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南方的邊境省份上，今天仍然可以看見一些特殊的人、特殊的村莊，人們仍習慣地稱呼他們為“難民”、“難民村”。當年，中國以寬廣的胸懷接納了他們，而這些至今已在中國生活了近30年的群體，有的人將生命的小舟永遠地停在了異鄉，有的人則已成為中越邊貿的中流砥柱

中國歷經30年“消化”越南難民

中國政府奉行的“為每一個來到中國的越南難民提供永久性難民庇護”的承諾，在聯合國救助難民史上絕無僅有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何豐倫發自南寧 雖然同樣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但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名字：“難民”。
“以前在越南的時候，越南人說我們是中國人；後來到了中國，中國人又說我們是越南人……”在雲南的一個難民村里，時年43歲的村主任孫文亮曾這樣告訴前去採訪的媒體記者。1978年至上世紀80年代初期，包括孫文亮在內、因為中越戰爭產生的20餘萬名越南難民潮水般湧入中國邊境，開始了在他們看來前途未卜的生活。
29年後的2007年5月10日，聯合國難民署對中國政府當年安置這些難民的做法給予了高度讚揚，稱中國近三十年來對境內越南難民的安置工作是“世界上難民安置和融入社會最成功的範例之一”。

“無條件接收”和“永久性庇護”

與其他國家“短時間”、“臨時”安置難民的辦法相比，中國政府奉行的“為每一個來到中國的越南難民提供永久性難民庇護”的承諾，在聯合國救助難民史上絕無僅有。
按照上級指示，中國地方政府對所有難民都無條件接收，這些一無所有的難民，吃穿住用全部由政府無償提供。據有關統計，到1978年底為止，中國一共接受了 26.5萬名越南難民到中國避難，其中不少為中國僑民。由於中國允許這些難民在中國永久避難，所以他們在庇護中心短暫休整後，就被中國南方的雲南、廣西、廣東、福建和江西等省份的263個國營農場接收了。
“由於與中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些難民很容易融入當地社會，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在安排難民生產生活的時候，往往按照他們原來的族群關係進行安排。”研究華僑問題的專家、廣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冠武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馬冠武是廣東潮州人，在他的記憶中，自己家附近的農場就接收過很多來自越南的難民，“這些難民其實多數都會說廣東話、潮汕話，也有人會說客家話，語言上的優勢使得他們很快就得到了認同，在當地站穩腳跟之後，要謀生和發展就容易多了。”

為難民融入當地社會鋪路

1978年7月，聯合國高級難民特使保羅·哈特林訪問中國，中國政府向聯合國提出了援助的請求。由於中國的難民安置方法不像其他地方的難民營那樣只提供暫時幫助，而是提供一個長期的難民解決辦法，要讓這個辦法更為有效，聯合國的援助顯然十分重要。
隨後，聯合國難民署在北京設立了分支機構，開始致力於中國的難民安置，關注中國難民社區。由聯合國難民署和中國政府共同主持的項目，不但為難民提供即時救助（修建房屋等），同時也為收留難民的農場提供經濟援助——這些農場由於接受了許多難民而財政緊張，只有努力擴大再生產，才能更好地“消化”新來的難民。
同樣是研究東南亞華僑問題的廈門大學博士張堅的研究顯示，到1985年為止，聯合國難民署已經援助了76個中國國營農場。根據計劃，4年之內，所有的難民都將自給自足。這樣，幾年後越南難民在中國的安置問題就將告一段落。
“這種安置與其他國家安置難民截然不同之處在於：不僅僅是為難民提供足夠的糧食、乾淨的水源、基本的醫療衛生條件和教育設施，而是從安置伊始就考慮到如何讓難民融入當地社會發展中，為難民第二代、第三代的生活奠定紮實基礎。”張堅說。

多數難民選擇定居中國

在國際上，對難民的主要安置辦法是：戰爭狀態或者緊急狀態結束後，所在國政府將難民自願遣返，或者吸納為所在國的居民，或者轉到第三國安置。中國政府也曾經與老撾政府協商，共同簽訂了《關於遣返在華老撾難民的議定書》，根據這一協議，1991至1997年間，3000多名老撾難民分17批順利地返回了家園。
當然，也有不少在中國居住多年的越南、老撾、柬埔寨難民，最終仍願意選擇在中國長久居住下去。“中國非常好，我們做夢都想成為中國人。”一位難民表示，當年中國在難民進入之初採取的積極政策和措施，對處於水深火熱的他們而言無異於雪中送炭。
有報道顯示，從1983年起，中國政府根據自己的國情，決定讓難民們開展生產自救，不用交公糧，讓他們通過勞動自己養活自己，每戶人家每年都有不少的收益，有時候甚至超過當地的中國農民。
但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西方一些國家卻將中國政府安置難民的措施視為為爭取政治上的主動權採取的“懷柔”政策。張堅對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更願意將其歸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遠人不服，則使之來，既來之，則安之”的“大同思想”。

當年難民已成投資越南主力

廣東省的清遠農場當年接收了6207名難民，這些難民大都靠養殖魚蝦和種植水果謀生。人口的不斷增多，意味着人均土地資源的減少，但更多難民還是能在當地政府扶持下找到新的發展道路。
如果說當年的難民首要問題是安頓下來，養家糊口的話，那麼，如今，隨着中越關係正常化，原來就有濃郁越南情結的難民，相當一部分人開始利用在越南的人脈、感情和土地資源，尋找自己發展的新空間。當年被安置在廣西浪灣農場的吳祖致的兒子吳權佑，早在2001年就開始醞釀在越南、緬甸、柬埔寨等地種植木薯、劍麻等產品，充分利用當地土地廣闊、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優勢，發展生產。
近年來，隨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的加快，吳權佑成功地把木薯產業延伸到最初逃亡的越南廣寧省。廣寧省省府下龍市近郊的２００多畝土地，已經被吳權佑擔任法人代表的企業全部承包，承包期３０年，全部用於種植木薯。
吳權佑給《國際先驅導報》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木薯套種每年每畝地投入８００元人民幣，收入高的可達４０００元人民幣，越南當地勞動力價格每年不過４００元人民幣，而且銷路不用愁，大量的木薯全部提供給在中國境內的武鳴木薯加工廠加工，而且價格還將逐年上漲。
事實上，吳權佑的木薯計劃還得到越南當地政府大力支持。所在地方政府的項目官員阮閩庸說：“我們土地多，木薯能夠帶動很多農民增收，還能上交不少財政稅收，吳權佑自己還有越南血統，我們當然歡迎了。”

在這片土地上：從求生到致富

在感受時代變遷的同時，難民們的生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何豐倫發自南寧 近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當年來到中國的難民，大都已經在中國繁衍了後代，兒孫滿堂。而這三十年間，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各種新生變化亦紛至沓來。種種喧囂和熱鬧的背後，不僅考驗着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那些僑難民的生活也隨之發生着翻天覆地的變化。

吳祖致：解放軍幫我們安家落戶

３０年前，因為擁有中國血統，不到１２歲的吳權佑與父母姐妹一道，在中越衝突中成為難民，被迫返回中國。
吳權佑的父親吳祖致當時曾一度為家庭生存狀態擔憂。“由於時間緊迫，越南當地政府的遣返令下來後，很多財產來不及變賣，大部分土地只能交給遠房的越南親戚耕作，能夠隨身攜帶的只有少量的金銀首飾，以及後來根本不值錢的越南偽幣。”吳祖致對《國際先驅導報》回憶道。
土地在哪裡，謀生的途徑在哪裡？這些都是當時困擾越南歸難僑最大的問題。
然而，事實上這一切都沒有成為他們的生活障礙。在踏上幾代人都已略顯生疏的中國土地後，吳祖致一家像其他難民一樣，很快得到了政府和僑辦的通知：被安置到距離南寧市中心３７公里的隆安縣浪灣華僑農場，從事農業生產，並完全享受城市職工待遇。
吳祖致回憶起當時的狀況仍非常感慨：“最初我們住的還是聯合國難民署提供的臨時救援帳篷，短短１個多月時間，這些帳篷就被平房取代了，當地沒有飲水設施，是解放軍連續奮戰幾個晝夜，為我們打好了井，隨後還建好了水塔，所有的飲水問題就全部解決了。”
更為重要的是，糧食問題尚未解決之前，在農場工作的難民全部享受城市職工的糧食戶口政策。吳祖致的定量是２０公斤大米，吳權佑是１２公斤。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難民們享受着許多農民夢寐以求的糧食定量供應政策。

吳培良：期待更多致富機會

20多年前，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這片土地上的越南難民終於得以在此安定地居住下來，在中國的多方努力下，他們得以安居樂業，並進一步謀求更多的致富機會。他們不僅與當地社會融為一體，也在根據各自的情況尋找着不同的生財之道。吳權佑今年42歲了，他如今已是廣西國營浪灣華僑農場的一名中方談判代表的翻譯。5月中旬正值中越邊境農產品貿易的旺季，幾天來，他操着熟練的越南話和中文，正在為出口到越南廣寧省的３０多萬株木薯種苗項目工作着。
難民們的生產生活和致富之路也離不開國家關係變化的大環境。
隨着2006年《中越北部灣漁業合作協定》生效，廣西北海市僑港鎮的漁民面臨着減船轉產的壓力。而開展近海養殖的辦法，是很多難民解決減船轉產之後面臨生活問題的主要生產方式。
僑民吳培良就是成功轉產的漁民。２００３年，他把本想購買新船的錢投入到近海養殖生蚝上。經過認真的學習，不斷總結經驗，在３年多時間裡，他養殖的生蚝年收入超過３０萬元。在吳培良的帶領下，越來越多的難民開始學習怎樣利用近海豐富的海洋資源實現減船轉產的目標。
休閒旅遊漁業也是僑港漁民增收的新途徑。北海愛浪休閒漁業旅遊有限公司和僑港鎮發展休閒漁業旅遊項目，２００４年以來，把捕撈漁船改為休閒漁業旅遊漁船已經有２０多艘，４０多戶漁家逐年向前來北海旅遊的遊客提供“休閒漁業”的旅遊項目，旅遊內容包括：拖網捕魚、海上觀景、海上垂釣，捕獲魚蝦歸客人所有、與漁民一起分享原汁原味的生猛海鮮、返航中聆聽船老大講述大海的神奇傳說……這既解決了漁民轉產轉業問題，又為北海增加了特色旅遊項目。
“如果休閒漁業能夠與日益興盛的越南下龍灣旅遊航線結合起來，肯定能給我們帶來更多的致富機會。”有不少親戚在越南胡志明市的莫甘寧說。

中越邊境沿海的歸難僑靠養殖海產品，成功實現了謀生方式的轉變。 何豐倫/攝

“史無前例的一次難民安置”
——專訪聯合國難民署駐華代錶王若鵬

“聯合國難民署高度讚賞中國政府為使這些難民適應、融入當地社會而做出的努力”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胡婧發自北京 5月10日，中國成功安置難民的工作得到聯合國難民署的高度讚揚。5月18日，《國際先驅導報》獨家專訪了聯合國難民署駐華代錶王若鵬。這個在6個月前剛剛來到中國任職的泰國人，之前已經為聯合國服務了26年之久。
“我個人完全同意聯合國難民署對中國作出的評價。”王若鵬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中國是世界的榜樣”

《國際先驅導報》：聯合國難民署為何在最近對中國當年安置越南難民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讚揚？
王若鵬：1978年到1979年，二十多萬難民背井離鄉從越南北部來到中國，其中大部分是華裔，中國政府為他們提供了難民身份，並幫助他們把生活安定下來，中國是亞洲唯一幫助如此大規模的越南難民安家落戶的國家。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還接受了數千名老撾和柬埔寨難民。我們稱以上的三個難民群體為“印支難民”。
這些難民同中國民眾一樣享有大部分的公民權利，包括教育、醫療、養老等。至今，中國已經拿出了超過7.5億美元幫助他們在中國開始新的生活。近30年過去了，現在這些難民的生活水平幾乎與當地居民無異。聯合國難民署高度讚賞中國政府為使這些難民適應、融入當地社會而做出的努力。
《國際先驅導報》：當時中國經濟狀況並不好，卻仍大力安置了越南難民。
王若鵬：是的。我認為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90%的難民是華人。另外，當時的中國正越來越開放，希望能在國際社會扮演積極角色。越南難民到中國後不久，中國就在1982年簽署了兩項國際公約，正式承認並承諾向難民提供政治避難和保護的法律義務。
《國際先驅導報》：你個人如何評價中國近三十年來對越南難民的安置？
王若鵬：我完全同意難民署作出的評價，中國的難民安置工作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項目之一”。

“中國成功的價值在於成效”

《國際先驅導報》：具體說來，中國安置難民的成功之處在哪裡？
王若鵬：解決難民危機有三種方式：自願遣返、在避難國定居或在第三國定居。中國成功的價值不僅在於其安置難民人數龐大，還在於其安置工作的成效。難民們在當地人中間安定下來，而不是住在難民營，他們享受着大部分的公民權，這使得他們更容易融入當地社會，在中國開始新的生活。
《國際先驅導報》：聯合國難民署曾發起了一個低息貸款項目，鼓勵廣西當地農場僱傭越南難民，這次活動的效果如何？
王若鵬：到1994年，大部分在中國的越南難民自我生存能力已達到了當地社區水平。自那以後，難民署和中國政府發起了低息貸款計劃，這是一項創新機制，旨在為那些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難民提供幫助。
該計劃針對的目標人口大約占越南難民的15%，主要運作方式就是為僱傭一定比例難民的國有農場和企業提供貸款。難民署和中國政府已達成了共識，該計劃應該實現資金的自給自足，將從貸款償付中獲得的收入重新用於新的貸款項目。如今，在該計劃下，已經在6個省份和自治區實施了近70個項目。自2004年起，難民署一直在與中國政府商談該計劃的移交事宜，因為我們通常不會涉足長期發展項目。移交協議已進行到最後階段，我們希望在近期內結束這個為印支難民提供的幫助項目。

“希望難民國籍問題儘快解決”

《國際先驅導報》：很多難民的國籍問題至今尚未得到解決，難民署下一步有何打算？
王若鵬：的確，這麼多年後，在中國的這些印支難民一直還沒有加入中國國籍，他們的法律地位還是難民。
中國正在起草難民法，我們希望相關法律的實施可以給這些難民帶來更多的便利。難民署盼望實現的目標是，促使所有難民一下子入籍，希望現已進入最後階段的國家難民法可以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
《國際先驅導報》：具體來說，難民署是怎樣參與對該問題的解決的呢？
王若鵬：難民署一直積極協助中國進行難民法的立法工作，提供技術支持和建議，組織研討會和出國學習，讓中國官員了解其他國家的做法。我們將在接下來的一年中在這個方面繼續提供幫助，以促使符合國際難民協議的國家難民法能早日獲得批准。

“難民署非常看重與中國的合作”

《國際先驅導報》：目前，聯合國難民署與中國政府的合作進行得如何？
王若鵬：中國是聯合國難民署執行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共有72個成員國，職能是審議並通過高級專員署的計劃。中國是一個迅速崛起的經濟大國，GDP連續四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而且以一個世界大國的角色更多地參與到國際人權的行動中。難民署非常看重與中國政府的合作，並高度讚賞中國為安置印支難民作出的貢獻。
聯合國難民署正積極幫助中國政府起草國家難民法，我們希望能幫助中國作為《難民公約》的簽署國，可以更好地完成其義務。
《國際先驅導報》：聯合國難民署駐華代表處的具體職能是什麼？
王若鵬：難民署駐華代表處於1979年因大批印支難民從越南湧入中國而建立。我們的工作在90年代逐漸出現改變，從幫助在中國的印支難民融入當地社會轉變為幫助那些設法到中國尋求避難的來自其他國家的難民。

走進中國最富裕的“難民區”

這個陸地面積只有0.7平方公里的小鎮，當年是全國最大的難民集中安置點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何豐倫發自南寧 越南帽、越南菜、越南衣服、越南街……“五一”黃金周之後，走進廣西北海市僑港鎮，幾乎隨處可見帶有越南風情的建築、服飾、菜餚。
這裡是中國安置越南歸難僑人數最多的鄉鎮之一，現在人均年收入超過４０００元人民幣，被聯合國難民事務官員認為是中國最富裕的“難民區”。

90%人口為歸難僑

僑港鎮位於北海市銀海區的南邊嶺海灣，距北海市區７公里，是廣西唯一以安置歸僑為主的鎮級行政區域。這個陸地面積只有0.7平方公里的小鎮，30年前曾是全國最大的難民集中安置點，現在近1.73萬人口中，歸僑難民和僑眷占９０％以上，主要產業以海洋漁業、水產品加工業和旅遊業為主。
在僑港鎮採訪時，記者遇見了４０歲出頭的當地居民彭信偉，他擁有一家年產值超百萬元的海鮮加工廠。在上世紀７０年代，他作為難僑回到祖國的時候，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
僑港鎮的主要產業是近海捕撈，差不多每戶人家都有船，一家有好幾條船的也大有人在。
走進僑港鎮漁民家庭，聊起２０多年前海上作業的情景，中年以上的歸難僑都忘不了：剛回到北海的時候，他們每天只能在近海靠為數不多小船捕捉近海魚蝦謀生。曾經擔任僑港鎮鎮長的歸僑周玉富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我們跟父親們一塊來到僑港的時候，唯一的生產和生活用具就是５００多條小木帆船。”
為安置好歸難僑，中國政府為僑港鎮的歸難僑下撥了２９００萬元專項經費和大批物資，為他們建造了漁港、漁船、住宅、醫院、學校、文化活動中心等生產、生活和文化教育設施。聯合國難民署也曾於上世紀８０年代先後提供７００多萬美元的援助。

小鎮人開始賺大錢

隨着當地經濟的不斷發展，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後期以來，僑港鎮的歸難僑們提出“造大船、闖遠洋、賺大錢”的產業思路，當地漁業從近海捕撈逐漸轉向外海發展。
老難僑簡苹房的捕魚“家當”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僑港鎮經濟的“三級跳”：１９８０年，政府扶持下，他貸款８００多元買下了一艘舊的小艇出海捕魚，１９８４年，用出海捕魚的錢買回了機帆船，到１９９９年已擁有兩艘價值１００多萬元的大船。如今，已經擁有４艘大船的簡苹房，還想通過多種方式融資，實現自己開展遠洋捕撈業的夢想。
據廣西壯族自治區僑務辦公室介紹，目前小小的僑港鎮共有九大漁業生產公司，固定資產達８億多元，有大小機動漁輪８６０艘。２００6年全鎮捕魚量１4萬噸，產值4．1億元，分別是１９８０年的62倍和12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