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血社區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19世紀美國的Sacramento市。那裡是加利福尼亞州的首都，是淘金熱的中心，也是華人聚居的地方，有很多華人到那裡去淘金。那裡有一條大河，叫三acramentoRiver，河上有橋。一天，滿清政府有位領事，是一位武官，正在過橋。他身後有兩個美國農民，或者美國礦工，也在過橋。兩人看着這個中國官員穿着滿清花花綠綠的官服，腦後拖着長辮子，很好玩，打賭這個中國外交官會不會游泳。於是兩人一使勁，就把這位官員扔進了Sacramento河。他不會游泳，淹死了。然後，什麼也沒有發生，也不會發生什麼，就像這件事從來不曾發生一樣。那個時候，中國人並不認同 "中國"。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1900年。八國聯軍只有兩萬個士兵，卻打敗了中國軍隊，占領了北京城，太后逃到西安去了。結果是，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這個數字是按照當時中國戶部的人口統計得來的，也就是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賠一兩白銀。這筆錢折合成八國各自的貨幣支付。八國之中，美國"損失"（出力）較小，僅分得賠款中的7.3%，即四億五千萬兩中的三千三百萬兩，估算為美元兩千四百五十萬元。後來，美國政府方面承認，其半數賠償要求屬於"虛報"，故將該款之近半，即一千二百萬美元，交還中國，條件是用於興辦西學。那時的一千二百萬美元是很值錢的。今天在美國買棟房子要五十萬；那時候，只要幾百元。1867年，美國僅支付了七百二十萬美元就從俄國買下了阿拉斯加。國會當時還嫌貴，差點就否決了。四億五千萬兩白銀能買多少個阿拉斯加？能買4000個。阿拉斯加比整個中國東北還大，是美國最大的黃金、石油、和魚產品生產基地。庚款自1902年起付，38年後的1940年付清，其間年利率為4％，總共支付了將近十億兩。在1900年之前，中國剛剛賠完日本，是甲午中日戰爭的賠款，兩億兩白銀，價值20個阿拉斯加。到了這個時候，中國人想不認同中國也難。 　　第三個故事大家都熟悉。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之後半個世紀，到1950年，我國人口依然是四億五千萬，但是把美國軍隊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了。這是中國自1840年以來打贏的第一場對外戰爭，而且是對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作戰，而且是在外國的領土上作戰。那是中華民族崛起的最明顯標誌。為了別人能平等地對待自己的民族，為了一份尊嚴，這就是像任新民院士那樣的科技精英們回歸祖國的理由。　　第四個，也是我要講的最後一個故事。有一位國民黨將領，從大陸敗退到台灣後，因為是敗軍之將，不被重用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他辭職去了南非，做點小生意過日子。那時南非與台灣關係密切，都自稱是反共的堅強堡壘。與美國一樣，那時候的南非還奉行種族隔離政策，比美國還嚴格。黃種人是有色人種，在公共汽車上必須坐後排座，前排的座位屬於白種人。四十年前，1964年10月17日，這位先生乘公共汽車，上車後他習慣地往車後面走。司機對他說，你可以坐前排了，不用去後面了。老先生非常詫異，說："我是中國人。"司機說，"我知道，我看出來了。"老先生說，"那，我不就應該坐在後面？"司機說，"難道你沒看今天的報紙？昨天中國爆炸了原子彈。能造出原子彈的民族當然是優等民族。從今天起，中國人都可以坐前排座。"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過了一會兒，他淚流滿面地說，"這車我不坐了，我下車走路。"紅色中國為他掙來了前排座，掙來了一個民族整體的尊嚴，卻永遠斷絕了他跟着蔣介石反攻回到大陸的希望，也就永遠斷絕了他回歸故鄉的希望？？至少在那個時候他是這樣理解的。　　是啊，認同祖國不是件簡單容易的事情，那裡面摻雜着無數個人的恩恩怨怨，愛恨情仇，委屈與失望。是啊，家很醜陋，但那是我們自己的家。 　　毛主席萬歲——那些站起來的和跪下去的　　40多年前，紐約的華人區有這樣一個中餐館，儘管利潤微薄，老闆還是要求所有服務人員都要向餐館的客人卑躬屈膝地下跪服務。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他們似乎麻木了，甚至習慣了。然而有這麼一天，餐館老闆卻淚流滿面地告訴他的職員，從今天起，我們再也不需要給別人跪着了！　歷史定格在這樣的一個瞬間—— 1964年10月16日——這是整個地球上的中國人應該永遠銘記的日子。這是中華民族再也無須向強權跪拜的日子，這是全世界都在為中國人震撼的日子。因為這一天，在世界的東方，在亞洲大陸的中部，在古老的羅布泊，一團巨大的蘑菇雲承載着一個民族一百年不曾死亡的信念在一聲巨響中轟然升起，只是那樣一個瞬間，中華民族乃至世界歷史的進程都要為這團神聖的蘑菇雲而改變！ 　　就在這一天，法國總理蓬皮杜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這個日子終於來了。現在是人們討論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時刻了。因為，按照西方列強數百年的殖民主義歷史培養出的強盜邏輯，這個世界是根據實力劃分的。如果說朝鮮戰爭使列強真正意識到人民中國的必然崛起;那么正是那一團蘑菇雲的升起令整個世界為之震驚地看到了：一個飽受磨難，歷盡坎坷的偉大民族以嶄新的姿態重新踏入了世界強國的行列。　　然而，當時的人們似乎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原子彈的研製成功，是在極端險惡，甚至難以生存的條件下，憑着一種百折不撓不屈的信念和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難在得已完成的。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向我們中國這樣從一無所有的荒原上起步獨立發展自己的戰略工業;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高精尖技術人員甚至要忍飢挨餓，雙腿浮腫地從事工作;世界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的高級技術人才願意終身隱姓埋名，甚至喪失了發表任何一篇學術論文的權利。但是，在中國的六十年代，在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為首的一切反華勢力都在瘋狂地對華制裁和封鎖的時代，英雄的中國人將這樣的奇蹟變成了現實。 　　歷史整整過去了四十年。今天，當我們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40周年之際，回首那段仍然讓　　人熱血沸騰的歷史的時候，我們不能不驚訝於中國核武器研究歷程的極端艱難困苦和慷慨悲壯，為其如此，我們也不能不敬佩中國人民已故領袖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群體的高瞻遠矚和遠見卓識。　毛主席和周總理深刻地知道：如果沒有一聲巨響，那麼中華民族的國際地位是無從談起的;而乞求洋人的施捨和恩賜，是永遠無法掌握關鍵的核心技術的。正因如此，他們在那樣苦難的情況下，堅決摒棄了直接來自中共中央內部的放棄開發核技術的消極主張，以大無畏的勇氣，毅然決定走自力更生之路。 　　歷史證明：正是他們的英明決策，才使我國得以迅速成為舉足輕重的核大國，極大提高了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有力振奮民族精神，增強了整個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不僅如此，核工業直接帶動了一批相關技術產業的迅速發展，有力地提升了我國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水平，在一無所有之中殺出了一條民族戰略產業發展的路子。可以想象，假如當年放棄核武器開發的觀點占了上風，那麼我國是否至今還會在國家舞台上被視為微不足道的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