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海洋調查船“東方紅二號”日前去釣魚島附近海域“科學考察”，引起日本的強烈反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月7日稱釣魚島是日本的領土，而且這個立場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改變。中國外交部於當天下午做出更強烈回應，稱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主權無可爭辯，東方紅二號進行科考是行使正當主權權利。火藥味甚濃，照這樣下去，雙方似乎有再一次發生海戰的可能。

中日第一次海戰發生在1894年9月17日，就在此前一年，即光緒十九年（1893年）十月，慈禧太后將釣魚臺島賞給郵傳部尚書盛宣懷作採藥用地。這次戰爭，也是世界海戰史上暴發了第一場大規模鐵甲海戰。發生地點，在中國的黃海海域；交戰雙方不用說了，是中國和日本，即此著名的中日黃海海戰。這一年是清光緒二十年，當時採用干支紀年，為甲午年，史上亦稱“甲午海戰”。甲午海戰僅是甲午戰爭初期的一場大戰役，整個戰役全稱是中日“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戰爭史上，自明朝以來第一次規模最大的正面交鋒，海軍、陸軍都參與了。戰爭長達9個月，即從1894年7月1日清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同一天，日本明治天皇也發布宣戰詔書），到1895年4月17日（清·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雙方簽訂《馬關條約》止。

圖：甲午海戰前，致遠號官兵合影

圖：甲午海戰前，致遠號軍官合影，圖中雙手交叉者為鄧世昌。

這場戰爭的結果是中國完敗，日本完勝。中國割地賠款，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就是這次戰爭後“讓與日本”的，確實“喪權辱國”。這場戰爭中，最讓人不可思議是“甲午海戰”一役的失利。對於失利的主要原因，傳統的歷史教課書上早有定論，首先是“清政府腐敗無能”；其次是日本蓄謀已久，突然襲擊；再是中國軍事經費不足，裝備落後，指揮不當。對這幾個原因，我在中小學時代一直信以為真，後來隨着年齡遞長，多思考思考，結果真的“一思考就發笑”了。其背後的原因絕非這麼簡單，如在裝備上並不輸對手，稱日軍蓄謀已久，但中方也一直在防備啊。再說，清政府再腐敗無能，也不想把大片江山拱手讓人。

從史料上看，甲午海戰中日方集結了12艘戰艦，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島、千代田、嚴島、橋立等8艘主力艦、巡洋艦全部參戰。但中方的實力同樣不弱，參戰主力是北洋艦隊，為晚清重臣李鴻章一手創辦，動用巨額軍費打造的，戰艦多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購自工業化最早最發達的歐洲，分別由英國、德國生產。如定遠號、鎮遠號、濟遠號、經遠號、來遠號戰艦，為“德國造”；致遠號、靖遠號為“英國造”。

定遠號艦滿載排水量為7335噸，全鋼面鐵甲，裝配有4門305毫米口徑主炮，2門150毫米口徑副炮，3具380毫米口徑魚雷發射管，攜帶21魚雷，時稱“東亞第一巨艦”。當時日艦中排水噸位最大的吉野、松島、嚴島、橋立等是5000噸級，只是速度快於中方。中方戰艦不弱對手，將領也不簡單。光緒八年（1882年）十月，李鴻章聘用了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Lang William M）為水師“總教習”，負責水兵操練；提督丁汝昌在英國海軍學習深造過，用今天時髦的話來說，是“海歸人士”。

可見甲午海戰的失利原因並僅不是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日軍的威猛。學術界目前比較認可的一種觀點是，北洋水師治軍不嚴，訓練廢弛，導致戰鬥力低下，非“兵器落後也”——軍事軟實力劣於對手。那這“軟實力”是怎麼一個概念？難道一個“訓練廢弛”就能讓軍隊戰鬥力大降？小時候看《甲午風雲》，影片中，致遠號艦管帶鄧世昌臨危不亂，下令撞沉日艦，向日方旗艦“吉野”號右舷高速撞去，全體官兵以身殉國（光緒皇帝給鄧世昌的祭詞：“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中方旗艦“定遠號”被日艦擊中，仍頑強作戰，總指揮丁汝昌重傷不下火線，坐艦指揮。後由管帶劉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戰，直至艦上炮彈全部打完，才自行炸沉，劉步蟾自殺殉國。經遠艦管帶林永升同樣勇敢，率領將士奮勇戰鬥，直至倒下······這些場景和記錄至今讓我激動。結合北洋水師當時先進的戰艦裝備，中方怎麼也與“戰鬥力低下”對不上號，這種說法讓我糊塗。後來，我在做史學方面研究查找資料時，看到了不少清末對外戰爭中清軍的“花邊新聞”，這才恍然大悟，在胡思亂想間感到，“戰鬥力低下”除了抽吸大煙，還有“成人方面”的原因。如當年北洋艦隊的總司令（提督）、被視為英雄的丁汝昌，是一位“風流首長”；不少駐守海防的士卒、艦上的水兵，則是“勇”字號嫖客。如此這般，又抽又嫖，戰鬥力能不低下？我今天就來詳細聊聊這茬事。

圖：甲午海戰中中方旗艦之定遠號，泊於威海衛軍港。

圖：甲午海戰中中方名艦之致遠號，管帶為鄧世昌。

圖：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是個頗有爭議的“民族英雄”。

“海龜”丁汝昌，應該是受到西方文明影響的一個海軍大臣，但與眾多傳統的中國文人一樣，其根子裡那個風流雅興卻未絕掉。據孫國群所著的《舊上海娼妓秘史》一書記載，19世紀80年代，有一次丁汝昌率艦隊南下上海時，曾經到名妓胡寶玉的香閨擺酒宴客。酒宴結束後，丁拿出100兩銀子作為一席酒的費用。但胡寶玉對娘姨等人講，這筆錢是丁大人賞給她們的，宰了丁大人一把。結果，丁汝昌只好在次日再拿出三百兩銀子以作酒資。這曾作為“佳話”，流傳於當年上海灘。

頭都如此，下面就別說了。1956年出版的《中日戰爭》一書中，有這樣的文字：“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摯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這文字裡透露一個情況，就是每年冬天北方海面結冰的時節，是官兵最快樂的時分，由於要移防南方地區軍港，正好方便到上海、香港這些妓業發達的城市嫖玩，有時人去艦空，集體出去尋樂。

中華書局1993年出版的《清末海軍見聞錄》中也證實，北洋艦隊“海軍軍官生活大都奢侈浮華，嫖賭是平常事。劉公島上賭館、煙館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從各國家海軍歷史上來看，嫖妓現象都比較普遍，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由於官兵長年在外，體內生理能量積蓄過多，除自慰外，只好通過或明或暗地召妓解決。如駐日、韓美軍都是東方風月場上的老手，由於官兵“性”趣十足，當地出現了專業娼妓，還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但如北洋官兵這種規模的，還是少見。

如此好嫖的海軍，面對治中有方、軍紀甚嚴、有意侵華、久有蓄謀的東洋海軍，“戰鬥力低下”就很自然了。在甲午海戰發生前，中日兩軍在朝鮮的牙山地區交鋒，史稱“牙山戰役”，或“成歡戰役”。清軍投入3000多人（以“淮軍”為主），日軍投入4000多人。戰役中，雙方傷亡相差不多，但牙山還是失守了，系戰敗。戰役指揮（直隸提督）葉志超卻謊報戰績，謊稱獲勝，可笑的是還受到了清政府的獎賞。“總兵”衛汝貴也因此得到提升，成為清軍駐平壤總司令（總兵）。

後平壤失守，衛汝貴敗退回國。再駐防鴨綠江下游安東縣，再敗於日軍，丟城失地，遭數朝臣彈劾，清廷遂將其革職逮捕。1895年1月15日清政府發布上渝，治其罪，稱“衛汝貴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無約束，此次統帶盛軍，臨敵節節退縮，貽誤大局，並有剋扣軍餉，縱兵搶掠情事，罪狀甚重”次日，衛被斬於北京菜市口。衛汝貴嫖妓比丁汝昌的癮大多了，故事也更多。據光緒丙午(1906年)長沙刊本《韓客筆記》記載，衛汝貴升任總兵後，“益無忌憚，諗知平壤歌妓久冠全球，遂心醉之。日夜在中軍帳狎妓宴樂，營哨將，弁尤而效之，明日張膽宿娼營中，無復以軍務為意旨。”

《韓客筆記》的作者許寅輝為當年英國駐朝鮮總領事禧在明聘請的文案兼翻譯，身份是清廷官員，其所記有很強真實性，可信度極高，因而被史學界當作研究甲午戰爭的重要史料。許在筆記中還稱，“士卒亦皆占民房，姦淫搶掠，無所不至。”因為軍紀渙散，軍心思嫖，軍事防禦形同虛設，在日軍迂迴包抄搶占險要之時，清軍“猶在酣嬉酒夢中也”。

晚清軍人嫖妓是出了名的，可以說是“歷史悠久”，但傳統卻不光榮。現在可以看到的公開出版物中多有提及——

《鴉片戰爭》（三）：鴉片戰爭期間，江南清軍營員官丁，“無不以民為可欺······窩留娼賭，線誘良家子弟。”

《捻軍史》（作者，郭豫明）：太平天國時期，清軍剿捻大將勝保派人“逐日密招歌妓，送至園中，荒淫無度，軍心渙散”。結果，不只沒有剿掉捻軍，1859年6月，反而讓太平軍陳玉成部攻克盱眙。

《上海：1862年》（作者，於醒民）、《淞南樂府》（作者，楊光輔）：1862年淮軍松字營管帶郭松林等人在打退太平軍對上海的進攻後，帶頭冶遊（逛妓院）。郭來上海後自詡有數百萬家資，“首偽為丐者，手攜粗紙，至名妓寮分送，多有呵(斥)者。及檢粗紙，則中藏金葉，人目為活財神。”當時上海“妓家大半在西城，營丁錯處。”

《上海軼事大觀》（編者，陳無我，民國時期出版）：光緒初年，以鎮壓雲南回民起義起家的清軍統領楊玉科進京途經上海，住旅館“揮金如泥沙”，“其作狎游也，備金釧數十條”，“有所悅即求親肌膚，無間晝夜，交歡畢，呼仆進釧匣，令妓自擇其一”，“悅之甚者輒以數干金為之脫籍，鴇有留難者以勢威脅之，然既娶後稍拂意即逼令下堂。”

《圖像晚清》（作者，陳平原，夏曉紅）：甲午戰爭前後，在台灣，“前充統領營官諸人，邀請賓客以扣除之餉作買笑之資，大都各人均擁資三五萬。有某軍門者在台灣南北數十年，積資百萬。此次暫寓福升客館，每日夜必呼流娼檔子班土妓、歌妓彈絲品管，以解悶愁。”

《清代野史》（第四卷）：1895年，正當台灣抗日軍情緊急時，清軍宮官李文魁發動兵變，趕走了領導抗敵的台灣巡撫唐景崧，並尾追至廈門，“圖殺之。寓福升旅館，召妓女侑觴，既醉而出”。後來，李被官兵擒獲就此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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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清代中葉，清朝政府是“禁娼”的，律例嚴明，違者輕牢役，重則殺頭。雍正皇帝曾親自擬旨，下令廢止“樂籍制度”。一直到道光以前，京師很少能看到妓女的身影。我查找了不少資料，發現為什麼清末賣淫嫖娼盛行了起來，與當時社會形勢發生變化有密切關係。在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觀念入侵，嘉慶年間修訂過的《大清律例》已不再適應當時的社會變化，法律地位受到挑戰。就如現在改革開放，實行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後，出現地下性工作者一樣，娼妓也慢慢多了起來。當時有人士上書修改法律，提議“賣淫合法化”（歷史是驚人地相似啊！！！）。於是在慈禧垂簾聽政的同治年間，再次重修了《大清律例》。雖然律例仍禁止賣淫嫖娼，卻刪掉了“照例治罪”的內容，嫖娼賣淫事實上已合法化了。

到光緒時，京城的磚塔胡同、錢串胡同、大院胡同、小院胡同、玉帶胡同等八個胡同，到處是妓院，妓女比地上跑的雞還多，“八大胡同”成為當年北京非常著名的“紅燈區”。在“馳娼”導向下，本來就有冶遊習好的清軍官兵，嫖娼狎妓吃花酒就更普遍了，難怪丁汝昌、衛汝貴這些清軍要員大臣，在戰事吃緊時都敢“放鬆”一下，不忘去紅燈區“瀟灑走一回”。但這一瀟灑問題嚴重了，色能亂性，性亂必花，導致管理混亂，“訓練廢弛”；紅顏禍水，害得清軍的戰鬥力低下。需要說明的是，這盆“禍水”能量太大，但錯不在紅顏本身。

甲午海戰中方失利的原因很多，而且複雜，但是，官兵上下集體嫖妓，視冶野為正常，成為甲午海戰（甲午戰爭），乃至清末對外所有戰役失利的又一不可忽視原因。一定程度上說，李鴻章精心打造的有鋼鐵外殼的北洋戰艦，不是被日軍魚雷擊沉，而是讓青樓流淌出來的胭脂鏽蝕掉的，在風情麗人綿柔溫香的床榻邊解體了。但這一嚴重影響軍隊軟實力的原因，卻不時被軍事專家、史學者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