05個單位的專業化提升可能意味着什麼。當然，日本同盟關係的變化——尤其是與美國的關係——無法解釋這一時期我們觀察到的全部專業化現象。這個例子還表明，其他潛在解釋同樣值得未來研究。例如，日本的反坦克火炮似乎被反坦克導彈取代，這可能反映了發達國家在技術創新上的決策。但這種比較並不能告訴我們，日本的專業化增加是否與美國軍力的變化完全互補，還是在模仿美國。
各國在不同時空下的軍力構成差異，歸根結底源於國防資源分配上的政治選擇。本文有兩大核心貢獻：一是首次精確測量了軍力組合差異的一個關鍵維度——專業化程度；二是提出並解釋了一個新的成因——同盟關係。與新現實主義對無政府狀態下合作的悲觀看法不同，依賴他國保障安全既常見，也可能高效。專業化的存在，正是成員國願意放棄部分多樣化部隊、專注於符合集體安全需求能力的明證，前提是需要相信同盟能同時帶來專業化與多樣化的好處，而這些在單獨防禦時是無法兼得的。
這種邏輯挑戰了“外部均衡低效”的傳統觀點。專業化顯示，同盟可以用更少的資源和更多的協調，實現更大的安全產出。在關於同盟經濟效果與分擔責任的爭論中，這為緩解“浪費性開支”擔憂提供了新角度——專業化讓防務支出既高效又有效。然而，依賴他國而調整本國軍力並非沒有風險，最大的隱憂是盟友可能無法履行承諾。美國就曾批評英法核力量與自身核威懾功能重疊，卻不願為常規力量投入足夠資源。
未來研究應關注更多樣化的同盟類型和治理形式，例如更加對稱、不太正式的“三國協約”，以及防務合作協議（DCA）等，探討不同威脅環境、同盟規模、以及在外交或經濟議題領域的專業化如何塑造防務分工。同盟推動專業化的機制可能包括：制度化協調（如北約標準化協議）、圍繞公共與私人收益的談判、主導國的強制分工，甚至通過製造相互依賴來降低背棄風險。不同機制塑造的專業化類型與程度，將為理解防務合作的多樣性提供重要啟示。
Gannon長期以來在軍備控制和聯盟研究領域進行工作，尤為可貴的就是他一直以來嘗試建立可以直接使用的數據集，包括軍事裝備、國際危機、國家軍事能力等等。本文就是一篇精彩的基於數據集的實證研究，通過對於一個制度性因素“盟友關係”對國家關鍵的物質能力“軍事能力”的影響，嘗試解釋國家如何發展自身的軍事力量。同時，這篇文章也是在地緣政治和新現實主義主導的當下呼籲國家避免追求“泛安全”，提供了國際防務合作和節約國家軍備開支的一條政策可能，在價值上也值得肯定。歡迎讀者嘗試復現Gannon的研究並使用他的數據集，推薦鏈接均來自其個人主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