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藉助奧運展示出自身的活力與生命力，令西方中心主義者的自信心受到打擊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比較一番幾家“非常西方”的西方媒體在北京奧運會前後的評論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情。在8月8日之前，相當多的西方名嘴要麼一窩蜂地拿中國的“人權”說事，要麼沒完沒了地盯着北京的天空。然而，正像他們其中的一位在解說開幕式時沮喪地承認的那樣——“竟然什麼也沒有發生！”其實，還是發生了什麼的，一次“truly exceptional（真正無與倫比）”的國際體育盛會在北京度過了自己的16個24小時。只不過這380多個小時內發生的事情實在讓那些壟斷話語權的西方媒體難以理解並且難以接受罷了。 不過，“他們”還是有話說的，“他們”也總有話說。很快，西方“裁判”——不是賽場的那些，而是演播間裡面的那幫——就又發現了北京奧運會的許多“問題”：中國運動員“像章魚一樣攫取”金牌啦、北京奧運會不論在開幕式表演還是在場館規劃上都和1936年柏林奧運會神似非常啦。然而，所有這些從西方媒體嘴裡堂而皇之說出來讓中國人又好氣又好笑的怪論，卻都無一例外地掩飾不住濃濃的一股醋味——“什麼都沒發生”的北京奧運會讓“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感慨萬端，甚至有人表示從北京奧運會開始“世界要習慣被中國主宰”。 “西方中心主義”的一次例外 這不是第一次在西方以外的區域舉行奧運會，之前曾經有過東京和漢城的先例，然而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北京奧運會卻都是一次讓西方中心主義者在心理上和情感上難以接受的“例外”。 “例外”在於之前在東方城市舉辦的奧運會仍然只是西方的，不過恰巧在東方舉行罷了，例如東京和漢城。這兩個城市和他們的國家在當時都在竭盡全力地“西方化”，用西方的標準嚴格地要求自己和奧運會。而在北京，東方和標籤為“東方”的文化價值觀和模式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前者例如步調一致的千百個群眾舞蹈演員，後者則是所謂的“舉國體制”。 曾有人設想隨着奧運會這樣一個無論從遠古發端還是近代復甦都來自西方的事物來到中國，其承載的大量與體育有關或者無關的西方文化價值也再次席捲東方廣闊的土地。然而讓他們驚訝的是，這一回東方人卻並沒有複製西方的模式，而是用東方的精神詮釋了這次體育盛會。在北京，集體可以和個人一樣精彩；“和”與在對抗中追求卓越的競技體育精神並行不悖；奧運會並不是沒有成本和代價的，但中國的絕大多數普通百姓卻選擇了微笑着承擔，這種微笑對整個西方市場經濟社會的哲學基礎——“經濟人假定”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 一言以蔽之，強調個人價值在集體中體現的東方精神並沒有因為強調個人的奧運會的到來而黯然失色，相反卻和奧運會一起熠熠生輝。2008年的北京用開閉幕式、用運動員、用志願者、用觀眾和市民清晰地傳遞了一個信息，正如驕傲的《費加羅報》承認的那樣“中國按自己的方式採取行動，不需要屈服於充滿優越感的西方所強加的占優勢的規則”。 心理支柱轟然倒塌 其實，北京奧運會並不是一次純粹東方的，或者說純粹要體現東方意志的宣傳攻勢。在北京，融合遠比分隔更加受到重視，用東方模式支撐起的奧運會並沒有拒絕任何西方精神。奧運會是東方的——只有在東方，才能凝聚起如此整齊劃一的團隊；但也是西方的——沒有任何人試圖用任何方式否定其他人的個人價值，從運動員到普通觀眾概莫如此；還是南方的——來自政治地理概念的“南方國家”在賽場上掀起了黑色風暴，從而證明了北京奧運會的“地理特性”——這是一次在東方舉辦的世界的體育盛會。 從某種程度而言，這也是現在的一些“西方人”對奧運會之後的中國非常失望的原因——他們原本以為會發生的事情，還是“什麼也沒發生”，這證明了“中國模式”不但是存在的，而且至少對中國和奧運會來說也是成功的。西方人歷經數百年養成的自豪感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對自己唯一性的信仰，“只有西方做得到”成了許多西方人在東方昂首闊步、西方媒體對東方指手畫腳的最重要心理支柱，而這種心理支柱卻在北京轟然倒塌。 他們尚未心悅誠服 然而，北京應該清楚地看到，這次東方精神支撐起的奧運會只是讓西方一部分人的自信心短暫地受到了衝擊而已，“要習慣中國主宰”云云不過是情緒不穩定的表現，不代表說這些話的人已經失去了自信心而具備了“他信力”，更不意味着從此他們將心悅誠服地承認太陽升起和落下的方向是不同的，而且各有各的精彩。就算讓這個世界從體育到政治再到生活都平等起來是可能實現的夢想，北京、中國和東方要做的事情也還有很多很多，並且會遠比舉辦一次奧運更加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