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一代梟雄薩達姆，最終竟然任由兩個伊拉克村野農夫執刑，喪命於絞台。薩達姆死後，伊拉克局勢更亂。薩達姆之死與伊拉克之亂，不由得引人深思：當今世界，小國政治和大國政治，究竟應該如何博弈和調適，方能取得均衡，達致預期的和平？

薩達姆之死，歸根到底，是棋子挑戰棋手的必然結局。

回顧薩達姆的發跡史，無不突顯美國的背影。薩達姆早年加入社會復興黨，在美國中情局支持下，參與推翻兩屆伊拉克軍人政府的活動，進入權力中心，最終當上獨裁者。薩達姆執政後，為遏止伊朗宗教革命引發伊拉克什葉派暴動，對伊朗開打邊界戰爭，在為期八年之久的戰爭中，始終得到美國的力挺。民俗社會，尚且恪守“拿了人家的東西手軟，吃了人家的東西嘴軟”的潛規則，國際政壇，從來就沒有免費的午餐。薩達姆從江湖小流氓混上總統寶座，即便不見得非要對美國無條件地言聽計從，至少也要“投桃報李”，有所回報。

殊不料，薩達姆不識相，一是力挺巴勒斯坦對抗以色列；二是悍然侵占科威特。前者屬於打狗不看狗主臉色，倘若狗主有足夠雅量，還不至於馬上翻臉。後者屬於哄搶石油，直接觸犯美國的國家利益，就暗伏殺身之禍。行走江湖，“識時務者為俊傑”。伊拉克、伊朗、利比亞和朝鮮，都因為觸犯美國的國家利益，被列入封殺的黑名單。利比亞的卡扎菲見勢轉舵，躲過封喉之劍，伊拉克的薩達姆棋遜一着，竟然引頸就戮。美國政客欲借伊拉克試驗田播種美國的民主之花，薩達姆不自量力，非但不買賬，反而斗膽抗美，就無可避免地成為美國“弓藏狗烹”鐵腕的刀下之俎，促成了棋子挑戰棋手的必然結局。

薩達姆之死，如果屬於平民之間民事糾紛之死，大可不必置論。問題在於，薩達姆之死，突顯小國政治的悲劇。在中東，伊拉克雖為地區性的大國之一，但在全球來看，仍然不過是一個小國。在仍然奉行“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當今大國政治格局下，薩達姆當年身為小國的國家元首，理當更為謹慎地處理好元首的個人榮辱、社稷江山和黎民百姓之間的利害關係，在大國角力中力求左右逢源，獲得小國的生存和發展。

平心而論，薩達姆治國，早期借力於美國，其實也有一些富國強兵的政績。但是，薩達姆實行獨裁暴政，濫開殺戒，就不但失去國內軍民的支持，也為外國動武提供了藉口。這種小國政治悲劇的教訓在於，暴虐的獨裁者雖然如同殘花敗葉，終將被雨打風吹水流去，然後遺笑柄於歷史。但是，他們在國際政壇操盤惹火燒身，卻殃及池魚，害苦了黎民百姓。伊拉克的小國政治悲劇，值得伊朗和朝鮮乃至於更多國家主政者的正視。

伊拉克之亂，毋庸諱言，是棋手走錯棋譜的必然結局。

之所以說棋手走錯棋譜，就是指美國尚未取得成熟經驗，就將民主戰略倉促引入中東地區，至少目前在伊拉克尚未遂願。美國全球戰略，由經濟、安全、民主三大支柱構成，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布什執政，優先實行民主戰略，在東歐、中亞、中東等地力推“顏色革命”，運動群眾推翻政府，使原本相對穩定的地區“雞飛狗跳”。以犧牲半個多世紀中東穩定的代價來置換民主，顯然是得不償失。因為，伊拉克之亂並不見得符合美國的大戰略。

此說何故？布什政府的“大中東計劃”，兜兜轉轉，無非是要為美國的石油戰略服務。但是，要有效地控制伊拉克石油資源，首先必須穩定伊拉克局勢。而布什衝冠一怒推倒薩達姆政權之後，打破伊拉克原有的政治平衡，卻難以實現新的政治平衡。原因在於，失勢的遜尼派勢力迅速變臉反美，一邊抗美，一邊與得勢的什葉派和庫爾德人展開族群衝突。如果美國不繼續增兵清肅伊拉克反美武裝，戰亂不斷，則民主選舉的新政府無法開展重建伊拉克的工作，美國公司自然難以躋身於重建工程，特別是石油工程；如果美國掃平反美武裝，又勢必導致親伊朗的什葉派宗教勢力坐大，使美國預期的石油利益更為渺茫。

美國政客歷來講求制衡術，“以夷制夷”，從中漁利。但是，美國先是在越南陷入深泥沼，後是在伊拉克踩入毒蟻窩，如果說個中有所教訓的話，那麼至少就是：小國政治固然不能不自量力，而大國政治亦不能不審時度勢，不能不兼顧各方利益。中國大陸成都武侯祠的對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很值得國際政客們細細玩味。

處決薩達姆的劊子手是伊拉克人。但是，幕後推手無疑是美國人。事實上，薩達姆就擒，其實對美國已經毫無威脅。如果說薩達姆的生死抉擇對於美國尚有最後利用價值的話，那麼，如何使這個價值最大化，就很考政客的智慧。絞死薩達姆，或許有利於眼前的美國府會政治，但將在伊拉克的薩達姆追隨者心中埋下一根刺，並將使阿拉伯世界感到屈辱；囚而不殺，甚至不排除在適當時候予以開釋，則顯然有助於美國宣威彰德，有助於美國推銷民主理念。試問兩者孰重孰輕？布什幕僚班子急功近利的抉擇，使得薩達姆之死，非但無助於緩解伊拉克之亂，反而突顯白宮在伊拉克政治決策上的短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