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環球時報》“國際論壇”有多篇文章均以美國衰落為主題，直接或間接地論證當前的美國霸權犯了過度擴張的毛病和面臨來自各類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空前壓力，尤其具有轟動效應的是8月10日王義桅先生的《防止美國過快衰落》。

　　美國已經陷入過度擴張的困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伊拉克戰爭和中東亂局對其資源的制約也是顯而易見的。它也在應對伊朗核問題、朝核問題等外交挑戰上苦無良策。可以說，美國陷入了自冷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外交困境。

　　但這並不等於說美國正在衰落或者已經衰落。至少從硬實力來看，美國仍是史無前例的強大，任何一個以往帝國的影響力，不管是羅馬、古中國還是大英帝國，都無法望其項背。即便美國的軍事擴張到了頭，它的軍力還是令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現在的伊拉克戰爭最多把美國拖入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越戰的困境（這也是很多人稱美國要衰落的主要證據），當時人們紛紛評說美國的衰落。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又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現在我們怎麼能輕易下結論說美國就一定會衰落呢？

　　很多人在討論美國衰落時，混淆了“強大”與“萬能”的區別。古今中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萬能的，但卻有很多國家是公認的強國甚至超級大國。現在的美國是公認的超級大國，但它並不萬能。但並不萬能不等於美國在衰落——在之前美國“沒有衰落”的時候，它也並不萬能。我們不可犯因為美國無法解決很多問題就得出美國在衰落的結論的毛病。

　　任何對美國衰落的討論都必須注意到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即美國目前國際影響力一定程度的下降和外交困境的加劇，主要是由於美國自己的錯誤外交政策所致，而不是因為受到了外來的、甚至可以與冷戰時期的蘇聯相提並論的威脅。美國在內政上也沒有遇到危機，它的經濟發展在發達國家中還屬相當快。在外部，現在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不管它崛起得如何之快——有實力或意願挑戰美國的霸權；美國人自己說的對他們構成了生存威脅的恐怖主義，實際上觸發了美國自里根時代以來最大規模的新一輪擴張，而這輪擴張在伊拉克戰爭等災難性的政策之前，還進行得幾乎完美：不可忘記在“9·11”發生後的一段時期，很多國家還是支持美國這種打擊恐怖主義的擴張的。所以，現在美國碰到的麻煩在相當程度上是它自找的。既然如此，我們就不能否定一旦美國改變政策，它的麻煩也會隨之減少的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是切實存在的。越南戰爭後，美國地位的恢復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它採取了為其盟國和更多其他國家認同的政策。事實上，美國20世紀的發展史顯示它有一個自我改良的機制，能在出現危機或衰落的跡象後作出政策調整，這和以往的帝國截然不同。保羅·肯尼迪提出的“帝國的過度擴張”已經成了衡量一國是否衰落的標準，但因為美國不是以往的帝國，所以我們在應用這一標準時還需額外的小心。這種不同的深層原因在於美國具有一個各種力量相互制約的決策體制，政策的制定不像以往帝國那樣受皇帝、精英等一小撮人所左右。因此，我們看到，新保守主義在布什第一任期大紅大紫之後，現在已經讓位於賴斯領導的國務院。未來如果民主黨上台，政策調整就會更大。事實上，美國政策的調整，哪怕僅僅是調整到表面上的多邊主義，也足夠使2003年對“美歐分裂”熱火朝天的討論幾近銷聲匿跡，並使美國在歐洲的軟實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

　　預測大國的衰落總是最具風險的。保羅·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國的興衰》中曾作出美國將衰落的驚人——當然也是不準確的——預測，但他的預測卻可以成為一種警示，他犯下的錯誤可以從該書幾百萬的銷量中得到補償。可是，如果中國輕信美國必將衰落，甚至以此作為制定應對之策的基礎，這種可能的戰略錯誤將無法得到任何補償，因為這是事關國家生存發展的大問題。對中國而言，現在最重要的不是討論美國是否衰落，而是自己如何可持續地發展。中國崛起的根本問題在於中國能否很好地解決國內發展的問題，這是一切對外政策的基礎。也許終有一天中國必須做好應對美國衰落的準備，但這不應該是中國的戰略家們現在思考的問題。我們不能把中國復興的希望寄托在別人衰落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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