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西藏和國際地緣政治下的點滴
際人 2008-04-25

英國歷史學家西利早有名言“言政治而不求之於歷史，必游談於無根”。中國人談西藏問題喜歡以歷史為窗口，但基辛格博士多年前一語點中“你對美國和西方人說歷史沒用，因為他們沒有興趣”。對歷史沒有興趣的可能不只限於西方民眾。

1．西方的民意基礎

　　整個西方對西藏的總體態度如何，筆者不敢妄加推測，但以加拿大為例或可“管中窺豹，見其一斑”。

　　總體而言，加拿大人對西藏背景了解極為有限，但以筆者在加拿大20年中多次與受過良好教育、且不同年齡層次的加拿大人談及西藏問題時，他們眾口一聲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入侵西藏”說法每每讓筆者十分吃驚。更有口無遮欄、任期只有4個月的加拿大女總理（Kim Campbell），在1993年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出“我們從來沒有正式承認過中國對西藏的占領……”，讓筆者當時更大感不解。直到最近奧運火炬風波和藏獨事件中，一些加拿大人藉機對孩童的洗腦才疏理出一些原由。

　　筆者孩子在多倫多公立學校上3年級，2周前她的班主任對她和一些同學說“西藏是獨立國家”。當筆者和一朋友談及此事時，無獨有偶，他說他正在私立學校上6年級的孩子也在這幾天被布置家庭作業，題目大體是“獨立國家西藏概貌”。

　　我們是華人可以糾正自己的孩子，西方主流社會卻不會。許多年後，這些被洗腦的孩子長大後必然會在適當的環境下不自覺地推銷“藏獨”。實際上，與其說最近西方媒體對西藏問題的不恰當看法都受西方政府或反華勢力操控，倒不如說這些報道的背後有這隻長期形成的“無形的手”在推動和支持。如何消除這隻無形的手，大概是中國政府和駐外機構的長期挑戰。

　　不過以最近西方媒體的太明目張胆的片面，如果引用“外交是內政的延續”說法，中國政府在這一輪的媒體搏弈上贏了一回。但論戰勢必長期進行。

2．西方的現實政治和地緣政治面面觀

　　一個大國國力快速上升，必然牽動牌局上的整個局面甚至導致多方權力失衡。為了平衡牌局，通過改變結盟方式和改變雙邊關係中的距離感來到達彼消此長，通常是有效的手段。說中國近年國力的快速
上升影響西方世界的情緒和導致某些人的失落感，相信不完全是虛構的故事。對中國新的地緣政治遊戲，其實早已展開。

　　300多年來，自法國的黎塞留 （Richelieu）大主教摒棄宗教意識形態而以國家利益為軸開拓現代外交手段以降，後世者紛加學習效仿以達國家利益最大化和對手利益的最小化：一個“零和”遊戲的另一表達方式。從過去法、英、德、美的分別崛起過程看，他的這種實用手法只不過被冠以不同的學術名詞而已，人們似乎沒有理由相信過去幾百年甚至更久歷史上不變的實用經典會在21世紀突然無影無蹤。在英國輝煌的19世紀，英國首相帕爾姆斯頓（Palmerston）明言“對英國而言，在國際事務中保持各國權力的平衡是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英國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在德國國力起飛的俾斯麥（Bismarck）時期，他通過“現實政治”理論平衡周邊列強。中國歷史上戰國時期的2000年前就有“合縱連橫”理論，就是後來中國勢弱時也有李鴻章的“均勢論”和“以痍制痍”論，說的不外乎是同一件事。

　　將利益包裝得最好的還是美國，在自由女神和普世真理的旗幟下，多少年來她合縱連橫並重拳出擊各個潛在的對手。其核心着力點是地緣政治的棍杆效應，表現形式卻是意識形態上的大是大非和對真理的辯論。俄國要出頭，和俄國的地緣政治對手包括中國討論俄國過去3個世紀中的擴張主義問題，比如在1969年珍寶島衝突中媒體站在與之沒有外交關係的中國一邊。日本要冒尖，就和中國一道討論反省“二戰”等歷史問題。中國剛開始上升，民主自由牌——西藏牌就被長期派上用場。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回憶錄中披露，出於對上世紀70年代地緣政治的共同理解和共同利益，中美聯手破滅了越南欲吞老撾和柬埔寨而建“印支聯邦”的夢想。假以今日，美國可能會用之來抑制中國。國際間的政治遊戲，讓人眼花繚亂。

　　按基辛格博士的說法，在列強紛爭的19世紀中老百姓對自己國家利益理解得最好的是英帝國島國的臣民，他們總是能在關鍵時刻理解英國政府在歐洲大陸列強爭霸中總是站在弱者一邊抑制快要冒尖的霸主，而且他們總能理解這麼做不容易卻知道為什麼這麼做。

　　筆者以為在今天，對國家利益理解得最好應該是美國的老百姓包括媒體。在他們對別國指點的同時，不管媒體還是百姓都絕口不提160年前美國在與墨西哥戰爭中獲取的80萬平方公里土地（包括加州和得州大部）。連維護美國統一的南北戰爭，也在老百姓心目中留下是為“解放黑奴”的道德目標而戰，而有意忘記“解放黑奴”是戰爭帶來的實際結果；他們可以集體忘了林肯總統說過的“如果保持黑奴制度可以維護南北統一，我將這麼做；如果廢除黑奴制度能更好地維護南北統一，我也可以這麼做”。當初為了阻止歐洲列強對其鄰國的干涉，美國將整個美洲大陸作為她的自家後院，以“門羅主義”為由拒之。為了建立國際道德權威反對歐洲列強對當時清帝國漫天要價，以“門戶開放”幫了清帝國治下的中國。為了“反恐”和附和美國國內的集體愛國熱情，媒體集體誘導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問題，導致90%的美國人，60%以上的加拿大人當時認同了美國攻伊戰爭。他們也可以在戰爭開始後自動不刊登因伊拉克戰爭帶來的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和平民傷亡。喜歡與否，你有時必須佩服美國媒體、政治家和精英們，他們總有辦法找到道德的制高點。

　　如果回顧過去幾百年中大國崛起過程中必然遇到的麻煩，以及當前一些西方人的心理失落通過媒體抒發，大概不算是什麼太壞的結果，從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好事。它促使人們清醒地從地緣政治種種出發，重新評估類似 “歡迎一個穩定和富強的中國”的西方官方辭令是否真實，以及評估中國崛起對西方帶來的不情願的洗牌局面和衝擊的必然性。

3．西方媒體的集體安全意識(Collective Security)

　　西方媒體近年的多次集體偏差，從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入侵伊拉克、中國提供中長程攻擊性武器給伊朗、達爾富爾事件和此次北京奧運和藏獨報道等等，無一例外，實際上是集體
安全意識的自覺體現。集體安全意識源於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政府的集體反省，以防止未來的世界性戰爭，它的概念假設是，沒有外在國家膽敢與任一參與國為敵，而任何參與國也會信守承諾，對破壞和平之國家施加懲罰。各國的各懷鬼胎雖然沒能制止二次世界大戰，不過西方精英們的設計使得今天的北約成為集體安全團體，成員國之間的精英們在對他們無關痛癢和有利他們利益的一些事情上儘量自覺地保持一致。

　　延伸到其它領域，眼下的中國便非常適合作為攻擊目標。在許多西方人眼裡，一個沒有宗教、人權和自由的國家卻經濟上取得驚人進步，心理的落差和難以言狀的情緒，就全都在媒體和政客口中表露無遺。西方知識精英們最近在北京奧運和藏獨問題的集體偏執，即是他們在集體安全意識上的無意識表態。

　　不過這次，西方媒體的集體安全意識實在用錯了地方，他們的做法，任何正常的人都不會分不清他們到底是表現出善意還是惡意、傲慢還是平等。

　　不過作為中國人，應該清楚地追求自己的進步，因為那不是為了迎合西方，而是為了中國人自己。

　　4．西藏的統獨之爭和代價

　　西藏在1949年前由於清帝國解體和中國內戰，有過約30年的半權力真空狀態，西方大都無視此前數百年歷史。比之一直由中央政府控制的新疆，西方好像可以在西藏找到更多的着墨點和給他們的老百姓更多的想象空間。

　　即使聲稱要獨立的一些人包括達賴喇嘛組織里的人也知道：西藏的地理條件難以讓她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她要麼倒向印度要麼倒向中國，或者兩邊討好謀取最大利益。如果她不幸倒向印度，等同於喜馬拉雅山的天然屏障消失一半，必然在地緣政治和自然資源上為中國所不容許。即使是局部的倒向也必然讓中國付出過多的精力、代價和被動。

　　目前西藏面積122萬平方公里，達賴喇嘛不但提出無異於獨立的“有真正意義的自治”條件，更要求他的“大西藏”面積涵蓋250萬平方公里包括西藏、四川、青海、甘肅、雲南含有藏人的區域，仿佛他要重建（唐朝期間）吐蕃王朝盛時的版圖。吐蕃王朝曾一度相當強大，與全盛時期的唐朝有過數次各有勝負的大戰，名將薛仁貴在青海地區10萬大軍的覆沒成為唐朝最大的敗仗。後來驃悍變為虔誠，藏傳佛教的盛行導致藏人口過度出家而劇減。當今唯一政教合一領袖達賴喇嘛的談判條件，更像是一個勝利者開出的漫天要價的談判條件。一個幾萬人的“流亡政府”如果沒有後台的各種支持，恐怕連一個月的財政開支都會成問題，更難以想象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在奧運火炬傳遞中搞出這麼大的動靜。

　　退一步講，即使中國政府同意122萬平方公裡面積西藏實現他的“真正的自治”，西方勢力是否會放棄夾擊中國的機會乃一大疑問，俄國在實現民主制度轉型後在今天遭受的挑剔和抑制，或許是中國明日的擔憂。如果在西方勢力和達賴喇嘛勢力雙重夾擊下，中國近西藏的臨近數省是否仍能穩定和發展，中國政府是否會付出比現在更高的代價和更多的精力，都沒有現成明確的答案。這場不愉快的遊戲還將長期繼續下去，這裡涉及的民主自由因素少得可憐，多的是地緣政治的考量。

5．奧運開幕有多重要

　　美國總統包括其他西方首腦，如果表明願意來北京參加開幕式似乎很容易在其國內遭受其政治對手的攻擊。從目前看，布什總統表示要去，法國總統表示願去但不確定。

　　從以前的奧運來看，美國總統可從來
沒有出席過國外舉行的奧運開幕式記錄，其他西方政治領袖也極少出席。2000年悉尼奧運，克林頓總統將女兒送去參加開幕式；2004年雅典奧運，布什總統求他老爸代勞，英國的布萊爾首相倒是去了，不過跟奪標2012年倫敦奧運會公關多少有關。筆者倒是見過政治領袖雲集世界盃足球賽開幕式的，但那跟政治不一定有什麼關係，跟政治領袖們喜歡足球有關。

　　希臘好歹也是北約成員國，澳大利亞雖不是北約成員國但卻是西方盟國。西方政治領袖們都沒太在乎，也好像沒看出希臘和澳大利亞有過什麼不滿，本來奧運會就是業餘體育愛好者的競技場。我們中國領導人好像也從沒有出席在別國舉行奧運會的開幕式。

　　但中國舉國之力辦奧運會，而且表明要將奧運會辦得有史以來最輝煌，自然希望他人捧場，非但不捧場還下拌子，中國人感性上似乎有憤怒的理由。中國人看西方領導人乘奧運會火炬被鬧了一下，表態不去北京就惱卻似乎多少心態上尚有欠成熟之處，其實很多西方政治領袖從一開始就沒想去。感性上似乎有憤怒的理由，理性上你可能還不太挑得出西方首腦在此事上太多的不是。搗亂的媒體很多，但媒體不是政府的，你可能拿它沒辦法。而國人心中的這種不爽，恰恰是西方媒體喜歡看到的。

　　猶太人中流行着一句話“不要做最正確的，但要做最有利的”，現在西方精英們深得其精髓。“最有利的”有時可能會損害他人利益，不過現實生活也好、生意買賣也好和現實政治也罷，人都既有不得已為之的時侯、也有做錯事的時候。別人做出格了，我們當然要據理力爭，但動不動就拒絕“某國”貨可能就有些過頭。人世間的一切，處於黑白兩頭的畢竟居少，而中間的灰色卻是居多。

　　民主政治有時可愛有時骯髒。西方國內政治對手和媒體間的相互謾罵和拆台，是可以合法擺在檯面上講的，百姓早已等閒視之。西方精英們玩地緣政治遊戲也是一樣，有許多“無形的手”支撐着喝彩着，他們可以理直氣壯，至少不必像中國一樣含蓄。西方精英們有時罵得忘了，拿國內攻擊對手的方法摸黑中國，中國人不習慣不喜歡，但這既不是開始也不是結尾。

　　亨亭頓的“文明衝突論”為美國新保守主義喜愛，因為它為保守勢力找到不同文明衝突的必然性的理論依據。如此看來，中國和西方的文明衝突，至少在玩弄文字上，可能難以很快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