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王光澤先生在香港演講的點滴評議

張三一言

王光澤先生：

在你寄給我這篇演講辭之前，我在你們網站和議報拜讀了。你寄來後，我再細讀並作如下點滴評論。基本上是依講辭順序評論；有不敬之處多請海涵。也期待你能回應指教。不知道你可否代轉給你們網站刊發。

[一]

我對革命不反感、不反對；但對未來中國朝野和解還是有所期待和抱有希望的。我不認為一定要非把革命和改良（妥協、和解）對立起來不可。既然前面你已經說了，“看起來沒有和解可能的時代”、又設問：“中國的未來真的沒有和解的可能，只能走以暴易暴走革命的道路？”（婉轉表示未來中國有和解可能），即肯定了目前沒有和解的可能，那麼，在邏輯上就應有兩個可能：一是目前專制統制是不可改變的；縱橫看古今中外歷史，事實是在沒有革命時專制統治不變是一種可能和現實。二是革命是目前的一種可能。當有革命時，或新專製取代舊專制，或民主取代專制。最後一種可能近二三十年來的外國歷史和現實提供了豐富資證。

你說：“我想在座的諸位，居多對革命這個詞沒什麼好感，如果大家反對革命，實際上就是在內心渴望或支持妥協與和解…”你隱含地表達了你認同一個觀點：反對革命。我認為作為一個和解理念的提倡者，反對革命是和自己提倡的和解理念自相矛盾的。既然與萬惡的專制（統治、制度、統治者）可以不反對並與之和解，相對來說民主革命是中國民主進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理應沒有專制那麼可惡，為什麼反而要反對呢？我曾經說過：特別欣賞丘岳首如下的話：“我們從來沒有良好的自我感覺，認為這是一條最好、唯一的路。我們知道全方位的抗爭、非暴力不合作以及激烈的批評等均是需要的，也希望其他反抗模式卓有成效”。我之欣賞是基於丘岳首“不反革命”。不知道你是否可以深一層探討一下，你的觀點和丘岳首是不是有相異之處。

“南非範例”、“圖圖樣板”己成為提倡和解人士的理念和力量的重要來源。我非常敬佩和信服南非範例和圖圖樣板，我也敬重和支持以南非圖圖為榜樣的和解倡導者。我全力支持你如下的表達：“所以我認為有必要在朝野之間建設一種新的力量提出一些新的訴求，那就是中間力量的存在和尋求和解的訴求，並持續地將"和解"這一概念注入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活，使之成為一個常規的公共話題，成為一種國家政治活動的常態。應該有一部分人把北愛爾蘭、南非等國家的和解經驗引用到中國大陸，扮演一個調停者和勸架者的角色，減少社會轉型的震盪和代價。”但是，我提醒和解倡導者們留意一下，南非人和中國漢人不是同一“人種”！一是，南非人支持圖圖呼籲外製裁自己國家，中國漢人患了“反華憶想群候症”，是“國家圖騰崇拜者”，任何外國人對中國（事實是對中共惡行）的批評都歇斯底里地視為“反華”、“傷害中國人的民族尊嚴”…所以，圖圖南非之路，中國和解智庫未必行得通。其次，南非人信的是基督教，中國人信的是回歸天朝＋大漢族民族主義＋階級鬥爭混合的“憤恨教”。三是，南非人（主要是黑人）和中國人（主要是漢人）還有一點致命的不同點：大體上，南非人沒支持種族隔離政策制度的，中國人則有相當巨大部分是支持一黨專政的專制的；南非白人沒有能力給黑人洗體，中共則把大部分中國人洗腦了，憤青和愛國賊的表演，充滿中文網絡的義務文人的奉共文章可見一斑。其四，南非白人沒有豢養和馴服御用精英，中共用搜刮到手的民脂民膏豢養了一大批忠實的御用知識精英、財富精英，而且結成政治共同利益體。你們在眼睛向上瞄着統治者時，也請往中和向下瞧瞧民眾的實（素）質；要用一些力量消解一下這些有害的意識型態。

從這個現實看，你的判斷“南非這些國家的政治對抗不知道要比中國的朝野對抗要嚴重多少倍”是不準確的，所以南非的成功，可能是你們的失望和挫折。我這只是提醒一下，意在引起注意而已。我非常支持你“沒有什麼不可能的，只要我們想做敢做，朝和解這個方向努力，肯定會有些結果”的這種意志。要是能對症下藥，就“肯定會有更多結果。”

鄧小平政治平反是“官方主動和民間和解”，這是一種誤解。這種平反並沒有多少朝野和解的含量，有的是官方與官方和解。事實上鄧小平是毛澤東外最不能不願與民間和解的共產頭子。一個六四血腥鎮壓屠殺青年學生的共產頭子理解成為一個與民間和解的領袖人物，怎麼能說得過去？第三個不能不願與民間和解者就是當今大權在握的胡錦濤；我就是“胡錦濤時代比江澤民（加上後鄧小平）時代更糟糕”論者。其對異議者的鐵腕手段、民間受壓的嚴重程度比後鄧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今天對共產黨存在“希望和信任”，一是前面提到的被洗腦的憤青、被豢養馴服的精英、國外義務御用文人等等，之外就是一群“很天真”的一廂情願者了。

提到“中共對體制外反對運動的態度…比毛澤東時代更大的彈性”，在這彈性下民間有了小空間，並在小空間“做成了不少事情”。我同意這種描述。只是我認為這不是由於官方願意和實行與民間和解的結果，而是中外民間壓力逼迫共產黨不得不如此的結果。正是基於這一認知，所以我大力支持你們的和解工作，因為我認為你們倡導的和解，實質上也是給共產黨造成了一種“非和解不可”的壓力，這一壓力和其它壓力，包括革命壓力合在一起就產生了你所說的統治者的彈性現象。

我還想指出的是，民間壓力逼迫中共表現彈性，中共彈性又為民間活動提供更大空間，和加強了活動能量與成效；民間活活動能量與成效強化又逼迫中共，令其壓控能力削弱。這是一個有利於民間的互動；而這互動的主力和主導是民間壓力。把民間壓力得出的成果，視作統治者主動和解是一種誤判。

[二]

你用“石破天驚”語表達對劉曉波“民間是弱勢群體，但是並不是政治正確”讚賞和肯定。但是，不符合事實。類似觀點早已充斥中文網站，表現得更極端的是政治維權的民眾是刁民暴民…是。我對劉曉波這一判斷持負面評價。首先劉曉波用了極可能讓跳入陷阱的誤導語言。常人看了“民間是弱勢群體並不是政治正確”往往就理解為“民間是弱勢群體＝不是政治正確”。這是其一。其二，事實是“民間是弱勢群體≠不是政治正確”；更可能是“民間是弱勢群體大體上＝政治正確”。

所謂民間是指民間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權利訴求，即向壟斷一切的專制官方要回應有的人權、政治權利、自由權利、法治…官方則站在反面。請問，在這種局勢下，提出“民間是弱勢群體，但是並不是政治正確”（暗視民間是弱勢群體＝不是政治正確）於情於理於邏輯說得過去嗎？其實，劉曉波若作如下表述：“民間是弱勢群體很可能是政治正確的，但並不是絕對政治正確”就準確得多了。但是我看劉曉波不會願意如是表達。這和劉曉波過去反民粹主義的思路是一致的──以精英心態否定民間。我覺得，有些人的論證思路有些問題：以否定別人，以別人的錯來來顯示自己的正確。我多說兩句，可能得罪你了。提出這樣觀點者，實質上內心深處含有鄙視民眾的思想。請想一下，若有人提出“自由主義精英並不是政治正確”、“和解並不是政治正確”，你們的感想如何？有很多人批評劉曉波明處是倡導自由民主，暗裡是掩護專制獨裁，多少是有些根據的。

[三]

我和你一樣，最後引用丘岳首先生的一句話：“我們從來沒有良好的自我感覺，認為這是一條最好、唯一的路。我們知道全方位的抗爭、非暴力不合作以及激烈的批評等均是需要的，也希望其他反抗模式卓有成效”

對你們一年多來的嘗試實踐和得到的成果，我衷心地支持、欣然地讚賞，並祝願你們百尺杆頭更進一步。

張三一言　2008/5/8

本文首發中國智庫的《衝突與和解》：http://www.chinareconciliation.org/

王光澤 民間政治話語模式轉型與言論自由空間的拓展－－香港“表達自由”國際研討會演講稿：http://www.chinareconciliation.org/list.asp?Unid=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