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預測本世紀中國第一場對外衝突是在釣魚島爆發，鑑於釣魚島重要的戰略地位，它成為中日雙方長期存在的主要領土爭端。釣魚島列島雖然只是一個面積總共不到七平方公里的小列島，但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歷史背景，以及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戰略意義，一直是中日兩國敏感和熱點問題。

　　釣魚島為什麼重要?

　　在政治方面，對中國來講，它是目前中國領土被霸占瓜分的最後的一塊國土，是中華民族近幾百年來屢遭侵略和蹂躪的象徵。香港、澳門先後回歸，台灣屬於中國自己的事，只有釣魚島，是中國人最關心最敏感的關乎民族尊嚴的問題。

　　而日本近年來政治的右傾趨向日益突出，冷戰結束後，日本加快了其向政治大國邁進的步伐，越來越主動地干預國際政治事務。面對正在發展的東亞大國中國，日本強化了與美國的戰略同盟關係，試圖以此來扼制中國。因此，日本在對華政策上日趨強硬，一方面有美國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適應日本國內日趨膨脹的右翼民族主義民族情緒。亞太地區多極化的發展趨勢使日本政府在新世紀以來自主化傾向逐漸增強，日本欲擺脫美國的牽制，希望自己在亞太地區國際事務中謀得一席之位，最近霸占釣魚島諸島，修改憲法，恰恰表明了日本企圖實現亞洲大共榮圈的軍國主義野心。這就使此地區衝突和矛盾越來越激烈。

　　釣魚島的問題還涉及美國的遠東戰略問題。因為釣魚島成為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不定時炸彈，美國就能漁翁得利，維持在太平洋的霸權。美日同盟企圖削弱中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同時縱容，慫恿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問題上與中國發生爭端，挑起海洋權益的爭奪戰。釣魚島問題的背後，聯繫到中美、美日，中日和亞洲地區等多方面的問題。

　　從經濟意義上講，釣魚島列島的海底是新生代第三紀的沉積盆地，具有理想的生成和儲藏石油的地質構造條件。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聯合國亞洲遠東委員會提出調查報告斷定，東海大陸架“是世界上最豐富的油田之一的可能性很大”的水域，釣魚島附近水域可能成為第二個中東。就海底資源而言，釣魚島周圍海域不僅海底石油儲量巨大，而且其漁業資源也十分豐富，年可捕魚量達十五萬噸，這樣釣魚島之爭就不再是幾座荒島的爭議，而是巨大的海底資源的爭奪。

　　中國是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幅員遼闊的大國，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中國就摘掉了貧油國的帽子，並很快成為石油輸出國，但隨着經濟的迅猛發展，對石油的需求量猛增。中國既是發展中的石油消費大國，同時也是人均占有油氣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按每平方公里國土面積的資源量、累計探明可采儲量、剩餘可采儲量和產量值來看，中國都明顯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未來中國油氣勘探開發的難度也增大。近十年來，中國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和產業結構的迅速變化，帶動中國石油消費量快速增長，年均增長率達到百分之六以上，而國內石油供應年增長率僅為百分之一點七。

　　這種供求矛盾使中國自1993年成為石油淨進口國之後，石油進口量迅速上升。中國繼美國之後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繼美國和日本之後的世界第三大石油進口國。中國石油供應的一大半將依賴國際資源，使中國的石油安全問題變得十分突出。因此，開採沿海大陸架資源，期望從釣魚島在內的水域獲得維持經濟高速增長的石油天然氣，對中國來說也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日本經濟自成體系，製造業和重化工業十分發達。但是在全球化經濟發展中後勁不足。自《聯合國海洋法》生效後，正式實施二百海里專屬經濟區以來，國土面積一夜之間擴大十多倍，但日本又是一個脆弱的國家，石油資源極其匱乏。日本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後，石油一直困擾着日本政府和軍事當局。二次大戰後，日本依靠源源不斷的石油供應，迅速實現了經濟騰飛，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經濟奇蹟，但對石油的嚴重依賴，也極大的暴露了日本經濟的脆弱性。日本幾乎不產石油，所需石油百分之九十九需要進口，戰後幾十年，中東每一次石油危機，日本經濟都毫無例外地受到衝擊。

　　石油是日本的生命線，而釣魚島海域最豐富的，恰恰就是石油，釣魚島由於蘊藏巨大的石油資源而直接關繫到日本的戰略利益，是使整個國家經濟得以正常運行的基礎。

　　釣魚島是兵家必爭之地

　　從軍事地理學的角度來看，釣魚列島有着十分重要的軍事價值。眾所周知，在中國大陸國土的海洋方向，形成一道大陸外緣天然的屏障。在這一串島嶼的中段，中國東海方向的正面，正好是琉球群島和台灣島，它們加上日本九洲島使中國東海海區與太平洋分隔。如果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全面復活，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東部必將首先受到威脅。這樣，處在台灣東北一百二十海里，介於琉球群島和中國大陸及台灣省之間的小小釣魚島，其潛在的軍事價值必定會令世人瞠目。

　　在今後釣魚島的軍事價值將會日益突出。在戰略意義上，該列島可以為日本利用、作為日再次侵略台灣的橋梁或前進基地，也可以成為中國保衛國家東海方向安全，遏制日本擴張勢力南下的前哨。

　　對日本來說，由於它是一個地形狹窄的島國，因此防禦縱深十分短淺。其內陸任何地方距海岸都不超過一百二十公里。在戰爭爆發時極易受到來自各個方向空中與海上的襲擊，故日本基本上屬於一個無縱深可資防守的國家，日本占領和控制釣魚島可以將其所謂防衛範圍從沖繩向西推遠三百多公里。這正符合日本一些人企圖推行海上擴張政策的政治意圖。以此日本軍隊可以對中國沿海地區和台灣省的軍事防禦實施艦、機的抵進偵察與監視，從而使中國的防禦活動陷入被動。

　　對中國而言，釣魚列島處在台灣島東北最遠端，直接與琉球諸島相對，在地理位置上，它正處於中國大陸與日本沖繩之中，東西各距二百海里。其前沿位置不僅對台灣島的軍事防禦意義重大，而且對中國東南沿海方向的安全也有重要影響。從國土防衛的角度上講，島嶼是大陸的前沿，在戰爭中具有重要的屏障作用。琉球群島距離中國東部沿海一般僅三百至五百海里。如果日本占領了釣魚島，日本軍隊可以在島上設立其海空監控偵察設備，以及岸基反艦及對空導彈，很容易可將台灣北部重要港口及空中航道加以封鎖。如果日本在此建立軍事基地或部署重型武器，則無異於在中國的家門口設下了定時炸彈。

　　釣魚島的戰略價值是重大的，它不僅在於島嶼本身七平方公里的主權標誌，而且在於其潛在的經濟與軍事價值。因此，無論從經濟發展的角度，還是從國防安全的角度，中國都必須保衛釣魚島的主權所有，絕不能容許日本的染指和霸占合法化，這乃是國家利益的要求。

　　釣魚島在中日關係中的位置

　　釣魚島除了本身具有的經濟，軍事和政治意義外，還有在中日關係、乃至東北亞和世界格局中的特定意義，這一點如果不得到清晰的認識，則在解決中日間釣魚島問題時，將失去高瞻遠矚的能力而陷入細節性糾紛，而類似中日釣魚島糾紛這樣的問題，本身就不是一個枝節性的問題，因此只能在更大的框架中尋求解決的可能。

　　現階段中日之間有三個結構性的深層問題，這些問題的發展將決定未來中日之間的根本關係：首先是中日之間的戰爭歷史認識和善後問題；與一般想象的完全不一樣。中日關係的深層被中日以往戰爭的歷史所主導的程度、要遠遠大於現在中日雙方各自所願意承認的，可以說中日在近代史上的戰爭關係構成了中日各自的歷史基因，至今仍在中日關係的各個層面上發揮着影響。

　　正是由於這個中日戰爭深層歷史基因的作用，近年來日本政界對日本近代歷史上對外發動的各場戰爭進行正面評價的作法在中國引起了公憤，其激烈程度相當於中日又回到戰爭對抗的前夕，目前被認為直接影響中日關係的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的事件，僅僅是中日以往戰爭經歷在現代的一種折射。而日本停止對華經貿合作貸款，如果是兩個普通國家間的事情則僅是一樁經貿事務，而在中日之間由於以往戰爭的歷史和日本未對中國進行正式戰爭賠償，而具有特殊敏感的意義。日本未清算已往戰爭的歷史，未對中國作出戰爭賠償，將構成中日未來雙邊關繫緊張的第一個直接原因。

　　影響中日關係的第二個深層結構因素是由日美同盟針對中國的敵對性結構、以及在未來中國處理台灣問題時、美日同盟將起的負面因素投射在中日雙邊關係之上的，這實際上是日本在未來是否會單獨或緊跟隨美國在中國國家成長的歷程中圍堵中國的問題。

　　由於中國現階段將台灣問題視為國家戰略的最重要目標之一，而美國，以及被美日軍事同盟直接捲入對抗的日本，在阻撓台灣重新成為中國一部分的過程中所起的惡劣作用，將使美日潛在對中國的軍事同盟關係成為中日之間關繫緊張的第二個結構性因素。

　　中日之間關繫緊張的第三個深層結構就植根在現階段中日兩國之間在釣魚島的歸屬，以及在東海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劃界問題上，與其它兩個問題並不是日常直接矛盾衝突，而是要經過特定的過程和結構後才會影響中日關係有所不同，釣魚島和東海劃界問題是中日間矛盾的直接對抗。但這個矛盾和對抗是更深層的結構在具體問題上的折射，釣魚島和東海海域劃界是在亞洲乃至世界範圍之內，兩個不同的文明共生於同一區域內又在追求各自的國家利益過程中所引發的衝突的體驗。

　　日本是在整個東亞範圍之內，與中華文明關係密切，但始終未能被中華文明吸收和理順後按照帝國秩序原則進行交往的國家。這其中海洋隔離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否則在歷史上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將會完全不一樣。

　　而當十九世紀西方力量在全球範圍內擴張時，日本是亞洲絕無僅有的能夠擺脫西方力量的壓迫，從而迅速地按照西方模式進行現代化，然後又按西方模式進行擴張的亞洲國家。這一次日本擴張的首要方向就是已經在西方入侵亞洲之前建立了帝國等級秩序的中國。日本在亞洲的擴張對中國來說是血腥和痛苦，正是因為日本，台灣才從中國一度被分離，而中國的傳統秩序結構被一步步打破，最後是中日二次世界大戰間漫長的戰爭，現代中國的民族意識、國家結構和當代中國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的民眾組織和管理結構，都是在與日本長期對抗中形成的。

　　中日間的對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並沒有真正結束，因為雖然日本成為戰敗國，但對戰後日本起主導作用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而為謀取自己的利益，美國僅將日本與美國在太平洋區域相衝突的國家體系部分作了調整，而未能將日本與亞洲其它國家，主要是中國的未來衝突作出防禦性的限制，同時未能根據國際法和國際正義要求日本作出戰後清算，包括合理的戰爭賠償。

　　這樣在二戰結束後，日本無論如何與美國已經無法發生衝突，但日本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其利益的伸張和民族性的顯示，都需要在一個不觸犯美國而又能恰如其分地被把握的方向顯示。於是在釣魚島問題尖銳化之前，日本與前蘇聯在北方四島領土問題上有尖銳的衝突，而近年矛盾漸漸轉向釣魚島和東海海域劃界。日本的國家利益和其死硬的支持者即日本右翼，需要有一個能凝聚日本戰後已經被美國強行非軍事化的國家力量的外部矛盾。

　　而由於二戰失敗後日本已無力在國家戰爭層次進行總動員，因為這樣的日本重新軍事化直接損害美國的利益，而前蘇聯和中國同樣高度警惕這樣的可能性，現階段日本只能在類似於釣魚島，北方四島、竹島和東海劃界的問題層次上與周邊國家進行對抗。因此釣魚島問題只是中日一個世紀的緊張對抗後的餘震，是原來歷史性對抗問題遺留後繼續釋放的效應而不是全新的危險，日本再也沒有可能利用十九世紀在現代化過程先行一步的優勢來取得對中國的全面優勢，釣魚島和東海大陸架劃界因此將被局限在小型但是代表着深層矛盾的衝突方式上。

　　所以釣魚島和東海大陸架問題在本質上與十九世紀中日戰爭和二十世紀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和日本的衝突一樣，都是中日兩國在亞洲根本利益的衝突，是兩個相互獨立巨大的國家利益尚未尋找到制度化合作之前的結構性緊張。本來中國和日本是有巨大利益互補和共同文明內涵的國家，中日友好是完全有可能而且有巨大的潛力，但中日友好是必須清除掉上述三個結構性的矛盾後才能實現的事情，而現階段日本國內形勢的發展顯示出另外一種趨勢，因此在中日目前缺乏各種共識實現真正友好的情況下，釣魚島和東海海域劃界一方面是指標性的事件、隨時顯示出中日關係的緊張程度，另一方面也是矛盾的組成部分，直接影響着中日兩國關係的走向。

　　在釣魚島和東海劃界問題上，中國是無路可退的，因為這涉及到的是中日兩國深層的結構和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經過長時間的以息事寧人不引導事態惡化為主的處理方法之後，中國下一步的處理方針勢必是逐步加強自己的強硬態度，因為在釣魚島和東海方向中國已經做完了所有能做的讓步。日本也已經顯示了在中國盡最大的誠意後它所能做出的反應是不成比例和不理智的，如果日本繼續在釣魚島和東海海域問題上咄咄逼人，中國的強硬反彈也是指日可待的。很久以來中國在對日本的戰略上處於一種軟弱放任自流的狀態上，這主要是絕大部分中國國家戰略資源被優先用於美國和台灣兩個戰略方向，而現階段隨着中國力量的壯大和台灣問題軍事解決的明朗化，中國必將追求更明快的對抗與合作方式，日本想利用中國的事實上不行為而造成釣魚島和東海對自己有利局勢，並利用自己悄悄發展起來的海軍力量來維持這種優勢的戰略即將破產。

　　與日本重新發生衝突在中國人民的心理上並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事情，事實上中國與日本有長期的戰爭經驗，中國在歷史上曾希望迴避與日本的戰爭，但未能成功，那麼如果釣魚島和東海方向上事態繼續惡化，中日走向衝突也並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只是日本還沒有學會如何應付這種對它極為不利的局勢。現階段日本的戰略位置是在亞洲成為美國的盟友，並與中國保持大量的經貿往來，並始終不對中國擔負起日本應承擔的歷史責任，中國必須做出的戰略選擇就是打破日本現階段企圖在中美之間成為第三戰略平衡者角色的企圖，在日美、日中關係之間日本始終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把它逼上美國人的戰車，實際上對日本是不利的，中國現在就要開始逼它無法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或者是與中國友好，或者是被美國視為附屬，讓它左右逢源是對中國最不利的選擇。

　　現階段中國在釣魚島和東海劃界問題上都有投鼠忌器的感覺，不願意將日本完全推向日美同盟和加強日中已經很深的對抗意識，但中國可以做出的讓步空間已經幾乎不存在，在中日關繫上，中國開始強硬是指日可待了。這同樣包括在釣魚島和東海劃界問題上，事實上如果二十一世紀中國第一場對外衝突是在釣魚島爆發，而中國顯示出強硬的姿態，所有至今低估了中國意志和中國能力的敵人、包括日本右翼，美國右翼和台獨勢力，都會受到震撼，對中國來說，這不失為一種可行的選擇。(方向 劉澤慧 原載香港《廣角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