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自己寫的文章，看奧運聖火一事上台獨怎樣無理胡鬧

台北拒絕奧運聖火在國際上造成無理取鬧印象，所受損失遠超看不到聖火的遺憾。　

政治不要干預體育，但這只是一個理想。台北硬要說奧運聖火路線現在走的路線，就矮化了台灣，是怎樣說也說不通的。聖火從希臘傳到北京，必定要從一個國家進入中國，那麼這個國家是不是就被矮化了呢？有人說應該自台北傳東京或首爾再進中國，那日韓是不是就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呢？

外交上，包括運動場上，中共矮化台灣的例子不勝枚舉，但純就聖火傳遞路線而言，從胡志明市到台北到香港卻應該是都可接受的途徑。雙方可以各取所需的自圓其說，站在台灣政府立場，可以說是從越南到中華民國到中國國與國之間的路線。假若中共真要矮化台灣的話，可以安排像從澳門到台北到香港這樣一條路線，那台灣真的不能接受了。

中共煞費苦心的安排這樣一條看起來台灣可以接受的路線，當然也不是沒有一點統戰的考量，奧運是一個國家百年難得宣揚國威吸引萬方來朝的盛典，他們當然也希望“台灣同胞”能共仰其盛同觀其威，也許會打動一部分人何不共享其盛同感其榮的心意。但這只是中共要藉奧運來炫耀新中國的一點邊際作用，現在中共對辦好奧運的優先度遠超過短期的兩岸統戰。

但台灣創國際先例的拒絕聖火，而其理由是因為一條應該算是合理的聖火傳遞路線，在國際上造成無理取鬧的印象，所受的損害遠遠超過民眾喪失了觀看聖火機會的遺憾。

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聖火路線之爭，其實是台灣政府為了明年的大選營造一種中台對抗的氣氛，是耶非耶？若果真如此，台灣參加本屆奧運之途還真難測，第一個可能搬上檯面的問題，就是原來塵封已久的“中華台北”、“中國台北”之爭。所謂奧會模式定於一九七九年，當時國際奧會原則上已準備接納中共入會，台灣所關切的，依優先度來排，首先是我們能不能留下來，其次是能否以獨立平等的國家奧會（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的名義留下來，再其次才是能否保留原來的名、旗、歌，當時交涉非常辛苦，最後國家奧會的名義實是保留下來了，但是名、旗、歌都得改，中共的理由是當時中華民國還聲稱代表全中國，而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以後代表大陸的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了。名字由台灣自己定，但不能用中華民國，而且得經他們同意，台灣選了Chinese Taipei（中共也同意Chinese Taiwan，是當時國民政府自己選的Taipei，因為Taiwan有台獨的味道），而中共卻堅持China Taipei，因為中國台北是他們內定的。雙方爭得很厲害，最後聽說還是鄧小平拍板，中共才接受了Chinese Taipei，這是有白紙黑字簽定的，但除了奧會之外中共的外事單位和宣傳單位還是用China Taipei，至於中文名字，則多半譯做中國台北，這樣擾擾攘攘了很久，到八十年代底，至少在奧會管轄的範圍內才一致稱中華台北。但那是在八十年代底“六四”前兩岸相對寬鬆的氣氛中，現在台海如此緊張，又兼奧運在北京舉辦，大陸民族主義的壓力很大，會否節外生枝就難說了。

相較於聖火路線，奧會模式才是一個真正矮化了台灣的模式，別人都可以用國名加入，為什麼台灣要用Chinese Taipei這樣一個稀奇古怪的名字呢？當時台灣的妥協，是因為要留在奧會中，保留一個在國際舞台上露面、不被完全邊緣化的場合，所以才接受了 Chinese Taipei的名字。站在北京的立場，他們接受台灣的奧會作為國家奧會，也是很大的讓步，只要他們堅持，即使不是那一屆，在下一屆奧運台灣也會被排擠出會，或至少納入中國隊。

那為什麼中共網開一面呢？是鄧小平的意思。當然並不全是好心，奧會模式其實是一國兩制的一種實驗，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一方面是希望收回台港澳順利些，另一方面是在中國的“國內境外”，保留幾個資本主義制度成功的例子，作為他推動改革開放的借鏡和加強其說服力。了解了這個背景才會了解當年台灣在相當不利的條件下，如何會得出相對可接受的結果的原因。

今天台灣的國際處境更艱難了，奧運是僅餘的世界性國際舞台，北京和台北對台灣的地位有認知差異，台灣堅持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共則認為最多是一個國內境外的分離地區。矮化與否隨立場不同而異，這也是爭議的根源。台灣去北京參加奧運，強弱之勢既異，又在他們地盤上。台灣若要去，最有利的立場就是堅守奧會模式，該爭可爭的，譬如像Chinese Taipei（中華台北）一定要爭，因為那是白紙黑字簽定了的。不必爭、不能爭的像聖火傳遞路線，就不要爭。假若認為奧會模式矮化了台灣，這次就不要去，去了再爭，不但貽笑國際，嚴重的話還會失去會籍，這樣以後要再以奧會模式回到國際奧會，絕無可能。畢竟中國已以世界大國的姿態走出來了。■ 沈君山：台灣大學物理系學士、美國馬里蘭大學物理博士、曾任台灣清華大學第一屆民選校長、一九七九年台灣在國際奧委交涉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