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論壇”七月十九日和二十一日刊發了兩篇針鋒相對的文章，討論中國人缺乏誠信的根本原因。相比歐美諸國，甚至相比儒家文化圈內的韓日兩國，缺乏誠信的情況在中國的確最嚴重。這不僅在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是這樣，早在一百年前，不管是歐美人士對中國民族性格的批評還是中國人自身對國民性所做的反思中，都已經尖銳地指出了這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認為市場經濟是導致中國人爾虞我詐的根本原因是站不住腳的，但反之籠統地將原因歸咎於儒家倫理，也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同處儒家文化圈內的韓國和日本為何要比中國講誠信？

中國人更缺乏誠信是毋庸諱言的，不必歸咎於市場經濟。但中國人缺乏誠信只是一種表面現象，是中國人缺乏是非觀的表象。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將中國人的國民性總結為“愚弱”，即愚蠢與懦弱，愚蠢是因為沒有是非標準，懦弱則是因為不敢為是非而抗爭。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孫隆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將中國文化分為政治的表層結構與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國人對個人觀念、身心態度、公私利益、家國關係等根本問題的認識都沉澱在這種深層結構中。孫隆基認為，中國人沒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識”，缺乏“終極關懷”，一切以“身”的安頓為依歸，造成“有一口飯吃就行”的極端世俗化的人生態度。因為缺乏宗教對精神的提升，加之長期處於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處境中，中國人最大的願望就是魯迅所說的“但求做穩奴才”。

另外，孫隆基指出，中國歷史上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大一統社會造成了“強政府、弱社會”的結果，這種結果反過來又導致了個人對政府（應為“皇權”，學淵評）的依賴，結果便是獨立思考能力的弱化。因此，中國人的社會行為標準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中指出的那樣，“以官的標準為標準”。缺乏是非標準的直接後果就是大部分人沒有道德底線，可以為一己私利為所欲為。近兩年來出現在安徽的偷盜村、雲南的拐賣兒童村、福建的詐騙村，便是徹底喪失是非標準和榮恥底線的惡果。

中國傳統文化沒有“超越意識”，尤以儒家為最，孔子就說：“未知生，焉知死。”這種徹底的“現實主義”是導致中國文化重“身”不重“心”的深層原因。而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專制主義的強政府更與儒家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此可以說，儒家文化是中國人缺乏是非從而缺乏誠信的深層原因。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儒家文化應該全盤拋棄。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優劣，中國歷來也有很多講誠信的人，儒家文化中未嘗沒有對誠信的提倡，未嘗不重視“立功”“立言”“立德”，但只是在與君主專制結合或者被君主專制利用之後，這些積極的方面難以發揮，它消極的方面更容易影響廣大的社會群體。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揚長避短，取其精華而棄其糟粕。誠然，儒家文化中有不利於發展市場經濟的因素，但這不意味着不能將儒家文化轉換到現代社會的信用體系中去，關鍵是看如何取捨。將儒家文化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以為二者水火不容，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