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進藏與日本侵華之類比

馬悲鳴

流 亡藏人和海外記者對於中共西藏政策的攻擊嘗出現“殺死一百二十萬藏人”之說。這數字太過誇張，連我也不信。但很有些愛國者不是進一步去澄清或者估算中共到 底殺了多少藏人；反而“倒打一耙”，指責西方初開殖民地時代殺了多少殖民地原住民和至今未絕的種族歧視。那意思分明是說，西方多年前幹過的壞事，中國現在 也有權干。

開 發美澳新大陸殖民地者的後代並沒有否認自己祖先不光彩的歷史。況且種族歧視與壓迫當地原住民族基本上是民間行為，政府並未公開鼓勵。南北戰爭就是指著美國 憲法的眾生平等原則號召廢奴的。而中國進軍西藏，故意逼反藏人，再以此為藉口“平叛”大殺藏人，卻是政府行為，只有日本侵華可相類比。日本幾個和尚在上海 遭到中國人毆打，日本政府要求道歉。結果還沒等收到道歉信，日本軍隊就對上海進行了報復性的軍事攻擊。

最 近王力雄著《天葬》裡講到藏民游擊隊襲擊駐藏漢人的汽車，殺死工作隊員；這大概和《紅高粱》裡“我爺爺”用土製炸藥襲擊日軍汽車，《鐵道游擊隊》飛車搞機 槍，還有《敵後武工隊》和《小兵張嘎》的行徑差不多。八路軍“百團大戰”的大破襲，到處扒鐵路，割電線，襲擊日軍據點，結果引來了日軍的“五一大掃蕩”。 藏民游擊隊襲擊入藏漢人，也引來了解放軍“平叛”。兩者如出一轍。

中共以武力脅迫，半欺詐，半征服的“革命兩手”攻入西藏，逼走西藏原政府，怎麼能叫“平叛”呢？這和日軍進攻南京，逼走中國的國民黨政府有什麼兩樣？難道日軍的進攻也是“平叛”不成？

整 個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只承認在華軍事損失五十萬。二戰結束時的統計，蘇聯損失人口第一，大約是一千六百萬。中國第二，大約是一千兩百萬。中國軍隊作戰人員 損失三百萬。也就是說，每打死一名日本兵，中國要犧牲六名軍人。若以中國人死亡一千兩百萬計算（這數字也不知道是怎麼統計出來的），則雙方人員損失比為 １：２４。最近中國的二戰人口損失總數已經自己給追加到四千萬了。這等於說每打死一名日本兵，要賠八十條中國人的命！１：８０的死亡比率只能證明“皇軍神 勇”：“我們一名皇軍能拼掉你們八十個????人！”--中國人真是沒用！殺中國人真如屠宰場殺豬羊一般。

當 時中國人口是四億五千萬。殺四千萬，相當於殺了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九；怎麼個殺法？按南京大屠殺三十萬人的規模，四千萬相當於一百三十多場南京大屠殺。除 南京外，其他的大屠殺都發生在哪裡？蘇聯陣亡不過百分之八，就已經造成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調，很多大姑娘嫁不出去了。中國損失了百分之九的人口，還到處都是 娶不上媳婦的老光棍。

中國進軍西藏“平叛”。藏人說是“全民抗戰”。藏人把抗戰死亡人數誇張為一百二十萬，大概就如中國人把抗戰死亡人數誇張為四千萬的意思一樣。王力雄《天葬》一書中引用的中共自己統計的內部保密資料中，正式“殲敵”就有九萬三。“平叛”始於1959年3月的炮轟盧布林卡，直到1962年才最後肅清“叛匪”；整整打了三年。再加上遍及整個藏區的強制“民主改革”，估計中國在西藏地區總共殺害和迫害致死了十萬藏人不是太離譜。整個西藏人口不過兩百萬，漢軍入藏所殺藏人的百分比並不比日軍侵華低。

“平 叛”的當時，入藏漢人全部都是武裝的。有的汽車隊並未受到攻擊，也象打黃羊似的見到藏人就停車狙擊；甚至把化裝成藏人的解放軍偵察員也當成游牧的藏人給獵 殺了。藏人看到漢軍進駐到自己的家園，自己的文化習俗正在受到漢人的限制和強制改造，怒不可遏；偷襲和殺害進藏漢人的事件自然層出不窮，而且也很殘酷。 “打擊侵略者”當然要如雷鋒日記所云：“對待敵人象嚴冬一樣冷酷無情”了。這和中國人痛恨日軍進駐，憤而襲殺日本侵略者沒有什麼兩樣。

中國人給自己找的進藏理由是讓西藏“回到祖國大家庭懷抱”，給藏人送去新中國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而日軍當年侵華何嘗不也是讓中國進入“大東亞共榮圈”的“懷抱”，給中國人送來大日本天皇的“王道樂土”？

中 共故主席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僅文革一役就殺死、打死、逼死、武鬥死了兩百萬人。大躍進的破天荒，餓死生民無算。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殺死、整死、餓 死的人口總數倒真有四千萬人之譜了。而設若當年日本侵華成功，焉知今日之中國人不會過上現代日本人那樣的富裕生活？就如北美愛斯基摩人住在雪原汽車房子裡 看彩色電視，夏威夷土著在空調房子裡打遊戲機一樣。

中 國人咽不下當亡國奴的這口氣，放著富裕生活的前景不要，非抗戰不可。那人家藏人可願意因為城鎮裡能點上個電燈，就咽下毀家亡國，破壞文化傳統這口氣？！而 如果不毀家亡國於漢族，又安知西藏城鎮到現在還點不上電燈？中國政府現在每年給西藏多少萬的行政撥款是否能買得下藏人毀家亡國之恨先且不說，如今日本每年 給中國的貸款比這筆錢數要多得多。中國人還願意邀請日軍入侵，重回大東亞共榮圈裡去嗎？

中 國軍隊，不管是國軍、共軍還是清兵或北洋兵，根本打不過日軍；即使游擊隊偶爾偷襲得手，也與大局無補；只好到處請求國際援助。過去這叫“以夷制夷”。最後 日本的海空軍主力是被美軍在太平洋戰爭中消滅的，陸軍主力關東軍是被蘇蒙聯軍出兵東北消滅的。中國人只是撿了個便宜而已。真讓中國人自己獨立抗戰，根本無 法取勝。

同 樣的道理，藏人的裝備和軍事組織都很落後，根本打不過解放軍。單憑藏人自己抗戰也同樣沒有取勝的可能。藏人和抗戰時的中國人一樣，自然也希望得到國際援 助。現在西方對流亡藏人基本上限於道義上的援助，遠不能和當年西方給中國抗戰提供的大規模軍事援助相比。更何況當年美國援華的軍用物資正是借用西藏領空開 辟的駝峰航線運抵中國；途中僅墜毀的飛機就有近千架之多，可見援助數量之巨大。

即使如那些倒打一耙的愛國者所言，西方人的種族歧視，種族滅絕，種族獵殺都是真的，那也都是過去的事了。連瑞典的優生政策也在76 年結束，政府正在對這項政策的受害者道歉賠償。西方沒有無條件給祖宗護短的陋習。他們自己也不認為祖宗幹的事都對，並且正在盡力彌補祖先所行的不義。比如 克林頓總統前幾年向夏威夷土著就一百年前美國顛覆了當地土著部落統治的事件道歉。美國國會還一致通過票決，追奪了當年以獵殺印地安人著稱的卡斯特將軍的 “英雄”稱號。很多美國州的小學一年級第一個學期都按規定教導學生：“除了印地安人，誰也不是美國人。大家都是來自五大洲四大洋，只有到達的先後，沒有種 族的貴賤，誰也沒有權力和理由歧視他人！”美國的南北戰爭更是白人為了解放黑奴而戰，而流血犧牲。可是反觀中國政府，可曾為文革冤死的兩百萬自家人道歉、 賠償，和追究過兇手的刑事責任嗎？

日本民間有不少個人對當年日本侵華行為表示過歉意。其中有狀告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侵華內容者；有著書《惡魔的晚宴》，揭露駐日本關東軍731 細菌部隊拿中蘇戰俘做實驗者；有集會宣布“中日不再戰”以示懺悔者。但中國朝野至今無人對當年入藏“平叛”的行徑認錯，卻不乏那些倒打一耙的愛國者流，一 見到國際間指責中國在西藏的劣跡，立刻反唇相譏，大罵西方人祖上也行過同樣的不義。就如一個惡棍，正在打家劫舍，欺凌弱小。旁邊一個紳士看不過去，出面指 責這惡棍的所行不義。該惡棍聽罷，翻過臉來指著紳士的鼻子大罵：“你們祖上不是也曾打家劫舍，欺凌過弱小嗎？你們不也經歷過野蠻時代嗎？你們不也是從猴子 變來的嗎？你又有什麼資格假裝紳士來指責我？！”

如今新廢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捷克名列迫害吉普賽人的惡名國家榜首。有美國記者就此質問時，捷克官員便反唇相譏：“你們把印第安紅種人關進保留地時何曾問過他們自己是否願意？”實行過社會主義的國家都有這種惡棍遺風。

退一萬步講，即使西方民主國家現在的種族政策仍有差強人意，不盡合理處，甚至歧視仍在暗中繼續，也不能以此作為中國有權進軍西藏，殺害藏人，平毀西藏文化的充足理由。不能指著別人的三分不義，自己就有權行七分不義。

德 國社會民主工黨負責人勃蘭特曾遭受納粹通緝而流亡國外達十三年之久。他在戰後擔任西德總理訪問波蘭期間，出人意料地當眾向納粹入侵的波蘭死難者紀念碑跪了 下去。而其實他本人有充足理由可以宣稱：“我也是納粹受害者，也是抵抗戰士，是這些死難者同一條戰壕里的戰友。憑什麼我要為自己在國內的政敵認錯？！”勃 蘭特可沒這麼不知趣，他這主動一跪，為德國人民重新贏得了國際社會的信任和接納。可是反觀那些造反派出身的海外民運分子一說到共產黨的階級壓迫就喊冤叫 屈，一說到共產黨對西藏的民族壓迫就叫好。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畸形人格。

中 國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日本是儒家文化被及的國家。雖然日本後來“脫亞入歐”，主動吸收了西方工業文明，但儒家的傳統影響還在。德國則是路德叛教的新基督 教策源地。從德國發動第二次歐戰，日本侵華，中國進藏三方對自己侵略行徑的反省上來看，德國是政府和人民一起道歉賠償了。日本政府雖然沒道歉，但民間不乏 同情慘遭本民族侵略殘殺的他民族者。中國則是政府和民間一致抵制國際間對中國進軍西藏的指責。

儒家傳統和新基督教文明在對待本民族所行不義的態度上，就是如此的大相徑庭。

【附錄】～～～～～～～～～～～～～～～～～～～～～～～～～～

　　　　　　　　　　　　不敢苟同之餘的類比

　　　　　　　　　　　　　　◇　嚴　浩　◇

　　近年來海外中文政論刊物中，西藏問題儼然已成為一大熱點，“中國之春”“北京之春”等還特辟出專欄，比起國內芸芸眾生，不可不謂早得西藏問題國際化的風氣之先。在“民主自由”的預設前提之下，“獨”派“統”派各抒己見，熱鬧非常。

　 　同為自由投稿人，為大西藏獨立建國奔走呼號，馬悲鳴先生顯然不如曹長青之身體厲行，然在不敢苟同其他論者觀點之餘時發奇想，控訴中國多行不義於藏人，倒 也是一“鳴”驚人，如前期“楓華園”所載“中國進藏與日本侵華之類比”。儘管是類比，這一“進”一“侵”之差，僅其修辭學的意義就值得回味。

　　在西方研究(鼓 噪煽情不在此例)西藏問題，不可不讀戈德斯坦(M.Goldstein)的大作“喇嘛王國的覆滅”，大陸也已發行了中文版。在其近作“雪山獅子與龍”的前 言中，戈氏一針見血地指出，西藏問題的核心是主權問題，人權問題倒在其次。澳大利亞研究中國民族問題的權威學者馬克拉斯　(C.Mackerras)在 “中國少數民族”一書中認為，西藏問題的研究，不應同近代中國整個邊疆地區的政治發展割裂開來，“滿州國”興亡，外蒙獨立，新疆建省，西藏短期的事實獨立 而終未修成正果，同中國與周邊列強之間的實力消長密切相關。元明時期西藏歸屬問題頗多爭議，但有清一代中國中央政府確曾對西藏行使主權，西方學術界亦有共 識。民國時期西藏地方政府享有事實獨立的地位，但其轄區僅限相當於目前西藏自治區的範圍。西藏獨立於中國，並未完成現代意義上起碼的法律程序。民國歷屆中 央政府於空前內憂外患，無暇他顧之時，從未放棄對西藏的主權，而國際社會也未承認西藏的法律獨立地位。比較之下，駐“滿州國”首都新京的外國使館尚有小貓 三兩隻呢。中共武裝革命起家，最終取代國民黨掌握中國中央政權，更挾擊敗國民黨八百萬大軍的餘威，在數次勸和團使命失敗之後，於昌都一役輕取原藏軍主力， 迫使西藏地方當局接受“十七條”協議，實現了中國大陸的重新統一。從中央政府的立場來講，這是順理成章的事。馬悲鳴先生的有關文章中，有意無意地迴避作為 西藏問題關鍵的中國主權問題，卻在其他問題上隨意發揮，尤擅長不論不類的“類比”。筆者深感如此信手拈來的“類比”不但於事無補，有時簡直無異於譁眾取寵 的文字遊戲了。更為甚者，馬悲鳴先生的文字遊戲完全建立在對一般中國人民族感情的肆意調侃之上，大大削弱了其以中共當局為攻擊目標的殺傷力(如果確實有此 初衷的話)。

　　無論由甚麼政黨在中國執政，中央政府恢復對西藏行使主權，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統一，均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根據，這與行使主權的時間，行使主權形式以及行使主權的政績應分別討論。作為中國行使主權的象徵，解放軍於1950 年初和平進入拉薩，並非“攻入”，而按照“十七條”協議，原西藏政府運作如常，“一國兩制”，亦未實行社會主義。這裡可作兩點假設。其一，以中共軍隊當時 的實力，與其對高寒荒僻的“獨立國家”西藏玩弄半欺詐半征服的“革命兩手”，倒不如以追討國民黨李彌殘部為名經雲南直取緬甸來得痛快實惠，何必捨近求遠。 其二，如果國民黨軍隊在美國全力支持下，當年贏得國共內戰，統一中國，由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志滿意得，仍會坐視西藏脫離中國而去嗎？依據國民黨政府無論 南京時期，重慶時期，還是台北時期的一貫立場，答案都是否定的。眼下台北當局治權不及大陸，空頭支票當然好開，但其底線仍是西藏地方的高度自治，一旦實際 操作起來，大概比中共的“十七條”高明不到哪裡去。因此，筆者以為在目前中國的實際條件下討論西藏問題，主權問題是無論如何迴避不了的。海外異見人士常常 質疑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根據是其未經民主選舉，而目前依靠經濟增長維持政權的作法，也無法達至長治久安，卻往往忽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統一，也是維持政 權合法性的關鍵一環。旅美民運人士倪育賢倒承認儘管在情感上同情達賴，但作為未來民運政治綱領，他不敢輕言支持大西藏脫離中國。旅荷學者王鵬令也指出，極 個別附和“藏獨”的漢族人士，亦擺出一副深得“民族自決”真傳的教師爺架式，似乎只憑他們對漢藏關係和民族自決的概念、法理及其實施過程的困難和效果的那 點連一知半解都不到的知識，就足以為中國大陸的十幾億芸芸眾生指點迷津，動員這十幾億人跟著他們一起去徹底地革“大一統”的命（天曉得，他們是從哪裡獲得 了此種可立馬兒掃除萬里塵埃，澄清玉宇的法術？！）。……這種只顧標榜道義，而試圖避開各民族之間實際利益的協調來解決民族衝突的主張，只不過是一種完全 不切實際的空洞口號而已。它或許可以在海外譁眾取寵於一時，但對解決漢藏矛盾不僅不會有任何益處，反而只能“火上加油”，進一步激化漢藏之間的矛盾！

　 　記得去年筆者曾投書“楓華園”，指出馬悲鳴先生以抗戰時期東北學生流亡內地“類比”達賴去國欠妥。以“滿州國”類比“大西藏”，溥儀類比達賴，也許更為 合適。馬悲鳴先生亦曾在香港“開放”雜誌著文，稱中共大肆妖魔化西藏，以原西藏社會落後野蠻，剝皮剜眼作為其進藏殺人滅教的理由。因而引經據典，找出明清 時期封建當局大興文字獄活剝人皮的實例作“類比”，證明英法聯軍八國聯軍也可自稱“正義文明之師”，攻占北京，燒殺搶掠。中國歷史上活剝人皮的典故並不難 找，馬悲鳴先生的那點兒素材，明眼人一看也是摘自“魯迅全集”。但是要找出一通以“剝皮剜眼”作為進藏理由的中共正式文件，恐怕就不是當文抄公那麼容易 了。當年英國人雖文明先進，但其侵華理由卻十分直露，就是要懲罰中國妨礙其販賣鴉片的“自由”，馬悲鳴先生的錦囊妙計，“馬”後炮得可以。原西藏社會制度 究竟如何評價，自有公論，達賴本人亦不否認改革的必要，其與中共當局的分岐在於改革的時機，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步伐，由誰主導以及為誰的利益服務。自1950 年至1959年，西藏地方未實行任何重大改革，中共官方輿論的主旋律是漢藏團結，以達賴班禪聯袂晉京達到高潮。所謂的妖魔化，即官方輿論對原西藏社會制度 的大規模批判，是1959年“平叛”後出於配合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的政策需要。馬悲鳴先生不但混淆了時間，也混淆了概念。以1950年的形勢，即便西 藏真是世外桃源香格里拉，解放軍也是要進駐的。這與香港回歸中國好有一“比”。香港號稱東方明珠，自由文明富裕發達，不輸歐美，而中國大陸則仍是貧困落後 腐敗專制，一旦主權易手，還是架不住解放軍大兵開進來。目前來看，“一國兩制”實施順利，中央政府鼎力支持，倒是某些“民主派”人士在國際上四處“唱衰” 香港。不妨作一假設，將來香港人也來個武裝起義反共抗暴，迫使中共當局放棄“一國兩制”政策，“平暴”之後(注意：男女冤魂肯定少不了)，提前在香港推行 社會主義，大陸的官方輿論一定又會掀起一場“妖魔化”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宣傳運動了。

　　現在馬悲鳴先生更將中國進藏“類比”於日本侵華，還是在主權題外作文章。文中1959 年的政府“平叛”大加討伐，對藏人的傷亡數字推算不厭其煩，卻偏偏對1950年西藏“回到祖國大家庭懷抱”這一關鍵輕輕帶過，稱之為“中國人給自己找的進 藏理由”，完全是割斷歷史。馬悲鳴先生有興趣考據歷史上的活剝人皮，為什麼不下點功夫哪怕稍許流覽一下近代中國中央政府處理西藏問題的歷史檔案呢？北京南 京拉薩去不了，台北總還可以去吧。再不濟去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查看已經解密的美國政府有關文件，就近興許還更方便一些。

1959 年西藏事件的發生及其後果，對當代西藏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史密斯(M.Smith)在“西藏民族”及格倫費爾德　(A.Grunfeld) 在“現代西藏的形成”中對事件發生的原因、過程及傷亡人數進行過詳細的描述和分析，儘管二者的最終結論不盡相同。馬悲鳴先生曲解1950年中共當局企圖通 過“十七條”協議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初衷，認為是故意逼反藏人，再以此為藉口“平叛”大殺藏人，邏輯不通。如果說中共當局的既定政策就是把藏人趕盡殺絕， 1950年早就下手了，何必要等到1959年再找藉口。實際上1959年至今藏族人口空前增長，年均增長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一倍以上，嬰兒死亡率下降四 倍，人均預期壽命增加了近20歲。據戈德斯坦和史密斯對西藏事件的研究，中共當局在川青等藏區盲目推行其他省區已大規模開展的社會主義改造，激起當地藏民 反抗，原西藏政府深感物傷其類，唇亡齒寒，因而武裝舉事。事態發展完全出乎中共當局的預料，這才有了後來毛澤東“壞事變好事”一說，提前在西藏地區推行社 會主義。中共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實行了一系列極左的政治經濟政策，事實證明許多政策是錯誤的和失敗的，不但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也延緩了國家社 會經濟發展的進程。應該看到，這些錯誤政策，比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並非僅僅是針對藏族人民而制定的，其他民族同樣深受其害。出於特殊的社會文 化背景，少數民族政治反對派更感覺背負政治和民族雙重壓迫，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八十年代初以來，中共當局的西藏政策已進行重大修正，西藏地區的社會經濟發 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也是不爭的事實。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民族政策應因地制宜，自不待言，政策執行過程中往往出現曲折和反覆，也是實際。在漢藏關係甚至 漢維關係據某些人說依然嚴重對立的今天，不能否認也存在漢族與大部分少數民族和睦相處，赫哲、鄂倫春等民族重新復興的情況。筆者當然希望未來的中國領導 人，能真如馬悲鳴先生所仰慕的西方領導人一樣，清算以往政府的過失並賠禮道歉，而且希望這一善舉不必等待一百年。

　 　以中國進藏“類比”日本侵華，從國家主權的角度來看，頗為勉強。日本二戰期間侵略的國家，並非只有中國一個，日本軍閥“王道樂土”“東亞共榮”說的天花 亂墜，“回到”二字卻難出口，這恐怕不能用其有自知之明來解釋吧。如果“類比”非日本人則不成立，不如舉日本併吞琉球為例更加合適。如果在承認西藏問題屬 中國內政的基礎上，要證明的是中共殺人如麻，特別是殺異族人如麻，則無需西洋東洋滿世界地找“類比”，史書上“揚州三日”之類的例子比比皆是。若要證明中 共恩將仇報，西藏二戰期間開放個領空算甚麼　(那也叫開放？)，中共跟真正出錢出力的老美老印都還打過一仗呢。遺憾的是，從老蔣、小蔣到李登輝，“共匪”“共匪”幾十年罵下來，已然了無新意。若要“類比”出新，看來只能別出心裁。

　 　因此，除日本之外，馬悲鳴先生又把“西方民主國家”拉進來“類比”一番。據說民主國家的種族政策仍有差強人意、不盡合理之處，但不能以此作為中國有權進 軍西藏，殺害藏人，平毀西藏文化的充分理由，誠哉斯言。問題是誰曾以此作為中國有權進軍西藏，殺害藏人，平毀西藏文化的理由？是執政的中共當局嗎？還是個 別漢人的錯誤觀點？從行文上看，馬悲鳴先生大概是指後者，但又與全文通篇批判中共當局西藏政策之殘酷血腥，褒揚西方民主國家種族政策之大度開明的基調很不 諧調。正如在評論美國政府的種族政策，慷慨陳詞之間，突然夾入三Ｋ黨徒的種族主義言論，滿嘴裡跑舌頭，大加鞭撻，即便是無心，也有張冠李戴，移花接木之 嫌，令讀者一頭霧水。馬悲鳴先生認為西方人的種族歧視，種族滅絕，種族獵殺基本上是民間行為，而且也都是過去的事兒了(這 “過去”二字，可圈可點。過多久才算“過去”了？)。現在美加政府不但已經向土著人賠禮道歉，而且補發高額的終身津貼，筆者聽了真替澳大利亞土著人報不 平，白頂了西方民主國家的高帽兒！眾所周知，澳大利亞政府執行“白澳”政策由來以久，土著人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尚不能享受與白人平等的政治權和經濟權，土著 人子女大批被政府強行領養，成為所謂“被偷竊的一代”，“傷心日”紀念之傷心，正因為此。自八十年代工黨執政以來，提倡多元文化和民族和解，頒布了一系列 針對土著人的優惠政策，其境況才略有改善。但截止目前，土著人社區主要的社會經濟指標不但遠遜於白人，有些甚至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此強烈的反 差，不到現場真令人不敢相信。而1996年自由黨國家黨聯合政府上台之後，民族和解的進程停滯不前，甚至有所倒退。霍華德總理雖然承認原政府政策的錯誤， 但認為並無道歉的必要，使土著人“傷心”之日徒倍傷心而已，更何談一分一文的經濟賠償。自去年以來，更因為種族主義色彩鮮明的單一民族黨的出現，澳大利亞 的政治社會生活急速右轉。單一民族黨的政治綱領之一，就是取消所有優惠土著人的政策，裁減土著人管理機構和福利組織的人員經費，撤回原最高法院有關土著人 土地所有權的裁決。黨魁韓森甚至公開挑戰1967年贊成給予土著人公民權是否明智，據說此舉“製造了一個土著人黑手黨”。在最近昆士蘭州的議會選舉中，成 立僅一年的單一民族黨，氣勢如虹，獲得席位竟超出老牌的自由黨，使以自由黨為核心的聯邦政府面臨巨大壓力。有關人士預測，在明年的聯邦大選中，如果主流政 黨無法取得多數議席單獨執政，單一民族黨更可以第三大黨的地位左右澳大利亞政局。在此形勢下，少數民族居民的心頭難免蒙上一層陰影，土著人的前景更是凶多 吉少，雪上加霜。

　　當然，從中國國家主權的角度認識西藏問題，應該說僅是一家之言。馬悲鳴先生的文章，完全可以開宗明意地表示支持“大西藏”始終是主權獨立國家的觀點，這樣不但可以把中國“攻入”西藏殺人滅教的年代一舉坐實於1950 年，填補先“進軍”後“平叛”的時間差，驗證其“類比”於日本侵華的正確性，更可以如藏獨人士一樣，將所有非藏人一律稱作“中國人”，省去時而中國，時而 中共，時而國軍，時而共軍，時而漢軍(嘿！差點兒當成劉邦麾下了)等概念上的困擾。何況權威性的國際法學家協會還發表了長篇報告，證明1950年前的西藏 (非大西藏)已完全具備了主權國家所有的充分必要條件。藏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發達，對於綿延千年的藏漢、藏蒙、藏滿甚至藏回關係，各民族均有各自的歷史記 載，相信藏人也不例外，所以藏獨人士批評以中國歷史記載　(注意：並非僅依漢籍)作為判斷事實的標準，完全是帝國主義心態，自有一定道理。問題是關於藏籍 的研究詮釋，中國內外往往存在多種版本，正所謂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通藏文的一般讀者，很難做出理性的判斷。目前，絕大部份藏籍應存於中國境內， 北京已將證明中國領有西藏主權的關鍵文獻史料精印出版，西藏檔案館和布達拉宮的有關資料檔案，也對國內外學者公開開放。相對而言，藏獨方面的所能提供的史 料，多數還停留在口述歷史的階段，西方各類親達賴的群眾團體的政治宣傳中，歷史論據則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足為信。

　 　話說回來，時下自由民主人權的理念已達到“世界終極”，前衛理論還有“主權在民論”和“國家主權過時論”。比較之下，筆者提及從中國主權角度研究西藏問 題的觀點，應屬迂腐過時。主權在民，主張國家主權應由公民投票決定，言下之意，似中國大陸這樣民眾尚無投票自由的國家，即無主權可言。人權都不能保障，主 權有甚麼用，與腦袋都沒有了，原則有甚麼用，大同小異。對西藏問題也是這樣，國際間叫得最響的就是人權問題，如馬悲鳴先生的文章，批判火力集中於中共當局 之殺人滅教。主權在民，不但民族有權自決，住民也有權自決，一族一地人民可以通過公決，單方面宣布脫離母國而獨立，而母國政府和人民只能乾瞪眼，接受現 實，誰讓你不修文德，令生民去之。有了這樣強大的思想武器，政治專制，民族壓迫，一概所向披靡。國家主權，歷史依據，頓顯得暗然失色，蒼白無人性。奇怪的 是，目前尚無人對可能出現的另一種情況加以分析。如果台灣“51俱樂部”之類的團體能成功說服台灣人民公決投票贊成加入美國，旋踵之間成為世界頭號強國的第五十一州，大陸共產暴政，其奈我何！問題是，美國人是否必須照單全收？

　 　馬悲鳴先生文章的結尾，由對中國和日本政府的批判以及對西方民主國家的頌揚，上升到對不同文化宗教背景進行分析的理論階段，由此得出新基督教文明優於儒 家傳統的結論，這幾乎是大部份海外精英的共識，談不上甚麼新穎。筆者認為馬文中最為出奇至勝的觀點，倒是中國人根本打不過日本人，要不是揀了美國人俄國人 的“洋落兒”，獨立抗戰毫無取勝的可能。“若當年日本侵華成功，焉知今日之中國人不會過上現代日本人那樣的富裕生活”？敢開這樣的玩笑，能有幾人？儘管日 本政府對侵華一事堅不道歉，據說日本民間倒有不少人表示歉意。筆者相信，此類有識之士，歉意無論多麼深刻，諒他也不敢在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韙，拿廣島長崎遭 美軍原子彈轟炸開涮。這倒不是說日本也有甚麼以言治罪，而是覺着日本人在新基督教文明的修養方面，就是還欠點兒水平。筆者早就指出，馬悲鳴先生大概已經是 准美國人了，屁股決定腦袋，連入了美國籍的中國人，上街歡迎一下江澤民訪美都驚呼是咄咄怪事，“類比”的文章中，字裡行間更透着一派對中國人的輕蔑，很難 判定其“中國人打不過日本人”的驚人之語，是出於恨鐵不成鋼的苦心。至於中國人如何根本打不過日本人，馬悲鳴先生沒有作進一步的分析，十分可惜。日後哪位 “楓華園”的讀者有興趣代其深究原因，在羅列了一二三四，1234，ABCD又abcd之後，別忘了王朔人物的一句戲言：“漢奸太多”！

於澳大利亞堪培拉

（fhy9807cs.gb）

【附錄】～～～～～～～～～～～～～～～～～～～～～～～

　　　　　　　評《中國進藏與日本侵華之類比》

　　　　　　　　　　　　都　人

　 　馬悲鳴先生這篇“思想道德教育”，讀來頗象共產黨的八股文，洋洋灑灑，主旨無非是：西方“民主國家”及“基督教文明”，儘管“仍有差強人意，不盡合理 處”，總得說是“好得很”；而中國以及其他受“儒教文明”毒害者，則實在是“糟得很”。至於社會主義作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產物如何也“糟得很”（見馬 文對捷克官員的“批判”），當然只有馬先生的高明邏輯可以自圓。

　　馬先生這通“新基督教文明”的道德教育有兩大特色，頗見以前“大批判”和“政治學習”煉就的功力：

一、謊言和無知連篇，卻絲毫無損先生的道德勇氣和高調；

二、發自“靈魂深處”的“自我批評”，堅決與腐朽沒落、不可救藥的“儒教文明”－－祖宗和同類同屬其列－－劃清界限。

　　儘管無知和自卑之間有密切關係，但是第二點事涉文化歷史和“精神分析”，只能“下回分解”。本篇限於“領會”馬文的第一特色－－謊言和無知。

　　馬文開篇就是一大謊言：

“（美澳新大陸的）種族歧視與壓迫當地原住民族基本上是民間行為，政府並未公開鼓勵。”

　　妙在馬先生後來為了宣揚“基督教文明”的“優秀”，加上了如下蛇足：

“美國國會還一致通過票決，追奪了當年以獵殺印地安人著稱的卡斯特將軍的‘英雄’稱號。”

　 　馬先生無中生有的美國“英雄”稱號姑且不論（以及美國國會究竟如何能夠“追奪”一個“本來無一物”的子虛“稱號”），人人都知道“以獵殺印地安人著稱” 的Ｇｅｏｒｇｅ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Ｃｕｓｔｅｒ濫殺土著到“以身殉職”為止，一直是現役軍人，受美國陸軍部的直接指揮。事實上圍獵掃蕩印第安人是開發西 部時美國陸軍的主要職責，Ｃｕｓｔｅｒ昆仲為之“光榮犧牲”，可謂“護軍慷慨，忠能死節”、“兄弟三人，義聲俱唱”（《哀江南賦》），何時成了“政府並未 公開鼓勵”的“民間行為”？以如此自相矛盾來歌頌“基督教文明”，馬先生的“未分裂人格”決不在姚文元大叔和袁木先生之下。

　 　如果說Ｃｕｓｔｅｒ是“祖宗”的事，且看轟轟烈烈一直辦到七十年代的加拿大印第安人“寄宿學校”。前年才吞吞吐吐、姍姍來遲地的《皇家報告》就承認：各 種“寄宿學校”，無論宗教教派，全由加拿大聯邦政府管理，其宗旨正是“Ｋｉｌｌ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好一個“政府並未公 開鼓勵”的文化滅族“民間行為”。如此顛倒黑白，“為尊者諱”，馬先生不愧為“儒教文明”的“孝子賢孫”。

　 　順便講一下，“Ｋｉｌｌ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決不是“請客吃飯”，而是文化、肉體“兩條腿走路”。除了白人“新基督教文 明”的教士們大享齊人之福、今天官司仍舊不斷的性剝削和性虐待，“寄宿學校”的另一特色便是“非正常死亡”。例如不列顛哥倫比亞的一個學校辦了25年，總計有百分之四十的印第安小孩未能活着離校。對比馬文引用的各種“死亡率”，西方文明不動刀槍的優越性遠非“????人”可及。

　 　馬文接着又謳歌“美國憲法的眾生平等原則”。且不說美國憲法的作者自己多為奴隸主，不知馬先生用的是哪一版的海內孤本？蓋《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一條第 二項白紙黑字規定：在計算國會席位等事項上一個黑奴等於五分之三的“自由民”。以此恬然稱“眾生平等”，只能是３／５＝１。真是數學奇才，想來先生的“完 整人格”，也是如此四捨五入而得。可以這樣昧着良心扯謊。實屬袁木先生之流亞也。

　　如此歌頌美國白人的偉大光榮意猶未盡，接着是

“美國的南北戰爭更是白人為了解放黑奴而戰，而流血犧牲。”

　 　簡直就是從《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抄來，蓋“新基督教文明”的歷史書上無人敢作此語也。事實真相是：林肯不僅特意規定忠順北方的四個蓄奴州（德拉華，馬里 蘭，肯塔基，密蘇里）以及弗吉尼亞西部４８縣和路易斯安那若干教區的黑奴一律不得“解放”，直到南北戰爭即將結束的１８６４年８月，林肯和南部秘密談判的 “底線”還是：只要歸順“中央”，則南部各州可以繼續蓄奴。好一個“為了解放黑奴而戰”！
　　面對北美讀者，馬文可以如此信口開河：

“美國小學一年級第一個學期都按規定教導學生：‘除了印地安人，誰也不是美國人。大家都是來自五大洲四大洋，只有到達的先後，沒有種族的貴賤，誰也沒有理由歧視他人！’”

　 　離國多年，尚念念不忘“傳達中央文件”。不知馬先生這美國統一“規定”，是白宮哪一號“中央文件”？美國教育屬於各州權限是基本常識，各學區更有自己選 擇教材的自由。馬先生能查遍全美國５０州各學區的“教學大綱”，真是日理萬機。只是筆者詢問了好幾位家長朋友及其學齡子女，都說“誰也不是美國人”教育聞 所未聞，倒是不少子女被同學頻頻罵為“清客”，與馬文所舉美國人從小“都按規定”受的這番洗腦式語錄教育大相徑庭。筆者在以“自由主義”以至“左傾”出名 的北部某州，也親耳面聆白人老美誤認越南難民（且不提越南難民是美國“始亂終棄”東南亞政策的產物），而要本人Ｇｏ　Ｈｏｍｅ。朋友中更有遭縱火燒屋“熱 烈歡迎”的。馬先生旅美多年，想必是運氣特佳？要不是“跪久了站不慣”的“儒家惡習”尚存？要不是已經學會了“新基督教文明”的“左頰挨掌右頰繼”的“美 德”？

　 　馬文對北美土著“幸福生活”的描述，整個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一位ＷＡＳＰ醫生朋友，在美國中西部土著“保留地”工作多年，向筆者講的可全是 搖頭嘆息的“陰暗面”，包括吸毒酗酒泛濫和傳統社會家庭結構的解體。吾友實在看不下去，領養了一個因生母酗酒、未出世已受大腦傷害的男嬰，“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ｓａｖ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ｏｎｅ　ｆｒｏｍ　ｍｉｓｅｒｙ”。如果說這是“別有用心”的個案，請看白人英語世界中待土著最優的加拿大。馬先生知 道加拿大土著的“監獄人口比例”是他族的幾倍？放着“終生每月７００元”和“彩色電視”的“天堂生活”不過，加拿大土著（尤其青少年）的自殺率更是驚人， “父死子繼”和母親眼看自己的子女相繼“自絕於國家”的事例層出不窮。除了“寄宿學校”的傷痕之外，社會學家早就指出這是本族文化消亡和傳統社會結構崩潰 的自然結果。換言之，“文化滅族”完成，臨終的痛楚是也。對這些白紙黑字的官方正式統計數字視而不見，卻以為“每月幾百元”、“汽車房子”、“彩色電 視”、“空調”和“遊戲機”等等可以“補償”文化滅族的結果，不僅是對北美印第安人的極大侮辱，也反映了津津樂道“新基督教文明優越性”的作者對於“非西 方”土著文明的“尊重”。如果藏族有朝一日也過上令馬先生稱頌不已的北美土著喪失自己語言、宗教和文化的“幸福生活”，那才叫令人慚愧呢。

　　馬文對“新基督教文明”其他“歌頌”，包括“道歉”、“德國社會民主工黨”等等，大致如是，不出謊言、無知、信口開河外加“報喜不報憂”，限於篇幅，不再枚舉。以此不難知道他對“儒家文明”的“憤怒聲討”如出一轍，略舉數例如下。

　 　美國在二次大戰中“借用”“西藏領空”。馬先生不是無知，就是有意隱瞞美國在二戰時是中國對西藏主權的主要支持者這一事實（蓋此一時彼一時也）。“西藏 領空”者，中國領空是也，蔣介石批准，誰敢不讓“借用”？其實日本在“滿洲國”得手之後，食髓知味，派出間諜去藏區大肆活動，早有洋人的專門“學術研 究”。抗戰初期，青海馬氏兄弟在中央政府的指令下，在玉樹修建可供轟炸機起落的軍用機場，就是對西藏的離心活動的當頭棒喝（見伊斯蘭名將白崇禧的回憶 錄）。到了二戰期間，國民黨軍隊已經準備隨時入藏，以至當時支配拉薩的英印當局於１９４２年正式警告噶廈政府，不可再挑戰阻撓重慶政府。因為一旦國民黨大 軍入藏，英國無力阻擋也。更不說“藏人的裝備和軍事組織都很落後，根本打不過解放軍”，何能阻撓世界首強美軍飛機過境？要盟軍去“感謝”拉薩借用“領 空”，就象要華盛頓去感謝薩達姆准許美國飛機巡邏伊拉克“禁飛區”一樣荒唐，只有如馬先生人格完整不“分裂”者才能有此高見。

　 　抗戰前後國民黨政府與拉薩政府之間的恩怨，包括原西藏政府攝政、擁護重慶－南京政府的熱振呼圖克圖被親英派謀殺（有故事說是被“捏碎睾丸”而死）、因此 引起的西藏小型“內戰”、支持熱振的三大寺之一色拉寺的大批喇嘛被屠殺、甚至包括第十四達賴喇嘛生父的不明不白之死等等，以及美國當時對中國對藏主權的支 持和英國從次大陸的撤退，都說明“中國軍隊”入藏是一個遲早的歷史大勢。中共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越過金沙江。無非是這一歷史大勢晚來的兌現而已。

　 　馬文“現在西方對藏人處境的同情和對西藏流亡政府基本上僅限於道義上的援助”云云，刻意隱瞞下列歷史現實：由於國際政治的變遷，西藏不幸成為“冷戰”的 戰場和犧牲品。這是西藏的悲哀，也是全中國的悲哀。事實是美國從１９５０年代就認識到中國邊疆地區的“民族矛盾”對美國亞洲戰略的利用價值。於是在北美， 美國國務院等開始大力資助對中國邊疆地區的“學術研究”；在中國，美國則直接在軍事上捲入西藏和其他邊疆地區，“鼓勵”少數民族對中共的“反抗”。北京和 拉薩“蜜月”的結束，馬文所謂“中國有意逼反西藏”的１９５９年“起義”就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出現。“起義”前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作用，包括空投武器、人 員、彈藥，直到指引達賴喇嘛“奔印”具體路線，連達賴喇嘛自己都不否認。馬文所謂的藏族“武裝鬥爭”，是冷戰中一場標準的“代理人戰爭”。美國從全面訓 練、組織、裝備“四水六崗”（先在“沖繩”即琉球美軍基地，後移至美國科羅拉多州秘密訓練基地）、人員武裝空投、甚至到中情局特工親自帶隊，無所不至。如 此種種，在馬文中都成為“僅限於道義上的援助”！

　 　這是一場出於政治目的的“假民族戰爭”的最明顯證據是台北政府自始至終參與其事，甚至到１９７０年代美國“出賣”了西藏“武裝鬥爭”之後，台灣還繼續大 力支持“四水六崗”。其餘波之一，便是前幾年以“准藏族”康巴族人士為主體的“四水六崗”殘餘公開與達賴喇嘛唱反調，私自與台北行政院蒙藏委員會談判“回 歸中國”，功虧一簣。（西藏“流亡政府”如何以公布“反達賴喇嘛份子”名單和“死亡威脅”來對付這批“異議人士”也是一篇精彩故事，此處不贅。）

　 　“有意逼反”也是神來之筆。五十年代末，中印邊界問題日益惡化，中共與蘇聯也行將決裂，只有政治白痴才會此刻“有意”在“外患”鄰近再新樹“內敵”。就 是達賴喇嘛“奔印”，北京還長時間稱之為“脅迫”，不願徹底反臉。而“促反藏人”，則完全符合美國當時的政治利益，豈止“有意”而已。僅此一例，便見馬文 之“誠實”。

　 　總之，武裝和利用藏人對付中共，一如在越南戰爭中武裝利用印度????半島苗族來對付越共，是美國在冷戰中唆使煽動“民族矛盾”以實現政治軍事目的的拿手好 戲。一旦事情不成，或美國國際“利益”有變，華盛頓馬上始亂終棄。在越戰敗局已定，特別是美國準備“聯華抗蘇”之時，華盛頓全面放棄支持“藏族武裝斗 爭”，其無情無義程度，令許多當事的中情局特工為之汗顏，甚至有因而“放下屠刀”而“出家”的。此是後話。

　 　《韓非子•解老》篇謂“萬事必有弛張”，曾幾何時，健忘的美國開始“大樹特樹”西藏“和平鬥爭”的“典型”。儘管各方人證物證俱全，美國政府特別是中情 局對當年“武裝鬥爭”歷史來個閉口不談，“大眾傳媒”自然樂助其成。《芝加哥論壇報》１９９７年有一篇罕見的坦率文章，報導了美國和西藏“流亡政府”各方 為了維持“和平形像”而對這段“共同鬥爭”歷史三箴其口，諱莫如深。

　　“塞翁失馬”，儘管在軍事上慘遭“出賣”拋棄，西藏“流亡政府”近年來還是算不幸中之幸運者。君不見印支戰爭結束後同樣曾經自己開辦學校、醫院等等的苗族“王寶將軍”部下的悲慘命運，得到了多少“西方”的關心？

　 　但是歷史事實終究是事實，馬文對美國長年的軍事支持和參與來個鴕鳥戰術，堅稱西方對西藏“僅限於道義上的援助”，頗得袁木先生“廣場上沒有死人”道術的 真傳。至於“歹徒欺負弱小”和“紳士”出面相勸云云，如何絕口不提這位“紳士”是“歹徒”和“弱小”全武打的教唆者和參與者？如《芝加哥論壇報》所示， “紳士”自己對此尚不否認，而急於毛遂自薦為“紳士”牽馬者卻急不可待地“為尊者諱”，“儒家傳統半路出家投靠者和西方本土新基督教文明在‘紳士’‘榮譽 ’上，就是如此地大相徑庭。”

　　至於馬文有關兩個主權國家中日之間戰爭的一派謊言和胡言，限於篇幅將另文置評。但是馬文的警句：

　　“中國軍隊，不管是國軍、共軍還是清兵，根本打不過日本人；……真讓中國人自己獨立抗戰，根本沒有取勝的可能。”

　 　讀來有趣得很，不免想到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歷史學家與此絕然相反的結論。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事變，中國首批德械裝備的第８７師（原第一模範師）和 第８８師組成第五軍參戰，其結果馬上令《字林西報》和其他西方傳媒評論中國將成為軍事強國的前景。中日戰爭史權威Ｄｉｃｋ　Ｗｉｌｓｏｎ也認為“淞滬抗 戰”是中國實質上的軍事勝利。此後中國軍事實力的迅速上升使得法國學者Ｊｅａｎ　Ｅｓｃａｒｒａ在《Ｌ＇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ｅ　ｐａｉｘ　 ｊａｐｏｎａｉｓｅ》一書第八頁就指出：（１９３７年）中日戰爭爆發，對中國而言，早了兩年，對日本而言，晚了兩年，原來他的結論是：如果１９３７年的中 日全面戰爭延緩兩年爆發，中國將會有能力獨力（！着重筆者所加）擊敗日本的進攻。Ｄｉｃｋ　Ｗｉｌｓｏｎ在研究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時，特地在總結性的結束語 中引用了Ｅｓｃａｒｒａ的這一結論。筆者有機會將詳細介紹這些歷史研究。非常清楚，這些“基督教文明”的學者都沾染了不可救藥的“儒家傳統”，居然敢與淵 博而又景仰西方並結論“中國人自己獨立抗戰，根本沒有取勝的可能”的馬悲鳴先生唱反調。《莊子•秋水第十七》篇“井蛙不可以語於海”、“夏蟲不可以語於 冰”、“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此之謂歟？

（【爭鳴•ＦＨＹ９８０８Ａ）

【附錄】～～～～～～～～～～～～～～～～～～～～～～～～～

雜談“西平方”現象和“自我糟賤”
　　　　　　　　　　　－－兼評《中國進藏與日本侵華之類比》

　　　　　　　　　　　　　　　都　人

　 　記得在那“轟轟烈烈”的年代，“革命小將”為了顯示自己的“忠心”和“正確”，一個常用的手法便是表現得比“左派”更“左派”，非此不足以證明自己比別 人“更革命”。溯其原由，大致有二：一曰無知，動輒標榜向工農兵學習或以自居“大老粗”為榮；其次是自卑和不安全感，“根子”欠紅的尤其如此。因此“自我 糟踐”或曰“自我批評”──狠批自己的出身或過去的錯誤思想、痛改前非、脫胎換骨等等都是顯示革命立場的重要手段。

曾 幾何時，滄海桑田，當年的“左派”不少已經搖身而成為“民運”或“自由主義”人士。然而受“黨的教育”多年，“革命”積習難改，於是便出現當年競相比賽 “左派”現象的鏡面反射：為了標榜自己的“自由”、“現代”思想和堅定的西方“民主、人權”立場，一個標準手段便是表現得比“前衛”更“前衛”，比西方更 “西方”，指天畫地，捶胸頓足，非此不足以證明自己比別人“更民主自由”、更緊靠“西方新基督教文明”、與“儒家傳統”的界限劃得更清楚、與自己不夠“西 方”的“????根子”決裂更徹底等等。這一表現頗有普遍性，不妨稱之為“西西方”或者“西平方”現象。馬悲鳴先生的《中國進藏與日本侵華之類比》雄文，正是 佳例。

　　馬 文中“比西方更西方”的“立場”比比皆是，諸如將西方官辦的“文化滅族”說成是“民間行為”、明文規定一個黑奴相當於零點六個白人的《美國憲法》被美化為 “眾生平等”、南北戰爭是“白人為了解放黑奴而戰，而流血犧牲”，一直到“中國人自己獨立抗戰，根本沒有取勝的可能”之類。至於通過狠批與“新基督教文明 如此地大相徑庭”的“儒家傳統”來顯示自己如何與腐朽的“????文明”徹底決裂，則滿篇皆是，不勝枚舉。

　　正因為“西平方現象”是“比左派更左派”的鏡面反射，除了耳熟的“大批判 ”式語言和“邏輯”，西平方現象保留了兩條“革命小將”原來本色：無知和出於自卑的“自我糟踐”。

　 　附帶講一下，“過激進”現象不少並非真心。例如當年最“左”的林副統帥心底原是要“克己復禮”、急於與“蘇修”修好的“正統派”。六、七十年代，聯邦調 查局為了對付黑豹黨等激進組織，也動用大量以“激進”面目出現的線民。《辯奸論》云：“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良有以也。同樣道理，“比西方 更西方”的表現是不少海外“民運”組織和人士名譽掃地、失去“草根”支持的主要原因，其來由頗值深思。例如李登輝訪美前後，美國某“民運”組織連連彈劾罷 免“西平方”程度不夠的主席，還鬧上公堂，是其迅速喪失影響而“邊緣化”的緣由之一。其中固然不無“台幣”因素，但也難以排除刻意“過激進”的可能。此類 具“使命”性質的“西平方”現象，不屬本文評論範圍。

　 　先講“西平方”人士的第一特色－－狹隘無知。此等人士對中國歷史文化的“ 知識”，大抵來自“憶苦思甜”、“控訴萬惡的舊社會”和“畫最新最美圖畫”的標準教育，所以對“腐朽沒落”、“封建禮教”之類耳熟能詳，“批判”起來得心 應手。另一熟悉手段便是政治株連，將小腳歸之於宋儒“道學”即為一例。曾經看到此等“自由主義”人士，因為西方“漢學權威”的“學術結論”與自己受共產黨 灌輸的“中國歷史”不合拍，而痛罵西方洋教授甚至“劍橋大學出版社”為“胡說八道”，真是如假包換的“西平方”典型。

　　狹隘的中國歷史文化知識之外，西平方人士的另一特點便是對西方歷史的無知，馬文對西方的謳歌屬於此類。將西德在戰後的表現硬和“宗教革命”掛鈎，便令人發噱。蓋共產黨（即德國社會統一黨，SED 是也）的東德才是新教絕對多數的德語區，統一前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卻是一個羅馬天主教略占多數的國家。筆者還曾讀到西平方人士居然無視猶太－基督教文明 《創世紀》所載“萬惡女為始”的人類“失樂園”之本，大肆歌頌西方對婦女的“優待”傳統，並痛罵“儒家傳統”的“仇女”史學和“辱女”文學。由此不免聯想 到馬文對“宗教革命”和“新基督教文明”的盲目崇拜。就拿“仇女、辱女”這個題目，天主教其實頗有其“形緊實松”、“小節無害”的傳統，沉湎於“後宮”的 風流羅馬教皇源源不斷，更不用提“女人床上過，救主心中留”的廣大下層教士了。卜伽丘的《十日談》中就有不少這類快活故事，頗可一讀。甚至天主教的“聖母 崇拜”（特別是最終成為欽定教條、備受東正教批判的“聖母無原罪”論），也早有學者指出其中的“不純”動機和因素。

　 　可是到了宗教革命以後，“新基督教文明”嚴肅“黨紀教規”，將猶太－基督教的“仇女”傳統發揚到嶄新階段。例如隱有限制“非生產性”性行為動機的迫害女 巫傳統（女巫多為已過育齡的“半老徐娘”，所騎掃帚和從“煙囪”出入均有關“性象徵”），便達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至有在數月之內將人口百分之七、八以 “女巫”罪火刑處死的例子。其他對婦女的迫害也以“新基督教文明”比舊教為烈，霍桑的《紅字》便是一例。美國新教徒甚至還有不許婦女在洗澡時脫衣以免“墮 落”的故事（真不知他們在敦倫時是否也如此行事）。在加爾文教派占支配地位的蘇格蘭，直到鴉片戰爭之後，仍有半數有夫之婦被迫穿戴野蠻的“貞操帶”以防 “紅杏出牆”。就是在“眾生平等”這樣的“道德原則”上，新教也遠遠不如舊教高明（見拙文《梵帝岡與美國分道揚鑣》）。

　 　西平方人士的另一大特點是因自卑而生的自慚自恨及自我糟踐（又名自我批評）。這一現象其實來源世紀之交的日本，其“祖師”包括福澤諭吉、夏目漱石等“方 家”，而祖師們的“自慚自恨”，也達到今日西平方人士尚有待急起直追的高度。例如曾有日本“方家”因見到洋人的牛高馬大，而對“邦人”的“五短身材”大發 “恨情”，其激烈程度決不在馬先生對“儒家傳統”的痛恨之下。

　 　“自我糟踐”一詞儘管字面上難聽，在心理學上卻代表“正常”自虐傾向，以此獲得心理滿足和快感。當年號召運用的“自我批評”，即其“流派”之一。由於人 類心理的共同性，“自我糟踐”往往可以不脛而走，大獲旁人認同和青睞。自虐之餘，“恨屋及烏”，祖宗、同類自然殃及。由於“自虐”的快感，此等人士不免以 “挨罵”為榮。

　 　話講回來，早期的“自我糟踐”現象不無一點“振聾發聵”的積極因素，就連夏目漱石的“褲襠底下回頭看富士山最美”，也至少新鮮有趣。但是因此反饋加強的 自卑感，卻大有惡果。心理學早就指出“自虐”和“虐人”的對偶雙重關係，日本在本世紀越來越殘忍的表現，與這一集體自卑不安全感大有關係，而其“頂峰”， 便是二次大戰中日軍對華洋一律的暴行。至於台獨論客化自卑自虐為對“????人”的仇視，情緒泛濫所及，居然成為西方媒體津津樂道、甚至視為至寶的“福莫薩民 族主義”，其“病態心理學”內涵，遠非坊間常見的幾本論著所能描述。蓋台獨的“自我糟踐”雖然來自日本，某些台灣人士自視“不中不外，亦中亦外”，卻使真 正的“老外”感到納悶，甚至引起若干國際戰略論者的隱憂和哀嘆。（最近在遼寧海城發生林滴娟命案，平素敵視大陸百姓、認為唯有台灣居民才符合“國人”資格 的台獨朝野各派，居然覺得有權要求中共優待，豁免種種法律規定，就是顯例。此是後話，暫時按下不論。）

　 　馬文作者倒是個不折不扣的正統“自我糟踐”家，師承日本。因此不難知道馬文的靈感為何獨出“日本侵華”，也能體會馬文中對“????”之不濟和“儒家傳統” 的“自我批評”，讀來一如日本要“脫亞入歐”時的文章。馬先生“中國軍隊…根本打不過日本人”的高見，和近年台獨報刊預言未來日本重建“大東亞共榮圈”的 勝利不謀而合。到了二十世紀末還在如此毫無新意地大炒已有百年的冷飯，實在有愧於福澤諭吉、夏目漱石等“自我糟踐”鼻祖的篳路藍縷。

　　至於自卑和無知的關係，屬於常識，不再詳論。例如只要略微讀些西洋“光榮歷史”，就知道“西方沒有無條件給祖宗護短的陋習”之類“西平方”言論的可笑，限於篇幅，此處不贅。

　　由於人類心理的共同性，自我糟踐頗有“市場價值”。在北美，任何演講術或推銷術學習班”都會教授“自我糟踐法”self-deprecation的運用，以此與聽眾“分享”受虐的“喜悅”，是百試不爽的譁眾取寵、爭取注意力的手段。

　　儘管同是“自我糟踐”，卻有中外文化之別：洋人講究個人主義，故“罪止其身”；國人富集體精神，不免“禍”及祖宗，“惡”延同類，非此不足以顯其“高尚其德”。其態雖殊，自虐之因則一，同歸於譁眾取寵之術也。

（時代風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