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共產黨當權派素質看新中國政治和管理——也談如何理性地看待歷史人物 作者：老田 【這幾天，華岳論壇有好幾個網友就政治人物的評價問題，發生爭論，我剛剛好在這個方面也有一些想法，所以特地寫一篇文章湊一下熱鬧】 共產黨幹部群體一個首要的特點是，缺乏文化知識和管理經驗。這是不言而喻的，比較絕大多數幹部都來自從前的被統治階級，文化和管理方面的人力資本積累，顯然從屬於社會分層的規則，密集分配社會上層和舊統治階級群體中間。 大體上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共產黨官員就其本身而言，無論是知識還是經驗，都遠遠比不上國民黨那邊的。所以，共產黨的成就不能夠歸結了個人素質和能力，只能是從個人之上的集體層面上去尋找解釋。我記得鐵流寫過一篇文章，論述彭德懷老總的執政官生涯，說他跟絕大多數上下級關係都處理得很不好，印象中間，這個人執政不僅未能解決一些問題緩和一些矛盾，他本人反而是問題和矛盾的製造者。其實還可以多問一個問題，小平這樣的先生在執政能力方面跟老彭同志相比，又高明多少？不僅僅一個彭德懷老總是這樣的人，一代革命家多數是粗人出身，待人接物方面，缺點大大的有，這才是歷史的真實。 問題在於，水平很低、缺點無數的共產黨幹部群體，為什麼能夠推翻舊政權、建立新中國並且以三十年時間完成了工業化？對於共產黨的這份能耐，毛澤東晚年有一個總結和解釋，他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天才就是比較聰明一點，天才不是靠一個人靠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天才是靠群眾路線，集體智慧。”（毛澤東：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換言之，共產黨人的成就不能歸結為個人能力，不能作為評價依據。 對於個人與整體成就的關係，如何看待，是兩百年來左右翼思想方法分歧的焦點，右翼通常是現實的捍衛者，而左翼是現實的批判者同時還是新社會的建設者，所以，左翼思想方法總是要從混沌一片的現實中間，抽象出各種功能要素和結構要素來，試圖形成新的更理想的組合。右翼是一種“混沌學”方法，把個體的本身素質和特點作為結果的第一位原因來看待，所以需要以結果來衡量檢驗個人，並賦予個人以獎勵，例如權位、金錢，市場經濟的根本邏輯就是賺錢最多的人是能夠發揮資源要素效益最大的人，所以結果是有效率的。左翼思想方法的要害是一種“解剖學”的方法，人是社會關係的承擔者，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分析方法要從社會中間提煉出“功能要素”或者“結構要素”出來，尋找新的條件和新的搭配，這樣就組織起新的社會關係，在新的基礎上尋求好的結果。所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恰恰不是右翼思想方法的特點，而是左翼思想方法的常規。在對待歷史人物方面，左翼要把個人素質與大事件結果分開看待，是左右翼思想方法的關鍵，也是是否承認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關節點。換言之，人們通常覺得很公正很公平的績效評估方式，不符合左翼的世界觀而是一種個人主義的“混沌學”方法。（這個區別是借鑑了德國社會學家曼海姆的看法） 當權派這個概念的提出，實際上是一種左翼思想方法的綜合運用，這意味着即便是共產黨人執政，也有一個喪失代表性的問題。當權派的本義，是說一個人黨員身份和幹部身份不體現他本人的性質，或者換句話說，一個人不會因為他是黨員就自然地獲得代表黨的資格，也不會因為他的職位就自然獲得國家和人們利益的代表資格。當權派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超出“混沌學”的看問題方式，把個人與個人所處的崗位、所獲得的黨派符號，區別開來看待。反過來，個人主義的理性方法，則是一種混沌學的方法，在私有制條件下，無論資本家還是管理者，他個人的成就都通過“結果”來評判，好的結果代表好的個人素質，互為因果關係，提職、加薪與發財致富，都認為是“賢選”標準的落實，實現了資源要素的有效利用，被包裝為社會進步的需要和必然。 這種賢選標準與共產黨人的成就發生了嚴重矛盾，一幫子文盲半文盲工農幹部，是如何打敗了國民黨高素質官員並開創了一個新世界呢？按照毛澤東的權威解釋，共產黨是人把個人的智慧相加之後，才能做到這一點的。這裡的決勝點在於：共產黨人能夠實現群體智慧的相加，而國民黨人則無法實現或者只能在較小的程度上實現，只有滿足這一條件，共產黨人才有可能最終取得勝利。 中國有一個悠久的認識論口號“去私慾之弊，見天理之明 ”，這個意思是說，一個人越是走出自己的私利局限，才能更好地擴張自己的胸懷和視野。共產黨人在建國後極大地擴張了幹部隊伍，許多從前的被統治階級都得到了管理崗位的鍛煉機會，並積累了深切的體會，一個河北姑娘呂玉蘭在小學畢業之後，當了十年的合作社社長，於1966年春天對記者談了自己的學毛著體會：“ 依我看，私心眼的人最沒見識，最愚蠢，一個人有私就有偏見，無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呂玉蘭：《十個為什麼？——讀毛澤東的書的一些體會》，19966年6月14日《河北日報》第一版） 呂玉蘭的體會很符合中國古人的認識，也很符合為什麼共產黨人素質條件和最終成就之間的巨大落差。所以，共產黨人能夠成就事業，關鍵就在於設立一個制度，讓共產黨幹部遭遇到極為嚴苛的批評和監督，更大程度地減少私心和私慾，這樣，才能在千千萬萬人的大集體中間做“加法”，把個人努力打最少的折扣，更為完美地加總整體努力中間去。把個人的局限和缺點，在集體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中間，得到最大限度的削減，從而順利地生成集體智慧。國民黨做不了加法，或者說做加法時折扣太大以至於影響整體效果，都是因為他們背負着個人主義意識形態，不能有效地去掉私心和私慾對於整體智慧、整體力量形成過程的妨礙。 在個人與集體中間做加法，核心就是黨的組織模式，以及路線。毛澤東從井岡山開始，就注重兩個方面的鬥爭，一個外部的對敵鬥爭，一個是內部的路線鬥爭。路線鬥爭在整體上是要求最小化個人主義，私心和私慾，把個人智慧和力量更完美地加總到集體事業中間去。但是，路線鬥爭的內容，卻不是簡單地取消個人主義就能夠簡單實現的，這意味着集體智慧和力量形成過程的現實障礙是如何表現的，又是如何排除的。 在最近的兩年內，老田集中閱讀了百把種老革命的回憶錄，並訪問了三十多位老紅軍、八路軍、新四軍等革命親歷者，初步形成一個看法，毛澤東畢生在黨內進行的路線鬥爭中間，主要有兩個內容，一個是針對歷代統治階級的管理經驗積累，這構成對共產黨人的思想禁錮；第二個是共產黨人作為普通人，在考慮問題和做事情的時候也難於擺脫自身利益和欲望的牽制。在井岡山的第一輪路線鬥爭中間，周總理與毛澤東的分歧，從屬於思想禁錮方面（體現的舊統治階級管理的常規的“經驗主義”）；彭德懷與毛澤東的分歧，更多地集中於個人慾望方面。剛剛好，周總理的管理認識是多數，彭德懷的狀況也是多數，這兩個人都是有代表性的，而毛澤東的看法則代表了要人們超越那些很難超越的思想禁錮和個人私慾，所以，毛澤東是少數派。 毛澤東後來對他的侄兒講過，井岡山根據地的失敗，軍事責任應該總理來負，政治責任應該博古洛甫承擔，毛澤東這麼講只是就事論事，並沒有追究個人責任的意思在內。這個講法是有道理的，但是，為了保護多數幹部最低限度的工作威信，在六屆七中全會決議中間，並沒有把話攤開來講，而是把問題蓋在王明和李立三頭上（這兩個人在黨內基本上是孤家寡人，批判他們在幹部工作威信方面的損失被人為地最小化了），通過批判他們來糾正錯誤認識，提醒人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在閱讀回憶錄和訪談老革命過程中間，我形成一個很明晰的看法，其實王明的真實代表是周總理，李立三的真實代表是彭德懷，而且井岡山失敗的責任主要還不是出在認識錯誤即出在周總理身上，而是在彭德懷身上。 大體上可以做出這樣一個初步結論：彭德懷打下長沙之後，對於國民黨而言原本僅僅屬於湖南江西地方事務的“匪患”，就上升為一個全國性問題了，蔣介石開始接管“剿匪”任務，這對於新生的共產黨人而言，力量對比過於懸殊，是一個無法應付的挑戰，周總理按照管理常規經驗運用兵力和戰略戰術，不過是輸得比較快、比較慘和比較難看而已，即便是全面按照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最後的結果也不過多撐一些時候，例如在第六次或者第七次反圍剿時期遭遇整體性失敗。 井岡山失敗的關鍵在於，在有形實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共產黨人還沒有發展出一整套提升無形實力的方法，在共產黨管理層素質不足時，最大化管理績效的扁平化管理方法（毛澤東自己稱之為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還沒有成熟，毛澤東還是黨內少數派，更沒有培養出一大批走出了狹隘的傳統管理經驗的幹部，這個時候沒有能力和資格與強大的國民黨政權進行決戰，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彭德懷打下了長沙，這等於是提前向國民黨發出了決鬥書。毛澤東的路線鬥爭，非常艱難的一件事情是沒有簡易手段進行處理，必須等待多數人的覺悟，因為代表管理經驗常規的周總理的認識，在黨內是多數人的認識境界，代表彭德懷那種“打下大城市是為了到那裡大吃大喝”那樣一個多數，這兩個多數在黨內幹部群體中間占據幾乎百分之百的數字，大概毛澤東是唯一的另類，林彪等少數幾個人算是半心半意的跟隨者。海外學者陳志讓有一個看法，認為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還未能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勸說同志們放棄不同意見，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井岡山爭論的問題，要等到到達延安之後，毛澤東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之後，才逐步得到解決。即便是等到毛澤東寫完了《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等文章之後，彭德懷仍然置之不理，搞了百團大戰後期的攻堅戰。 我個人非常欽佩周總理這個人，他人品很好，基本上沒有多少私心，能夠及時地拋棄自己的錯誤看法，並逐步增長自己的覺悟，文革期間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無數次地對青年學生造反派講黨內錯誤路線，希圖減少年輕人犯同樣的低級錯誤，其中有一次他講到，我不講對不起毛主席，講了也不一定起作用，很多人當初都是等到碰得鼻青臉腫、頭破血流之後才慢慢覺悟的。這說明，拋棄一個人的錯誤認識，提高覺悟是一個何種艱難的過程，周總理的體會是符合歷史演變的實際的。 彭德懷之所以成為“個人難以擺脫常見私慾”的代表人物，有兩個原因，一是在井岡山時期通訊不暢，上面的指令並不能有效地起到約束作用，二是這個人幾乎每一次犯錯誤關頭，都沖在第一線來表現自己，幾乎不會吸收教訓。井岡山錯殺王佐、袁文才有他；打長沙是他；為了說服他不打南昌，峽江會議毛澤東和周以栗做說服工作，十分艱難，會議竟然開了一個多月，才最後聽了勸告；頓兵于堅城之下，要打贛州，他又一次附議，引致嚴重失敗；百團大戰從最初設計的破襲戰打成最後的攻堅戰，完全不考慮八路軍的武器狀況，又是他；解放戰爭期間在陝北又去打榆林；建國後又有朝鮮戰場九兵團沒有換裝直接上東線的嚴重失誤。看了這個清單，發現我自己很熟悉這樣的人，鄉下人說“二愣子”或者說“頭腦里少根筋”，就是這個狀況。我這麼說，沒有任何刻意貶低彭德懷老總的意思，我自己其實也有點“楞 ”，倒是很理解他，沒有說以此證明他很壞的意思，而是講這是一個很難超越的、有性格缺陷的普通人的通常境界，正因為人是特別難以改變，所以，毛澤東的黨內少數派地位才從井岡山一直保留到他離開這個世界。而彭德懷之所以成為黨內一個傾向的代表人物，一個是“二愣子”性格，頭腦不會轉彎，還有一個是他較高的地位，讓他在黨內有着比任何同類人士都多得多的表現機會。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共產黨之所以成其為共產黨，這個轉化過程充滿了艱難困苦和激烈的鬥爭成本，首先要放棄並不過分的私利和私慾，同時還要放棄那些看起來顛撲不破的老經驗。毛澤東後來反思說，如果沒有蘇區的失敗和二萬五千里長征，這些人是教育不過來的。所以，成功雖然體現為共產黨的革命事業，表現為建國後文學作品中間的赫赫將星，但是，犧牲確實普通的老百姓和不知名的戰士付出的，毛澤東始終不願意貪功，就跟井岡山時期一樣，繼續當那個另類，他曾經對康生說毛選不是我的，是老區人民付出了血的犧牲之後，才得出來的一點東西。這個說法中間，有兩層意思，一個是說正是在艱難困苦的鬥爭中間，才產生了新的認識，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意思，只有通過巨大的失敗才在共產黨內部產生一個過濾機制—— 正確的思想和路線才會被遴選出來，錯誤的思路路線才會被淘汰出局失去影響力。 毛澤東在世的時候，他親自把共產黨黨史線索定性為十次路線鬥爭，這裡頭包含了一個深刻的認識——共產黨人不是天才，是充滿着各種缺點和不足的普通一兵，要成為一個有戰鬥力和凝聚力的集體，必須經過一個讓本人覺得痛苦無比的覺悟和磨礪過程——路線鬥爭思想鬥爭過程。共產黨人接受批評和自我批評，接受群眾的監督，反對壟斷管理權力，無條件開放管理過程讓群眾參與，其基礎認識就是不同意共產黨人高人一等的假定，不同意把共產黨領導成就的事業作為官員的政績來看待，不認為共產黨官員可以依據政績要求待遇和獎賞。一句話，共產黨人成就的事業和個人能耐沒有很大關係。文革時期經常把一切成就，歸之於共產黨領導和毛主席正確路線，這個敘述方式中間有相當的合理性，共產黨不僅僅是一個由特定個人集結起來的群體，而是在一套特殊的批評機制中間鍛打出來的、在相當程度上磨去了私慾和私心的、更容易實現智慧和力量加總的過濾機制。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共產黨群體的成員可以無限制地更換，但是，磨去個人私慾私利的機制不能變，按照毛澤東的理解共產黨首先是路線黨，而不是黨員黨。對共產黨的理解有兩種截然對立的方式：毛澤東認為是路線黨，另外的人認為是“黨員黨”，這兩個不同的理解是帶有根本性的，體現的左翼思想方法與右翼思想方法的對立。 在毛澤東死後，黨史的邏輯線索重新設定，一切成就被歸之於領導者的功勞，論功行賞和打天下坐天下的意識重新回歸，個人主義悄悄復位。這在方法論和世界觀方面，靜悄悄地從左翼走向了右翼。所謂理性看待某某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反對左翼的“理性”，左翼理性不承認個人主義的混沌學模式。 意大利學者克羅齊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現代史，美國歷史學教授斯塔夫里阿諾斯說得更為厲害，歷史是歷史學家個人的自傳，這說明歷史既擺不脫重大時代課題的牽引，更不能超越史家自己的胸懷和視野的束縛。我常常在想，如果是蜜蜂會寫歷史，肯定脫不出蜂房、花蕊這些場景，如果是蒼蠅寫歷史，肯定離不開糞土和蛆蟲。我不能說把共產黨歷史理解為路線鬥爭史就是一種蜜蜂的歷史，但那肯定遠離蒼蠅的歷史，我也不能說把共產黨歷史理解權力鬥爭史和宮廷鬥爭史就是蒼蠅的歷史，但那肯定遠離蜜蜂的歷史。在共產黨歷史中間，把個人的能耐和資格、經歷和決策突出出來，只能說明一些人要把政治利益資本化的狹隘，不能在任何程度上說明史實。 建國後，共產黨採取政府主導型的工業化道路，黨政軍人財物一把抓，管理事務極大而管理層素質嚴重不足，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不等式。這正如費正清高度贊同埃茲拉•沃格爾的看法：“共產黨領導人控制經濟的欲望，大於他們的學識、經驗和判斷能力。”（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391頁）對於海外學者而言，他們無法理解共產黨是如何實現領導的，而周總理的認識境界，早已經突破了井岡山時期的那個傳統局限，可以在這裡提出來加以對照，1959年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揭示了這個奧秘： “黨始終注意使自己的領導同廣大的群眾運動相結合，引導群眾不斷地發展革命的自覺，組織自己的力量去逐步地解放自己，而不是把革命強加給群眾或者把勝利恩賜給群眾。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談過，因為黨在民主革命過程中就是堅持這種工作方法而取得勝利的。在這個問題上的新的事物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獲得了全面的勝利以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繼續把這種工作方法有系統地運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中，從而形成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從而展開了國民經濟大躍進的局面。完全可以說，離開了黨的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就不會有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也就不會有去年以來的國民經濟大躍進。”“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本質，是對人民群眾的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的覺悟性、積極性、創造性的高度的重視。總路線要求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號召六億五千萬人提高自己的覺悟性、積極性、創造性，把自己的熱情、智慧和力量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充分地動員起來。”“人民群眾，這正是一切帝國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國有極為廣大的人力，而作為勞動者和生產工具的創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性的要素，是最寶貴的‘資本’。當然，六億五千萬人民的積極性，這個極其偉大的創造的力量，如前所說，沒有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發揮出來的。但是，就在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如果不注意用適當的方法去調動它，仍然不可能充分地發揮出來，因而仍然不可能達到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周恩來：偉大的十年（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第608-609頁） 共產黨人的領導方式，不依賴管理層自身的素質和能耐，而是更大限度依賴於被管理者——勞動人民的利益和覺悟，這是群眾路線基礎上的扁平化管理之所以可行的關鍵，也是管理層素質低下時還能夠充分利用全部剩餘勞動力這個特殊“資本”的關鍵。一切背棄勞動人民利益的統治階級，都認識不到人民群眾的覺悟，更不會去探索如何依賴勞動人民覺悟的管理方法，而是竭力貶低群眾的覺悟和能力，為自身壟斷管理權力和生產資料（新制度經濟學就是把產權作為企業家的個人激勵因素來論證私有化如何有效合理的）製造輿論，文革期間批判劉少奇的“群眾落後論”，實際上反對的是由“學識、經驗和判斷能力”嚴重不足的管理層壟斷權力，排斥群眾參與。任何認定群眾落後，只可能在管理層的壓制下才會投入勞動的觀點，都會同時主張弱化被管理者的地位和權力，主張由管理層壟斷權力和管理手段，這個方面其實是共產黨內部分歧，以及共產黨向非共產黨蛻變並逐步回歸統治階級的過程，這是與共產黨革命時代群眾路線的管理經驗完全相反的另外一套經驗——精英路線。管理上的精英路線，是一切時代統治階級的共同經驗和常規，這是從井岡山就開始的黨內鬥爭的核心內容。 按照毛澤東的判斷，共產黨人蛻變變質的關鍵，最核心的檢驗標準就是如何對待群眾的問題。文革初期毛澤東激烈地說：“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大家起來又加以鎮壓。所謂方向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克思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這類的事情就要爆發出來，明明白白就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的插話，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載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 與群眾路線的管理模式相對應，是一種扁平化管理，這種管理中間，管理者不能壟斷權力，被管理者有參與管理的權利，有監督管理者的權利，為了降低被管理者參與管理和監督的門檻，有優勢的管理者被“強迫”承擔發布信息的成本，證實自己清白的成本，一句話，為了落實非專業的被管理者的參與權，全部證實成本被強行轉嫁給管理者承擔。共產黨人之所以無限制的接受批評，就是從自身不足的初始條件開始，不認為自己有壟斷權力的各種資本，更不能自認為一貫正確。恰恰反過來，共產黨人自認為是什麼都不行，只能格外多地聽取批評意見，才有出路。 反過來，管理的精英路線，是通過科層化管理來落實的。這一管理模式的四大特點是“專業化、權力等級、規章制度、和非人格化”，通過專業化排斥群眾參與，權力等級和職能分工實際上就沒有了扁平化，擴大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社會距離。改革初期，一切懷有良好願望的人們，都以為只要引進西方的管理制度，就可以實現人與人關係方面的規範化和非人格化，通過規範的制度管理可以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執行了三十年之後，才發現組織內部的上下級關係，不僅沒有非人格化，反而出現嚴重的人身依附，山頭、圈子和土圍子死灰復燃，愈演愈烈。除了體制內部的一把手和實權派之外，幾乎沒有一個人對自己的工作人際關係是滿意的。 毛澤東文革期間曾經預言，中國採取精英路線的科層化管理，經過一段演變時間之後，最終實現的管理均衡只能是：“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會變成南斯拉夫那樣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轉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報》）根據毛澤東文革期間的多次預言，後來概括成為一個簡單的公式，寫進了小學語文課本裡頭——“修正主義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工人農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還曾經預言，中國無論是什麼黨派執政，只要是這個黨派排斥了群眾參與，就無法代表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必然是“對外投降對內鎮壓”，從慈禧太后到蔣介石，無不如此，在南海撞機事件發生後，湖北羅田的農民評價說“現在這些人，跟蔣介石是一樣的，對外投降，對內鎮壓。” 看起來，一個既賣矛又賣盾的理性，需要一個科層化管理的規範現實來支持，如果沒有這一點，所謂的理性，不過是一種偽裝。在中國，今天仍然缺乏駁倒毛澤東主張的群眾路線管理模式唯一性的任何依據，放眼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也同樣如此。這可以提出來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否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不可能按照第一世界的管理模式以及與此相關的個人主義理性，來設計自己的制度並推進自身的建設？ 對於歷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人物評價，過去六十年來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對比尤其強烈，正是在強烈的對比中間，能夠讓人們產生明晰的認識得出自己的結論。對於共產黨人這樣一個主要由舊統治階級成員構成的領導群體而言，炫耀出身，炫耀能力，誇耀什麼政治資本，都是講不出充足道理的。對於共產黨人的重大歷史作用和貢獻，確實需要從個人之上的層次上尋求解釋。有一個哈軍工畢業的高乾子弟，在與老同學聊天時，忽然冒出這麼一句：胡錦濤當總書記他憑什麼呀？按照他自己內心最深處的想法，應該在打江山的那群人的後代遴選一個接班人。他的同學毫不客氣地回應他：“你們的父母有什麼能耐？很多人比你老子還資格老，都有在國民黨軍中認知的經歷，按照他們的能耐，在國民黨裡頭能夠升遷到什麼位置，軍長、師長還是團長？把功勞歸於自己，說得出多少道理，如果沒有毛澤東，那還不是一群土匪！跟井岡山的王佐、袁文才有多大區別？”一般而言，走出了毛澤東那個獨特的路線觀察視野之後，共產黨的歷史和成就都是無法解釋的，硬性按照個人素質或者政治資本積累的方式去書寫黨史，肯定要發生貪功諉過，編造證據或者捏造高明決策的問題，這既說不清楚歷史也不能正確評價個人。 在共產黨內部，如果要樹個人，只有唯一的一個人有資格成為對象，那就是毛澤東，樹毛澤東也不是為他個人評功擺好，把所有的功勞都歸於他一個人，而是樹一條由“終生的少數派”毛澤東死不改悔地堅持並且違犯多數官員自願選擇的扁平化管理的正確路線，正是在這樣一條路線指引下，沒有文化沒有經驗的一群人，在超越了個人的狹隘私利和眼界之後，才形成了巨大的合力，推動了歷史進程。重新回顧歷史，重新評價歷史人物，固然在於實事求是，更主要的是，我們要在這樣的過程中間，提高自己的認識並為自己、從而也要為國家和民族尋求的出路。假裝公正和理性，不僅不可能增進我們的認識，連正確地提出問題，都是不可能的。理性和公正，而不是偏激，這只能在認真的分析、比較、對照之後才能得出來，任何先定的“理性標準”無論用心如何良好，不過是“濫好人”一個而已，即便是力主中庸的孔夫子也是格外痛恨這個的，他說“鄉愿，德之賊也”（鄉里那些好好先生，都是些道德敗壞的傢伙）。 個人體會孔夫子這句話的豐富內涵是：那些人通過當好好先生積累了太多的聲望，但是永遠不可能承擔起指導正確生活方式、良好人際關係建設的角色，出現一種“ 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現象——這些人壟斷了影響力卻未能施加正確和必需的影響，這些好好先生最後只能起到一個客觀作用——就是妨礙必要領導者成長起來並獲得相應的聲望去行事，所以這些人妨礙一種有德性的秩序的生成，所以是“德之賊”。從這個意義上看，孔夫子也是很“偏激”的，他認定任何一種帶有“公共性”和很大“外部性”的個人資本，都必須按照公共利益的需要來進行評判，這意味着對於那些公共性很強、同時與個人素質有關係的資本種類而言，不能按照常識和日常標準去判斷，必須就此種個人資產與其社會功能需要結合起來評判。所以，要做到理性和公正，絕不是一種簡單的、事先的姿態，而只能體現為一種深刻的社會責任倫理和好現實如何才是可能的真實智慧，任何歷史人物都只能在這樣一個“理性法庭”中間去接受評判。 二○○九年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