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表述中，我們可以發現NFU發揮作用的前提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手對其可信度的感知。因此，作者進一步對對手認為NFU可信所需的政治和軍事條件進行了理論化（詳見圖一）。

圖一：對手對NFU可信度的看法（譯者翻譯）

首先，國家對手將檢查與該國的政治關係，以評估其聲明的可信度。其次，若該關係為“良好”，那麼無論該國的軍事姿態，對手都可能將承諾評估為可信；若政治關係為“敵對”，對手則將繼續進入決策第二步，即評估國家的軍事態勢，以判斷其是否有能力對對手進行核首先使用。最後，如果一個敵對國家擁有哪怕最低限度的首次使用能力，那麼對手很可能會降低承諾的可信度。只有當敵對國家幾乎沒有先發制人的軍事能力時，對手才有可能接受不擴散核武器的承諾是可信的。

案例分析——驗證作者論點

為驗證論點，作者研究對手對NFU三個擁核國家的看法：蘇聯、中國和印度。主要有六個案例（見表二）。

表二：來自對手對NFU承諾看法的案例證據（譯者翻譯）

（一）1977-1991年美國對蘇聯NFU承諾的看法

首先，在政治關係方面，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期間顯然是相互敵對的。其次，鑑於這種敵對的政治關係，該理論預計美國不會從表面上接受蘇聯的無核承諾，而是評估蘇聯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軍事能力。作者的理論預測，在敵對政治關係的背景下，蘇聯的這些軍事能力將導致美國對蘇聯的NFU承諾產生深刻懷疑。需要明確的是，美國從未將蘇聯首次使用核武器視為高概率事件。事實上，解密的美國文件一再強調，蘇聯不太可能發動突然的第一次打擊，儘管他們似乎越來越有能力這樣做，因為蘇聯將其龐大的洲際彈道導彈部隊保持在和平時期的高度戒備狀態。相反，人們擔心的是，蘇聯可能會在常規戰爭期間被迫使用核武器，特別是如果他們失敗了，或者他們認為美國正試圖發動自己的第一次核打擊。

總而言之，蘇聯的宣示性政策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對首次使用的可能性做出了越來越有力的保證。但鑑於冷戰時期的政治敵意和軍事平衡，這些保證幾乎沒有改變美國的看法。我們沒有發現任何消息來源表明美國政府曾經相信蘇聯的NFU會阻止對美國的核打擊（儘管美國甚至在蘇聯宣布之前就不認為這是一個特別可能的事件）。

事實上，這個時代的美國解密文件根本沒有提到蘇聯的宣示性政策。相反，對受制於蘇聯首先使用的前景評估，壓倒性地集中在作者理論中強調的第二個因素上：蘇聯的實際核能力。該案表明，當政治關係處於敵對狀態，而承諾國保留在極端情況下先發制人的能力時，即使是明確的不擴散核武器承諾也不會被對手視為可信。

（二）美國對中國NFU承諾的看法，1964年至今

自1964年以來，中美政治關係經歷了三個主要時期。在第一個時期（1964-1982年），由於中國與蘇聯的結盟，兩國關係充滿敵意，儘管隨着理查德·尼克松政府改善關係，緊張局勢在1970年代開始消退。作者預測，只有當中國的核首次使用能力極低時，美國才會認為中國的承諾是可信的。

1971年，美國對中國核力量的詳細分析一再指出，中國缺乏攻擊美國本土的武器。因此，該估計認為中國的不擴散核武器是可信的，並得出結論：中國有堅定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在第二個時期（1982-2010年），中美關係在正常化後變得更加友好，在作者的理論中，兩者處於決策樹的良好而不是敵對分支。兩國不是盟友，在台灣問題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但解密的情報評估顯示，美國認為中國正在傾向美國，以此來對抗蘇聯政權並確保經濟發展。在美國看來，這種做法是中國希望避免與超級大國發生武裝衝突。

在第三個時期（2010年至今），中美政治關係的競爭性加強，回到決策樹中的敵對分支。作者的理論認為，這一事態發展將導致美國重新關注中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軍事能力，從而降低中國不擴散核武器承諾的可信度。同樣，證據支持這一預測：政治關係的惡化加上中國首次使用能力的提高，導致美國大幅修改了對中國不擴散核武器承諾的評估，認為它不可信。

首先，在政治關係方面，美國在2010年左右開始將中國的行為描述為“新自信”。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開始將其防務戰略的重點更多地放在亞太地區。這種重新定位被稱為2011年的“重返亞洲”，後來又被稱為“再平衡”，反映了美國對中國實力增長的高度擔憂。此後，唐納德·川普政府明確強調更具競爭力的長期關係，而拜登政府繼續採取這種做法。其次，這些不斷惡化的政治關係導致美國更加關注中國不斷提高的核能力，這應該會導致美國對中國不擴散核武器承諾可信度的看法下降。事實上，儘管美國和俄羅斯的核武庫使中國相形見絀，但中國的力量已經增長，並且似乎正在進一步擴大。此外，中國還使其軍事平台多樣化，包括新生的海基核力量，以及可能部署核空射彈道導彈的努力。中國核力量的這些變化增加了美國對中國不擴散核武器承諾的懷疑。例如，《2018年核態勢評估報告》認為，美國需要能夠阻止中國的核升級，這意味着美國認為中國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可能的。

總體而言，儘管中國的NFU政策是一貫的，但隨着時間推移，美國對中國不擴散核武器承諾的看法發生了很大變化，因為理論中的政治和軍事條件發生了變化。此外，這種變化的性質提升了承諾可信度的門檻，要麼需要良性的政治條件（1982-2010年），要麼要求承諾國採取最低限度的核態勢（1964-1982年）。當這些條件開始發生變化時，美國對中國不擴散核武器承諾可信度的看法發生了巨大變化。

實證記錄表明，不擴散核武器的承諾面臨着很高的可信度門檻，尤其是在最需要的時候——政治關係是敵對的，承諾國實際上具有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軍事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當這兩個因素存在時，目前找不到任何對手認為 NFU 是可信的案例。

政治和軍事因素的變化也說明了美國認為中國的不擴散核武器承諾不可信的原因。此外，鑑於中國的承諾自1964年以來一直保持不變，美國對中國不擴散核武器的看法隨時間推移而變化。承諾的可信度因不同的對手和不同時期而異，這強化了作者理論中確定的政治和軍事條件對解釋NFU承諾的效果的能力。如果這些政治和軍事條件很難（儘管並非不可能）滿足，那麼不擴散核武器承諾的潛在好處可能比支持者經常聲稱的要有限得多，特別是這些好處取決於擁有核武器的對手的看法，這是作者本文分析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