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集結號》:中國人不能丟了犧牲精神!
《集結號》受到《焦點訪談》等主流媒體的誇讚，但對這部“大片”的爭議卻遠不會就此結束。原因在於，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軍人還是民眾、政治還是藝術的角度聽起來，這聲《集結號》都過於刺耳了。
穀子地的質問雖然充滿人性，但任何國家的軍隊都不能接受這樣的質問
影片故事梗概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唯一倖存的連長為他全部戰死的46名部下爭取烈士稱號。編、導的意圖在《集結號》的宣傳海報上寫得再清楚不過：“每一個犧牲都是永垂不朽的”。筆者相信這句話不是無感而發的。如果一個群體，連它的犧牲者都不尊重，它還有什麼是值得自豪的呢？影片另一個值得稱道的地方，是在對戰爭的思考中觸及到了珍惜生命價值的命題。
然而，不幸的是，真理再向前走一步就成了謬誤。在筆者看來，《集結號》在反思犧牲的問題時，就多走了一步。
生命需要珍惜，但舊中國是對生命的最大踐踏者。中國革命付出的全部犧牲，恰是為了更多中國人得到生的權利和尊嚴。軍人在這時的犧牲應該無條件付出，沒有理由追問。影片的高潮是，穀子地從司號員口中得知，團長根本就沒有打算吹響集結號，而是要以九連的犧牲換取全團安全撤退，他憤怒質問已經躺在墓碑下的老上級：你們怕被咬死，那我們呢？九連呢？穀子地鍥而不捨為弟兄們討名分的做法讓人感動，但這番充滿個人意氣的質問雖然充滿人性，卻讓真正的軍人無法接受，而且任何國家的軍隊都不能接受這樣的質問。軍人以服從為天職，讓你去打阻擊就打阻擊，不讓你撤退就不能撤退，軍令如山，何來怨氣？放在任何一支軍隊，這種質問都不合常理。
導演馮小剛說：“作為《夜宴》導演，我本身沒有立場，都是劇中人的立場；而作為《集結號》導演，我的立場很鮮明。電影裡的人不是自願成為烈士，在被動情況下，他們把命都搭進去了。”聯想到前面馮導說 “沒有一個人是願意打仗的，他一定是怕打仗的”。筆者認為這是不符合我軍事實的。解放軍與國民黨軍隊的最大區別是不拉壯丁，參軍都是自願的。參軍就意味着打仗。人固然怕死，但不是在每個時刻都怕死。解放軍官兵當年戰勝死亡的恐懼，勇於絕地反擊，正是因為中國革命的正義以及人民戰爭的性質。解放軍的構成中有大量的國民黨俘虜，昨天還貪生怕死，加入了解放軍，提升了政治覺悟，明白了為誰打的道理，立即就變成了勇敢的戰士。如果歷史上的解放軍真的都像“電影裡的人不是自願”的話，那長征、抗戰、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等一系列以弱勝強、艱苦卓絕的戰爭勝利奇蹟該怎麼解釋？人民用“小車推出來一個淮海戰役勝利”的事情又怎麼可能發生？在解放軍的身後並沒有督戰隊，在老百姓的背後也沒有皮鞭。解放軍及其前身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從誕生起就是一支有理想的軍隊，這是它與中國歷史上一切舊軍隊和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軍隊的根本區別。
不要誤解了犧牲精神。沒有一個生命是多餘的、廉價的
不怕死是我軍歷來的傳統。但在很多文學作品中，我軍指揮員對這一傳統的實踐似乎無一例外地都表現為“不惜一切代價”，“戰至最後一人”。國外也有文章形容我軍是“人海戰術”。這是一種誤解。由於武器裝備的巨大差別，我軍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官兵的犧牲精神。但即使如此，我軍依然憑藉政治攻勢和高超的軍事智慧，努力做到節省生命。記得《大決戰》中有這樣一個鏡頭：劉伯承司令員問一個連長，能不能守住掩護陣地？那連長氣壯山河地說：就是全連都戰死，也決不後退。劉伯承立即撤掉了那個連長，然後說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大意是：老百姓養大一個兒子，二十多年不容易，不能輕易地說犧牲就犧牲了。作為一個指揮員，要善於動腦筋，既要完成好任務，又要儘可能保護好戰士。
不久前聽一個學術報告會，某軍事專家在講到未來戰爭時，慷慨激昂地說，為了國家統一，我們不惜付出×十萬人。時至今日高技術戰爭時代，一些人還這樣誤讀、誤解、誤用我軍的犧牲精神，讓人不能不深感憤怒和震驚。筆者同樣是搞軍事戰略研究的，我就不信，我們有足夠多的智慧和選擇，難道就沒有不付出或少付出生命的辦法嗎？我們國家人口多，我們軍隊人數多，這是事實，但沒有一個生命是多餘的、廉價的！
中國固然要建設和諧社會、和諧世界，但那不是靠一味畏避戰爭能夠得到的
筆者贊同影片關於犧牲應該得到尊重的呼籲，但不贊成對犧牲做過於變形的解讀。珍惜士兵的生命是對的，但對於一個士兵來說，使命是高於生命的———對於全世界的軍隊都如此。看得出，《集結號》的編、導都是想把影片主題從軍隊和戰爭的黨派、國家等政治屬性上剝離開。也許這樣就有了國際性，有了純粹的人性或理性，就可以像《拯救大兵瑞恩》一樣走向世界了。於是有了關於解放軍槍殺戰俘；有了說好聽到集結號就撤退，卻根本不打算吹集結號的“欺騙”；有了主人公對掩護大部隊卻犧牲自己的憋屈和憤怒等看似符合邏輯的情節設計。也許這種強行的剝離製造出了純粹的軍人，遺憾的是那卻不是歷史上、也不是今天的真實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而政治是包含着利益、理想、信仰的大概念。如果一定要不顧一切地強行把政治的皮肉剝離掉，那剩下的戰爭只能是無法認出其本來面目的骷髏。即使是《集結號》刻意比肩的《拯救大兵瑞恩》也沒有抹去正義戰爭的標籤，不僅不抹，還以這種正義的光環照亮人性的深刻。手法上欠缺還在其次，最主要是《集結號》質問犧牲、追討說法的立意，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無論是從文學還是哲學的高度上理解，都不能與《拯救大兵瑞恩》相提並論。
有媒體評論說：“《集結號》表達了一種新的戰爭觀。一場戰爭，對所有參與者來說，均是兩敗俱傷。戰敗方固然要蒙受羞辱，戰勝方也一定傷痕累累。從這個意義上，任何戰爭都是全人類的災難，沒有所謂的‘戰爭勝利者’”。在筆者看來，這已經不是簡單的觀後感，而是戰爭與和平辯證關係的混亂了。一個人可以這樣，但一個民族以及隨時準備保衛這個民族的軍隊決不能這樣想。戰爭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分。沒有中國革命的一系列戰爭，就不會有今天中國的一切。只有敢於犧牲，準備犧牲，才能避免犧牲。
筆者建議發出類似評論的人也聽聽二戰前夕西奧多•羅斯福在《贊奮鬥不息》的演說中是怎麼評論當年“愛好和平”的中國人的：“我們決不能扮演中國的角色，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自滿自足，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漸漸地腐敗墮落，對國外的事情毫無興趣，沉溺於紙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奮發向上、苦幹冒險的高尚生活，整天忙於滿足我們肉體暫時的欲望，那麼，毫無疑問，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發現中國今天已經發生的這一事實：畏懼戰爭、閉關鎖國、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在其他好戰，愛冒險的民族的進攻面前是肯定要衰敗的……”他們還應該聽聽戰爭理論大師克勞塞維茨“你想和平嗎？那麼你就準備戰爭吧！”的警鐘。
中國固然要建設和諧社會、和諧世界，但那不是靠一味畏避戰爭、無底線退讓能夠得到的。無論是實現世界和平的理想還是建設現代化事業，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軍隊，仍然需要大力弘揚犧牲精神。這種犧牲不僅意味着平時默默無聞任勞任怨的奉獻，還要敢於迎接任何時候強加在我們頭上的戰爭。▲戴旭（作者是資深戰略評論員、空軍上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