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着世界上少有的、龐大的色情業市場。有消息稱，日本每年色情業的規模大約在 900 億美元。但這種估計是否準確，很難定論。粗略地說，日本每年的性行業交易額，已占到日本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 1%，和其每年的國防預算不相上下。

但如果要追根溯源，從日本近代“發跡史”中探尋日本色情業的發展軌跡，就會引出一段令日本民族為之汗顏的歷史。

為聖戰犧牲的日本“娼婦”

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渝吉，有一句流芳千古的名言：“日本對付亞洲有兩種武器，一是槍，二是娘子軍”。從“娘子軍”的歷史，我們不難找到當代日本“繁榮娼盛”的最真實根源。

早在1872年10月2日，明治政府就公布了“娼妓解放令”，俗稱“牛馬解放令”。從幕府末年到明治時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大正中期，日本的年輕婦女背井離鄉，漂泊到海外賣身謀生，她們北至西伯利亞、中國大陸，南到東南亞各國，甚至有人到達印度、非洲。她們的故鄉遍及日本全國，她們的足跡遍及全世界，日本成為輸出妓女的頭號品牌國家。

尤其是日本北陸地區，氣候條件惡劣、土地稀少，這一帶過剩人口的出路大致為：男性到富士賣藥，以越後的杜氏、湯屋奉公等最有名。女性則肌膚雪白出美女，成為有名的越後藝妓，這些人成為為日本政府賺得巨額的“硬通貨”的中流砥柱。

日本妓女在海外的據點，現在無法精確統計，主要是下面三個地區：

一是上海和香港。據當時的日本人高橋謙描述：明治19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700人左右，除了郵船支店、三井物產支店、樂善堂藥店和二、三家雜貨鋪之外，過半數是娼妓館。她們的生活來源支柱就是賣淫，有了這皮肉生意，帶動周邊飲食、旅館、雜貨業的繁榮。而香港的情況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是中國關東地區。日俄戰爭之前的1903年，俄羅斯在其租借地旅順作過調查，光那個地區就有日本娼妓201名。根據大江志乃夫的統計，日俄戰爭結束後，關東的日本娼妓急增，人數達到1403名，占到當時在留日本人2582名總數的54。3%，也就是說，關東州在留的日本人中，半數以上是娼妓。

明治36年2月9日的《朝日新聞》刊登了著名記者內藤湖南的評論文章，他估算在滿洲各地大約5000日本邦人中，至少有六七成是在操皮肉生意。

三是南洋地區。大概從上世紀初年以來，日本妓女蜂擁而至。當時的南洋，由於橡膠和錫礦的開採，經濟頗為繁榮。日本妓女的美貌和溫柔很快壓倒了南洋各地其它娛樂項目，轟轟烈烈地構成了一種宏大的職業。日本妓女以其柔弱之軀，抵抗着那群未開化土著居民的“狂轟亂炸”，書寫了一段令人無法釋懷的“賣春史”。“南洋姐”的這段悲慘歷史，也造就了當年風靡亞洲一時的電影《望鄉》。

富國強兵的“黃色娘子軍”

近代日本的“黃色娘子軍”，無疑是犧牲的一代。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日本的娼妓，又對富國強兵政策起到了非常大的刺激推動作用。

人江寅次在《海外邦人發展史》中這樣寫道：明治33年在西伯利亞一帶的海外邦人往日本送金約百萬元，其中63萬為海外妓女的送金。《福岡日日新聞》註銷探訪記事《女人國》，曰：“從島原的小濱署管內四個村子渡航的女性，去年向家鄉的父兄送金達12000多元。全島原的30個村子，合計則突破30萬元”。在“硬通貨”奇缺的明治、大正期，這批妓女帶血的賣身錢，對富國強兵政策起到了非常大的刺激推動作用。

“她們每月寫信並送錢回家，父母放心，鄰居有好評。村長聽說，來要所得稅。國家不知是為誰的國家。不僅夫家，娘家也富裕起來。不僅這樣，在南洋的土地田舍，凡是建起女郎屋的，必隨之建起雜貨店。從日本叫來店員，店員獨立開業，成立公司的駐外辦事機構。女郎屋的丈夫不願被叫做姘夫而經營商店，一年左右土地開發者就迅速增多。隨之，日本的船隻到來，那塊地方繁榮起來了。”
那個時代的日本政府，雖然一路高喊“文明開化”的口號，但並未採取任何措施來加強海外妓女的管理。說到底，海外妓女的存在，一則解決國內的部分貧困問題，二來可賺取外匯，並透過海外形成的風化區，促進日本經濟的順利輸出。

妹妹無處可去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雖然下決心推行廢娼令，但其效果和影響是有限的。一則是海外妓女遍地開花，日本政府鞭長莫及；二則是日本對廢娼後的新生政策沒有作出任何實質性的安排。海外妓女“從良”後究竟如何生活，這個最關鍵的問題成為空文，廢娼令自然難以向縱深推進。

在日本敗戰後的上海，一群日本妓女如熱鍋上的螞蟻，她們卷着金銀珠寶，卻不知道路在何方。她們坐在人力車上，任憑車夫在上海馬路上四處游晃，到夜深人靜，車夫已精疲力竭，而日本女人腦子裡依舊一片空白。最後車夫曰：“妹妹你到底要去何方？”日本女人曰：“妹妹無處可去，只請哥哥收留。”同是天涯淪落人，車夫生活於社會最底層，求溫飽尚是個問題，天上突然掉下個有錢有貌的妹妹，此等好事何樂而不為？於是乎，雙雙鑽進了車夫在黃浦江邊搭的破茅屋。翻閱1945年日本敗戰後的上海舊報紙，這樣的“喜劇”故事隨處可見。

而那些死在南洋的日本妓女安葬時，墓碑全部背着故鄉。而據余秋雨的觀察：三百多個妓女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沒有一座向着北方。余秋雨評論曰：“也許是不敢，也許是不願，她們狠狠心擰過頭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牽腸掛肚，不再幽恨綿綿，連眼角也不掃一掃那曾經天天思念的地方”。

儘管現代日本刻意迴避這麼一段“輝煌的”娼妓史，但它給近代日本包括整個亞洲投下的濃厚影子，是誰也否定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