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戰爭的規模不同

中世紀歐洲各國無常備軍，打仗是臨時召集軍隊，參軍的主要是貴族騎士，平民一般不參加軍隊。西方人打仗時軍隊規模很小；諸侯間的交戰一般就幾百上千人的規模，騎士間的交戰往往通過個人間的決鬥來解決。所以，因戰爭造成的死亡比中國小得多。歐洲人吃牛羊肉，肉易腐化，所以不能養大規模的軍隊。歐洲打仗，往往趕着牛羊去打仗，這樣戰爭的規模就小，死得人當然就少。不可能象中國的韓信搞“多多益善”，搞人海戰術打擊對手。

1066年9月威廉率領7000人的軍隊渡海侵入英國，一個月完成對英國的征服。

十字軍東征，不過是伊斯蘭教勢力對歐洲的侵略所做的自衛性防禦性反擊。耶路撒冷本來是羅馬帝國領土和基督教聖地，十字軍將其從阿拉伯人手裡奪回來，天經地義。十字軍的軍隊規模不過幾萬人，這還是經過教皇廣泛動員的結果。1099年7月15日十字軍占領耶路撒冷屠殺了7萬人。這跟當時中國五代十國比，殺人的規模還是小的。

1815年6月18日，以拿破崙為統帥的法國軍隊和以英國人威靈頓公爵為統帥的歐洲聯軍，在這裡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決戰。雙方投入的兵力14萬多人。這場決戰持續了大約12個小時，聯軍戰勝了不可一世的法國皇帝拿破崙。

中國軍隊遠遠超過歐洲。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聯合八個西方戎狄國，親率“戎車3百乘、虎賁3千人、甲士4.5萬人”，攻打商紂王70萬[一說17萬]大軍，聯軍“如虎如羆如豺”勇猛殺敵，滅掉了商朝。

公元前225年，秦王派兵20萬入侵楚國失敗而歸；公元前224年，秦王又派兵60萬入侵楚國，第二年終於滅楚國。在這裡可看到人多勢眾的作用。

明代的鄭和一次出動200艘大船，隨行人員2.5萬，而哥倫布只有3隻帆船，90名隨員；麥哲倫的環球，船5隻，265名船員。鄭和的行為不是探險而是示威，從古到今，沒哪國的探險隊伍達2萬人馬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開赴中國的遠征軍也就4000千人而已。

死人比較：公元前147年羅馬摧毀迦太基，城破時迦太基人戰死8.5萬人,殘存的5萬人悉賣為奴（周一良、吳於廑主編：《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305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年版）。中國歷史的戰爭往往死亡人口過半，自秦以來出現過15次人口大滅亡。

由於中國人吃糧食、糧食的保存期比較長，不容易腐化，能養很多的軍隊。軍隊規模大，打起仗來必然死得人多。加上用人海戰術圍城，糧食很快消耗完，經常發生大規模人吃人的現象。打仗時，很多中國人躲到城裡，結果還是被相互吃掉了，留在鄉里的人被攻城軍吃了，躲到深山老林好些,可見“苛政猛於虎”。所以，歷代的帝王們要“深挖洞、廣積糧”啊，毛澤東說“手裡有糧、心裡不慌”，就可“準備打仗”了。

2．戰爭的目的不同

儘管領主騎士好勇鬥狠，互相不斷打仗，但騎士在戰場上的爭鬥往往不以殺戮對方為目的，更多以商業利益為目的。殺死對手，就無法做生意了，就損害了自己的商業利益。所以，儘量少殺是西方戰爭的特點。

在廷切布雷（Tinchebrai）（1106年）之役，英王亨利一世的300名貴族打敗了亨利一世之兄的所有諾曼底騎士，400個騎士被捕，但亨利的騎士卻沒有一個陣亡。維泰利描述Bremule (1119年)之戰，報告說：“900個武士中，只有3個被殺死”。布汶（Bouvines）之役是中古流血最多、最富決定性的一場戰役，1500個騎士中，只有170個喪生。

這主要是騎士間的默契與規約均要求善待俘虜及索取合理的贖金額。通常俘虜以信譽保證於一定日期繳給贖金後即被釋回，很少有騎士會破壞這種誓約。有史載英法戰爭時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國騎士，與英國之俘擄者自由而舒適的生活在一起，並與他們的主人分享餐宴及運動，直到被贖回為止。這種以金錢贖俘的方式，甚至連國王也如此[如英王]。

中古騎士在戰場上甚少殺戮對方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考慮到傷亡過重會引起嚴重的復仇。因此戰場戰死最多的是地位低下的步兵。

在騎士團體內，所以人都一律平等。為了使騎士們成為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統治者和教會必須對其精神上的價值取向和行動精力上的指向有所規範和引領。

10世紀末在法國南部地區發起並擴展到北部的上帝和平運動，就是在教會領導下的維護權利和秩序的運動。從989年到1050年，教會在法蘭西就多次舉行會議，訂立《上帝之和平》，將那些在戰爭中亂殺無辜者開除教籍，並在各中心地區組織和平會議以說服貴族停止私戰。1027年始，法蘭西教會便宣告“神命休戰”。起先這種休戰還限收穫季節和假日以及每星期的某幾天，最後發展到只允許每年中有80天時間可用於私戰或封建戰爭。12世紀，“神命休戰”成了西歐教會法和民法的一部分。

西方的宗教性起義的屠殺規模比較小，宗教的信奉者總是希望能儘量爭取更多的皈依者，有一種普天下的信教者是一家的概念。布魯諾不是因為日心說而是由於他的異端被燒死，而且沒有誅連到他人。天主教承認自己所犯下的罪，並一直在為過去的過錯進行彌補。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軍第六軍團20多萬人，不肯放棄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絕不准撤退，結果20多萬人全犧牲了。如果希特勒准許撤退，這20多萬人可能再將斯大林格勒攻占回來。日本也是一樣，明知很多島嶼守不住，卻偏要守，結果土地丟了，很多軍隊也犧牲了。

英國的丘吉爾在敦刻爾克撤退時，為了人，連武器都放棄了。因為船艦的容積和載重量不足，他命令軍隊將武器投入海中，赤手上船回國．後來他再靠這些人反攻，打敗希特勒。

海灣戰爭時老布什對前方將士講：我命令前線的將軍，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每一個美軍士兵的生命。為防止萬一不幸被縛，給士兵身上放兩種文本的投降書，和買通敵方的金條之類的貴重東西。

中國的戰爭的目的不是商業利益，而是占領土地，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因此，必然斬草除根、趕盡殺絕，殺得越多越能使己方掌權。

《漢書》記載王莽篡漢時將反對他的劉信、翟義、趙明、霍鴻等人及其親屬全部“坑殺”，但該書所載的王莽關於誅殺這些人的詔書中，明明白白地寫着是要將這些人的屍體堆土，築為“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觀，上面再樹6尺高的旗杆，寫上“反虜逆賊鯨鯢”。可見“坑”或京觀、武軍實際是一回事，都是指將屍體堆積封土。

《晉書.載記》中“坑”的記載不勝枚舉，如310年石勒攻晉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坑降卒萬餘”。317年前趙劉聰鎮壓平陽貴族，“坑士眾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空”。這些“坑”並非活埋，該書記載401年後秦等長期圍攻後涼呂隆占據的姑臧城（今甘肅武威），城內缺糧，但呂隆不准百姓出城，將企圖逃出城的百姓“盡坑之，於是積屍盈於衢路”。該書的“坑”實際就是將受害者屍體堆積封土的“京觀”。

貞觀19年，太宗率六軍從洛陽出發，御駕親征高句麗。唐軍渡遼水，“收靺鞨3300，盡坑之”。在初勝後，卻在安市城碰到頑強阻擊。由於守軍殊死抵抗，使唐軍至9月仍未攻克。時近深秋，草枯水凍，士馬難以久留，唐太宗被迫班師，數萬將士殞命沙場。太宗晚年，他命四川等地伐木造船，以備征高句麗之用，結果造成山民暴亂，唐朝動用了數萬大軍，費了幾個月才將起義鎮壓下去。英明的唐太宗差點走了煬帝楊廣的老路。

784年軍閥李希烈叛軍攻蘄春，被李皋打敗，“斬首萬級，封屍為京觀”。936年遼國幫助軍閥石敬塘消滅後晉政權，將後晉皇室成員以及晉軍將士屍體都埋在汾河岸邊，“以為京觀”。986年遼軍在莫州打敗宋軍，將宋軍屍體築京觀。北宋田況鎮壓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後“坑其構逆者429人”，得到朝廷讚賞。1410年明朝大將張輔進攻安南，擊敗安南軍隊，殺死2000多名戰俘“築京觀”。

有人用兩次世界大戰死了很多人來說明西方文化殘酷，中國人愛和平，好得很。其實，當時的中國軍閥混戰，國共內戰，尤其是二戰結束後，中國繼續內戰，違背了世界和平民主的潮流，以後又積極投入到斯大林挑起的朝鮮戰爭。這樣的歷史，怎能證明中國更愛和平？中國內戰的殘忍性遠遠超過了世界大戰，看看1948年圍攻長春的大規模吃人事件就可知。

歐洲中世紀的互相優待被俘騎士的不成文的制度，顯得相當的智彗化和人性化。有着這種傳統的理念和精神，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西方人能夠設立出後來的《日內瓦戰俘公約》了。而在中國，不要說”同級別文明民族之間”，就是同為華夏族內部間戰爭都沒有這種理念，對於戰俘採用坑殺、砍頭、剜眼，割鼻、烹煮、剁手腳乃至挖祖墳等等，顯得相當的野蠻。偶而有幾個被俘軍人獲得優待，只是因為其人格或能力受到戰勝者首領的青睞，而不是因為有互相優待制度在產生約束作用。這一切都在證明西方人是天生的善於建立各種制度，進行自我管理的高智商群體，而華人不是。

中國兩千來一成不變的封建體制，文明沒有任何進展，始終是在原地兜圈。不管統一也好、分裂也罷，各種強人爭權奪利了半天，最終目的就是都要實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一人獨裁”的落後體制，演繹出一部活生生的人吃人史，從來也不敢想會有什麼其它方式來取代。社會中的各行各業就更不用說了，今日有哪個行業體系是以中國傳統的行業標準來建設的？沒有，傳統行業只是泛泛的經驗之談，根本無法形成規模體系，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善於建制及守制的民族，也就是說不是一個文明的民族。

3．組織方式不同

古希臘羅馬時代是民間持有武器，靠公民自備武器和糧食組成公民軍，公民軍和公民持有武器是古代民主的基礎。公民兵役制是臨戰徵召軍隊，戰後即解散，不可能形成軍事獨裁。羅馬廢除公民軍實行僱傭軍制度，才出現軍事獨裁者。凱撒獨裁就被被公民刺殺了。

孔丘任魯定公任魯國大司寇時，魯國連着打了三次敗仗，孔丘問一個士兵打仗時逃跑的原因，士兵說：“我有老父，我如果戰死，就沒人養活我父親了”。孔丘認為他很孝，不但不責備他，反而提拔他做了官。韓非說儒術乃“亡國之言”，“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商鞅說以儒治國“敵至必削”“必削至亡”。被孔丘週遊過的、受儒家思想不同程度感染的六國，並沒像孟軻這個江湖術士向六國國王所許諾的“仁者無敵”，而是先後亡了國。

“父母在、不遠遊”的孝道導致中國人家庭觀念強、民族觀念弱；產生了諺語“好男不當兵”，樂當縮頭龜。自西漢儒教正式登上中國政治舞台起，漢民族就此一蹶不振，就連其它的少數民族也未倖免於難；一旦遭到儒家閹刀的屠戮，天性被泯滅、文化被抹殺、鬥志被瓦解，無數的生命被馴化為毫無思想的順民，中華民族雄風不再。

宋朝由於儒家思想的發達，被文化欠發達的蒙古族滅亡了。

明朝人口1.2億，敗亡於人口50萬、兵員只十餘萬的滿清；漢族人口減少近3/4；數以百萬計的龐大的職業漢族軍隊，不是十幾萬非職業的滿族八旗武裝的對手，並且敗後大批投敵，成為漢奸軍隊，幫滿人屠殺自己的同胞。漢人當了近300年屈辱的奴才。其原因仍是儒家主政導致殘酷剝削、社會大動亂所致。

最令人不齒的是，95%的儒官：先作了明室的奴才，次作大順的奴才，後作滿清的奴才，作了三姓家奴，禮義廉恥蕩然無存。尤其作清奴才時，剃掉了前額頭髮，後邊留一豬尾巴。儒生以其賣身投靠得來的豬尾巴洋洋得意，將其教主孔二所說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得毀傷”，忘得一乾二淨。

1683年，清政府福建海軍司令官攻占台灣。鄭氏政權投降。清宰相李光地（著名的儒學巨頭之一）向康熙大帝建議，鄭氏政權已滅，台灣是蠻荒煙瘴之地，不適合人類居住，應賜給紅毛（荷蘭）。皇帝拒絕他的意見。可見，儒家實質上是些賣國賊。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的龔自珍，若知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領路的恰是他的親生子龔孝拱的話，他一定會害羞的。清朝的皇帝們被儒家思想漢化後高喊着“以孝治天下”，結果被西方列強和革命黨的槍炮滅亡了。滿清一是官場腐敗，腐敗的主體當然是儒生了；二是人民愚味。究其原因，也是儒教反對技術進步，他們說這是怪力亂神。

1894年5月，韓國東學黨人提出要求實行民主憲政體制“盡滅權貴”、反對封建專制統治以及一切外國勢力的口號，一時間要求自由、獨立的火焰迅速在韓國燃燒進來。

韓國執政者者要求清政府派兵協助鎮壓獨立運動。清政府認為：中國作為亞洲頭號大國，又經過“洋務運動”，大清的軍事裝備在世界上是一流的，有陸軍60多萬人，且海軍實力位居世界第6、亞洲第1。當時日本僅有陸軍10幾萬人，海軍實力在世界僅是位居第16。憑着強大的軍事力量，是可打敗日本的。甲午戰爭之初，沒幾個人認為日本能勝。

“北洋水師”擁有戰列艦11艘，其中超級噸位戰列艦兩艘——定遠號和致遠號，清政府每年足額定期撥款軍費400萬兩白銀，用於水師官兵的軍餉、水師的日常維護及添置水師的裝備和武器。“日本水師”只擁有8艘戰列艦，且全部是中小型號、低噸位，日本政府上起天皇、下到平民每日只吃兩頓飯，節衣縮食才保證了每年230萬兩白銀的軍費。

大清每年400萬兩白銀由戶部撥到水師提督丁汝昌處，剋扣三成後再分發到各艦管帶，管帶截留三成，最後才派到各艦官兵手中。這筆被長時間剋扣的軍費大部分被拿去公款吃喝及跑官要官，包括丁汝昌、鄧世昌在內都參與其中。北洋水師利用軍艦開展商業運輸，提督丁汝昌以下趁勢經商，全體將士聲色犬馬，既損耗了裝備，又荒廢了技術。戰端開啟，首先李鴻章為一己之利，下令“保船制敵”，迫使水師放棄制海權。

1894年6月清政府派直隸提督葉志超率領陸軍1500人進駐牙山。漢城憲政派則請求日本政府支持韓國“獨立“自治。日本於1894年6月5日也出兵千餘人進駐了仁川到漢城一帶的戰略要地。7月23日，韓國國王組織政府，宣布獨立自治。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對日正式宣戰。9月15日“平壤之戰”，清軍將領左寶貴戰死。當日軍拿下平壤外城時，當日就戰死189人，傷516人，清兵傷亡人數少於日軍。日軍所帶的彈藥、口糧都已用盡，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處境極為艱難。大清“名將”葉志超不想死在戰場上——家有老小呀——“孝”讓國人愚活苟活，“孝”使他喪失了信心，遂傳令放棄輜重，趁夜而退。當時，大雨傾盆，清兵冒雨蜂擁出城。混亂中不分敵我，胡亂放槍開炮，在混亂中死傷人數達到2千多，遠遠超過了在戰役中的損失。“一夕狂馳三百里”，渡過鴨綠江，退回國境線內。日軍於是完全控制了朝鮮。

兩天后，北洋海軍在大東溝以南的黃海海面上遭遇日本海軍，北洋艦隊的旗艦“定遠”、“揚威”號中彈起火，丁汝昌受傷。“致遠”艦被魚雷擊中，管帶鄧世昌和全艦官兵250人全部沉沒，“經遠”號也中彈起火，除16人獲救外，全艦官兵270人全都殉難。

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張之洞和其它各省督撫軟磨硬泡，公然抗旨拒不派南洋水師和所屬軍隊北上增援，形成了偌大中國只有北洋一師獨抗日本全國之軍力的局面。1895年1月底，日軍進攻威海衛，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絕望中自殺。北洋水師11艘戰列艦全軍覆沒，日本水師只有兩艘受了點輕傷。結果，中國被日本打得一敗塗地，清政府割讓台灣及澎湖列島，賠款2.3億兩白銀。連日本政府也沒想到會贏得這麼輕鬆？！

1900 年8月3日，從天津出發進攻北京的八國聯軍，日軍8000人；俄軍4800人；英軍3000人；美軍2100人；法軍800人；奧地利軍58人；意大利軍53人；還有7000德軍在海上，來不及上陸。上陸作戰的總共18811人。清軍十五六萬，義和團團民五六十萬，兵力對比是40:1。可10天之內，18000餘人的八國聯軍攻陷北京！

八國聯軍在大沽口登陸時，只有炮台守軍獨自拼死抗戰，其他各軍竟然全作壁上觀，海軍甚至不戰而作俘虜；爾後只有直隸駐軍參加抗戰，東南各省竟然與洋人簽訂了“東南互保協議”，就連坐鎮山東、執掌最精銳的現代化新軍的袁世凱也坐視侵略者攻陷首都。

中國軍隊打仗時，軍官們躲在後面，用槍逼着士兵向前衝，這就是所謂的“督戰隊”。中國軍人總想讓別人犧牲而保全自己，結果是敵軍打過來大家一起犧牲（龐大的18路諸侯軍打不了小小的董卓軍；蕭衍兒子們的各路勤王軍為保存實力眼睜睜地看着侯景攻破建康餓死蕭衍）所以中國軍隊打起仗來傷亡總是特別大，可謂“占小便宜吃大虧”的典型。

日本人的克己奉公精神遠遠大於中國人。日本軍隊每次打仗時，基層軍官的死亡率特別大，因為軍官們總是身先士卒，這是日軍打仗特別勇敢的原因之一。

康有為細察漢族歷史，發現漢人早已墮落，如果推翻清廷，必然會陷入無休止地自相殘殺的泥潭。這個判斷，還是被年中國史證明了的。孫中山把一個皇帝趕走了，卻迎來了無數個“皇帝”，有時稱“總統”、“委員長”或“主席”；軍闊混戰，民不聊生。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幾百萬軍隊，無法抵擋日本的幾十萬軍隊。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日軍總共派遣了70萬部隊在中國，而幫助他們打中國人的偽軍人數超過了800萬；偽軍人數與日軍的比例是駭人的11：1！同時期的中國軍隊平均要犧牲5.6人才能換回一個日軍的陣亡。

10多年前日本足球不敵中國足球，今天卻是“中國足球為什麼打不過日本”？日本請外籍教練，中國也請；日本在國內搞職業聯賽，中國也搞；日本請外籍球員參加國內球賽，中國也請；日本職業球員收入高，中國職業球員收入更高。日本職業球員年薪低者為4萬美元，高者不過25萬美元；中國職業球員年薪12萬美元，高的年薪達60萬美元。中國足球打不過日本，主要是精神上的因素，中國人缺乏宗教信仰、缺乏博愛寬容、缺乏自組織能力和奉獻精神，誰上場都不願多出力，所以必敗無疑。這是上帝對無神論國家的懲罰。

4．戰爭方式不同

西方多海戰，使用海軍，戰爭對社會的直接破壞要比陸戰小些。海戰要求速決戰，在海上拖延意味着死亡，否則，連淡水都沒有喝的了，海軍貴在精，而不是數量。

公元前490年9月，波斯首先摧毀愛勒特里亞城，然後在馬拉松平原登陸，直指雅典。雅典於是向斯巴達求援遭拒絕，雅典只好孤軍奮戰。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一位名叫米太雅得的將軍，率1萬重裝步兵，採用巧妙的陣形，終於在馬拉松平原戰勝波斯大軍，這就是著名的以少勝多的馬拉松戰役，這次戰役波斯十萬大軍陣亡6400人，雅典1萬人只陣亡192人。戰役結束後，米太雅得將軍派一名叫斐力庇第斯的戰士回雅典報捷。他在三小時內跑完了從馬拉松到雅典的路程（42公里），當他風塵撲撲的回到雅典時，只喊了一句“高興吧！我們勝利了”，就倒地而死，為了紀念這位英雄，從1896年開始，即近代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起，定期舉行馬拉松賽跑。
公元前480年春，波斯率陸軍約50萬，海軍15萬，戰艦千餘艘，沿第一次進攻線侵入希臘。據說，大軍渡赫勒斯滂海峽時，在674艘戰船搭成的浮橋上行軍7天7夜，軍隊到希臘北部時，無論在哪裡吃兩餐，供應的城市就會整個枯竭。

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率7200人，核心是300名斯巴達士兵，首先在希臘北部地勢險要的溫泉關迎敵。數十萬波斯大軍一連幾天猛攻，皆不得手，後因奸細的引路，使希臘守軍腹背受敵，李奧尼達為保存有生力量，讓大部分守軍突圍，他和300名斯巴達士兵留下死守，惡戰的結果是他和300名壯士全部陣亡。據說還有請求留下與斯巴達人並肩做戰的400名底比斯人和700特斯皮亞人，也都英勇犧牲。波斯大軍則共損失2萬人。

溫泉關戰役後，希臘誘強敵在狹窄的海灣決戰。波斯戰艦高大笨重，自相碰撞沉海，希臘人終於以40艘戰艦的損失獲得擊毀波斯300艘戰艦的戰果。公元前479年，希臘人進行了普拉提亞陸戰和米卡爾海角的海戰，把殘留在希臘的波斯主力軍殲滅，希波戰爭基本結束。公元前449年，希波締結和約，希波戰爭正式結束。

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率領步兵3萬，騎兵5000（《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240頁）進入小亞細亞（在當時的東方，這實在算不上一支大軍）。在格拉尼科斯河畔擊敗了四倍於己的波斯軍隊，並通過外交手段使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不戰而降，順利進入敘利亞。公元前333年在伊蘇斯城同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40萬大軍狹路相逢，大流士在中軍被擊潰的情況下倉皇逃脫，波斯軍隊全線潰敗，連他的母親、妻女都成了亞歷山大的俘虜。

中國歷史還沒有過這樣智勇雙全、奮勇當先的皇帝。李世民的勇敢是在當皇帝前，當皇帝后征服高麗反以失敗收場。

1720年一位敏銳的西方觀察家就指出：“中國的一切富足，浮華與禮儀，政體與衙門，生產與貿易，與歐洲相比又算得了什麼？中國的強大不過是一個錯覺。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三萬英國或德國步兵加上一萬名騎兵，只要指揮得當，就能打敗中國的全部軍隊。”

1840年6月，英國4000遠征軍抵達廣州，他們裝備着槍炮與蒸汽輪船；這些東西馬戛爾尼使團曾經贈給清廷，但清廷並沒有人發現它們有什麼用處。清朝軍隊的主要裝備仍是弓箭和長矛，岸邊的炮台猶如古董。為籌集戰費朝廷在各地廣設關卡，可是這些錢繳入國庫時已經所剩不多。英軍7月攻入廈門、占領定海，8月進入天津百河口。隨後清廷同意進行談判，英艦返回廣東。1841年秋戰事再起，英軍相繼占領寧波、上海、鎮江，清朝的經濟動脈京杭大運河因而被截斷，朝廷耐以生存的江南財賦一直就靠它北運。1842年，英軍1千餘人，在寧波擊潰清軍的2萬餘人的精銳大兵團，然後以2千5百人的極少數軍隊，在長江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8月英軍抵達南京，清廷這時感到與其糜兵費餉、節節敗退，不如稍作讓步、委曲求全；而於8月29日在英艦“皋華麗”號上簽署了《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2100萬兩白銀賠款，以及將香港割讓給英國，開廣州、福州、寧波、廈門、上海五口通商，清朝海關關稅應公開、明確（次年的虎門條約確定為5%），今後兩國應平等交往；後來的相關附約還含有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待遇的條款。

鴉片戰爭後，清朝方面認為對條約不需當真的大有人在，廣東巡撫葉名琛和廣州士紳們即堅決不同意英國人依約進入廣州城，道光皇帝對葉名琛還降旨嘉勉。清朝官吏對外國人採取敵對態度，使正常的貿易難於進行；貨物從口岸城市轉運內地時，各地官吏照例強制收取高額厘金，也使他們無法容忍。1856年，修改條約的時間到了，英、美、法三國即多方和清朝方面聯繫，但清朝官吏根本不予理睬。英法兩國於是決定再度出兵。

1856年10月，清朝官兵登上在香港註冊的亞羅號船，拆下了船上懸掛的英國國旗；1857年，法國一名傳教士在廣西被中國官吏殺害；這兩件事讓英、法找到了出兵的藉口。1857年12月27日，英法聯軍只用了一天時間便攻占了廣州城。

1858年5月，2600名聯軍北上攻占天津。清朝方面不得已，只好與各列強簽署了《天津條約》。條約規定賠償英法軍費百銀600萬兩；同意各國派公使駐京，增加通商口岸；除2.5%的轉口稅外，清朝不得對洋貨再收取厘金；外國人可以進入中國內地；清朝海關應招聘外國人進行管理。條約草簽後，英法撤走了軍隊。

1859年6月，西方使節乘軍艦抵天津，準備交換條約批准書，卻在大沽口再起衝突。

1860年8月，英法出兵25000人，並招募2500名中國苦力擔任後勤支持，重新占領了天津。隨後雙方談判20餘日；通州談判時，清政府答應英法聯軍全部條件，但在枝節問題上寸步不讓。全權代表、欽差大臣載恆要求“見皇帝必須跪拜”， “必須按中國禮制，跪拜如儀，方可許可。”巴夏禮說：“我不是中國臣民，為何解袍跪拜？”

9月16日清軍僧格林沁遂將巴夏禮代表團一行39人全部逮捕，押往北京作人質。 巴夏禮39人是外交使團，人質被扣押促使英法聯軍迅速進軍北京城。

聯軍遂恢復進攻，滿清朝廷逃往承德避暑山莊。三天后，皇帝的弟弟奕忻被迫向英法聯軍交還人質，但39名人質中生還者不足一半——僅18人，其餘都是屍骸，其中《泰晤士報》著名記者被“大卸八塊”。

扣押使節、虐待俘虜、殺死人質、殘害記者……英國公使額爾金和英軍司令格蘭特勃然大怒。他們認為大清國有的是金山銀山，不怕割地賠款。故宮是政府機構屬於公共財產，燒了，皇帝可以加稅，漲價再蓋新的。而圓明園是皇家園林屬於皇家私產，就像他們白金漢宮和凡爾賽宮，燒了才會讓皇帝心疼，長記性別再誤國誤民。

“余可以要求巨款，以懲戒清政府，然其罪惡如此，豈區區金錢可以救贖…… 余未嘗不可提議將陷害我國人及破壞休戰之輩交出懲辦。然所指過於籠統，清政府必交出下屬，犧牲者徒為下屬……” 故反覆衡量的結果，只有毀圓明園一法最為可行，否則遇難之君之仇永不可報，而且此舉可給中國皇帝以極大打擊。10月6日，聯軍進至圓明園，這個無比壯麗繁華的皇家園林，遭到聯軍的搶劫以後又被他們放火燒成灰燼。

中國戰爭是陸戰，喜歡搞持久戰，經常是圍城戰術，破壞性大。死的人必然多，不是餓死了，就是相互吃了。魏國將軍龐涓因為嫉妒同學孫臏的才華，而將孫臏誘騙來魏，處以臏刑，挖去膝蓋骨；孫臏裝瘋賣傻吃豬屎，無尊嚴到了極點。一個嬰兒化的民族，怎麼會有尊嚴？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臏兵法》云：“將德（將者，於士卒不可不德）保之若赤子，愛之若狡童，敬之若嚴師，用之若土芥”。“用之若土芥”暴露了“將德”僅僅是一種手段：“將德”的目的，只在於把士卒像泥土草芥一樣使用，才有一將功成萬骨枯！一句簡單的話，把兵家黑心肺暴露無遺！公元前354年龐涓率領8萬魏兵伐趙，趙向齊國求救，齊王答應出兵，但遲遲不發兵，等到魏軍攻破趙都邯鄲，雙方疲憊不堪時，齊派8萬大軍偷襲大梁，迫使魏軍撤回，於其歸途中攔擊，終獲全勝，這就是孫臏的圍魏救趙。這種包含持久戰的做法必然破壞性巨大。公元前342年孫臏用“減灶法”殲滅了龐涓10萬大軍，龐涓被殺。

505年，南梁皇帝蕭衍命他的弟弟蕭宏親王當總司令統軍北伐；渡過淮河，進入敵境，推進了十數公里，到達洛口（安徽懷遠），不敢再進。506年，北魏反攻部隊陸續集結，蕭宏幾次要撤退，被一些將領苦苦留住。可一個暴風雨的晚上，營中發生夜驚，稍為熟習軍旅生活的人都知道，夜驚是平常的事。蕭宏卻心膽俱裂，竟拋下他所統率的大軍。秘密乘坐小艇逃走。等到天亮，將士們才發現失去元帥，全軍立刻崩潰，搶先渡淮河南奔，互相爭奪殘殺，死傷5萬餘人，卻連敵人的影子都沒有看見。然而最奇異的是，蕭宏高官貴爵如故。

蕭衍不承認失敗。514年，他決心奪取壽陽（安徽壽縣），壽陽是北魏帝國突入淮河南岸的一個軍事重鎮。蕭衍命在壽陽下游130公里處的浮山（安徽五河）附近，建立橫斷水壩。計划水壩築成後，淮河上游水位提高，壽陽即被淹沒。蕭衍動員20餘萬人，從淮河南北兩岸分別興築，向中流合攏。514年11月開工，515年4月完成。想不到剛剛完成，水庫的水只積蓄一點點，水壩即行崩潰。幸虧春雪還沒有融解，損失不大。蕭衍下令重建，從515年4月到516年4月，歷時1年零1個月，第二次完成，長約4公里半、高20丈、上寬45丈，軍隊駐紮其上。這是一個驚人的長度，即使在今天，也是世界上最長的水壩之一。

水壩完成後5個月，9月份來臨，淮河水位暴漲，水庫盈滿。於是水壩第二次崩潰。建立在壩上的軍營和沿淮河下游兩岸的10萬村莊沖入大海，10餘萬人葬身東海。

蕭衍自從北進政策屢次失敗之後，在國內先後四次捨身建康同泰寺。他極醉心“仁慈”“寬厚”的美名，所以皇親國戚士大夫無論有多大的罪惡，都不予追究。但對於普通平民卻無一點寬假，一個人被定罪，父母妻子都受連累。一人逃亡，全家都下獄。

547年，正是蕭衍第四次捨身的那一年，侯景歸降，並把北朝的13州帶入南朝。東魏帝國立即對侯景發動攻擊。蕭衍命侄兒蕭淵明當總司令，會同侯景的部隊，進攻彭城（江蘇徐州）。蕭淵明在距彭城九公里的寒山地方，被東魏擊敗，全軍覆沒，蕭淵明也被捉。侯景也全軍覆沒，他領着數百名親軍，進襲已歸南朝的壽陽，把代理州長（監州事）韋黯驅逐。

蕭衍對侯景驅逐地方政府首長，不但沒有責備，反而任命侯景當州長（州牧）。侯景就向南朝最尊貴的王、謝二姓求婚，蕭衍說：“王謝門第太高，不能匹配，不妨向朱姓張姓以下試試看。”侯景回答說：“什麼門第？我教他們作我的家奴。” 侯景進入建康後，王謝二家被屠殺和所受的羞辱最慘，幾乎滅絕。二姓的門第和世家，從此消失。

蕭淵明被俘後，高澄請他寫信給蕭衍，建議兩國和解，蕭衍應允。侯景上奏章說：“兩國如果和解，恐怕我不能免高澄毒手。”蕭衍保證說：“我是天下之主，豈會對人失信。”侯景假冒高澄名義寫了一封信給蕭衍，提議用蕭淵明交換侯景。蕭衍覆信說：“你早上送還蕭淵明，我晚上就送還侯景。”侯景遂集結兵力，從壽陽南下，直指首都建康（江蘇南京）。

侯景於548年8月起兵，如入無人之境的渡過長江，於11月包圍了建康。南梁帝國各路勤王軍隊，在親王和親信統率下，雲集城外，每天跟美女飲酒歡宴，不作戰而保存實力。蕭衍把詔書繫到風箏上，命他們進攻解圍，可是沒人聽他的命令。549年3月，建康陷落。5月，86歲的蕭衍，被活活餓死。

蕭衍的兒子之一蕭繹親王，於552年在江陵（湖北江陵）繼位。他在登位之前，第一件要做的是消滅那些可能跟他爭奪帝位的兄弟叔侄。鎮守長沙的侄兒蕭譽親王，是蕭衍的嫡長孫，在宗法制度上，比小宗蕭繹更接近寶座。蕭繹派遣大軍攻陷長沙，殺掉蕭譽。蕭譽的弟弟蕭警，鎮守襄陽（湖北襄樊），派軍救他的兄長，被蕭繹擊敗。蕭譽便連同土地，歸降北方的西魏帝國。蕭繹在終於殺光了他所能殺的假想敵之後，才命他的大將王僧辯，東下進攻盤據建康（江蘇南京）已4年之久的侯景。侯景兵敗，在逃竄途中被他的親信部將用矛刺死。大亂總算平息，可南中國已殘破不堪，遍山遍野，屍體相接。百萬富豪人家，穿着綢緞，帶着稀世珠寶，臥在錦繡帳內，輾轉餓死。東西千餘公里，白骨莽莽，不見炊煙。

554年，蕭繹寫了一封十分傲慢的信給西魏帝國宰相宇文泰，要求重劃邊界。宇文泰即命于謹當總司令大舉南下侵。當西魏遠征軍入境時，蕭繹卻在金鑾殿上給將領們講解《道德經》。江陵城破，蕭繹平常總是要求別人為國而死，臨到他時，卻屈辱的投降求生。投降前，蕭繹作了幾件事：第一件，江陵獄中囚犯，約有七千餘人。圍城之際，城防兵力不足，軍方請求釋放，充作戰士，這是古代習慣。蕭繹反而下令一律格殺，幸而獄吏還沒來得及執行，城即陷落。第二件，蕭繹把所收藏的14萬冊圖書，全部焚毀。許多絕版珍本，都成灰燼。蕭繹認為是書害了他；國破家亡，全是讀書太多的緣故。第三件，蕭繹在焚書時，表演了一個小動作，他拔劍砍柱，嚎叫說：“文武之道，到今天為止。”意思是文武百官沒有拼死保護他，是放棄了他們神聖的責任。西魏遠征軍故意把蕭繹交給恨他入骨的仇人蕭警，蕭警對這位失去毒牙的毒蛇叔父，作報復性的侮辱之後，用沙袋把他壓死。

1913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袁世凱派張勳鎮壓。張勳辮子軍攻南京城時，曾下令城下之日大掠三日以為獎賞，於是南京城被辮子軍攻下後，遂遭浩劫。

南京城破後，北洋軍放火燒了下關，從9月1日至3日，張勳大縱兵士任意地姦淫搶劫，他於9月4日才進城。由於討袁軍總司令黃興是湖南人，因此，在南京的湖南人被殺的不計其數。在洗城的三天中，雷震春軍在南門，張勳軍在北門，好像劃分勢力範圍一樣，挨家挨戶地燒殺搶擄，上自天花板，下至陰溝都不放過。許多婦女投秦淮河自殺。

在搶劫過程中，城內大街小巷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怪現象，有些兵士脫下軍衣，把步槍當作扁擔來搬走他們的“戰利品”，有的強迫人力車替他們搬運，有的則因搶奪贓物而互相槍擊。張勳雖打了一次勝仗，可是等到士兵們歸隊點名時，卻少了很多。原來他們打完了仗，老總們都飽擄滿載，發了一筆不小的財，於是便開小差回家去享福了。

張勳和辮子軍攻下南京後，大肆洗劫，使到天愁地暗，中外震動，連袁世凱聽了也為之驚訝，於是發電給南京各軍師，全電如下：

“閱路透電，稱南京城內住宅商店，茅舍草屋，無不被搶，婦女老小貧富，多被姦淫，其餘均入外人家避難，各軍皆然，而張部藍衣兵實占多數。各官長目睹不理，所謂不傷一人，不驚一戶之宣告，完全背棄。日本民居，亦多被害，有自日領署出者，被兵槍斃三人，受傷一人云云。此次大兵南下，伐罪救民，似此強暴行為，如果盡確，則是喪盡名譽，大干軍律。…”

張勳做了江蘇都督後，偌大的一個南京城立刻就看不到一點民國氣象，完全恢復清代的氣氛。他絕對不準他的兵士們剪掉辮子。他看見穿西裝剪短頭髮的人就生氣，看見留辮子的就引為同志，於是，南京城內突然流行起拖辮子，扎假辮子的風氣盛行一時。

辛亥起義，張勳被江浙聯軍趕出南京城時，城內警察曾經歡迎革命軍。這次他收復了南京後，首先把所有的南京城內的警察一齊革職，用辮子兵代替警察站崗，然後從北方招了一批北洋警察來。辮子兵的各營都用龍頭令箭，官長們則穿的是清代的藍制服，軍營中不許懸掛中華民國的軍旗，而要懸掛紅色白邊的蜈蚣旗。民國的國旗也不許懸掛，江蘇都督府門前大桅杆上掛的是一個斗大的“張”字紅旗。所有這些怪現象，袁都裝做不曾曉得，可是外國使節們對此非常驚訝，他們曾質問南京城不掛民國國旗的原因。袁待外國人抗議了，才打電報責備張勳不該禁止懸掛國旗。9月17日，南京城內才有五色國旗出現。

1918年3月北洋皖系軍閥張敬堯的部隊攻入湖南平江，縱容士兵燒殺、搶掠、強姦三日，令人髮指；據同年湖南禮陵由於軍閥混戰造成47901戶受害，死傷23459人，其中被殺的21592人。張昌宗的軍隊作惡多端，實行“三光、二翻、一空”的政策。

5．西方人的惡是有底線的，中國人的惡是沒有底線的，中國人為了私利什麼事都做得出來。西方歷史上的罪惡比起中國歷史上的罪惡來，只是小巫見大巫，簡直微不足道。

中世紀火燒異端信仰者是宗教法庭的審判，而當時的宗教法庭在許多時候是服從國王或被國王所控制的，火燒異端是國王政治的需要。神聖羅馬(以德國為主體，另外包括意大利的北部、捷克、奧地利、現今波蘭的一部分)帝腓特烈第二（Frederick Ⅱ）施行許多律例（1220年至1235年之間），規定凡異教徒均為犯法者，若不悔罪歸正，即處以火刑，悔罪者亦加以監禁，如再背教，則處以死刑。

在西班牙，火燒異端最多，那是西班牙國王要消除穆斯林的影響，政治因素大於宗教因素。西班牙於15世紀之末制定了一種制度，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延至19世紀始取消）的成績之一是驅逐摩爾人（Mariscos）於境外，又傳曾撲滅猶太教，又曾防禦新教教士的宣傳。

教會的裁判官宣布被拘禁者是無望改宗的異教徒之後，再交與（公文上謂之“寬縱”他）俗界的當局，要求並委託地方官“仁慈而寬和地處置他”。而俗界官吏不問皂白，惟有置之死地；不如是，那麼，他就是異教的提倡者了。依照教會法律（The Canon Law），各國王和各官員均須及時地、迅速地處罰宗教裁判所交與的異教徒，否則逐出教會之外。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因火刑而致死者的數目，普通人的想像中是大大地誇大了的。

所謂“販賣黑奴”，是非洲本地的部落頭領，黑人人販子與西方不法分子互相勾結主動出賣自己同胞，西方政府一直都是視為非法，嚴厲打擊禁止的（特別是英國），西方人沒使用武力到非洲本地去強搶，只是在非洲沿海港口向黑人人販子購買，黑人人販子是主犯，白人人販子只是從犯；而且，販賣黑奴最多時間最長最殘酷最瘋狂的是阿拉伯人不是西方人（一直到現代，阿拉伯人還在販賣黑奴），但是敵視西方無恥反美反西方的人不敢（或者根本就不知道）罵阿拉伯伊斯蘭土匪，只是拼命詆毀攻擊西方，其三，中世紀歐洲人也大量被北非人綁架販賣為奴，多達數百萬。更不用說，中國人一直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還在合法地買賣人口，而且是自己同族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沒有任何資格指責西方人！

所謂“販賣鴉片”，西方人把吸鴉片賣鴉片看作是跟吸煙賣煙一樣平常的事情，西方人自己也吸食鴉片，英國有好幾個首相都是鴉片癮君子。人家沒有故意陷害你的意思。

所謂“屠殺印地安人”，絕大部分印地安人集中在西班牙人控制的拉丁美洲，他們早就跟西班牙葡萄牙移民融為一體了。西班牙人給美洲帶去了天花，就像蒙古西征把鼠疫傳播到歐洲一樣。歐洲的天花病死率為10%，而美洲高達90%。天花曾至少造成１億人死亡，另外２億人失明或留下終生疤痕。印第安人由於地理隔絕，對於天花、麻疹、傷寒等疾病毫無免疫能力，只能成群成群地死去。在17世紀，據估計西屬美洲的人口從5000萬銳減到400萬”。倖存的印第安人成了一群無足輕重的順民，在美洲的政治生活中再沒起什麼作用。

北美印地安人本來只有幾十萬人，以前是那麼多現在還是那麼多。他們並沒有建立國家組織，還處在野蠻原始的部落狀態，北美的絕大部分土地是荒無人煙的，殖民者除了進口些黑奴，絕大多數人只能自己動手，開荒種糧。歐洲移民有功沒有過；而且絕大多數的印地安人是死於對之沒有免疫力的歐洲疾病，不是死於什麼“屠殺”。

在與西方人的衝突中死掉的印地安人絕大多數也不是什麼善類，一般都是他們主動先發起對歐洲移民的屠殺攻擊之後才遭到報復的。這跟義和團性質一樣。

中國人早在兩千多年前漢代時就開始對西域的主權國家進行長期的侵略和屠殺；兩千多年來，仍不斷對周邊國家民族如朝鮮（隋唐時）越南進行多次侵略殖民，對南方百越苗蠻諸族多次進行種族屠殺（秦，漢，三國，明清時代），明朝軍隊對少數民族的滅絕性圍剿（大家都知道中國南方有個懸棺之謎，不過製造這個謎語的民族卻在明朝消失了），以及現代對西藏的種族屠殺，中國才是世界上進行侵略、殖民和種族屠殺最早、規模最大的國家。

食人，是為了健康。陳泱潮在《不信上帝是中華民族走向衰微和覆亡的致命病毒》中說：我出身在一個書香門第。曾祖父是拔貢，祖父是舉人 …… 外祖母身體力行儒學“百行孝為先”的教義，實踐過“割股療親”（割下腿肉作為藥引以治父疾）。2005年1月30日，四川忠縣一流浪漢被人殺死，其男性生殖器被兇犯磨成粉，兌水喝下以治病。

甚至認為吃人肉或人的某個器官可以增強性功能。在廣東的某些酒店，嬰兒居然被做成羹湯供人享用，生意還特別紅火！有的嬰兒被加工前還活着！從醫院到酒店有一套完整的商業渠道 。眼下流行三千元一盅廣東嬰兒湯；數月胎兒，加黨參、當歸、枸杞子等補藥，再輔以雞肉排骨煲為羹湯，據說極是補氣壯陽。自詡為“嬰兒湯”常客的台商王某，緊摟着妙齡二奶洋洋自得地說：“以我六十二歲的年紀，每晚都可來一回，還不是靠這個！”

我們這一民族，真是越來越現實，越來越唯物，越來越無所畏懼；但現實、唯物到這一步，已與禽獸無異了；那我們還有什麼資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基督教國家裡，他們無論怎樣享受，怎樣地想錢想瘋了，也不至於想到利用死嬰的份上吧；可我們這一民族中的人卻這麼想了，這麼做了，還開出專門的人肉餐廳了。

你們對美國人，對日本那邊的事簡直明察秋毫，可對近在自己身邊的，對同胞間這種肆意對待生命、極其醜陋的事卻置若罔聞，一付漠然！這樣的愛國和愛自己的民族，愛的又是哪門子的“國”和“民族”？我們的農村為什麼到現在依然存在着買賣女嬰，溺殺女嬰的現象。中國呵，我為你哭泣；中國的農民，我更為你哭泣！

孔子讚揚晉文公的政績，可從沒有譴責過晉文公吃人肉。晉文公繼位前曾到處流亡，沒吃的，介子推就割自己的肉給他吃。這很合乎孔子的殺身成仁的精神，真是仁者吃人！以後歷朝歷代都規定寒食節來學習介子推的獻身精神，臣民都象介子推一樣的獻身，君王的統治就可以千秋萬代了。割股填君腹的介子推正是孔子“孝”道的典型。以後“割股療親”的事就時常發生。用自己的身體的某一部分做藥，獻給自己的父母，為他們治病，滋養他們的身體。《二十四孝圖》儘量讚美的就是這一類的“食人”。

中國文化提倡吃人。吃人已進入了中國的文學，被審美化了。《三國演義》第十九回講：劉備被呂布打敗而投奔曹操，在途中住在獵戶劉安家中。劉安非常崇拜劉備，劉安家中又沒吃的，他就“殺妻以食之”。這樣他以“食人”的行為實現了“忠孝兩全”的儒家理想。曹操知道後還給劉安百兩黃金。

奴隸主灌輸給奴隸這樣一種倫理：一個奴隸，只要忠誠地侍奉奴隸主，即使殘殺並吃掉另外一個奴隸，也可以不用承擔任何的罪責。假如這種殘殺和虐吃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奴隸主的統治，那奴隸的行為還會受到褒揚和獎勵。作者是讚美這種的德行，而讀者看書時也沒感覺到可怕，可見我們的心靈麻木到了什麼程度！這種吃人有理的文化說明了中國人是一個根本“妖魔”的種族，無需別人來“妖魔化”。恐怕全人類找不到第二個這樣沒有人性的民族。

林沖必須提人頭才能入梁山吃人集團[這個吃人集團被中國人所崇拜，恰恰證明了中國人的野蠻落後性]，在1920年代井崗山又重演過，在21世紀的中國仍然在演義這樣野蠻的故事。那個搶劫武漢廣場和銀行的湖南張君集團，其入伙的條件就是必須先殺個人！

魯迅說：“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在這個以“仁”為道德核心的國度，幾千年來，這樣大規模、肆無忌憚地食人，這種被被儒家學說所默認、所鼓勵的食人，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都是毫無人性到了極點！

每一種文明都必須具有道德底線，才能防止人的集體性道德犯罪與無意識地全面墮落。道德底線，是守衛人的最基本的尊嚴、良知的最低防線，是做人應該遵守的最基本的行為規範（或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良知），是是與非、美與丑、善與惡、好與壞的分水嶺，也是使人不至於墮落為禽獸的最後防線。道德底線要求人們譴責並反抗傷天害理、泯滅人性的事。如果整個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中一代代的重複那些滅絕人性的事，對泯滅人性的制度、習慣熟視無睹，那麼這種文化絕對是出了重大的問題甚至是野蠻到了極至而使人喪失了覺悟能力，是一種野蠻的變態文化，是文飾野蠻的偽文明。

《聖經》中三次提到“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埃及記》23:19、34:26、《申命記》14:21）。萬能的上帝是那樣深切地愛着這個他創造的世界。上帝不能縱容類似於“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事情的發生，更不能縱容人類吃掉自己後代的事情的發生。那麼，我們這個墮落到地獄最底層的民族，等待最後的審判的來臨吧！

在基督教未傳入的地區，食人的習俗是很普遍的。在古城城牆外的肉鍋中常是死屍的存放處，讓最窮的人將它拿來烹煮當作食物。他們以為吃下敵人之後，可以讓對方的力量與自己相結合，以致能戰勝他們的對手。因此，阿茲特克人(Aztec)為了要尋求力量而吃了數以萬計的人。不過，在福音所傳之處，食人的習俗都被廢止了，人們在信基督後便有了新的眼光，看到了生命的真正尊嚴。

一位學者在描述斐濟島上所發生的事時，他以一句話總結了在大部份地區食人習俗被連根拔除的情形：“從食人到愛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太平洋一個的小島上，一位美國大兵遇到了一個手持聖經且會說英文的當地國民。士兵指着聖經笑道：“受過‘教育’的人不再相信那本書了。”這位島上的居民也笑道：“嗯，我們這麼做對你們是有益的，”他一邊撫着肚皮一邊說：“不然，你現在就已經在這裡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