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我是劉支書助理 2007-05-08 08:53:11

在我們的周圍反美言論的聲音是如此高亢，以至於有時我們會誤會為，中美兩國已經處於戰爭狀態。昨天晚上，辦公室里在閒聊伊朗核危機時，有位老師壓抑着內心的憤懣，質問道，“美國的侵略怎麼會說成人道主義戰爭呢？”是呀，阿富汗、伊拉克都沒有邀請美國軍隊去他們的國家訪問，難道這還不是侵略？今天我們這節課就來談談和美國有關的幾個問題。

一、美國攻打伊拉克是為了石油嗎？

十有八九，中國人會認為美國攻打伊拉克是為了石油，且不說伊拉克石油豐富，單單是布什家族和石油的密切關係，就不能不讓人浮想聯翩；再有，美國國內的反戰遊行也打出了“NO WAR、NO OIL”的標語，這一切充分說明了伊拉克戰爭是一場可恥的石油戰爭。是這樣的麼？

我們先不要匆忙下結論，最好是先了解了以下事實。在伊拉克戰爭爆發的2003年以前,美國進口的石油總量中伊拉克石油只占8.5％（據倫敦和紐約設有辦事處的專業能源諮詢公司Utilis Energy對伊拉克石油領域所做的一份調研報告）。從2003年——2006年，美國每年進口原油總量保持在2億桶——2。5億桶之間，折算下來，美國從伊拉克進口的原油每年約1700萬桶——2000萬桶,當時原油價格30美元左右一桶,總值最多為60億美元左右，而美國打伊拉克現在僅一個月的費用就高達84億美元，據專家們估計，伊拉克戰爭最終所花的錢總價值在兩萬億美元以上,這還不算美國人最看重的生命代價；另外，戰爭必然導致國際原油價格上漲，國際原油價格從2003年年初時的30美元/桶升至2004年7月時的40美元/桶，現在的價格是60美元/桶左右，也就是說，由於戰爭的關係，為了購買石油，美國現在必須支付比戰前高一倍的價格，美國一直是全世界石油進口最多的國家，原油漲價後，美國是最大受害者，總計給美國帶來的損失在240億美元——300億美元之間。

如果，我們認為美國攻打伊拉克是為了石油，那就意味着，美國人為了獲得60多億美元的石油控制權（注意，不是無償獲得），而花費20000多億美元，同時要承受受石油漲價後帶來的負擔，以及人員傷亡帶來的輿論壓力；也就意味着，美國人全是白痴！

顯然，石油戰爭的說法十分荒誕。至於，美國國內有人這樣說，那是正常的，因為美國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什麼觀點都有。科羅拉多大學的丘吉爾教授公開聲稱，911事件是美國人咎由自取，甚至還有人說，911事件是中央情報局干的等等，這些觀點是被美國人所容忍的，但不是主流觀點，也不能代表事實。

那麼，美國為什麼要攻打伊拉克？首先，為的是美國的安全。眾所周知，美國怕死人，911一下死了將近3000人，美國人的觀念一下發生了改變：美國並不安全。這個事件對美國人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於美國人把911稱為第二個“珍珠港事件”，這意味着美國進入到戰爭狀態。恐怖分子成了美國當下最大的敵人，而薩達姆被看作是恐怖分子的庇護者和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擁有者，薩達姆政權無疑是美國安全的威脅者。2003年，布什在國情咨文中表達了這樣憂慮和警惕：“試想那19名劫機分子如攜帶其他武器，採取其他陰謀手段──這一次是薩達姆•侯賽因提供的武器裝備。只要一個小瓶、一個罐子、一個箱子被偷偷帶進美國，就可讓我們經歷從未有過的可怖的一天。所以我們將竭盡全力絕不讓這樣的情況出現。”

只有推翻薩達姆政權，才不會出現美國所憂慮的情況，這一點美國人毫不掩飾，布什赤裸裸說：“美國保護本國人民的安全根本無須徵得他人同意。”這也是美國繞開聯合國的原因。從這個角度看，美國攻打伊拉克主要還是從自己國家利益出發，但是，由於薩達姆政權本身是一個專制殘暴的政權，美國出兵之舉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推翻暴政、解放伊拉克的正義色彩，不過，美國的初衷是為了自己。

另一個原因，是美國人需要在大中東地區推廣民主制度。中東是專制的堡壘，除了以色列以外，其他國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專制。二戰以來，推廣民主價值觀是美國長期的一項基本國策。羅斯福曾告戒美國人，“我們的自由取決於自由在其他國家的成功。”顯然，經過二戰的教訓，美國人意識到，美國的自由無法通過“孤立主義”來捍衛，美國的自由必須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自由聯繫在一起，否則就沒有保證。在911後，美國則把本國的安全與其他國家的自由聯繫在了一起。

美國是這樣來認識本國安全和中東地區民主自由之間關係的：中東地區"自由匱乏"的狀況為仇恨信條提供了滋生的溫床。當這個地區的公民無法通過開放的政治程序推進自己的利益和解決自己不滿意的問題時，有人就會失去希望，退避到陰暗的角落，被懷有暴力企圖的邪惡分子利用。在這樣的社會中，希望社會自動實現經濟改革，使自由匱乏的現象自行消失是不切實際的。

因此，美國國務卿賴斯以"民主和平的前景"為題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署名文章：“我們在這個新世界的歷程使我們認識到，如今各類政權的根本性質比權力的國際分配更加重要。一味否認這一點是輕率和不切實際的。我們的國策旨在建設一個各國實行民主和自由的世界……促進自由是保障安全的惟一現實途徑”

所以，攻打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建立民主伊拉克，既是當下對基地組織的釜底抽薪之舉，也是維護美國國家安全所必須長遠利益所在。那麼，我們如何評價這場戰爭呢？我個人的觀點是，不管美國主觀動機是什麼，客觀上的確是把伊拉克人民從暴政下解放出來了，就象伊拉克民主和人權的主要倡導者之一薩菲亞•塔勒布•蘇海勒在談到她的祖國時說的那樣：“我們遭受薩達姆•侯賽因侵占長達35年。那才是真正的侵占。……感謝美國人民付出的犧牲……特別要感謝各位軍人。”

在談及占領還是解放的問題時，意大利著名的新聞記者法拉奇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意大利人在1945年能夠從墨索里尼手下解放出來，是因為盟軍已占領了五分之四的意大利；換句話說，是因為有了二戰。沒有那場戰爭，我們就一直得承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在二戰中，盟軍毫不留情地轟炸了我們；我們像蚊子一樣地死亡。但在意大利，在從羅馬到佛羅倫薩的道路上，盟軍也同樣在陣亡。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45,806美軍和17,500英軍陣亡，還有來自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印度和巴西等國的盟軍；還有選擇了戴高樂的法國人，還有選擇了第五或第八軍的意大利人。有誰能猜到在意大利有多少盟軍的墓地嗎？60多個。最大、最擁擠的是美國軍人的，在拿圖諾，有10,950個墓碑；在佛羅倫薩附近，有5,811個。每一次我路過那裡，看到那潮水般的十字架，我都因悲痛和感激而顫慄。”（《憤怒、自豪與懷疑》）

需要注意的是，二戰時的意大利並未主動挑釁美國，戰前沒有跟美國的直接衝突，這和伊拉克與美國尖銳對立的背景還不一樣。如果我們接受法拉奇的觀點，為什麼不能接受蘇海勒的看法呢？事實上，法拉奇之所以把“毫不留情地轟炸了我們”的美國人看作是解放者，並感激，是基於她內心的一種基本信念：人權高於主權。

二戰以來的歷史表明，如果和平的前提是馴服、恐懼、失去尊嚴和自由，這就不再是和平，而是自殺。猶太人、庫爾德人、科索沃阿族人被屠殺的經歷就是證明。為了幫助我們理解人道主義的干涉具有正當性，我們不妨來複習一下歷史。1933年，當納粹上台後，開始迫害猶太人時，羅斯福曾經進行過譴責，但被希特勒指為“干涉德國內政”，他還以美國的黑人問題、英國的愛爾蘭問題反唇相譏。的確，德國猶太人是德國公民，如何對待，是德國的家務事，美國有什麼權利說三道四，就如同家長打自己的孩子，鄰居無權干涉一樣，這就是“主權高於人權”的邏輯。遺憾的是，30年代的美國盛行孤立主義，沒有把干涉進行到底，客觀上縱容了納粹的種族迫害，造成了20世紀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試想，當年美國有今天充當世界警察的意識，很可能大規模的迫害尚未開始，希特勒就已經被制止，甚至納粹政權羽翼尚未豐滿就可能被西方國家聯手推翻了，哪裡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

正是由於吸取了歷史教訓，所以，戰後美國擺脫了自華盛頓以來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開始成為世界警察。說到世界警察，其實，二戰後中國也是世界警察之一。

二、美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嗎？

“世界警察”一說出自二戰末期。當時美國極力主張讓中國取得大國的地位，羅斯福在多種場合表示：“在將來，一個仍然不可戰勝的中國將不僅在東亞，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維護和平與繁榮的適當作用。”因此，美國力主中國加入強國俱樂部，力挺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與美、蘇、英共同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四警察”。關於這段歷史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

1943年10月，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即將召開。會議前夕，美國代表赫爾向蘇聯代表莫洛托夫轉達了魁北克會議中英國同意“戰後以美、英、蘇、中為中心，設立國際和平機構”的建議後，遭到了蘇聯的反對。當羅斯福得知蘇方的態度後，他指示赫爾，在會上要極力堅持四強觀念，簽署任何協議，必須包括中國，“哪怕這個時候達不成協議也在所不惜”。10月19日，美英蘇三國外長舉行莫斯科會議。會上，赫爾提出應由四國簽署宣言，而莫洛托夫則堅持只討論三國宣言。赫爾堅持說：“在我看來，不能把中國從四國宣言中刪去。我的政府認為，現在如果俄國、大不列顛和美國在宣言中把它拋到一邊，那在太平洋地區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軍事反響。”在此建議不被蘇聯接受的情況下，赫爾直言不諱地說，如果宣言不以四國的名義簽署，美國絕不會在一份三國宣言上簽字；而且，如果蘇方堅持拒絕邀請中國，他將不簽署任何文件而離開莫斯科。

在美國這種強硬態度下，蘇聯被迫改變了主張，贊成以四國名義發表宣言。但是，隨後蘇聯又以中國在此無代表為藉口，建議仍由蘇、美、英三國簽名。赫爾仍堅持必須由四國代表簽字，並提出讓中國駐蘇大使代表簽字。26日，當時的駐蘇大使傅秉常在會見赫爾後，立即電請蔣介石，授權他作為中國代表簽字，27日蔣介石復電批准。30日，中國外長傅秉常與美、英、蘇三國外長共同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四國宣言上簽字。“四國宣言”的簽定，邁出了籌建聯合國組織的關鍵性一步。

後來，在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曾於1943年11月29曰下午同斯大林舉行了45分鐘的私人會談。蘇聯方面再次主張，“世界警察”應該由美國、蘇聯、英國三國組成，中國無權列入。蘇方的真實意圖是要排斥中國，但它提出的理由是中國沒有參加會議，由三國會議來討論四大國的聲明文件是不合適的。羅斯福堅決不同意蘇聯的主張，他說：“中國作為世界組織的最高理事會的一個成員．就會使這個組織具有世界性，這就有利於把亞洲號召起來，使其效忠於這個組織。”由於美國政府的一再堅持，中國進入了“世界警察”集團。

想一想，一戰後，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在巴黎和會上毫無發言權，甚至山東還要被日本占領的情形，我們就可以明白，儘管中國在二戰時發揮的作用比一戰大，但畢竟是起牽制和配合作用，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蘇聯和美國英國，如果沒有美國力挺中國，中國可能成為聯合國五常之一嗎？可能一躍而為世界政治大國嗎？

事實上，美國對的幫助遠不止這些。有沒有同學們去過南京？在南京有一個航空烈士公墓，裡面有抗戰時期3000多航空烈士，其中，中國870名，蘇聯236，美國2186名，韓國2名。在整個抗戰期間，蘇聯空軍擊落日本飛機986架，而美國擊落日軍飛機2200架；抗戰期間，蘇聯對華援助總額２．５億美元，中方實際動支１．７億美元，而美國總共向中國提供了6．2億美元的援助，成為了對中國援助最多的國家。（《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2年01期潘國琪,易繼蒼《抗戰時期中美間的五次借款》）

眾所周知，抗戰是近代中國最接近亡國關頭的一段歷史，如果我們輸了，中國歷史就徹底改寫了，在這樣關鍵的時刻，得到美國如此巨大的幫助，以至於大大影響了戰爭的勝負，我們無論如何是不應該忘記的，但是，我們的教科書沒有出現這些歷史，甚至還讓美國以帝國主義的形象出現，而美國居然不曾抗議，只能說明，美國是一個大度寬容的國家，它能夠包容象中國這樣一個被意識形態的鬥爭所愚弄而不知道感恩的民族。

其實，美國對中國的友好態度還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辛丑條約》，中國向美國賠償2444萬美元，美國方面退還了1078萬美元，用於中國辦高等教育和招收中國學生留美。這筆錢一部分用於創辦清華的經費，每年約60萬元；另一部分為留美學生經費，每年約100多萬元。兩項合計，約200萬元。這個留學就是人們所說的“庚款留學”，它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頂尖的文化科技人才，他們是胡適、陳省身、華羅庚、梅貽琦、竺可楨、錢學森、揚振寧等，如果仔細搜尋，這個名單還可以開得更長：葉企孫（物理）、吳有訓（物理）、胡明復（數學）、、何杰（地質）、周仁（冶金）、高士其（生物）、、侯德榜（化學）、張鈺哲（航空）、錢偉長（力學）、梁思成（建築）、張光斗（水利）等等。

我們是如何理解庚款留學的呢？我們認為，這是美國的陰謀，他們試圖扶植在中國的代理人。每當我看到和聽到這樣的言論時，就會產生深深的恥辱感，我為中國人的忘恩負義而感到羞恥，而我也是這個恥辱的群體中的一員。不可否認，美國主觀上可能有培養親美的中國人的意圖，但親美對當時的中國是利大於弊的事情，難道親蘇更好？再說了，留美學生，有哪一個成為了美國的代理人？又有哪一個成為了賣國賊？恰恰相反，美國幫助我們培養了文化科技界最頂級的棟梁之才，沒有他們中的一些人，中國能搞出原子彈？

如果把歷史再往前推，我們還可以看到美國對中國的友好。八國聯軍侵華是我們念念不忘的恥辱歷史。這裡姑且不去討論義和團的負面作用和聯軍入侵之間的關係，單單以結果而論，美國是所有列強當中，對中國相對最友好的。據美國國家擋案館保存的當年的美國政府外交文獻，當時，光緒把美國看作是最值得信賴的國家，為此，讓當時派駐美國的伍廷方轉交一封光緒請求美國調停的信，翻譯成現代漢語是：

“中國長久以來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並且深深意識到，美國的目的是從事國際貿易。中美雙方對對方均無懷疑和不信任。最近爆發的中國人與基督教傳教士之間相互的憎恨，引起了列強對朝廷立場的懷疑，認為清政府贊成人民歧視傳教，此懷疑並無根據。但是這種懷疑引起了大沽炮台被攻占，並由此引發了具有災難性後果的軍事衝突。情勢日益嚴峻危急。我們剛剛收到我們使節伍廷芳的電報，我們十分欣慰地得知，美國政府一直期待兩國的友好往來，對目前狀況十分關注。目前的中國被不可抗拒的進程所驅動，不幸招致國際上幾乎普遍一致的憤慨。為了解決目前的困境，中國對美國寄予特別的信賴。我們誠懇率直地致信於您，希望閣下想方設法，採取行動，協調各國一致為恢復秩序與和平作出努力。懇請您，並萬分焦慮地期待您的回覆。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900年7月19日)。”（北明《八國聯軍中的美國》）

為什麼光緒沒有向其他列強發這樣的信？說明當時中國人對美國的信賴超過其他國家。美國如何應對的呢？

美國參與談判在華專員羅克西爾於1901年11月30日寫給美國國務卿約翰海的匯報談判情況的信中說：“當與其他國家一起尋求最好的辦法以防止類似混亂再度發生並防止美國在京僑民再度面臨類似危險時，美國不支持延長在中國任何地區和任何地點的外國軍隊的占領，也不支持在京修築國際據點，而要繼續維護與中國的友好關係。……我們一貫的政策是，支持一個堅強的、獨立的和負責任可信賴的中國政府，這個政府能夠並且願意按照協約，維持秩序並保護我們的公民和他們的權利。”（馬丁.米勒《中國，古老與現代》）

在具體談到賠款問題時，美國採取了有別於其他列強更溫和的態度。美國代表在談判中建議其他各國，“依據美國政府的意見，所有索款國首先應當聯名就賠款總數無條件地徵詢中國的意見，取得同意後再依據各國損失，總體分配各國應得款項。”

至於究竟應該賠償多少，美方主張：“賠償總數不應超出一個合理的範圍，而應當在中國支付能力之內。”美國所要求賠款的相當於沙俄的1/4，為此，沙俄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得意忘形地說：“1900年的對華戰爭，是歷史上少有的‘最夠本的戰爭。”

當然，美國不是天使，它的外交政策肯定有它自己的國家利益的考慮，美國要求的賠款再少，也是對正義的踐踏，但我們依然應該看到，在近代史上，美國的確是一個有別於傳統列強的國家，它的立國之本主要不是建立在殖民掠奪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商業競爭基礎上，就象美國總統柯立芝所說，“美國人的事情就是做生意”。在那個時代，相對於其他列強而言，美國的確就是對中國最友好的國家。

然而在當下，美國卻給中國人以霸權主義的印象。根據美國方面的一份調查，比較中美兩國人民的國際觀，在“最不友好國家”這一欄中，在中國人眼裡，美國名列榜首，有54％的被調查的中國人一致認為美國是最不友好的國家；而在美國人眼裡，“最不友好的國家”是伊朗，中國排在前五名之外。在調查“反感原因”這欄時，中國人反感美國首要的原因是“美國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其次的原因是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世界警察”角色。(該調查轉自《國際政治研究》2005年第2期)

在我看來這兩個原因恰恰應該是中國人應該感謝美國的理由。我這樣說，可能會刺激許多同學，也包括許多“愛國”的成年人。讓我們一點一點地用事實來說話。在美國國務院發布的《2005年度各國人權報告——中國部分(包括西藏、香港和澳門)》當中，報告開門見山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專制國家”，理由是“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政府、警察和軍隊最高層的幾乎所有職務都由共產黨員擔任”。這是否屬實？如果我們承認是事實，那麼人家的批評對我們來說，就是改革的壓力。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有什麼不好？

再說了，美國的人權報告，對中國也有表揚和肯定：“2005年度，在人權領域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政府將死刑批准權收回最高人民法院，支持某些地方對警方審訊犯罪嫌疑人進行記錄的試驗，限制對未成年人、老人、孕婦和哺乳期婦女的行政拘留。3月間，政府官員說，在私人住宅舉行的家庭聖經學習會無需向政府登記，並表示法律允許對未成年人進行宗教教育，但這兩個方面的問題依然存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保護婦女權益法律的一些修正案，包括一項規定性騷擾為非法行為的修正案。政府批准了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關于禁止就業歧視的第111號公約。政府還接待了國際人權監督人員的訪問”。(chinesenewsnet

這說明美國在中國人權問題上基本是客觀的，用我們的話來說，人家是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問題，既表揚了先進，也鞭策了落後。如果這也叫干涉內政的話，那我希望全世界都來干涉中國的內政，那樣的話，中國可能進步得更快。事實上，之所以有人反感，是由於他們站在政權的角度看問題的，因為美國批評的不是中國人民，而是中國政府。我們是老百姓，為什麼不站在老百姓的立場而要站在既得利益集團一邊與他們一起憤怒呢？

至於“世界警察”的問題，我是這樣看的。在一個有流氓和黑社會的時代，警察是必要的，問題是誰當警察？我們想一想，目前有哪一個國家比美國更合適？法國？俄國？還是日本？可能更糟糕。事實上，恨警察的，一般是壞人，一個好人，你不幹壞事，怕什麼警察？我們不妨看看，當今世界恨美國的都是哪些國家，我們可以數一下：伊朗、朝鮮、古巴、前伊拉克、前阿富汗，中國就不要算進去了，這不是一份光彩的名單。其中有哪一個國家是高尚的國家？朝鮮窮得要死，人民吃不飽飯，卻窮兵贖武，要發展核武器；古巴在一個當了48年的獨裁者的領導下，成為了拉美最窮的國家之一；伊朗則是一個保持着中世紀政教合一傳統的國家，這個國家積極支持發生在巴格達主要針對平民的恐怖爆炸，並聲稱它不允許另外一個國家存在，還積極發展核武器；塔利班則是一個幾乎剝奪了婦女一切權利的國家，這個國家是本拉登的直接庇護者，炸毀巴比揚大佛也是它。這些國家的人民在美國的幫助下，推翻獨裁者走向民主，有什麼不好？

在這個“世界警察”的幫助或影響下，南斯拉夫結束了米洛塞維奇的專制統治，實現了民主與穩定；黎巴嫩擺脫外國占領，向民主改革邁進；埃及通過修憲舉行多黨選舉。科威特婦女如今成為享有全部權利的公民；與此同時，受恐怖叛亂活動肆擾的伊拉克仍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選舉，起草並通過了新憲法。這一切的發生促進了世界文明的進步，當然，這是民眾的看法，而專制統治者肯定有另外的看法，因為，美國是專制統治者的死敵。

台灣問題是大陸民眾不喜歡美國的一個具體原因。美國的立場給我們的感覺好象是，美國阻礙中國統一，是這樣的嗎？事實上，戰後，美國外交政策在不斷變化，但它有一樣東西一直沒變，那就是美國把推廣“民主自由”價值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核心之一。在德國統一問題上，美國持支持立場，因為西德國統一了東德，意味着把民主自由擴展到了德國東部。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之所以不支持中國統一，根源在於美國不認同大陸的意識形態，試想，假設國民黨有足夠的實力來完成兩岸的統一，美國很可能會支持。這個道理如同朝鮮半島統一的問題一樣，美國絕對不會支持北朝鮮來完成統一，但它會支持韓國來完成統一。所以，我們不能籠統地認為，美國不希望兩岸統一，關鍵在於用什麼制度來統一。

正是基於以上對美國的認識，我認為，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從推進未來中國的民主進程的角度來說，從老百姓的角度來說，美國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但卻是薩達姆、金正日一類人的敵人。最後，在關於世界警察的必要性問題上，我想引用法拉奇的一段話來結束這次講座：

“和那些從來不怒吼反對薩達姆和拉登，只知道向布什和布萊爾吼叫的反戰者們正相反，我對戰爭十分了解。我知道什麼是生活在恐懼中。我知道這些，因為我屬於二戰那一代人；作為抵抗運動中的一份子，我本人也是個戰士。我知道這些，因為我生命中的相當一個部份是戰地記者。從越戰開始，我就親身經歷了那些只是在電視電影上看到戰爭的人們所無法想象的恐怖。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我對戰爭的痛恨遠超過那些認真的、或者玩世不恭的反戰者們。我痛恨戰爭。我寫的每一本書裡都流露着我對戰爭的痛恨，我不能忍受見到槍。但是與此同時，我不接受‘所有的戰爭都是非正義、非法的’這種觀點或口號。抗擊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的戰爭是正義、合法的；我的祖先們打的反對侵略者從而使意大利重獲新生的戰爭是正義的、合法的；美國抗擊英國的獨立戰爭，和其它為了自由和尊嚴的戰爭也同樣是正義的、合法的。我不相信那些卑劣的對罪惡的饒恕，那些虛偽的對邪惡的綏靖，和那些輕而易舉的寬容。我更蔑視那些對世界和平進行訛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