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曾經作為東亞新月型反華包圍圈中最積極的一環，存在有數十年之久。即便如此，當時雖然說“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作為一個未完成的統一事業，實際上並不具有今天這樣的迫切性。在美國完成戰略東移之後，台灣問題的迫切性才格外突出，成為中國改善周邊關係、選擇低成本的軍事戰略和國家安全的急所。

　　台灣問題對於大陸而言，實質是不能容忍台灣作為美日反華同盟的前鋒，大陸並沒有真正地去追求過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對台灣的“一國兩制”，不派軍隊和官員確實不是真正意義的主權完整和領土統一，本質上是以不反華為條件的獨立。大陸和台灣的關係問題，實質上並非大陸要進行統一而台灣反對統一，而是台灣要充當反華前鋒和籌碼以牟利，這損害大陸的戰略安全和根本利益，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大陸要解決台灣問題也不是為了統一，而首先是要取消台灣作為反華前鋒地位，追求政治上的名義統一隻是一個取消台灣作為反華前鋒地位的手段。所以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為什麼對於台灣的“一國兩制”，實際上不包含主權完整的核心內容。實際上僅僅是台灣反華這個事情本身，實際上也不構成一個問題，由於台灣的力量有限，只有在五個條件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台灣充當反華前鋒才對大陸構成一個問題。

　　今天許多人仍然沿襲二十年前提出的對台政策，這樣的政策無論如何完善和具有前瞻性，一些步驟和條件在今天都已經顯得“緩不濟急”，今天迫切需要重新評估台灣問題在中國戰略安全上的地位，重新尋找更有利的解決方式。

一、 “一國兩制”是台灣進行政治和軍事定位的要點

　　對台灣的 “一國兩制”，大陸不派軍隊，不派行政官員， 這實際上是以台灣不充當反華前鋒為條件， 在“名義統一”之下的“實質獨立”。這個名義統一之所以需要，實際上因為大陸在與美日對壘中，是弱勢一方，所以需要一個政治統一作為保證條件，沒有這個保證條件，台灣也難以找到自身的正確定位和適當和憑藉，置身於這樣一個漩渦之外，避免成為政治和軍事角力的對象。這個條件對台灣而言也不是那麼不着邊際，恰恰相反，這對台灣而言是尋求在美日反華同盟和大陸之間，尋找正確的政治和軍事戰略定位。台灣保持不反華的獨立，實際上就是要求台灣脫離這個是非之地站到一邊去，實現戰略地位香港化——-即僅僅作為一個有活力的經濟中心。要達到這個目的，台灣必須非武裝化，決不能是目前這樣武器密度奇高的火藥桶態勢，否則如果有一天美日真的與大陸發生戰爭，火藥桶式的台灣難免不成為優先打擊目標。這不利於台灣脫離是非之地，儘可能地保持她已有的經濟發展成果。

　　一國兩制實際上也是大陸為台灣人挖的一條戰壕，要他們不應該有什麼保留地進戰壕去。當然對那些想要在世界統一中扮演一個角色的英雄來說，這也許有點傷自尊心。但是據我估計在台灣這種人微乎其微，陳水扁說是要參加美國發起的文明的衝突，其實最感興趣的還是他的總統寶座，否則就用不着羞答答搞什麼“境外決戰”，儘管撿起老蔣的“反攻大陸”好了；“反攻大陸”才是他在《跨世紀大陸政策白皮書》中，表示要參與美國對大陸進行“文明衝突”的正確應手，看來這些人的英雄氣慨終究不過是說說而已，它自己看來也不當真。

　　台灣在政治上和軍事戰略上如何定位，才是關繫到台灣民眾死生禍福的問題。在未來的美國主導的亞太局勢演變中，台灣實際上連騎牆的機會都沒有，更何談獨立。台獨分子實際上是希望繼續以反華牟利，可惜的是反華已經無法給台灣帶來任何利益。實際上美國已經沒有能力在台灣這樣的地區，打贏一場以中國為對手的常規戰爭，否則對於美國這樣的極端自私和追求最大優勢的國家絕對不會有什麼“中程協議”這樣的建議。而且即使美國能夠打贏戰爭，台灣也是必輸的一方。這才是台獨的不明智之處。

　　以我之見，台灣的理想定位方式是接受一國兩制，在軍事戰略上自覺地追求“香港化”，即僅僅追求作為一個有活力的經濟中心，而不是追求成為一個人人側目的火藥桶，成為對壘雙方必須優先解決的軍事力量籌碼。否則的話即使台灣接受了一國兩制，將來也難免因為火藥桶的威力為美日所忌，不能讓美日把反華的目標，順利轉移到上海和北京來。

　　台灣戰略地位香港化是着眼於台灣地域狹小，人口密集而且工商業發達，戰爭的成本太高需要儘可能擺脫這樣的是非關係。同時台灣經濟國際化程度高，完全與大陸綁在一起，有可能受到美日的遏制，至少台灣許多人不希望因此蒙受損失，給一個實質上的獨立機會和道路讓他們自己走走看也好，否則怎麼能夠證明台灣將來經濟是不是被與大陸統一拖累呢？至於一些希望靠繼續保持反華地位牟利的人來說，那就遺憾得很，這樣的美夢必須予以擊破，要讓他們充分認識到反華不是沒有成本和風險的，這沒有什麼可以妥協和讓步的，根據幾千年來的慣例：正當的利益比不正當的利益優先，多數人的利益比少數人的利益優先。對於台灣反華牟利無風險這樣的錯誤，一定要堅決改正。

　　台灣在軍事戰略上實現香港化以後，安全問題自然是中國安全問題的一個部分，防務應該統一於中央政府。自己保持軍隊沒有必要，至於現在台灣一些人希望建立自主的單邊安全，那完全是痴人說夢，美國都無法實現真正的單邊安全，何況是區區台灣。不管一些台灣人是多麼具有雄心壯志，台灣在國際戰略的棋盤是只可能是一隻棋子，而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棋手，對於具有這樣雄心壯志的人，更應該支持統一，將來找機會到中南海去一展抱負

　　對於一般管理信條而言，不可管理的風險是不能“冒”的，不可逆的過程也是不能輕易嘗試的。所以對於台灣作為反華前鋒這種事情，在美國已經公開宣布把中國作為頭號戰略對手的今天，火藥味越來越濃的時候，完全是自己往戰場中心衝鋒的行為。關鍵在於台灣既沒有鎧甲，也沒有無堅不摧的武器，也撈不到太大的好處，逞這個英雄幹什麼？這麼勇敢又是為了什麼？台灣選擇一個名義統一的結果，就是主動下到戰壕里去，這樣能夠幫助台灣儘可能地保持目前的發展成果，作為世界上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的地位能夠繼續保持下去，避免在無謂的戰爭中犧牲來之不易的成果，因為這樣的成果一經喪失，就永遠也不可能再回來了。不管是在台灣戰爭中的物質犧牲和損失如何，美國的嚴厲封鎖肯定是難以避免的，台灣將不可能在隔絕世界市場的情況下仍然保持目前的富裕程度，中國政府缺乏足夠的資源也不可能有足夠的意願，去無限制地支持台灣保持目前的富裕程度。

二、台灣實現了富裕發達的經濟成就如何保持下去是台灣民眾的根本利益
　　台灣人反華和親美親日，除了歷史上具有根本不同的記憶之外，除了老蔣的反共宣傳的成績之外，恐怕還有利益認同上的“理智選擇”因素――通過做美國喜歡的事情來交換經濟利益；更積極的主導力量則是來自台灣政壇，民進黨的政客們希望通過與大陸為敵的方式，在公眾中製造出敵對氣氛以影響投票，藉此把大陸國民黨去台的後裔從政治權力中心清洗出去，因此“省籍情結”每到選情關鍵處就格外高漲。

　　因為全世界60億人口不可能都實現富裕和發達，台灣在戰後的發展確實是受到美國的加意扶持。從微觀上講，每一個企業的成功每一種產品占領市場，都是許多人智慧和汗水的結晶；但是在宏觀上一個地區有多少人能夠成功，則往往與智慧和辛勞不成正比，而是需要一個宏觀環境。而台灣經濟成功的宏觀環境，就是與台灣反華堡壘地位受到美國重視分不開，所以台灣能夠成為世界上少數先富起來的地區。對於台灣而言，今天的國際經濟體系是美國主導的，台灣的發展過程在這個世界上是極為獨特的，發展的初期沒有結果野蠻殘酷的原始積累過程，是外來資本推動的工業化進程，是一種典型的寄生型發展；在發展的後起沒有陷入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那種產業邊緣化狀態，成為資源嚴重流出的地區，而是相反成為一個資源淨流入地區，台灣今天的富裕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對於台灣而言，要維持這樣一個地位是自身沒有把握的，需要美國的善意和扶持，而這種善意和扶持的取得當然不是無代價，台灣就要就美國的意思去做一些美國高興的事情，李登輝說要把“大陸分成七塊”“聯合日印夾攻大陸”，這些顯然不是台灣有能力實施的政策目標，而是在為美國人出主意；陳水扁說要參與美國主持的“文明的衝突”，並在中間去尋找台灣的發展機會，試問陳水扁拿什麼東西來跟大陸進行文明的衝突，還不是向美國表忠心而已。這些“據說”都是代表台灣多數人們的意志的。這其實都是台灣主流社會心態的現實基礎，李登輝的夾擊大陸，陳水扁的文明衝突參與熱情，都是與這樣一種經濟上的主流心態密切相關的，不是失言更不是心血來潮，而是其來有自。而在大陸獲得巨大利益的所謂台商那裡，也確確實實表現出來一些有意思的東西，上海的台商坐飛機回台灣去投票，後來別人問他，投的是誰，他說是：“陳水扁。”有人質問他為什麼，他說：“就因為我們台商，才可享受不少好處，要是統一了享受國民待遇什麼好處也沒有了。”

　　有人認為因為大陸的錯誤決策和政策，或者大陸官員的愚蠢，帶來了台灣人的離心離德，這是極端錯誤的謬見。實際上在台灣島內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既不是大陸政黨，也不是大陸媒體，而是受台灣本土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群體操縱的輿論。至於大陸的對台工作官員，他們確實很愚蠢，充其量他們起了非常小的壞作用，畢竟他們沒有適當的手段去影響台灣人，主要是台灣內部的政客和媒體起作用的結果。除了台灣主流工商界認為需要緊跟美國以交換經濟利益之外，台灣的島內政治競爭態勢，其實也決定了台灣部分政客需要製造與大陸敵對的情緒來影響台灣選情。台灣現在的政客現在就是想方設法煽動反華情緒，然後借用這個去清算國民黨在台灣黨政各界遺留下來的龐大勢力，先在輿論上把大陸說成是最兇惡的敵人，然後說你國民黨來台後裔是大陸血統，以後必定要賣台灣，他們就是需要公眾就在這樣的“抓叛徒”情緒里去參加投票。

　　在鄧小平當政以後，西方的個人主義、精英主義以及消費主義，頓時在大陸都成了最時髦的改革意識形態，受到大陸主流媒體的大力宏揚。大陸的精英主義者一向抱着現代化和民主兩根救命稻草，希望藉此把大陸徹底變成精英主義者的天堂，巴不得中國也能夠走上台灣那樣的依附性和寄??東時代的平民主義發展道路的一個主要思想資源，而美國中央情報局欽定的和平演變思想資源——-西方的新自由主義也被他們當作瑰寶。而台灣的情況要更純粹一些，龍應台和柏楊這樣的文人能夠在台灣成名不是偶然的。由於台灣迅速工業化，中華文化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東西，人們普遍有一種棄置不顧的情緒，柏楊就是衝着這種情緒投機成功的。台灣在文化上的西風毒化比較普遍，主要是社會變遷帶來的，不是如大陸一般是精英翻案帶來的思想反動，這實際上也是台獨意識形態的一個主要方面。

　　國家利益的存在，不因為個人表現如何而有所改變，也不以人們信奉和認同什麼樣的思想資源、受什麼人的影響為轉移。大陸的一些官員和所謂學者確實極端愚蠢，台灣那個李登輝敲一下，我們政府便響一下，確實表現得非常不好，消極被動。但是國家利益的存在，並不以個人的表現如何為轉移，還有些更基本性的東西，不能不起作用。我們說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實際上就是體現的是我們國家的戰略意志，這是給美國人聽的。台灣問題本來是沒有的，這是美日反華軍事同盟在背後做支撐的結果，要解決台灣問題實際上就是要與美國“扳手腕”，要美國人知道他已經沒有力量在中國內部搞分化，他們想要中國人做反華的免費保險已經不可能了。我們不害怕美日軍事同盟，只要是台灣問題解決了，中國就可以避免被拖入常規軍備競賽，中國實際上已經不受常規軍事力量的威脅，只需要專注於以戰略力量來捍衛自身的戰略安全，這樣中國將可以避免在常規軍備方面的大量投入，採取低成本的國家安全改善方式。

　　 如果沒有台灣人在前面充當免費的盾牌，台灣不做美日反華同盟的免費再保險，特別是台灣不當反華前鋒之後，日本如果繼續參與美日反華同盟，就要處在第一線直接與中國對抗。這樣必定要大幅度增加日本承受的戰略壓力，強化和加大日本反華的成本和風險，這樣對美日反華同盟的存在造成一個美日感受極為不同的態勢，日本將面臨真正的考驗和必須認真考慮自身的戰略選擇。這也正是中國所需要的，而妨礙這種形勢出現的，正是台灣的反華前鋒和免費再保險行為。

三、台灣對大陸而言成為一個必須優先解決問題的五個前提條件

　　台灣在台獨勢力的挾裹之下，參與美日反華同盟的陣營，這件事本身稱不上是一件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如果沒有一些特殊條件成立的話。去掉人的因素，單就台灣的地理條件和經濟力量而言，台灣對大陸安全和國防方面的威脅，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重要。

　　美日的軍費之和超過4000億美圓，合計起來比大陸國防開支多30多倍，再加上台灣的100多億美圓，也不至於就產生質的變化和差別。台灣作為針對大陸的戰略進攻的出發地，和菲律賓、琉球群島相比，能夠節省的費用非常有限，在美日的巨額軍費之下，幾乎不是一個應該考慮的因素。同時，近距離進攻雖然節省費用，但是也必然地加大了被打擊的風險，算不上一個有利無弊的條件。

　　台灣本身的實力有限，台獨反華之所以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實際上需要五個條件同時成立：1）美日反華同盟存在；2）大陸要走和平建設道路特別是必須避免被動捲入常規軍備競賽；3）台灣處於中日之間的地理位置；4）台灣2200萬人不是白人或者大和民族；5）台獨樂意充當反華前鋒。只要其中任何一個條件去掉，無論台灣反華或者是不反華，獨立或者是不獨立，都不構成對大陸的戰略影響。實際上台灣能夠作出改變的只有反華與否這一項，其他的條件均無法改變，而一國兩制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答案。

　　如果台灣處在日本或者菲律賓背後，或者台灣有辦法挪到後面去，把日本放到中國的目前來，台灣獨立不獨立都無關緊要，說實在的和這麼一幫子人搞統一，我還打心眼不太願意。如果台灣是那些奴隸販子或者鴉片販子的後代居住，說實在的，那是正好，這些美國**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就跟人質差不多，美國人想再要搞什麼種族滅絕式的“文明衝突”，成本和風險難免相應就要地大幅度地上升了――殺人者要面臨着被殺的危險。

　　沒有什麼事情是一成不變的，台灣曾經在反華中得益，而且也不並不見得就與大陸民眾利益根本違背。從民族的角度看問題，港澳台在大陸體制之外，是避免了整體中華民族遭美國數十年的封鎖，避免了全軍盡墨的最壞情況，所以毛澤東當年並不基於收回香港和澳門，就是出於此種考慮，否則只要1949年解放軍繼續前進幾個小時，英國佬就得夾着尾巴回老家。而中國大陸在毛澤東時代，長期是處於戰爭動員狀態之中，以應付美國拼湊的反華包圍圈帶來的國家安全壓力，所以在這樣的反華大合唱中，台灣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分量，可以說是多一個台灣不為多，少一個台灣不為少。從民族自利的角度去看問題，唯一遺憾的事情是台灣地盤太小，人口太少，如果台灣面積和人口都多出十倍的話，估計戰後美國會全心全意扶持老蔣，日本將難以逃脫應得的報應。

　　 而1980年代大陸結束戰爭動員狀態的情況下，九十年代台灣再度成為反華前鋒，就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對於大陸而言，美日軍事同盟並不可怕，但是不能容忍他們躲在台灣人背後攪風攪雨，在那裡“打太平拳”，要反華可以，請衝着上海、北京放馬過來。對於台灣人而言，是希望挖一條戰壕讓他們躲進去，不要夾在中間，因為這不僅會礙手礙腳，而且這樣大陸在應對戰略上難於做低成本抉擇。對於美日，咱們絕對不會在常規武器上去奉陪，而是要和他們比一比誰更不怕死。困難在於咱們不能和台灣人比誰更不怕死（如果台灣是白人或者倭人就沒有問題），所以大陸有被台灣拖入常規軍備競賽的可能，這已經為近些年的經驗事實所證明。實際上，西方認為有利用價值的是台灣的2200萬人，大陸感到頭痛的也是這2200萬人，這是西方的人盾戰術，這些人又偏偏是大陸的“同胞”，雖然台灣很多人並不情願被看作同胞，但這一點完全不影響人盾的威力。實際上台灣是美國戰略東移後，精心選定的戰略突破點，是美國認為“戰爭勝負均相宜”的不敗之地。

四、台灣問題的解決步驟和解決方式選擇

　　中國首先應該通過人民幣升值來強制完成國內產業結構調整，降低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改善中國經濟上的戰略安全問題。這實際上是在要打仗的準備階段，必須完成的事情，這個應該作為台海問題解決的第一步。

　　接下來有人主張通過封鎖來解決台灣問題，逼迫台灣投降，而我認為應該派軍隊登陸，畢竟中國的海空軍實力有限，不足以執行這樣的封鎖任務，而陸軍則是我們的強項，在戰爭中應該爭取揚長避短。在採用的戰術問題上，許多人在網上宣傳“速戰速決”的方略，而我認為絕對應該避免這一方式。 中國解決台灣問題，實質就是要追求與美國關係在戰略上進行重新定位，如果美國沒有足夠的時間作出反應，那麼這樣的台灣問題只能解決一個領土完整問題，失去真正的戰略意義，對於台灣這樣一塊土地和這麼一群人的回歸，我個人認為對中國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意義，不值得用戰爭手段去實現。而關鍵是在於中國要在這樣一個“有理有利有節”的事情上，與美國進行戰略意志較量，要美國充分認識自身實力的有限性，不要再把手伸得太長，以後不要再企圖分化中華民族並從中漁利。

　　如果中國出兵台灣，美國最明智的選擇應該是動員輿論譴責加上經濟封鎖，而不直接出兵，如果美國、日本要來軍隊支持台獨的話，我們應該等待美日聯軍，就是要你軍隊來了以後再打，中國就是要選擇這樣一個應手方式，而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也主要在這裡，而不在台灣本身。在台灣島和台灣海峽這樣一個地理位置里，美日在常規軍事力量上已經無法占到優勢，美國對此已經有了恰當的認識，曾經在《洛杉基時報》透露了美國一個狗急跳牆的說法，就是台海發生戰爭，他們的常規力量無法占到優勢，說是要動用核武器。畢竟在中國近海打仗，中國的反艦導彈都可以夠得到海峽對岸，如果美國航母艦隊進海峽，我就不打台灣轉而去打他的航母，近海可以使用岸艦導彈對付，遠距離打航母可以使用東風十五號，航母在今天這樣的導彈時代實際上是一個活靶子，至少迄今為止美國人沒有什麼好的辦法對付導彈的威脅，打起仗來美國人最揪心的就是他們的寶貝航母，別看航母平時在海上耀武揚威，其實是真正的“銀樣臘槍頭”。如果美國無法用優勢海空力量遮斷海峽航道，中國大陸的漁船都可以用來輸送和登陸了，那麼美國就失去了在台灣這樣一個地區尋求常規力量優勢的機會，以台灣本土的陸軍，即使再加上美日聯軍都是無法與解放軍陸軍抗衡的，台灣問題的解決不可能有任何懸念。

　　中國這樣的國家要打台灣，也根本不需要進行戰爭動員，中國有200多萬常備軍，老兵復員推遲一年，就等於增加兵力70－80萬，你美日台能夠抵擋多少解放軍兵力？我看用這80萬來對付就夠了。占領台灣以後的治理次要的，也是容易解決的，台灣養不活自己，需要大陸的救濟，在人們吃稀飯都有困難的情況下，社會管理會變得極為簡單。解決台灣問題，關鍵是要去掉台灣這個反華情緒，背後的深層次問題是要進行中美戰略意志的較量。 一國兩制根本不是統一，一國兩制只是挖了一個戰壕，要台灣人進去，如果美日反華同盟要來，可以，你們台灣人躲在戰壕里，別站着礙手礙腳，讓美日衝着我們來，我們不怕這個，我們要取消的就是美日同盟最前面的這個免費的台灣盾牌。

　　所以在解決台灣問題時不能搞什麼“速戰速決”，這實際上還是台灣問題局部化的思路，着眼點還是要解決的還是領土完整問題，而不是中國與美國的戰略意志較量與追求正當的中美關係定位問題。我如果要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我首先要告訴你，我打算下個月派兵登陸台灣，你們台灣人能走的就走，愛去哪去哪，願意到大陸來的就到大陸來，要去美國的去美國。而且首先要通過外交途徑，明確通知美國和日本我我們準備要出兵台灣，如果你們願意來的話，你可以派軍隊過來，到哪兒打我們都奉陪，如果你們願意的話，也可以不在台灣本地去打，在山東半島打也可以，我們把農村人遷走，騰出一個地方來交戰。我們要告訴台灣人，我們打台灣是一個什麼意思，就是不能容許台灣成為美日軍事同盟的反華前哨，至於台灣人自己要怎麼選擇，我們恐怕沒有辦法顧及，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你全民皆兵我們都等着，我就是告訴你們，我們決合的條件是美國從亞洲敗退或者主動撤出

　　自從西方殖民者到東亞和南洋地區來之後，這個地區的整合趨勢就開始逆轉，具體體現就是中國在南洋地區的影響由從前的加強與擴大趨勢發生根本逆轉，這種逆轉過程是非常殘酷的，常常是西方殖民者在幕後或者在台前主持的對華人華僑的大屠殺來進行。如1965年美國在幕後操縱的印尼政變和對華人的屠殺，最近一次發生在1990年代。這樣的趨勢實質上是要取消中國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加強周邊國家與中國的國家衝突和民族矛盾，妨礙亞洲實現自身的整合過程以凝聚亞洲的力量一致對外。亞洲的分化過程與“逆中國化”過程是一致的，本身 “逆中國化”就是西方殖民者為了分化亞洲國家而採取的手段。而亞洲的整合過程，也必定是終止這樣一個“逆中國化”的過程，從根本上改善南洋華人在當地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中國化過程並不是中國接替西方帝國的掠奪和刻剝政策，而是在合作的基礎上，放棄西方那樣的追求優勢地位和資源轉移政策，爭取文化認同和民族融合或者合作過程的完成。

　　目前的所謂南海主權爭端問題，實際上也不是中國和周邊國家的問題，中國和周邊國家實際上是沒有問題的，確實與他們有一定的爭論，所有周邊國家的海上艦隊加起來都不及南海艦隊的力量大，這樣的問題在中國沒有對外擴張的要求的前提下，竟然無法通過協商解決，本質上仍然是周邊國家利用美國分化亞洲的態勢，製造出來的障礙。所以南海領土問題，還是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問題，在那裡開發的石油資源的，要麼是美國的公司，或者是美國支持的，實際上還是中美關係的問題。台灣的問題解決是中美戰略意志較量的第一回合，這個回合勝了第二回合的南海問題就連帶獲得了有利解決條件。

　　釣魚島問題也是美國故意在中國和日本之間打入的一個楔子，也是美國分化亞洲的一個重要步驟。中國周邊的領土問題和爭端，沒有一件是與美國無關的。中國安全態勢的改善和亞洲完成整合過程，或者美國退出亞洲得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面。

　　如果美國聯軍在台灣被我們打敗，美國在亞洲退出的問題就解決了70％以上，即使美國繼續厚着臉皮留下來，也肯定是紙老虎沒有辦法糊弄人了。那些從前在美國分化和敵視中國政策框架裡面找出路的芳鄰，恐怕就要好好地掂量一番了。即使日本也要認真考慮自己還是否要繼續堅決與中國為敵了，即使繼續維持表面上的美日軍事同盟，日本在行為上和思想上也一定要收斂得多，畢竟反華不是沒有成本和風險的。台灣問題通過戰爭方式解決，實際上就是要每一個周邊國家認真考慮反華的成本和風險，並把這個成本和風險成本作為一個制定政策的出發點。這種考慮作為一個常識而要進入芳鄰們的政治決策程序，將依賴於中國顯示出堅定不移的戰略意志，這樣的表現機會並不多，尤其缺乏低成本的戰略意志顯示方式，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陷得越深，就會早就一個越理想的中國顯示戰略意志的機會，如果美國出兵，那麼就更加徹底。如果美國不出兵，那麼問題估計只能這一次解決60％的問題。 這些正如毛澤東在1958年所說的“台灣是美帝的絞索，美帝國主義把自己的頭套在繩圈裡，把繩頭交給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在長期等待美帝多行不義和惡貫滿盈之後，應該要準備着來拉緊一下這個絞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