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彈後來居上

1903 年，美國萊特兄弟成功地把比重大於空氣的人工動力飛行器升空，由此開啟了世界史上的航空時代。從一戰到二戰，空軍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然而，另外兩種武器的發明卻威脅到了飛機的地位。1942 年，德國研製成功 V-1 型飛航式導彈和 V-2 型彈道式導彈並用於實戰。1945 年 7 月，美國原子彈研製成功。

導彈的優勢很快被人們看到。首先，導彈在飛行距離、飛行速度和攜彈量等方面均比飛機優越，只有機動性能不如飛機。因此有學者認為，不但轟炸機將被導彈取代，而且強擊機也將被中程彈道導彈取代，偵察機則將被飛航式導彈取代。殲擊機如果加速度太大，人不但生理上受不了，而且速度太快時，人根本來不及瞄準敵機，以致失去戰鬥效能。蘇聯專家甚至認為，跳躍式飛行的“火箭飛機”將能夠取代運輸機。第二，導彈與核彈結合，威力更是難以匹敵，屬於無可替代的戰略性威懾力量。第三，導彈無須人來駕駛，且為一次性用品，不必為飛行員安全大傷腦筋，因而在安全性、耐用性等方面要求不高，降低了研製的難度和製造成本。第四，防空導彈的出現，使轟炸機被擊落的概率大增，其平均壽命從大約 10 次下降到 4 至 5 次，且轟炸機結構複雜，未必比導彈合算。總之，無論是攻擊還是防禦，導彈均優於飛機。西方國家的一些學者和領導人開始認為，導彈比飛機更優越，飛機將逐步被淘汰。

1957 年 2 月，法國秘密決定優先發展原子導彈和無線電導彈，同時限制飛機的種類和產量，包括已試驗成功的新飛機。1957 年 4 月，英國發布《國防白皮書》，宣稱“有人駕駛飛機作為戰略攻擊和防空武器最終將被導彈所代替”，並終止了在研的超音速殲擊機和轟炸機項目。蘇聯也加緊研製導彈和核武器。在冷戰的局勢下，美國也開始重視導彈的研製。

中國發生“飛機導彈之爭”

西方這一觀點也為部分中國科學家和領導人所接受。錢學森認為，先進國家都是先有飛機，然後在飛機的基礎上發展導彈，但是中國則“不能再走別的國家的老路”。錢學森回國後，受周恩來委託，撰寫了《建立中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所謂“國防航空工業”，實際上是指導彈工業。

1956 年 春， 國務院成立科學技術規劃委員會， 制定《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中共中央還決定製定國防科技發展規劃，作為遠景規劃的一部分。規劃委員會設航空組。關於導彈與軍用飛機的關係，參與制定規劃的專家們形成了三種意見：一種是全力投入導彈的研製；一種是導彈與飛機研製同時進行，但以導彈為主；還有一種是前五年研製導彈，等導彈研製有了基礎再研製飛機。當時爭論相當激烈，航空部門的與會者“慷慨陳詞”，錢學森則“力排眾議”。由於意見尖銳對立，4 月 4 日，航空組召開會議作進一步討論。作為一種妥協，大家採納了第二種意見。

1956 年 5 月，中央軍委正式決定發展導彈武器，在航空工業委員會下設導彈工業局和導彈研究院。1957 年，聶榮臻指出：飛機生產中的技術問題，“寧肯請點蘇聯專家來解決。同時不宜再在飛機研究上花費我們有限的力量”。1960 年 2 月，中央軍委第六次擴大會議提出了國防建設十大原則，第一條就是“應以原子彈、導彈為主，而以導彈為第一，並大力抓攜帶導彈的新式飛機、艦艇以及無線電電子技術的研究和製造”。在這一背景下，出現了所謂“尖端武器”和“常規武器”的劃分，並制定了“科研以尖端為主，生產以常規為主”的方針。另外常規武器主要以“改進”為主。導彈屬於尖端武器，而飛機則屬於常規武器。

由於飛機製造技術、工藝與導彈互通，當時中國的飛機和導彈都是直接仿製蘇聯產品，故只需再單獨建設一些特種工藝、總裝和試驗設施即可。由於航空工業技術水平在中國國防工業中最高，因此國家決定，由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負責導彈科研，由航空工業部門負責導彈生產。這被稱為“一宅兩院，有分有合”。這一格局持續了10 年，直到 1966 年第七機械工業部（航天工業部）成立。

飛機導彈之爭的深遠影響

飛機導彈之爭對中國國防科技工業的格局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中國的導彈研製水平快速發展。1960年11月5日，中國第一顆近程導彈“1059”（後改為東風一號）於酒泉試驗基地試射成功， 射程550公里。以導彈技術為基礎的航天工業發展順利，成就令世人矚目。

與航天工業不同，航空工業的發展則相對坎坷。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政務院頒發《關於航空工業建設的決定》。新中國航空工業誕生了。由於抗美援朝的需要，國家大力扶持航空工業。航空工業開始主要從事飛機修理。戰爭結束後，立即開始仿製蘇式飛機。1956 年，正在航空科技工業從修理走向自主設計和製造的關鍵時期，風向突變，航空工業的地位大降。以科研機構為例，1956年10月，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建立。而遲至 1960年12 月，中央軍委方下發通知，決定成立航空、艦艇、無線電電子學三個研究院。1961年6月，負責飛機研製的國防部第六研究院終於成立。在全國範圍內，五院受重視的程度可謂“三千寵愛在一身”。在經濟最為困難的1960年，五院仍然在大舉建設。而六院則被要求靠現有條件建設，沒有條件的一律停建。

雖然國家大政方針已定，但航空工業部門的不同意見始終存在。例如，1958 年 2 月，航空工業局分黨組向一機部黨組打報告，語氣嚴峻地提出：“目前存在着一種主張，鬆弛了我們的幹勁，阻礙了我們的進程。這種主張是：為了優先發展導彈，5 年內停止航空工業的產品設計與科學研究工作；一一我們不能不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空軍也有不同看法。1959 年 10 月，空軍向中央軍委報告稱，遠程導彈雖然能逐漸取代轟炸機，戰略轟炸機退居輔助地位，但導彈不易對付地面目標；在防空方面，導彈對中、低空目標不易發揮作用。對戰場上移動目標的突擊，特別是對地面部隊的直接戰術支援，飛機可能比導彈有效。未來戰爭中飛機的戰場偵察、運輸和救護等反而還應加強。

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等都關注過這一問題。1977 年，鄧小平在軍委的一次會議上提出，軍委應成立一個小組研究有關問題。所謂戰略（尖端）和常規的劃分並不準確。“空軍是戰略武器還是常規武器？又是戰略，又是常規！”這一划分由此不再被提及。

在著名的“863 計劃”中，航空技術未被列入。1988 年航空工業部和航天工業部合併後，航空技術得以與航天技術並列為高技術，但主要是名義上的。直到 1996 年，經航空工業部門努力，在全國人大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九個五年計劃綱要和 2010 年遠景目標》中，航空科技才被列入高科技範疇，而這已距飛機導彈之爭達 40 年。

“飛機導彈之爭”之爭

長期以來，在有關歷史敘述中，飛機導彈之爭往往被“忽略”掉，即使偶有提及，亦語焉不詳。直到 21 世紀，情況才有所改觀。但有關研究仍然不足。

基本上，航天系統的學者認同導彈優先的決策，而航空系統的學者則對此頗有微詞。原航空工業部副部長兼航空研究院院長徐昌裕認為，“一五”計劃期間，有兩個重要問題制約了航空科研和工業的發展：“一個是蘇聯的援助只限於製造，另一個是關於國防科研的重點是搞導彈。”著名航空發動機專家吳大觀認為，50 年來有兩個決策問題嚴重影響了航空工業，“一是中國曾經未把航空工業列入國家高科技領域，二是航空工業要不要有強大的科研工作體系”。而這兩個問題，均與飛機導彈之爭有關。

從科學史研究的角度看，不同專家也有不同的觀點。有學者認為，“導彈第一”政策在中國造成的不利影響遠超西方國家，極大地阻礙了航空技術的發展。也有學者認為，“導彈取代飛機論”從 20 世紀 60 年代後就在西方迅速衰退，飛機重新受到重視，中國決策層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只不過限於國力，無法兼顧而已。

無論如何，當年國家優先保證導彈和核武器的研製，使中國的戰略威懾力量得以發展起來，有效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即使犧牲了一些其他種類武器的研製，也是值得的，至少是不得已的。這應無異議。然而，從史學角度看，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一件事做得對，其理由未必都對。主張導彈優先，主要理由並不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而是魚已成雞肋，可有可無。也就是說，“國情”在這一決策中也許不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那麼，飛機究竟是不是雞肋呢？

人們可以看到，導彈的確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轟炸機。無人駕駛飛機技術方興未艾，也大致可以看作是“飛航式導彈”取代飛機預言的應驗。但半個多世紀以來，飛機並沒有退出歷史舞台，在歷次局部戰爭中，仍然發揮着重大作用。在民用領域，運輸火箭沒有出現，依然是運輸機和客運飛機的天下。這說明導彈取代飛機論是有一定問題的。飛機導彈之爭，體現了技術預測之難。

第一，技術發展具有複雜性、偶然性、意外性，完全準確地預測是不可能的。這是技術預測的根本困境。科學理論如何發展，人們也難以預言。現代技術的突破主要依靠科學理論的突破，科學的不可預測性決定了技術的不可預測性。例如，對導彈和轟炸機的成本分析，就沒有考慮到技術發展可能使轟炸機的安全性大大提高，也沒用考慮到攻防博弈使導彈成本不斷攀升，以至於轟炸機成本有可能低於一次性導彈。再如，渦輪風扇發動機技術、隱身技術等重要航空技術，也均未預見到。

第二，學者對論據的選擇有時會受其傾向性觀點的影響，即“結論先行”。在認為導彈優於飛機的學者頭腦中，各種技術進步的“紅利”往往只賦予導彈，而冷落了飛機。例如，有學者預見到了小型計算機對導彈制導的價值，卻沒有想到飛機也可利用來增強雷達性能，提供飛機超視距的本領，從而克服飛行員在速度太快時無法瞄準的問題。

第三，主張導彈優於飛機的學者，大多是從純技術角度預測，而沒有從實戰戰術角度考慮問題。上述空軍的意見，學者就未必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