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歐洲下一代戰鬥機項目，歐洲耗資1080億美元的“未來空戰系統”（FCAS）本應發當下進入衝刺期，但目前它卻進入劇烈的動盪期——不僅項目因法德兩國的產業競爭陷入停滯，歐洲大陸的防務雄心更將因此分崩離析。這一曾經將歐洲大陸全部先進技術力量凝聚於一款六代機項目如今已經瀕臨腦死亡……

該項目原本計劃在2040年前替換法國“陣風”（Rafale）和“歐洲颱風”（Eurofighter Typhoon）戰機編隊只是該項目的目標之一，更重要的是，它關乎歐洲能否在天空中對美國、俄羅斯、中國等實力相當的對手展現獨立投射軍事力量的能力，但其可信度正面臨嚴峻考驗。

由法國、德國和西班牙聯合發起的FCAS項目，本意在打造一款能在21世紀中葉掌控爭奪激烈空域的隱形戰機，以此象徵歐洲的戰略自主性。然而事與願違，該項目如今卻在“跑道”上瀕臨停滯——法國達索航空（Dassault Aviation）與德國、西班牙聯合的空中客車（Airbus）集團圍繞項目主導權、產業控制權及知識產權展開激烈爭執，讓項目陷入僵局。

當前的核心矛盾聚焦於項目第二階段——按計劃，這一階段本應推進飛行驗證機的建造，但因“誰來掌舵”的主導權分歧，項目進展完全停滯。法國極力主張在“下一代戰鬥機”（NGF，FCAS項目的核心支柱）的設計中掌握絕對主導權，並要求獲得高達80%的生產份額。

反過來，德國將此舉視為對其本土產業利益的直接衝擊——要知道FCAS是歐洲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防務項目之一。德國擔憂，在這個本應是“平等夥伴”參與的項目中，德國工程師最終會淪為分包商。

達索航空直言不諱的首席執行官埃里克·特拉皮耶（Éric Trappier）已公開警告，其公司擁有獨立研發六代機的經驗與能力。“我們完全有能力獨立打造下一代戰鬥機，”他明確表示，這番話也凸顯出他對FCAS項目內分工安排的不滿。

特拉皮耶對當前的權力失衡尤為不滿：作為NGF的主承包商，達索僅持有三分之一的投票權，而空中客車通過其法德西聯合陣營掌控着三分之二的投票權。在巴黎航展期間，他還暗示，若達索的主導地位得不到尊重，該公司甚至可能退出FCAS合作。

而這一警告絕非空穴來風。

從“幻影”（Mirage）系列到“陣風”戰機，法國長期將自己視為歐洲作戰航空領域的核心設計者，其防務體系絕不願看到戰鬥機技術的下一次飛躍被“委員會政治”削弱。然而，德國卻將FCAS視為平衡歐洲力量的契機，認為該項目應展現德國在產業與技術領域的深厚實力，尤其是在隱形技術、航空電子設備和系統集成方面。

作為項目中的“次要夥伴”，西班牙試圖在這兩個“重量級”國家之間尋求平衡——其國內龍頭企業因陀羅（Indra）負責該項目的電子系統與傳感器部分。這場僵局的核心不僅關乎聲望，更涉及“誰能掌控最敏感的技術”——包括隱形外形設計、飛控軟件、發動機集成以及武器發射架構。

這些技術堪稱“王冠上的寶石”，它們決定着一個國家能否擁有獨立的航空航天產業，還是只能依賴外國技術許可。2022年12月簽署的價值35億美元（約合180億林吉特）的第一階段合同，本應通過為地面驗證機和原型機奠定基礎來解決上述分歧。

但價值數百億美元的第二階段，至今仍深陷僵局。

GCAP殺入攪局

恰在此時，歐洲另一個競爭對手——由英國、意大利和日本主導的“全球空戰計劃”（GCAP）正加速推進，目標同樣是在2040年前實現六代機部署。

GCAP已展現出更明確的政治推動力：英國、意大利和日本在“制衡印太及歐洲戰區中俄隱形戰機技術突破”這一目標上達成高度一致。當FCAS還在為“分工比例”爭論不休時，GCAP已呈現出團結一致的姿態，並將自身定位為“更快、更精簡、地緣政治決策更果斷”的項目。

對德國而言，最糟糕的局面莫過於：FCAS的延誤可能導致德國在下一代戰機領域陷入無可靠選項的困境，而周邊國家卻在加速推進相關計劃。

部分德國議員已開始提出替代方案：要麼訂購配備升級版有源相控陣（AESA）雷達和電子戰系統的“歐洲颱風”戰機新批次，要麼甚至考慮與瑞典合作——瑞典目前已在為替代“鷹獅”（Gripen）戰機研發本國六代機奠定基礎。

這樣的轉向將徹底粉碎FCAS作為“歐洲大陸旗艦項目”的願景。而對法國來說，替代方案則更為清晰：通過達索獨立研發戰機，以犧牲規模為代價，保住國家對關鍵技術的主權控制。該項目的風險已升至頂點。

到2040年，俄羅斯和中國預計將部署高度成熟的隱形戰機家族及無人僚機系統，並將其整合到由遠程導彈和天基傳感器支撐的密集“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體系中。

歐洲六代機不僅要能在這樣致命的空域中生存，更要掌控制空權，同時實現與無人機、衛星、網絡系統及精確武器的無縫銜接。

這需要巨額投資與產業協同，其規模在歐洲碎片化的防務格局中極為罕見。

FCAS的願景正是如此——打造一個“系統之系統”：以NGF戰鬥機為核心，搭配“遠程載機”（Remote Carrier）無人機、“作戰雲”（Combat Cloud）數據網絡，以及能突破敵方環境的先進傳感器。

但僅有願景無法造出戰機。

項目延誤可能會削弱前線空軍的信任——這些部隊需要提前數十年規劃戰機編隊。法國空天軍（French Air and Space Force）和德國空軍（German Luftwaffe）已在制定長期採購計劃，而FCAS時間表的不確定性正讓這些計劃陷入混亂。

若FCAS無法在2040年目標期限前完成，歐洲可能被迫採購美國F-35等“過渡性裝備”，這將從根本上動搖該項目旨在捍衛的“歐洲自主性”原則。事實上，德國已訂購了35架F-35A“閃電II”隱形戰機，用於執行北約核任務份額——這一舉措在法國看來，無疑是對FCAS的“釜底抽薪”。

對法國而言，德國的這一決定完全違背了“研發歐洲本土戰機”的戰略初衷。美國的F-35已在歐洲部署，因此美國幾乎沒有動力看到FCAS成為能與其競爭的出口產品。美國在戰鬥機出口市場的主導地位，建立在將盟友鎖定於F-35生態系統的基礎上——該機型目前已在全球售出超1000架。

一旦FCAS成功落地，將為歐洲、中東和亞洲市場提供先進的替代選項，從而挑戰美國的壟斷地位。因此，這場產業競爭的背後，實則是一場更大規模的地緣政治博弈——核心是“誰來制定21世紀空戰的技術標準”。

問題的關鍵在於：歐洲能否克服內部分歧，造出一款能與美國F-35、F-22家族，俄羅斯蘇-57、蘇-75，以及中國殲-20、殲-35隱形戰機相抗衡的機型？

時間並不站在歐洲這邊。美國已在其“下一代空中優勢”（NGAD）項目下測試六代機原型機，計劃於本世紀30年代初投入使用（小編：儘管我們都知道這只是一個PPT……）。若FCAS繼續延誤，歐洲恐將在21世紀40年代迎來一款“姍姍來遲且成本超支”的戰機，其性價比和作戰能力都難以與對手抗衡。

與此同時，經濟環境也不容樂觀。FCAS項目總價值超1080億美元但歐洲正面臨通脹壓力、烏克蘭戰爭帶來的防務開支需求，以及海軍、陸軍和核力量現代化所需的日益增長的成本。

在各類需求相互競爭的背景下，要說服納稅人與議會為一個陷入困境的六代機項目提供資金，難度正逐年加大。然而，另一種選擇——將空中主導權讓給美國、俄羅斯或中國——在戰略層面是歐洲無法接受的。

正因如此，法國、德國和西班牙的領導人面臨着巨大壓力，必須推動項目取得突破。對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而言，FCAS是“戰略自主性”的具象化體現，象徵着一個無需依賴美國就能自我防禦的歐洲。

對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來說，該項目必須為德國工人和企業帶來切實的產業紅利，而非僅僅是政治象徵。即將在土倫（Toulon）舉行的峰會將成為關鍵考驗：各方能否調和分歧，還是FCAS將就此淪為無關緊要的“泡影”？

若能達成妥協，項目第二階段或將最終推進飛行驗證機研發，NGF原型機有望在21世紀30年代初實現首飛。即便如此，要在2040年前部署具備作戰能力的戰機，歐洲仍需在接下來的十年裡展開緊張衝刺。

若妥協失敗，歐洲在未來十年可能分裂為“法國主導項目”與“英日意主導項目”兩大陣營：德國產業將陷入迷茫，西班牙的雄心也將化為泡影。這種分裂不僅會浪費數十億美元資金，更會將戰略優勢拱手讓給海外競爭對手。

21世紀40年代的天空將充滿挑戰：高超音速導彈、自主無人機蜂群，以及能規避傳統雷達探測的隱形戰機將在此巡航。如今唯一的問題是：歐洲領導人能否超越民族主義本能，構建現代空中主導權所需的產業協同？

若做不到這一點，“未來空戰系統”恐將淪為其名稱所暗示的諷刺——一個永遠停留在“未來”、無法成為“作戰現實”的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