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意味着，自1972年《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ALT I）以來，支撐了半個多世紀的全球核軍控架構已徹底崩塌。世界正步入一個沒有“護欄”的核威懾新時代。在烏克蘭戰爭、中東局勢持續動盪的背景下，核軍控的缺失剝離了美俄之間最後的危機溝通渠道，使地區衝突外溢至戰略層面的概率增加。

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條約的終結並不意味着明天就會爆發核戰爭，但它深刻地揭示了全球政治底層邏輯的巨變：人類正從一個由規則驅動的有序世界，墜入一個由實力對沖和戰略猜忌主導的“黑暗叢林”。

全球核軍控基石崩塌

過去數十年，基於規則的全球體系依賴於一套可核查的透明機制。在條約框架下，美俄每年要進行數百次的數據交換和定期的現場核查。美俄可以進入對方的導彈基地和轟炸機駐地，可以通過“開放天空”協議，從空中對對方的核基地進行觀察，每半年也進行一次詳細的核武器數據通報。這種機制像是一扇半開的窗戶，讓雙方都能確認對方沒有在密謀“一擊斃命”。隨着條約到期，這扇窗戶被徹底釘死了。

這種崩塌意味着國際法在戰略安全領域的全面退潮。法律契約不再能約束超級大國的核心武裝力時，全球體系便進入了“戰略黑箱”時代。在這種狀態下，各國的安全感不再來源於對他國承諾的信任，而是來源於對自己“最壞情況假設”的過度補償。這種對於“原始威懾”的推崇，為二戰後建立的、現在已經名存實亡的國際秩序的棺材板上又打上一顆釘子。

無法重現的冷戰式平衡

很多人認為，冷戰時候的兩極體制，也維護的了戰略穩定和冷和平。然而現實更加嚴峻——冷戰式的“相互保證毀滅”（MAD）雖然殘酷，但卻是一種相對穩定的平衡；而今天，這種穩定性已經失去了土壤。

首先，我們正面臨戰略博弈中的“三體問題”。冷戰是簡單的兩玩家遊戲，數學模型相對清晰。但現在的格局是美、俄、中三方的動態博弈，再加上法、英以及新興核門檻國家的戰略變量。美國拒絕接受不涵蓋中國的限制，俄羅斯堅持要求計算北約整體核力量，這種多邊聯動的複雜性使得任何雙邊制衡都變得極其脆弱。

在一個互相交織的三角甚至多角關係中，任何一方的防禦性增購，都會被另外兩方解讀為進攻性擴張，從而引發不可控的螺旋式軍備競賽。

其次，戰略制衡的手段已經不再純粹。冷戰時期的核威懾只有核打擊這樣的單一維度。而現在，高超音速導彈、網絡戰、外太空武器以及精準常規打擊手段已經將“核”與“常規”的界限徹底模糊化。當一方可以通過非核手段癱瘓另一方的指揮系統時，傳統的核平衡理論就失效了。我們不再處於一種“靜態的恐懼”中，而是處於一種“動態的焦慮”中。

加速的博弈與縮減的決策空間

在這個失去規則的“新戰國時代”，人工智能的介入為這種不穩定性注入了新的變量。

美俄不再進行人工核查和實時數據交換，雙方將更加依賴 AI 驅動的情報分析系統來監視對方。雖然 AI 能從海量衛星雲圖中捕捉到導彈發射井的細微變化，但它也帶來了致命的風險——決策速度和報警速度的飛速進化。

在缺乏外交互信和法律緩衝的情況下，AI 可能會在數秒內基於程序算法給出“先發制人”的建議。人類外交官原本擁有數小時甚至數天的斡旋窗口，但在 AI 參與的戰略預警系統中，這種窗口正在被壓縮至分鐘級。當算法替代契約，人們用機器的“邏輯推演”替代政客的“政治妥協”，核威懾的本質將從一種心理博弈演變為一場算法對沖。這種“閃電式演習”或“閃電式誤判”的風險，正隨着條約的失效而變得愈發真切。

作為全球戰略格局中關鍵的一極，中國在此次條約到期後的處境極其複雜。

在壓力層面，美國正試圖利用條約真空期，通過“三邊軍控”的敘事將中國拖入其設計的遊戲規則中，以此限制中國的國防現代化進程。同時，隨着美俄核武庫限制的消失，美國可能在亞太地區部署更多先進的戰略資產，這對中國的“防禦性國防政策”構成了直接的戰略擠壓。

在應對策略上，中國需展現出超越傳統軍控邏輯的戰略定力：

強化“有效威懾”而非“盲目競賽”。中國無需追求與美俄在數量上的絕對對等，但必須確保核力量的“生存性”與“突防能力”。在沒有條約約束的世界裡，中國應加速推進海基、陸基移動力量的現代化，確保即便在遭受首輪打擊後，仍能發起令對手無法承受的反擊。

堅持“不首先使用”的道德高地。在全球核禁忌鬆動的背景下，中國應繼續高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旗幟。這不僅是道義，更是對沖美俄“戰略機會主義”的穩定器，有助於防止無核國家因安全焦慮而引發的核擴散連鎖反應。

推動“多邊安全架構”的建立。既然雙邊條約已死，中國應主導推動建立包括人工智能準則、外空武器禁令在內的多邊安全倡議，試圖從技術和空間維度為失控的軍備競賽套上“新籠頭”。

世界正步入一個沒有護欄的時代，這要求所有大國重新思考威懾的定義：我們是否能找到一種不依賴於條約、但能防止人類集體自殺的溝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