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維下的中國大戰略 － 中國崛起策九
本文簡介：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大戰略不應該受意識形態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干擾，我們應當清楚判斷出當前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具體策略是（1）思維創新，建立“議題式聯盟”；（2）強俄，中俄在一系列區域問題上結盟；（3）強法，中法俄在全球議題上結盟；（4）改善中日關係應是當務之急，如不成功，則當強韓。這其中，中俄結盟是生存基礎，中法俄結盟是開創國際政治經濟新局的關鍵，中韓間的關係則是補充。

承接上一篇文章作者將在本文中嘗試着提出一些新思維並提出中國的大戰略。
I 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戰略應當“去意識形態化”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應當為當前的國家利益服務，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意識形態不應干擾和影響一個國家外交政策和長遠戰略的設定。
這一點上美國人堪稱是典範，做得最好。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國內興起了對如何處置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的討論，許多美國人希望永久削弱這兩個富有軍國主義傳統、侵略成性的國家，美國士兵也質疑如何在德國分辨“誰是納粹以及誰不是納粹”。總之在一個國家戰勝另外一個國家之際，戰勝國通常的想法是徹底削弱對方，讓對方的經濟產出能力和國民的精神意志受到毀滅性地打擊而無恢復能力。鑑於美國與納粹德國和日本的戰爭代表了自由民主和法西斯的殊死鬥爭，如果美國在二戰結束後嚴厲懲罰德國和日本幾乎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後來歷史的發展讓人瞠目結舌，美國擊敗兩個國家後立即對兩個國家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援助，美國不僅實施馬歇爾計劃向兩個戰敗國大量輸血，而且還通過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規定了美元不可以對馬克和日元貶值，相反德日兩國卻可以通過貨幣貶值來增加對美國的出口。之後爆發的韓戰更是為德日兩國送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兩國利用戰爭所需要大量軍需品之際，擴大了生產線和生產能力，這把兩國送上了經濟大國的道路。
美國這種在哪裡擊敗某國就立即在那裡進行建設的思路是極為高明和具有前瞻性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這需要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克服其固有的報復心和復仇意識，冷靜下來從長遠的觀點來為國家戰略利益服務。美國手中的兩個戰敗國成為美國在世界大棋盤上兩個絕佳的棋子，美國重建德日兩國並扶植兩國對美國而言發揮了重要的歷史性作用: （1）美國擔心，德國日本的戰敗和被削弱會導致亞歐兩大洲失去均勢，法國和中國會成為亞歐兩大洲的新強權。美國的全球戰略里不希望有任何一國成為該地區的霸權國家，因此極力反對削弱德日，甚至要增強德日的經濟實力來制約法國和中國的獨大。（2）重新讓德日兩國經濟強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要用德國來制約共產蘇聯的擴張，並利用日本來制約紅色中國。德日兩國因為成為反共的前沿陣地國家而立即由戰前的敵國轉變成戰後的同盟國。（3）德日經濟的發展為美國的產品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市場，之後德日兩國經濟上追趕美國，也為美國的產業升級和更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機。（4）德日兩國的經濟奇蹟起了一個“櫥窗展示”的重要作用，緊鄰西德的民主德國和其他東歐共產國家在西德的經濟奇蹟下黯然失色，許多東德公民冒死流亡到西德嚴重損害了東部陣營的穩定性，西德在後來的蘇聯和東歐陣營的解體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經濟奇蹟也間接刺激了中國進行改革開放，讓中國告別了計劃經濟和中央集權體制向西方靠攏。（5）富裕的德日兩國成為美國重要的財政來源，美國在進行戰爭、財政匱乏時，德日兩國總是能夠提供源源不斷的財政援助。
總之，美國沒有從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進行簡單的民族復仇主義，而是採取了實用主義的政策，在其全球大戰略下進行了對德日的支持和改造，謀取了最大的國家利益。
另外一個很好的在外交和國家戰略中採取實用主義立場的就是中國共產黨和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政府。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先是和蘇聯領導下的東部陣營結盟， 1972年毛澤東主席和尼克松總統的會晤事實上標誌了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結盟。當時我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時期，舉國上下都處在狂熱的意識形態革命中，任何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和“西方”的東西都被徹底禁止，更談不上與西方世界發生任何聯繫了。就在這樣一個泛意識形態化的時期，就在中國和美國事實上還處于越南戰爭交戰狀態中，毛主席通過他的大戰略創造了中國外交戰線和國家總體戰略的全新局面。當時無論是左派國家和左派力量，還是右派國家和右派力量，都沒有能預見到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和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這兩個互為敵手長達20多年的國家能夠戲劇性地改善雙邊關係。中美乒乓球外交突破更是讓世人耳目一新，雙方事實上結成了針對蘇聯的准結盟關係。中國迅速擺脫了孤立的外交局面，和西方發達國家，包括日本和西歐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國走向世界的大戲從那以後就徐徐拉開了序幕，一直到鄧小平上台推動改革開放的國策。可以說，毛澤東和那個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富有遠見，沒有讓當時國內的意識形態狂潮來干涉我國的外交戰線，是中國能迅速轉向採取新興國家大戰略的重要原因。1978年中國和日本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也是倍受當時的政治觀察家和評論家關注的一件大事。讓許多人大跌眼鏡的是兩個互相為仇敵的國家，居然能夠實現和解走向和平結盟的新局面，這確實是中日兩國具有遠見的領導人的壯舉。特別是考慮到二戰才僅僅結束30多年，許多痛苦的歷史記憶依然清晰，那個時代的中國領導人能夠超越歷史，開創新局，真的是高瞻遠矚，富有遠見。當時西方媒體對中日締約的報道多是用“難以置信”來描述，有的媒體甚至用“黃黃結盟”（黃種人和黃種人的結盟）來報道。通過中美和中日的准結盟關係世界政治版圖和戰略版圖被重新劃定，各大列強之間重新洗牌，國際政治的全新局面誕生了：中國被包圍的困局被徹底打破，在全球處於戰略攻勢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反而處於被包圍的戰略局面，美國和中國加上西歐和日本對蘇聯事實上構成了強大的戰略包圍事態，蘇聯感受到了空前的戰略和地緣危機，處於極為不利的局面。美國由於經歷韓戰的平局和越戰的慘敗處於戰略守勢，通過與中國的准結盟關係得到一定緩和和恢復，重新處於有利的國際戰略局面。這從當時蘇聯國內的反映也能得到印證，蘇聯的媒體塔斯社強烈批評和攻擊中日締約是針對蘇聯而來、是不可饒恕的反蘇陰謀，蘇聯官方的報紙更是連篇累牘地攻擊中國，並刊登了大量的漫畫來諷刺中日結盟，認為兩大黃種人民族配合美帝來瘋狂反蘇。按照毛主席的觀點，敵人反對的正是我們要贊成的。敵人害怕的正是我們要作的。蘇聯當時歇斯底里地攻擊正反映了蘇聯強烈的不安和恐懼，中日改善關係戳到了蘇聯帝國的痛處。
話又說回來，如果當時毛堅持“共產主義永遠不和資本主義打交道”的教條主義的路線的話，鄧如果堅持“日本侵略過中國，中日永遠是世仇”的民族主義觀點的話，中國是不可能打開外交戰線的新局面，是不可能建立前瞻性的戰略大格局的，也許中國今天還處於四面為敵、被全面戰略包圍的局面，那我們也就談不上實施改革開放的國策和經歷今天中國和平崛起的新局面了。歷史的經驗和中外的範例告訴我們，要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我們一定要把國家大戰略的建構、外交方略的制定和意識形態脫鈎。我們不能讓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潮和民粹主義思想以及其他任何意識形態來干擾國家戰略，否則其結局是國家長遠利益被損害。我們的一切方針和政策應當從國家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中國國家總體戰略應當拒絕少數極端主義思想的綁架，其目的在於維護絕大多數國民的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具體說來，在今天世界上“一超多強”，美國越來越退化成“軍事產業複合體”的局面下，中國不應當排除跟任何一個國家結盟（除了美國以外），不應該預設任何立場和先決條件。國家利益，只有國家利益才是我們最大的政治。特別是中日關係值得我們深刻反思。中日兩國既然在1978年，在那個離二戰結束不遠的年代能夠締結和約，共釋前嫌，開創中日關係的新局面，就沒有任何理由在二戰結束後近60年的時間依然被過去的歷史所綁架。我們如果總是沉浸在過去的歷史和痛苦的回憶中的話，那我們就不能擁有更美好的明天。當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日關係走到今天這一步，日本政府，特別是小泉個人的性格和行為特徵，要負主要的責任。當日本領導人一次一次參拜供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時，就一次一次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和挑動了中日兩國最敏感的神經。更為複雜的是，美國一步步把日本綁上美日同盟的戰車，日本國內日益右傾化讓中日改善關係越發困難。的確，有許多因素我們無法完全主導，我們無法直接把日本從美日同盟的戰線拉回來，但我們必須問我們自己：我們的政策和我們的作為讓日美同盟更加穩固還是更加鬆動？我們的行為和行動是有利於爭取廣大的日本民眾還是在把越來越多的普通日本人推向右翼陣線？我們是否有可以改進的地方，以爭取日本人民？我們是否能夠把民間反日的口號改為“反對日本右翼或者是反對日本極右的軍國主義分子”？我們是否給予了日本國內許多左翼進步人士、因反對右翼勢力而遭受生命威脅的進步日本人士和日本友華團體以足夠的道義上的支持？我們是否意識到了我國民間的反日狂潮和激烈的反日標語事實上損害了中日兩國人民的觀感，並間接支持了日本的極右翼勢力？我們是否意識到狹隘的民族主義讓包括左翼在內的日本進本人士也感受到了“中國威脅論”？
中日關係只是中國建立大戰略的重要一環，關鍵的是我們必須轉換思維，讓我國的外交和國家戰略回到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場上。

II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 誰是我們的朋友? 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實際上朋友和敵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是不斷變化的。中共的歷史和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歷史都以鐵的事實證明了，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都不是永恆的，而且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也就是朋友可能變成敵人，敵人也有可能變成朋友。這裡就是一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問題。如果中共不能正確判斷不同歷史時期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成功，如果新中國成立後歷屆中國政府不能根據不同時代的需要進行科學的判斷 “什麼是主要矛盾”，那麼中國就不能擺脫同時被兩個超級大國包圍和敵視的困局，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局面。1972年中美乒乓球外交正是基於毛澤東主席的戰略判斷：蘇聯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敵人，蘇聯也是那個時候中國最大的戰略威脅。蘇聯在漫長的中蘇邊界上陳兵百萬，並揚言隨時會進攻中國，還狂妄的宣稱蘇軍的坦克集團軍可以在三天之內通過平坦的東北平原攻到北京城下。蘇聯領導人也多次揚言要對中國實用大當量的原子彈攻擊。中國政府完全把蘇聯的這種軍事威脅和戰略威脅看成是真實而又巨大的威脅。當主要矛盾一旦確立，其它矛盾就成為次要矛盾，中國就可以和宿敵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聯盟。同樣，當時美國的戰略判斷也認為蘇聯的共產帝國主義擴張是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矛盾，是對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脅，而同樣是共產主義的中國因為脫離了蘇聯和東歐的體系並與蘇聯徹底交惡而成為美國極力拉攏的對象，這也是基於美國人對全球戰略局勢的基本判斷。當主要敵人確立了，次要敵人就不再那麼面目可憎、而變得溫情脈脈了。
美國除了對全球的戰略局面會進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判斷，還會對每一個區域進行全面綜合的戰略判斷。比如在歐洲美國要利用英國和東歐來牽制德法，以達到歐洲大陸的戰略均衡。在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美國扶植阿根廷來牽制巴西，因為巴西面積廣大、人口眾多，極易發展成為拉丁美洲大陸的領袖，美國的算盤是扶植次強來牽制本區域最強大的國家。在亞洲美國知道中日一定會是亞洲的主導國家，因而日本過於強大時，要壓住日本的風頭，並要略微扶持一下中國，讓中國不能過於衰弱。比如1980年中國剛改革開放時，日本的經濟風頭正健，一度有要趕超美國的氣勢，美國給予了中國很多幫助，並通過廣場協議和強迫日元升值來狠狠打擊日本。當中國強大了，日本相對衰弱時，美國則要扶植日本，穩固美日同盟，並極力拉攏亞洲第三強國印度，來防止中國在亞洲大陸取得主導型的強權地位。
我非常欣賞劉亞洲將軍在其“中國未來二十年的大戰略”一文中提出的論點：美國對付中國最重要的牌不是台灣牌，而是日本牌。筆者認為，如果中美兩國是牌局的兩方的話，台灣牌就相當於美方的小王，日本牌就相當於美方的大王。美國可以根據中國發展的速度打不同的牌出來，當美國打日本牌時，就表示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判斷發生重要變化，美國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亞太地區最主要的戰略矛盾，因此要把日本進行一定的鬆綁。對日本進行鬆綁的程度與中國崛起的速度成正比，中國崛起的速度越快、越是勢不可擋，美國就會越快加固美日軍事同盟，並進一步為日本修改戰後的和平憲法開綠燈。但不管美國如何給日本鬆綁，美國都不會讓日本成為一個獨立的世界政治軍事大國，因為美國深知日本人可怕的民族精神和性格，完全獨立的日本不排除會反噬美國，讓美國嘗到自作自受的苦頭。但是美國打出日本牌向中國發出了極為危險的信號，因為這畢竟是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和世界第二的經濟強國的聯盟，這必將對中國在戰略事態上構成極大的威脅，並在某種程度上鼓勵極端的台獨分子，讓已經處於下坡路的台獨運動得到刺激，死灰復燃。前一段時間我國曾經試圖說服美國關注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和日本右翼篡改歷史的問題，因為對二戰歷史觀的挑戰按道理不僅是對中國的挑戰，也是對美國的挑戰，但美方拒絕干預中日兩國歷史爭端的問題。這再次反映了美國的立場：那就是一旦拉攏日本遏制中國的主戰略一確定，日本領導人參派靖國神社的問題就屬於次要矛盾，美國人當然不願意插手。
我想，美國人對亞洲人的民族性格（特別是中國人、日本人和韓國人）的研究一定很透徹，知道亞洲民族驕傲自大並以自我為中心，每個民族都想壓倒別的民族成為本區域的霸主。亞洲各國複雜的歷史、文化、種族和民族國家矛盾成為美國最好的切入點。因此不要寄希望美國來調停亞洲國家的歷史衝突，美國最大的戰略利益在於亞洲國家（中日韓朝）因為歷史而繼續衝突下去，最好這種衝突延續到22世紀都不結束，這樣美國將永遠“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讓亞洲國家永遠不得自立，還得依賴外來的保護神山姆大叔來調停和仲裁，也得依賴美國來為大家劃定的非軍事區來維持恐怖平衡。如果是這樣，亞洲人的獨立將永遠是個美夢。同時，美國人在全球每個大洲都會找出相應的鷸蚌，歐洲的、拉美的、中東的鷸蚌都是美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資產。
美國利用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現行的世界戰略格局，如美元霸權、世界銀行和IWF、軍事霸權、各大洲的戰略均勢和結盟關係榨取了無限的政治經濟利益，而且這樣的體制也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只是，判斷出世界主要戰略矛盾的世界各大強國甘於臣服在這種體制下嗎？如果我們中國懷有自己的歷史使命，認為中國應當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強國，並致力於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和多級格局的話，我們就應當積極的進行結盟，和其他二級強國的結盟(俄、法、德、日、印)。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應該被削弱的不應該是上述二級強國的任何一個，世界上如果有一個國家的勢力應當被削弱的話，那就是美國。因此中國最重要的對手不是我們東邊的鄰居，也不是我們北邊的鄰居，而是太平洋彼岸的那個國家，那個天上、地上和海洋都想要獨霸的國家。

III 一個新概念：“議題式結盟”
談到這裡，筆者必須申明一下我在這裡不是要提倡一種反美主義的思想。事實上，反美和反日的提法是同樣有害、不理智的，我們不可能、也作不到完全地反美。作者在中國崛起策一“從中美經濟共生體談起”和中國崛起策四“中國對美大戰略的初步探討”已多次指出，中美在經濟上早已緊密相連，分別成為世界兩大經濟火車頭，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如果我們要全面反美，不購買美國的產品的話，那損害的不僅是美國公司的經濟利益，也損害中國自己的利益，多少美國大公司和跨國公司的生產線已經遷到中國，多少中國的產品每年都出口到美國，在全球化化時代，國家與國家的利益早就交織在一起，我們甚至無法說清楚一件寫着Made in China的產品是否完全是中國的產品。另外，西方許多國家的民眾雖然厭惡小布什，但依然對美國有很強的依賴和很深的感情，畢竟美國把歐洲國家從納粹手中解放出來，也抵抗了蘇聯帝國對歐洲大陸的擴張和吞併，維護了自由民主世界的生活方式，今天東歐國家把美國看成是救世主和解放者，這些筆者都表示理解。
筆者要傳揚的一種信息是：我們反對的不是美國，更不是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念（美國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制國家當然是一種進步的模式），我們反對的是美國在許多領域裡獨霸世界的圖謀。正如民主制度所包涵的基本推論一樣：我們並不是不放心某一個人和某一批人，而是不放心“人”本身。一個再好的人都可能壟斷權利而形成個人獨裁，造成很大的損害。我們要有一種機制防止權利的壟斷和獨裁，這就有了民主政治的制衡。同樣我們也不是要針對某一國進行牽制，我們反對的是任何一國因為權利過大而形成壟斷，進而為所欲為，而國際機制和國際法失去了任何牽制和平衡的能力。這樣，再“好”的國家都會權利膨脹而走向反面。筆者當然認為，美國在歷史上是一個很正面積極的國家，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今天美國對國際權利的壟斷，對天空、外太空、土地和海洋的壟斷已經讓世界失去了基本的平衡。美國以占全世界5％的人口享有全世界30％的能源，美國一國的軍費就超過了全球其他190個國家軍費的總和，美國正在積極謀取全球所有海道和咽喉要道的控制權，這再次印證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識：沒有制約的權利就會導致腐化墮落，美國人也是人，不是神，他們也有人類普遍的缺點，他們也需要制約和監督。
回到這一節的基本話題，我們該如何結盟。當今世界的多元化和多層次化的特徵讓傳統的結盟方式受到很大的挑戰。世界各主要市場經濟國家早已互相依賴，國際貿易也讓大家互相依賴，結成命運共同體。我們很難結成過去那樣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比如一戰和二戰中列強的各種結盟關係，冷戰時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的結盟關係。這些國家，一旦結成盟國，就是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全面夥伴，一方盟國的存在致力於消滅和剷除另外一方，雙方誓不兩立，沒有任何妥協餘地可言。 就今天的國際條件而言，這樣的結盟關係基本上已不太可能，除了殘留的冷戰尾巴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美日韓軍事同盟以外，即使是美日和美歐同盟也已經很難說是全天候的同盟關係。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巨變早就讓北約組織失去了共同的敵人而無所適從了，美歐和美日內部的經濟和貿易矛盾卻如火如荼，經常發生的美歐貿易戰就是明證。
因此今天我們中國和其他國家結成這樣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的機會是微乎其微，即使結成了這樣的同盟，也會給全世界帶來新冷戰和世界大戰的陰影，讓人聯想起二戰前協約國和軸心國的對立和二戰後美蘇的對立，這勢必不符合當前全世界和平和發展的總體趨勢，而給中國國家利益帶來很大的損害，給中國的國家形象帶來極大的負面作用，坐實了西方世界一些右翼人士所宣揚的“中國威脅論”的指責。如果中俄結成過去類似華約的全面結盟關係，那麼中俄勢必會冒着被整個西方世界孤立和敵對的危險，這樣中俄將失去西方國家的投資、技術、貿易和市場，從而讓兩國的現代化進程被大大地阻礙，這是兩國都不願意看到的局面。而且現在兩國都把與西方世界的經濟聯繫看成是遠遠重要於雙方之間的一種關係，因此這樣的中俄結盟是不可能實現的。同樣，假設中國和日本全面結盟，這到的確可以改變世界經濟版圖，把兩個有巨大生產力的黃種人的民族聯繫起來，但是這將坐實了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里所宣揚的那樣，儒教文化國家結成聯盟對抗西方文明，從而為全世界帶來巨大的不安和陰影，這也必將損害兩國的利益。如果中俄再加上伊朗或者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結成全面的排他性聯盟，這也是在印證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俄羅斯雖然也是基督文明國家，但所信奉的卻是基督教的旁支 — 東正教，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國家一般把俄羅斯看成是“非我族類”。因此這樣一個排他性的結盟也會被理解為儒教－東正教－伊斯蘭教對抗基督教－天主教的西方文明，從而帶有強烈的文明衝突和宗教衝突的特徵。這也顯然不符合時代潮流。
因此筆者要提出一個新概念，那就是議題式結盟。當今世界各國的結盟不再是單純的理念結盟（比如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也不是文明和文化間的結盟（如儒家文化，基督文明，伊斯蘭文明，猶太文明等），也不再是傳統的你死我活的排他性軍事結盟（協約國－軸心國），而是一種複雜的結盟關係。這樣的結盟關係是多層次和立體的，依照不同的題目和問題各國可以進行多樣的排列組合，結成不同的聯盟關係。這樣的結盟關係筆者稱之為議題式結盟關係。比如按照經濟議題各國可以組成聯盟關係，但這樣的聯盟不是以消滅另外一個聯盟為目的，而主要是維護本聯盟內部的經濟利益（比如歐盟，東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按照政治議題各國也可以組成聯盟關係（比如致力於非洲統一議題的非洲統一組織）；按照能源議題各產油國結成的聯盟關係（如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根據地緣政治和反恐結成的聯盟關係（比如上海合作組織）；致力於跨地區經濟溝通的聯盟（如亞太經合組織APEC）。兩個在某些領域裡對抗的國家可能在另外一個議題里卻是結盟的國家，比如中美兩國既有地緣政治的衝突、包圍和反包圍，又有經濟的合作和結盟。尤其是隨着中國經濟越來越強大，美國和中國在不同的經濟議題上的合作將越來越多，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和中國會放棄在中亞和伊朗的地緣政治的爭奪，相反，雙方在這個議題上的鬥爭會更加激烈。這兩種相反、看似矛盾的發展會長期同時存在。
因此，在全球化時代，沒有全面的敵人，也沒有全天候的朋友，一切都將視議題而訂，這要求我們與其他國家的結盟關係也要相應地發生變化。

IV 中國的結盟方向和策略
筆者將在這裡從中國的地緣安全和建立全球政治經濟新次序的角度提出中國未來15到20年的大戰略。從這兩個角度來講，當前我們面臨的最主要矛盾是美國對我們在地緣政治上的擠壓讓我們面臨的生存性危機（如伊朗和中亞問題）和美國對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的壟斷形成獨霸的局面。筆者提出的具體戰略思考是：
（1） 強俄
美國成為獨一的世界超級大國和蘇聯解體是後冷戰時代最重要的戰略性事件，它重新塑造了全球新的戰略格局和地緣形式。俄羅斯的歷史性衰弱讓俄國經歷了空前的地緣大災難，歐亞大棋盤的戰略邊界被重新劃定，俄羅斯喪失了重要的戰略要地。中國也從蘇聯解體中部分獲利，中國通過與俄羅斯締結邊界和平條約讓中國北方遭到嚴重威脅的戰略局面得以改變，中國也能夠進入中亞諸國謀取中國的經濟利益。特別是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標誌中國成為中亞地區到伊朗的重要棋手。
但是俄羅斯的衰弱也讓全球均衡的戰略格局被打破，美國得以肆無忌憚地對亞洲大陸上黑洞區域和巴爾幹地區進行插手，美國人已經借反恐的名義無聲無息進入了阿富汗和中亞，讓中國的戰略出口 －大西部受到嚴重的地緣政治威脅，如同芒刺在背。美國在歐洲通過北約東擴讓北約的邊界一直抵達波羅的海三小國（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俄羅斯經歷了地緣大災難後又經歷了北約咄咄逼人的戰略包圍。歐美甚至策動烏克蘭進行顏色革命，讓這個俄羅斯文化和精神的發源地遠離俄羅斯。俄羅斯什麼都可以失去，卻不能失去烏克蘭，失去了烏克蘭的俄國很難說自己仍然是一個歐洲國家，俄羅斯已經成為一個精神殘廢的國家。歐美甚至要對俄羅斯同文同種的白俄羅斯下手，徹底剝奪俄羅斯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殘缺的一點點尊嚴。
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該深刻意識到：俄羅斯的繼續衰弱不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中國國內的某些分析從民族主義和民族復仇主義立場出發, 認為俄羅斯是歷史上奪去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俄羅斯的蠶食鯨吞讓中國失去了西伯利亞和中亞大部分領土，並策劃了外蒙古獨立。對中國來說，俄羅斯是僅次於日本的加害國，因此中國應當落井下石，乘機削弱俄羅斯，中國可以大量收復失土。也有人從簡單的“遠交近攻”的角度來看待中俄關係，認為中俄兩國互相接界，中國的“得”就是俄羅斯的“失”，中國的“失”就是俄羅斯的“得”。因此中俄兩國只有利益衝突，而沒有合作的可能。中國應當連接遠方的歐洲來削弱近處的俄羅斯，可以獲取最大的地緣利益，永久地削弱侵略成性的俄國，新時代的遠交近攻仿佛躍然而出。
這兩種看法都是完全不正確和錯誤估計了當前形勢的。如本文開頭所講，歷史不應該被忘記，但也不應該干擾我們今天的大戰略。當主要矛盾一經確定（美國獨霸歐亞大棋盤和世界），其它的矛盾就成為次要矛盾（中俄歷史問題），我們決不能讓過去的問題來干擾我們今天的生存。想想唇亡齒寒的道理吧，虞國國君貪圖小利讓晉國借道攻打虢國，結果兩個國家一起滅亡。中國和俄國今天當然不會被滅亡，但是卻會被削弱、顛覆、分裂和分解。當俄羅斯被分裂成更多的國家而徹底失去世界大國和世界棋手的地位的話，美國也許會先分給中國一些甜頭，然後就會把所有的矛頭對準中國，進行肢解中國的戰略計劃。想想看日本右翼和台灣極獨分子討論的把中國分成七個國家，讓中國成為再也沒有“侵略”能力的國家的討論吧，這絕不是空穴來風的討論。我們真的應該居安思危，常備不懈呀! 完全用地緣政治的“得”和“失”和遠交近攻來看待中俄關係也是刻舟求劍，用過去的邏輯來分析今天的問題。美國的軍事投射能力早就超越了過去簡單的地緣政治，把歐亞大陸許多遠離美國邊界的國家變成自己國家勢力的延伸，把許多戰略要地變成美國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這個時候的主要衝突早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相鄰國家的衝突，因為美國能自己劃定邊界，把美軍投射到和中俄相鄰的地區，任意挪動美國勢力範圍的“邊界”。這時候，再簡單地談遠交近攻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世易時移，今天的國家安全觀念已經被徹底改變，規則也被徹底修改了。
中國聯歐弱俄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歐盟能否成為一個真正的超國家體，成為真正獨立於美國的世界一級，現階段來看是很難說的。歐盟內部複雜的矛盾和美國的介入更讓歐盟統一蒙上濃厚的陰影（見中國崛起策八）。美國勢必會盡一切力量發展歐盟內部的均勢，讓歐洲國家互相牽制，阻撓獨立的歐洲防務。即使歐洲整合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也很難說歐盟是否會選擇與中國結盟。由於歐洲國家與中國在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上存在着相當大的差距，因此即使今天歐洲人對中國的經濟崛起越來越感興趣，對美國政府越來越反感，但是真正要讓歐洲人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作二擇一的選擇，歐洲普遍的民意一定會選擇美國，而不是中國。歐洲人的普遍觀點基本是這樣：美國雖然不夠好，但卻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好的超級大國，勝過俄羅斯或者是中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歐在文化、宗教、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接近和親近遠遠大過他們之間的分歧。想想看歐盟對華軍售解禁在美國強勢干預下被擱淺的政治現實吧！我們甚至不能排除歐盟成為世界獨立的一級後有可能會與美國攜手構筑西方文明永久的霸權地位，如果是那樣，人類歷史恐怕又要被大大地改寫了。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中歐應該多加強各個領域的戰略對話，但是我們必須有清醒的頭腦，跟歐盟締結全面的盟友關係至少在20年內是不可能的，聯歐制美，聯歐弱俄，都不是可行的戰略，也不值得我們花力氣去白作功，跟歐盟的關係還是更多的以經濟關係和科技合作為主。當然筆者不排除20年後或是50年後歐盟與中國是否會發展出那樣的結盟關係，因為世界上什麼事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不過那樣的討論對今天的中國國家利益來說沒有什麼現實意義，也不值得在這裡多着墨。
筆者認為，當前中國和俄國在多項議題上需要發展結盟關係，這是今天歷史的需要。中俄兩國結盟不是因為中國人喜歡俄國人，或是俄國人特別喜歡中國人，雙方結盟是因為雙方的利益。俄羅斯戰略上被擠壓已經達到它能承受的頂點，中國也深深感受到從東西兩個方向的戰略壓迫。中俄結盟是不得已，但是雙方在許多議題上一旦結盟，就發現中俄兩國的結盟是優勢互補、雙方獲利的戰略結盟。中國是世界經濟強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缺陷是軍事實力不夠強，在許多地區政治影響力不夠大。俄國是世界軍事大國，具有超強的軍事震懾和打擊能力，由於前蘇聯的政治影響強大，俄羅斯在世界許多重要地區依然發揮着政治大國的作用。俄羅斯的缺陷是經濟實力虛弱、貧窮，跟世界其他大國不成正比。有錢沒槍的中國和有槍沒錢的俄國一旦結合起來，就能在許多議題上有效地遏制美國的獨霸局面，讓中俄兩國同時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具體說來中俄必須在以下問題上緊密結盟： a.針對美日軍事同盟，中俄同時感到巨大的戰略威脅，於是中俄在此議題上結成針對美日軍事同盟的中俄軍事同盟，中俄同盟略弱於美日同盟，但也基本建立了戰略均衡格局。b.中亞五國和伊朗問題是中俄的生死線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線，中俄的戰略聯合不僅為雙方注入了強心劑，也可以嚇阻美國吞併伊朗的陰謀，讓美國的軍事侵略野心難以得逞。c.中俄還應當在中東建立針對中東衝突特別是“巴以衝突”和“阿以衝突”議題的同盟。中俄共同發出的強音會讓兩國同時成為中東地區重要的棋手以平衡超級棋手美國獨霸的局面。在中東議題上中俄如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或是單打獨鬥進入該區域都有可能讓雙方共同邊緣化，造成沒有多大發言權或是發了言也沒人聽的局面。d.中國和俄羅斯應當在南亞印巴問題上結成南亞議題同盟。印度是新興強國，巴基斯坦是地緣上重要的伊斯蘭國家。美國同時在拉攏印巴兩方，想要兩方通吃。印度不放心中國，巴基斯坦卻是中國的好朋友；有意思的是，印度過去跟蘇聯關係特別好，是俄國的好朋友，巴基斯坦卻跟俄國的關係一般。中俄應該利用各自的優勢各拉住一個，中國讓巴基斯坦，俄國讓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雙方共同努力發揮雙方的優勢，讓印巴兩國達成歷史性大和解。如果能走到那一步的話，中國就能打開中印關係的死結，開創全新的局面。鑑於印度是不結盟國家的領袖，因此拉攏印度入盟不一定能夠成功。但是雙方應當力阻美國把印度拉過去，給中俄組成新的地緣災難。
就當前的局勢來說，俄羅斯的繼續衰弱也將損害中國自身的利益，中國不僅不應該落井下石，反而應當通過經濟貿易和金援加強俄國的實力。一個經濟過於疲弱的俄國可能會失去世界棋手的資格，讓中國陷入完全的地緣困局和戰略包圍，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國家的整體戰略就失敗了，我們在歐亞大棋盤上的迴旋餘地就被大大縮小，可能棋到中盤就會棄子認輸。今天的基本戰略格局是：弱俄就等於弱中，強俄就等於強中。中俄在目前的世界局勢下沒有內鬥空間，只有強強結合，謀取生存。中俄在上海合作組織內應當是平等的雙領導的關係，不存在着誰壓倒誰的問題。中俄的結盟第一次突破了一方占主導地位、領導另外一方的局面，中國也不要因為經濟的強大和富裕而洋洋自得，而要領導俄羅斯。俄國是世界大國，有大國基本的尊嚴，歐盟和北約的過快東擴羞辱了俄羅斯，剝奪了俄羅斯的大國尊嚴，這是導致俄羅斯轉向中國的重要原因。中俄一定要防止美國和西方世界的挑撥離間，中俄同盟越穩固，西方世界就會越重視雙方，雙方就能越好地捍衛雙邊利益。

（2）強法
中俄在許多區域議題上結成“議題式同盟”是保障兩國戰略安全的根本。但是在全球範圍內中俄如果要促進世界多級格局的形成、結束一超獨霸的局面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次序，光依靠兩國的力量是不夠的。因為兩國都不是西方國家，容易讓他國有“東方對抗西方”的聯想。
在建立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的議題上，中俄兩國當然也互相離不開，但雙方必須尋找到一個有實力的、有獨立意識的、有獨特文化和影響力的、不滿足國際政治和經濟現狀的西方國家。符合這個條件的只有法蘭西共和國。意大利有雄心沒實力，英國有實力沒雄心，德國有實力有雄心卻沒膽量。只有法國人既有雄心，又有實力，還有膽量敢於在國際一切場合向美國的霸權嗆聲。德國在施羅德時代也差點把德國帶上了世界獨立的一級，特別是在伊拉克戰爭中差點形成巴黎－柏林－莫斯科反戰同盟，這是美國最恐懼的聯盟，美國盡了一切力量拆毀了這個同盟。隨着右派的默克爾政府上台，德國重回美國的懷抱，再次建立了對美國的依附關係，而施羅德敢於向美國的伊拉克戰爭嗆聲的舉動是二戰以來唯一的一次，恐怕也是絕響。今天法德俄同盟已經灰飛煙滅，不再是歐洲政壇的一個話題。這裡反映了德國人深深的困境，儘管德國人已經被認為是歐洲良民和世界好公民，德國已經對二戰中納粹的罪行做了最深刻的反省和悔罪，德國也取得了完整的國權並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但是德國任何對世界獨立一級和地緣政治的追求都會在本國內被反對黨視為是不能容忍的，德國周邊的國家也會立即關注而再度引發對過去歷史的痛苦回憶。因此對比日本被“硬限制”（美軍軍事占領），德國事實上是被“軟限制” 了（道義上的約束），對過去納粹德國侵略歷史的記憶讓歐洲許多小國對德國懷有永遠的懷疑和偏見。哪怕是德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也會被美國人抹黑成“德國新納粹復活了”。因此德國完全成為世界獨立一級的前景並不樂觀。相比較而言，法國人有獨立的傳統和性格，是天然的反霸重要成員，是天然的多級世界的支持者。法國從戴高樂時代發揮的獨立精神和勇氣塑造了今天法國人的民族性格。法國在今天歐洲聯盟陷入困境的時刻自身也感到非常失落，因為歐洲人的獨立 －法國人最大的夢想看起來是那麼近，實際上卻是那麼遙不可及。山姆大叔的介入讓驕傲的高盧雄雞深深受到挫折。北京和莫斯科給予巴黎的支持將提高法國國際地位，讓法國從歐洲的法國發展成為世界的法國，讓法國在國際政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強法）。法國雖然經濟不如中國（按國民生產總值計算），卻遠遠好過俄國；法國雖然軍事不如俄國，卻要好過中國。法國還在世界許多地區（西非、北非、中東甚至是加拿大部分地區）發揮着重要的世界政治大國的作用。法國還屬於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在加上璀璨的法蘭西文化和民主革命的傳統，法國在世界上的獨特作用是無法被替代的。
中法俄在建立合理的世界政治、經濟和貿易新次序的結盟將最大限度地削弱美國獨霸世界的地位，有錢的中國，有槍的俄國和有強大軟實力的法國，再加上三國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必將開闢國際政治全新局面。

（3）強韓
剛才筆者已經提到了針對美日的軍事同盟這個議題中俄也建立了相應的中俄軍事同盟，但是我方的實力略弱於對方。因此我們的策略是應當盡力鬆動美日同盟，儘快實現我國領導人和日本新領導人的會晤。因為元首的互訪將大大有利於中國展示新時代中國和平發展的新形象，有利於日本人建立良好的中國觀感。中國應當大力加強同日本人民的溝通，向日本民眾展示中國是一個現代文明的國家。在美日軍事同盟這各議題上我們不僅僅是被動的旁觀者，我們應當主動出擊爭取日本民意，在改善中日關係問題上我們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
當然，如果我們沒有能夠阻止美日同盟變成全面的針對中國的盟國關係，我國在戰略上應當考慮強韓，也就是讓韓國更加強大，同時促進朝鮮走改革開放的道路，讓朝鮮的經濟實力能夠得到恢復。當前，在韓半島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是韓國社會的急劇左轉，韓國青年一代反美的情緒擴散，韓國與美韓軍事同盟越走越遠，要求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和中美進行等距交往的呼聲越來越強。二是兩韓的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強，幾乎失去理智，這種超強的民族主義首先針對日本和美國，其次也針對中國。中韓在高句麗歷史、端午節節慶的爭端上產生的爭議讓人看到高麗民族主義強悍的一面，韓國人在修改古代歷史上的隨意性已經達到了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當然，韓國人的民族主義主要是針對日本人和日本對朝鮮半島長達50年殘暴的殖民統治的。我國應當妥善應對朝鮮半島的民族主義，應當讓一個具有中等實力的韓國成為戰略上抵制日本的重要一環，正如同東亞千年的歷史一樣。
鑑於強韓這個題目相當複雜，幾乎可以開闢專文來討論，筆者在這裡就不多加討論了。筆者希望提出一些戰略思考供大家參考，希望能有更多的學者能夠對本文的觀點加以補充和批評。本文的中心論點是：我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大戰略應該不受意識形態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干擾，我們應當清楚判斷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謀取國家利益最大化。具體策略是（1）思維創新，建立“議題式聯盟”；（2）強俄，中俄在一系列區域問題上結盟；（3）強法，中法俄在全球議題上結盟；（4）改善中日關係應是當務之急，如不成功，則當強韓。這其間，中俄結盟是生存基礎，中法俄結盟是開創國際政治經濟新局的關鍵，中韓間的關係則是補充。

文章完成於2006年9月4日 德國，比勒費爾德
（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社會學博士生，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研究員。歡迎引用本文觀點或將本文全文轉載，請註明出處和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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