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願軍戰俘系列之一 紅色滑鐵盧（１） 穆正新 第一章 “解釋”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我要去台灣。” “你全家人都在盼着你回家。” “我回台灣。” “父母養你容易嗎？你應該回去向老人盡孝。” …… “你父母天天盼着你回家。” “回台灣。” “你去台灣，你父母和全家人怎麼向人民交代？” …… “你是不是你父母養大的？” ……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你父母在等着你回家。” ……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朝鮮半島中立區。在印度軍隊管轄的“解釋”營地內，由志願軍派出的“解釋代表”，正在向拒絕遣返的志願軍戰俘進行“個別解釋”。這裡有幾十個 “解釋帳篷”。每個帳篷里有印度、波蘭、捷克、瑞士、瑞典五國代表。他們組成“中立國遣返委員”（以下稱“中遣會”）主持“解釋”。聯合國軍方派一名觀察員。志願軍方面則有五、六個人在場。對一名戰俘進行“解釋”。 “解釋代表”們用超長時間對戰俘重複相同意思的話語。是當時“解釋帳篷”中多次出現的一景。據現場各方人員回憶，重複“父母等你回家”這個句型的最高紀錄是三小時。那天有三個志願軍解釋代表在場。他們對着一個戰俘，或“獨白”或 “二重白”或三人“合白”，反反覆覆就是這幾句話。數小時的煎熬，使接受“解釋”的戰俘滲出了鼻血。單調頑固的語音使不懂中文的“中立國代表” 們也疲勞不堪。捷克與波蘭代表打起了瞌睡。後來，在場的聯合國軍觀察代表，美軍上尉勞倫斯8226;菲尼根終無法忍受跳起來用漢語破口大罵：????！這樣不行！雖然菲尼根的行為違規，但主持“解釋”的印度主席聽完菲尼根的申辯後卻表示贊同他的意見。他下令中止了“解釋”。這位戰俘的磨難方告結束。 “解釋代表”們是從志願軍中選調的營以上政工幹部。其中有６３軍政委李呈瑞、１３９師政委賀明等。賀明於１９９０年出版了《一筆血淋淋的的權債 — 朝鮮戰爭戰俘遣返解釋代表的日記》一書。此書是迄今為止中共方面關於志願軍戰俘解釋過程最詳盡的一部著作。它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細節情況。但也和其他一些歸國志願軍戰俘一樣，書中充滿了任意編造的“美蔣法西斯罪行”，卻隱瞞了他們一夥在周恩來李克農指揮下的所干的種種不光彩的勾當。真正欠下志願軍戰俘血債的，正是他們。 作為志願軍里的政工幹部，這些解釋代表們早已熟知志願軍官兵們懷鄉思親的情感。他們過去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壓制和批判這種情感，以防止官兵們因思念家人而影響士氣。他們曾反覆教育官兵們要“放下家庭包袱”、“抵制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拋棄反動封建的仁義孝道”等。然而今天他們的態度都轉了一個１８０度的彎，比任何人都需要這些“反動封建的仁義孝道”。他們只恐“個人主義的家庭包袱”不夠沉重，“反動的封建孝道”不夠威嚴。他們不厭其煩地幫助戰俘們想念父母家人，巴不得對父母的思念愧疚之情早點壓垮戰俘們抗拒遣返的意志。 而反共志願軍戰俘們心裡很清楚，此時鬆口答應回國無異於重返虎口。不但自己受罪，家人也必定受連累（已歸國的數千志願軍戰俘的悲慘遭遇證明他們的判斷正確）。但誰都會想家，誰都牽掛爹娘。眼前這一聲接一聲的“父母盼着你回家”象針一樣刺痛他們的心，令他們坐立不安。他們希望儘快結束這“解釋”。但主持解釋的印方主席通常需要徵詢解釋代表的意見。只要解釋代表說他還沒有“解釋”完，戰俘就不能離開。 眼前這些“忽然愛爹娘”的解釋代表們，明明就是先前那些反覆要求志願軍官兵必須 “放下家庭包袱”的首長們。戰俘們怎麼看怎麼覺得彆扭。他們實在不能適應“我軍首長”這種閃電般的觀念大換位，腦子裡始終擺脫不了他們先前那些嚴肅教育大家的革命道理。一位被敲打得身心交憊的戰俘帶着幾分懇求的態度對解釋代表說：“我已經放下家庭包袱，徹底拋棄反動封建仁義孝道觀念了。這樣行了吧？”。這番話讓解釋代表心頭產生出什麼滋味，我想他們說不出口。畢竟親眼見到自己長期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終於“結出了碩果”，他們還能說什麼呢？ “破壞解釋” 一萬四千多名抗拒遣返的反共志願軍戰俘，只有百分之十五左右受到“解釋”。中方指控是“美帝拖延時間破壞解釋”。但解釋營地是透明的場所。不但有各“中立國”代表，還有各國媒體的記者在場。在場的人們看到的卻是相反的情況。 新華社指控美方拖延修建解釋營地。但實際上解釋營地本由中方修建。是中方選點不佳工作馬虎排雷不徹底等造成營地不合使用而耽誤了時間。中遣會拒絕中方所建營地轉而要求美方重建。美方說日子太逼近他們無法如期完工，於是成了中方所指控的“拖延修建”。但中方真的急於早日開始嗎？又不是。美軍日夜加班施工，同時提議不必等棚屋全部完工，建成一部分就先用起來開始解釋。而美軍繼續完成餘下部分。這本來正合中方“強烈要求儘快開始”的主張，中方本應歡迎才對。誰知中方卻出人預料地堅持要等所有棚屋建成後再開始。這一來把中方拖延的企圖暴露無遺。中遣會不願再拖，發表聲明要求１０月１５日開始解釋。中方這才捏着鼻子開始了解釋。 解釋一開始，中方更把“積極爭取時間”的偽裝徹底拋開。志願軍各組解釋人員簡直就是在比賽誰更能拖。各國記者們每天統計單個戰俘的平均解釋時間。結果是，最短的為七十五分鐘，最長的竟達到一百五十三分鐘。那份“金日成彭德懷告被俘人員書”，本來已通過高音喇叭向全體戰俘營區廣播過多次。每天被帶出營區到解釋區接受解釋的戰俘們集中在等候區等候傳喚。而等候區旁邊也安着志願軍方面廣播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向戰俘廣播。按理說，“個別解釋”開始後完全可以不必再讀這份文件。但解釋代表卻堅持要再宣讀。讀就讀吧。那文件總共不到五百字，以正常速度朗讀兩分鐘即可讀完。但這些嘴頭功夫高強的志願軍政治幹部們竟能顛來倒去把它讀到二十分鐘以上。在解釋過程中，幾乎任何話語都可以被解釋代表N遍地重複。１１月４日，有位戰俘在解釋代表的追問下已經回答了一百多次的“我要去台灣”。但解釋代表仍然在問“你到底要去哪裡？”。在場的各國人士誰也無法理解這位共軍政委到底犯了什麼病。戰俘們若開口反駁，解釋代表就說“不許你講話”。戰俘捂耳朵唱歌等不聽解釋，解釋代表就揚言“你不聽，我就要講一天，講一個月”。當戰俘疲憊消沉下來，減少叫罵對抗的時候，解釋代表就認為“有希望”了。這一來更要拉長時間“再接再勵”。此時帳篷外機動替補的解釋代表還會被追加進來以“加大力度”。深陷挫折的解釋代表們太想“出成果”了，急得要抓狂，硬是想把任何百分之零點零零一的“希望”變成百分之百的成功。兩三個政委/教導員花幾個小時去做一個士兵的思想工作，乃解放軍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絕無僅有的超級耐心案例。只是在場的外軍人士感覺不太一樣。一位聯合國軍觀察員形容現場情形“有如幾頭禿鷹熱切地看着奄奄一息的獵物”。 中立國的瑞士或瑞典代表頻繁抗議解釋代表長時間折磨戰俘的不人道行為。多次以退席強行中止解釋。１１月４日，中遣會的主席蒂瑪雅將軍實在看不下眼，譴責道：“簡直越來越不像話，非阻止不可”。他下令中止了六個帳篷里的疲勞解釋。但志願軍解釋代表毫無愧疚之意。他們振振有詞地辯稱：“解釋規則並沒有規定時限”。“沒有規定時限”就等於可以無節制地糾纏折磨戰俘，這就他們的邏輯。至於這邏輯是否損害道義形象，他們不在乎。有位戰俘坐在那裡叫了整整一上午的“回台灣”。臨到午飯時間時，解釋代表仍不情願放戰俘走，竟說他的“解釋”還沒完，要印方把戰俘看押起來，下午還要繼續“解釋”。 為什麼要拖時間？ 拖時間對中共有雙重意義：一是在“個別解釋”層面上，通過疲勞糾纏戰俘以提高戰俘的“被壓垮率”。二是在整體層面上，拖掉大量時間使得９０天的解釋期不夠用，從而避免完成全體解釋。中共深知無論怎樣強力地解釋，也鮮有戰俘能被說動。因此全體解釋完的結果必定極難看，因此必須防止這種結果成為現實。保留較大的“未經解釋”群體，無疑增大了可供他們任意解釋的空間。有了這樣一個“未知”的群體。中共永遠可以鋼牙鐵嘴地聲稱未經過解釋的戰俘群體中的“大多數人是渴望回國的”。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將所有戰俘統統解釋完畢，面對着極低的“回收率”，他們就難以維持這類謊言了。 “長時間高強度” 的疲勞轟炸策略由中方負責人喬冠華親自布置。更高一層的決策者應該是李克農或者周恩來。１９５４年２月，喬冠華、杜平的朝語翻譯李春邦（Lee Chun Bong）越過板門店分界線向聯軍投誠。他向世人公開了中朝共方的一些幕後活動的情況。據他揭露，當１０月１５日第一次解釋結果比預期還要糟糕時，喬冠華立即召集會議向各解釋組施加壓力。喬要代表們在解釋中加強政治攻勢。特別要求在解釋中使用“台灣很快要解放”、“蔣幫就要完蛋”等一類帶有威脅性的用語去打擊戰俘的信心。他同時要求各組把解釋時間拉長，可以拉長到四小時（！）以上。這些惡性的措施甚至激起參與密謀的波蘭和捷克代表的反對。他們指出“解放台灣、消滅蔣匪”一類用語違反了解釋規則，會造成解釋代表被驅逐出場的後果。而部分志願軍解釋代表也想不通，尤其不贊成數小時解釋這種對他們說來非常吃力還招人指責的做法。畢竟長時間折磨戰俘會引發戰俘激烈對抗、以及聯軍代表和中立國代表抗議等等反應，這些對解釋代表來說並非美好享受。但喬冠華一意孤行堅定推行。那些感到想不通的解釋代表則遭到喬的嚴厲批評，被責令作檢討。在喬的壓力之下，各解釋組只好加大力度，不擇手段地威脅、哄騙和折磨戰俘。於是出現了上述連問一百多遍“你到底要去那裡？”這種神經病式的“解釋”。有個解釋代表越說越狠，剎不住車竟說出“台灣已經解放”的傻話來。被志願軍戰俘們及媒體界傳為笑談。隔了幾十年後，賀明對此出洋相的難堪感覺依然鮮明。他專門在他的書中專門提起此事，並企圖以“翻譯搗鬼”來解嘲。真是越抹越黑。“翻譯搗鬼”只能影響洋人。現場聽解釋的志願軍戰俘也聽到了這句話，而他只懂得中國話，與翻譯何干？ 在整體層面上，中共早就清楚他們的“解釋”成功率不會高。中共對那一萬四千多志願軍戰俘的反共態度是很知情的。這是因為聯合國軍戰俘營本來就高度透明，加上反共戰俘營內有數百個依照中共黨組織指示潛伏下來的特務，中共對反共戰俘營所掌握的情況可能比聯合國軍還細。因此中共早就清楚，這一萬四千多志願軍戰俘除了幾百個事先潛伏的特務可以被用來表演一下“逃離虎口奔回祖國”的鬧劇外，剩下的人基本屬於鐵杆反共人士，能被解釋代表說動者寥寥無幾。如果完成全體解釋，“回收率”少於百分之三是鐵定的。所以中共從一開頭就決定要讓解釋半途而廢。北京與開城之間斟酌討論的，只是何時廢怎樣廢比較有利而已。 １０月１５日開始解釋。頭兩次解釋完全證實了中共得預感：第一次解釋５００人，只有１０人願意回國；第二次解釋４３０人，９人願意回國。１９比９３０，占２%。再往下是個什麼趨勢，小學生也算得出來。各國媒體每天都有人在解釋營地觀察採訪。這使得戰俘的解釋過程成為一盤明棋。共產黨方能看出結局，聯軍方面以及國際媒體當然也看得出。《紐約時報》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１日的一篇題為“紅色滑鐵盧”的文章指出：“共產黨勸說戰俘回國的努力持續得越久，板門店附近的“解釋”帳篷區就越象是他們的滑鐵盧。在這裡他們正遭遇着最丟臉的失敗。” 更讓中共不好意思說的是上面那申請回歸的１９個人中有１２人是預潛伏在反共戰俘營里的中共特務。這些特務來到解釋帳篷後行為太彰顯太一律。讓各國人士一眼就看出了不同。他們往往一進帳篷先向解釋代表“首長”們敬禮，然後握手等等。完全是一付“完成任務回來報到”的架勢。而且他們根本不聽解釋，一到帳篷就申請歸國。更顯眼的是每人都少不了在現場控訴一番“美蔣罪行”。雖然字字血聲聲淚感情很強烈，但說詞太相似，讓人覺得有點像背誦同一本台詞。還有個別特務同志走過場太急忘記完成規定動作，還被解釋代表叫住提醒一番。於是該同志趕緊回頭，摔帽子撕胸章再喊兩句 “打倒美帝蔣匪”等等方才離去。各國代表看在眼裡，笑在心裡。 希望戰俘走錯門 極度的挫折使得解釋代表產生了一種可笑的心態。他們有時會盼望戰俘在離開帳篷時走錯門。每當解釋完畢時，印度主席手指着相應的門用英語宣布：“願意接受遣返的，請從這個門離開，不願意接受遣返的，請從那個門離開”（If you wish to be repatriated, leave the tent by this door; if you do not wish to be repatriated, leave the tent by that door.）。此話有時被中方翻譯說成“願意回去的，請走這個門，不願意回去的，請走那個門” 。戰俘當然想“回去”，問題是“回哪裡去”。走錯門乃生死之別，反共戰俘不得不問：“我要回台灣。該走哪個門？”但印度主席與翻譯只重複原話。戰俘不得要領，急得大叫“要回台灣！”並請求在場的人告知。每到此時，志願軍解釋代表就高度緊張起來，怒目緊盯各方，生怕有誰把真情告訴戰俘。此時如果誰把該走的門指給戰俘看，那就捅了中方的馬蜂窩。解釋代表拍桌跳腳大發作，非要主席把該方人員逐出現場。解釋代表之一的賀明，直到幾十年後仍然為此事恨猶未盡。在其書中指控瑞士代表以及聯合國軍觀察代表“狼狽為奸”，“逾越職權”等等。 實事求是說，按解釋規則，“去台灣”不屬於戰俘聽取解釋後的選項。所以在場人員不應該直接回答戰俘“要去台灣走哪個門”這種問題。但是違規應答有助於戰俘做出符合自己意願的行動，而“守規”不答則包含着希望戰俘出錯走到不想去的地方去的意圖。後者的顯然不良。現場的聯合國軍的觀察員此時總願意冒着被逐出帳篷的風險向戰俘指出正確的門。聯軍方面也在帳篷外預備了足量的替補觀察員，隨時遞補空缺。而志願軍解釋代表們真的是想維護規則嗎？根本不是。恰恰是解釋代表們自己從來就不尊重那些規則。諸如“台灣要解放”，“蔣介石就要完蛋”等等言論同樣違規。但他們每天都照說不誤。正如聯合國軍方面的評論所指出的那樣：共產黨人總是踐踏所有規章，同時極力用比規章更苛刻的標準去要求對方。志願軍方面此時此地苛刻地“維護規則”的背後其實是解釋代表們挫折後的不情願。看到別人不喜歡自己，於是就巴望人家出錯吃苦頭，哪怕失足掉進自己的洞裡來也好。 據李春邦回憶，第一次解釋結果只有４人真正是被說服而申請回歸的。他的說法肯定了另外那６人是預潛伏的特務。喬冠華把結果上報北京（李春邦顯然不知道喬冠華背後還有個李克農，以為喬直接和北京聯繫）後，北京指示說如果情形不能改善就應當停止。但朝方代表李相朝等爭辯說，事情剛剛開始，現在就下結論為時太早，朝方計劃繼續進行。從喬冠華在解釋開始時的動員講話中可以看出喬的態度仍然比較樂觀。後經喬向北京請示同意後解釋繼續進行。但是喬冠華們的努力始終沒能扭轉局面。整個解釋期間，中共除“回收”了數百名特務外，真正經解釋而選擇回國的志願軍戰俘還不足百人。跡象表明從１０月１７日第二次解釋過後中共就死了心。志願軍方面先停頓半個月不要求解釋。當然中共知道世界各國都在看共產黨的笑話。面對外界譏笑中共“不敢繼續”的輿論，中共不能完全停止解釋。表面上還堅持着“積極要求繼續解釋”的態度。但他們的方針已經轉變，將整個戰俘問題變成了聲勢浩大的控訴宣傳活動。一方面經常藉故叫停以拖延時間；另方面在間隔一段時間後又突然“捲土重來”一下。同時更注重解釋對宣傳的服務。比較注重選擇中共特務密度較高的營區進行解釋，以提高成功率。 志願軍戰俘系列之一：紅色滑鐵盧（２） 穆正新 第二章 “反解釋” 除去尖牙利爪的狼，總覺得綿羊猛於虎。 長期接受中共教育的中國人不太清楚共產黨軍隊對士兵實行鐵腕專政的內幕。在中共的宣傳中，解放軍的政委指導員僅僅做些“宣傳鼓動、思想教育”工作。大多數人並不知道他們還會處決士兵。當然，在和平時期這類措施很少用。但在戰爭或者其他“對敵鬥爭”時期，“執行戰場紀律”、“公審”等殺人措施是共軍當局約束部隊必不可少的手段。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如果沒有嚴厲的鎮壓措施作後盾的話，共軍政治幹部們那些宣傳教育基本是無效的。解釋代表們都是志願軍里中、高級政工幹部。他們很清楚，關鍵時刻最有效的說服教育方法還是殺人或嚴懲。 朝鮮戰爭中，中共以極端漠視人命的鐵腕將成百萬的中國青少年驅趕到戰場上去。志願軍部隊在寒冷飢餓骯髒和疾病的折磨下苦撐度日，每天都有大批人員悲慘死去。一上火線，當局更是硬逼着“人海闖火海”。整連整營的部隊瞬間傷亡大半，戰場上處處可見成片倒斃的中國人屍體。悲慘恐怖的環境致使大批志願軍士兵逃亡。在火線上，經歷九死一生後，少數人抵達了戰俘營。在本方境內，還有大批士兵開小差當逃兵。志願軍總政治部主任杜平的回憶錄中透露說，他甚至遠在中國的丹東也看到了成群結夥的逃兵。而當時能夠返抵中國的逃兵僅是極少數僥倖者。更多的逃兵只能在朝鮮境內逃亡。 中共軍隊向來以槍斃加恐嚇來制止逃兵現象。已有多位志願軍戰俘提起過部隊裡槍斃逃兵的案例。例如戰俘王遵銘回憶，志願軍１２軍３１師為了阻止士兵掉隊開小差，先是警告士兵們說周圍有很多土匪，一旦掉隊就會被土匪逮住殺掉。部隊並且有意槍殺了兩名逃兵並把他們的屍體擺在行軍路線上，旁邊掛一盞馬燈並貼上“掉隊的後果”的告示以恐嚇其他士兵。另一位志願軍戰俘高文俊則敘述了兩個案例。一例發生在他所在的１８０師。有一名士兵故意開槍打傷自己的腳以圖逃避上火線。結果他被處決，該連指導員也被撤職。還一例是他聽戰俘營中一位姓諸的戰俘所說的。諸說他們部隊裡有不少士兵逃入附近的鄉村去當女婿。戰爭消耗了大部分朝鮮的青壯男性，所以志願軍士兵很受當地婦女歡迎。志願軍各部隊經常突擊搜查周圍地區以抓回逃兵。他們部隊有一次捉獲了四名“逃兵女婿”。部隊隨即召開“公審大會”將他們當眾處決。 對共產黨來說，來到中立區“印度村”的這些反共戰俘比上面那些逃兵更該槍斃。他們不但投降而且還進行反共活動。依照革命老傳統，對於這批人根本用不着多廢話，把其中的一部分斃掉，其他人馬上就願意返回祖國了。可是今天在中立區里，這革命傳統被廢了。共軍政工幹部們既無鐵腕鎮壓的力量可用，能否把人動員回國就全看其貨真價實的“說服教育”功夫了。但他們那糟糕的成績單向各國證明：共軍政工幹部們最不能勝任的工作，恰恰就是說服人。 由於過去太過依賴專政鐵腕去“說服”士兵，共軍政工幹部們不很在意自己話語的可信性。他們沿用着冷漠生硬、居高臨下的教訓式語句，他們的論據充斥着各類謊言。他們習慣於自己在台上信口雌黃而士兵在台下靜靜聆聽的場面，從不預期聽眾會當場挑剔和反駁。進入中立區後，他們顯然對失去專政鐵腕力量後形勢的嚴重性存在誤判，因而這套黨式“說服教育”的惡習基本沒有得到任何調整。面對着不再畏懼的戰俘們，他們竟然繼續使用老一套的欺騙和恐嚇手段。那些以謊言和威脅為基礎的演說不但徹底地失去了說服力，更加強了聽受者的鄙視與對立情緒。除了招致猛烈惡意的反擊之外他們不可能獲得別的結果。他們在“印度村”的慘敗，其實是先天註定的。 反共戰俘們的信心是逐漸加強的 反共戰俘們的身份首先是逃離惡政的受害者。對惡政的恐懼感始終存留在他們的心中。因此他們在一開始和志願軍代表們遭遇時是很低調的。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１日，首批反共志願軍戰俘被移交給印度監管軍。這時的戰俘們心中充滿憂慮。他們首先感覺到的是營地離中朝軍隊大兵團那樣貼近。不遠處的山頭上共軍哨兵的身影清晰可見。這些景象不可避免對他們形成強大的思想壓力。其次他們並不信任印度監管軍。他們早已了解印度在國際場合下對抗美英等西方國家，處處袒護中共得種種事例。他們把印度看作“共匪尾巴”，總覺得印度軍隊遲早會與共軍合謀把他們劫往北方。而初抵印度村時見到的第一幕景象，更加印證了他們心中不祥的感覺：配備機關槍的印度軍隊戒備森嚴，如同押送重罪犯人。他們從卡車上下來後便被印度兵圍住，然後一個一個地被帶往登記處，前後兩人相隔將近３０米。他們來到登記桌前登記，還要按手印，再被送進鐵絲網門。登記時搜查措施非常嚴密，刀具銳器盡被沒收。收音機也不許帶入。更讓戰俘們感到意外是的幾十個穿着整齊的志願軍和人民軍軍官以及共方媒體記者也在現場。共軍“首長”們悠然地坐在鐵絲網後面，威嚴地掃描着每一個在他們面前經過的戰俘。共方媒體記者還前出到登記桌前去抄錄戰俘的資料。此情此景使戰俘們心情十分沉重。大部分戰俘默默地由印度兵帶進了營地。但少數戰俘把眼前的情景誤以為營地已由印軍和共軍“共管”了，因此死活不肯入營。幾輛卡車上下來的戰俘緊緊抱在一起，說什麼也不分開。幸而印軍官兵態度和藹理性，持續耐心地勸說着。戰俘中年長持重者也過來幫助安慰。他們方才接受了安排。 隨後幾天，入營的戰俘逐漸增多，人氣漸旺。各分隊戰俘每入一處營區後立即在裡面升起青天白日旗。隨着旗幟成片迎風招展，營區反共的氣氛亦日漸升高。後續來到的戰俘們見此情景也不再像頭幾批人那樣惶恐了。而已經入營的戰俘們也以唱歌、呼口號、鼓掌等形式歡迎他們。令他們的士氣振奮。一些戰俘主動挑戰在現場觀察的共軍人員。斷斷續續的叫罵聲開始發出。原先悠然坐在鐵絲網後面觀察的共軍“首長”們坐不住了。臉上出現了難堪與不安的表情。緊接着石塊開始飛向他們，隔着單層鐵絲網已經不安全了。於是印軍將他們請到距離較遠相隔兩層鐵絲網的地方繼續“觀察”。到了９月１７日以後，現場形勢完全轉變為眾戰俘朝着共軍人員“人人喊打”的局面。“????”！“????蛋”！“不要臉”！“有種的給我進來” ！以及更加粗野的叫罵聲不絕於耳。共軍觀察人員退到了更遠的地方。即使這樣仍然很不安全。石塊如陣雨般飛向他們。狂怒的戰俘們一度匯成洶湧的人潮，猛烈地壓向鐵絲網。大有擠破鐵絲網撲向共軍觀察人員的勢頭。使得印軍大為驚慌。 中央社記者林靜在現場目睹這一切，發回這樣一段報道： “現在向匪徒怒罵和扔石頭已成為每天匪徒到場「參觀」時的必有節目，這一批傢伙硬着頭皮，由俄制吉普運來，一經過接近義士們營地的道路，便要挨罵挨石頭下車走到指定的地方，因為距離遠，而且沾聯軍觀察員代表和記者團的光，石頭是扔不到了，挨罵是仍免不了，這些厚臉皮的匪徒，也只好當作沒聽見，陰沉沉的坐立不安，可能失掉知覺。 等到他們坐車離營時，熟悉他們必經道路的義士們，早在靠近的鐵絲網內，站好隊，也準備好石頭，車子過一部，石頭便如雨下，於是匪徒們的車子，只好保持二三十碼距離，一窠風溜走。 有一次我和合眾社美聯社記者共坐一部吉普。我們故意把車子停在附近路旁，看到那「溜走」吉普車隊中匪徒抱頭鼠竄的狼狽樣子，又可憐又可恨，甚至連第一輛坐着捷克波蘭兩中立國觀察員的小轎車頂上也噹噹作響，我等他們走後，向同車同業說：「你們馬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景」，我們把車子開得很慢，向義士們招招手，馬上換來的是一片掌聲，我認為我應該把這件小事告訴台灣讀者，你們知道，這該是如何熱烈的同胞愛。“ 因為同根生，相煎特別急 共產黨的“解釋代表”從一開始就對戰俘們不懷好意。按照停戰協議，解釋並不是勸說戰俘接受遣返，更不是逼迫戰俘們回國。解釋是對那些想回國卻心存疑慮的戰俘闡明“不迫害歸國戰俘”的政策以便消除他們的疑慮。但是共產黨的政策千條萬條，恰恰沒有“不迫害歸國戰俘”這一條。他們到這裡來“解釋”的目的，正是要把戰俘弄回國去迫害。所以他們的“解釋”，就成了欺騙與威脅的同義語。 另一方面，畢竟是昔日“同一條戰壕里的戰友”，反共戰俘們對中共的意圖也是明了的，對中共那一套洗腦戰術也是熟知的。戰俘中包括了大量志願軍幹部，更使得他們容易做到“知己知彼”。他們深知中共的洗腦是嚴酷難纏的，絕不可掉以輕心。於是遠在解釋開始之前他們即開始了認認真真的準備。從濟州島到“印度村”，反共戰俘營區里組織過多場模仿性的排練。以便讓戰俘們通過親身參與來熟悉環境並練習如何對付解釋代表。志願軍戰俘中人才濟濟。有些人扮演“中立國”代表，有人扮演印度主席。而由原先的志願軍里幹部扮演的“解釋代表”，更是神形皆備惟妙惟肖。逼真程度之高，有時竟讓戰俘們忘記了是在練習，忍不住要上前去揪打。直到周圍的人急忙高聲提醒方才醒悟。 志願軍解釋代表也太過輕視這些昔日戰友們的智力了。戰俘們離開家鄉的時間，充其量也就兩、三年。就這麼短的時間，也讓解釋代表們覺得有機可乘。他們還象以前在部隊裡那樣任意糊弄人。毫不臉紅地吹噓起“祖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什麼“祖國農民耕地都不用牛，用上拖拉機康拜因了”、“治理淮河工程的土方能繞地球好幾圈”、 “中國已經成為最大工業國”、“祖國醫學發明的人造眼給你裝上去，能看五十公尺遠”等等。這類拙劣欺騙本來就是導致志願軍戰俘厭惡中共、抗拒遣返的因素之一。到解釋帳篷里來重演只能引發戰俘們更多的反感。 戰俘們的種種反擊手段，個性鮮明變化多樣。有的捂起耳朵不聽。有的用唱歌去壓制。有的提出針鋒相對的質問與反駁。更有人用粗野的叫罵去侮辱解釋代表。還有的則耐着性子耍弄解釋代表，他們很有興趣地問這問那讓解釋代表疲於“解釋”直到口乾舌燥主動叫停。 愛國主義是反共戰俘們對抗中共洗腦人員的強大武器。幾乎每個反共戰俘都能列舉中共勾結日寇、投靠蘇聯出賣民族利益的具體事例。而一旦訴諸民族主義，中共在這裡是絕對的輸家。中共那具有西洋特色的“馬列主義”，“蘇維埃”等等標記就是被痛罵的最方便起始點。而中共奴顏婢膝地孝敬斯大林的醜態，更是反共戰俘們全力討伐的靶子。解釋帳篷里經常爆發出“！賣國賊！俄國鬼子的????！毛澤東是斯大林的????子！”等尖銳的叫罵聲。戰俘一旦開罵，解釋代表總是顯得蒼白無力，灰頭土臉卻無言以對。 大部分戰俘是中國農民，堪稱學識淺陋。但因為不再畏懼中共的專政強權，他們居然也拉開架勢與昔日的“首長”辯論一番“主義”。解釋代表很不屑地問一個滿身土氣的戰俘說：你也曉得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哪“三民”，你知道嗎？這戰俘果然答不出來。但他並不怕，因為他有着實實在在的理由藐視這位喝過墨水的前首長。他沉思片刻說：“怎麼不知道？第一人民有飯吃。第二人民走路不要路條。第三人民思想有自由。這三條，你們共匪有嗎？”這現場自編的“三民”主義自然是笑話，但這笑話所爆發出的震撼力反而令解釋代表難以應對。因為這是戰俘以及廣大中國人民所經歷苦難的總結，是他發自內心追求。標準答案反倒不具備這等分量。 還有位戰俘模仿解釋代表N遍重複話語的做法，不斷地用“回台灣”去干擾解釋代表的講話。叫一次就在心裡數一次數。叫到第１３７次時，解釋代表被他攪得實在講不下去了，就賭氣地用“打台灣”與戰俘對攻。那戰俘一聽不對，立刻改口說“守台灣”。這樣一來一去又頂了１９次。把在場的人都給逗笑了。 昔日“同條戰壕里的戰友”一旦反目成仇，惡意十倍以上地強烈。不僅粗野骯髒的叫罵之聲不絕於耳。兇狠的暴力攻擊更在解釋帳篷里天天上演。吐唾沫、扇耳光、甩石頭、砸鞋底、頭撞腳踢、桌子翻凳子飛、拔下帳篷支杆要捅人等等，解釋帳篷絲毫不亞於角斗場。戰俘坐的凳子時常被當作兇器，印軍只得把它釘死在地面上。每位戰俘在進入帳篷前要被徹底搜身。但仍有戰俘將小聽罐頭藏於袖口帶入。解釋代表，志願軍２１師９２團政治處幹事苗福金自述被一聽罐頭擊中手臂，後不得不接受手術治療，至今留有傷疤。有時印軍不得不用三個甚至四個士兵控制一個有暴力行為的戰俘，費很大的力氣把戰俘按在椅子上聽取“解釋”。為了能夠接近解釋代表以便行兇，一些戰俘偽裝消沉，低頭不語，搖頭嘆氣等等，故作“思想鬥爭很激烈”狀。同時還接受解釋代表扔過來的香煙等等。給解釋代表“有希望”的感覺。然後趁着上前對火點煙或者其他接近解釋代表的機會突然出手猛打解釋代表或者把燃燒着的火柴或煙頭猛推向解釋代表的臉。很多解釋代表從未在戰場上受過傷，卻在這裡被昔日的“戰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四濺。根據賀明的日記，僅１０月１７日一天，就發生了２２起打傷解釋代表的事件。 女同志來了 一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年輕女子出現在解釋代表身旁，大眼深情地看着戰俘。解釋代表熱情地向戰俘“解釋”道：根據祖國的新婚姻法，軍人最受到優待。凡回國的志願軍戰士，政府都幫助組織新家庭，讓你過上美滿的生活云云。怕戰俘不信，他們還拿出登有歸國志願軍戰士接受姑娘們歡迎照片的畫報給戰俘看。在場的女子居然也搭話附和，甚至說出“只要你回國，願意和你組成家庭”一類話語。遇此情景，反共戰俘們反應不一。有的痛罵她們賤貨不要臉，質問她們“你明天配給誰？”有的則對她們耍流氓。一個戰俘邊罵邊當眾解開褲子侮辱她們。令帳篷內各國人士大驚失色。一些尚未聽取過解釋的戰俘們一聽說解釋帳篷里有姑娘就來了勁。十幾個戰俘主動找到印度軍官要求聽取“解釋”。那時印度人正為動員困難而發愁，忽見有人主動申請前往，自然從善如流立刻安排成行。但這些兵痞們來到解釋帳篷後完全把解釋代表晾在一邊。眼睛直勾勾地鎖定女性“祖國親人”。嘴裡說着髒話，身體做着下流動作。有的還亂叫“藍苹姐姐”什麼的，公然在國際場合下占毛主席的便宜。解釋代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從未見到如此猖狂惡毒的反革命罪行，一時被氣得眼前發黑渾身打顫。無奈手中沒有專政工具，眼睜睜地看着現行反革命分子惡毒侮辱毛主席卻砸不下無產階級的鐵拳。生氣發作都無用，最終只得英雄氣短地宣布解釋完畢了事。誰知這些下流胚還沒有過足癮，第二天再度申請“聽解釋”。因為解釋規則並沒有限制每個戰俘只能聽取一次解釋，所以印度人只好再次安排。但解釋代表早已嚇得魂飛魄散，高掛免戰牌堅決不許他們再進來。 根據歷史資料，中共並不輕易在公眾場合下出動女色。中共的外表總是一副不食人間煙火的“革命”形象。雖然中共內部很腐敗，但其“腐敗權”是高度集中的。毛澤東的糜爛生活具有唯一性。他擁有最高腐敗特權，但別人不得模仿。毛澤東周圍的親信享有較大的腐敗權，但必須小於毛。再往下層腐敗權就收得更緊。到了黨的基層，幹部群眾基本就是清教徒的幹活了。每當有外國人在場的時候，中共領導更要表現得無欲。毛澤東周恩來都極少攜夫人出訪或見外賓，更不要說其他各級了。這次在解釋帳篷里竟當着多國人士的面使出美人計，無疑是中共黨史上極為罕見的現象。分析起來有兩個原因：一是領導風格使然。朝鮮停戰談判中朝方的總指揮是被毛澤東譽為“共產黨大特務”的李克農。中共文獻稱他為“我黨隱蔽戰線上進行特殊鬥爭的傑出領導人”。這“美人計”，應該就是克農同志比較擅長的“特殊鬥爭”手段之一。二是解釋營地形勢使然。大批的“我軍高級政治工作者”使盡渾身解數猛烈地工作卻不見效。轉化成功率始終低於百分之三，給黨造成嚴重損害。克農同志心裡肯定急。不設法搞出好一點的成就來怎能對得起毛主席？他一急就急出不尋常的點子來，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把你抓起來！” 喪失鐵腕專政能力是共產黨幹部最大的不幸。在反共戰俘充滿敵意的對抗面前，解釋代表們每時每刻都痛感自己的無力，每時每刻都在內心強烈呼喚專政的威權。有那麼幾次，極度的羞辱使得解釋代表忘記了場合與身份，那幾個在心中暴跳了許多次的詞語終於衝口而出：“你再搗亂我就把你抓起來！”、“我可以命令印度部隊逮捕你！”。雖然還是那決斷的口氣，還是那首長式的咆哮。卻不幸沒了專政的功力。空洞的威脅，只是招來更加放肆的嘲笑和辱罵。“首長”咆哮越凶，戰俘笑罵越狠。有個解釋代表被搞得實在下不來台了，就纏住印度主席不放，非要主席下命令逮捕戰俘。那主席被搞得一頭霧水，表示愛莫能助。這可憐的解釋代表顯然氣昏了頭，忘記這裡是國際性的場合而不是“我軍”的大本營。印度軍隊雖然偏袒中共，但畢竟還做不到堅決聽從“黨指揮槍”的地步。印軍固然有採取必要措施保護解釋代表人身安全的義務。但印度主席所見的只是雙方的“言論”交鋒，沒有暴力傷害行為。他無法因為言論而拘押戰俘。他困惑地對解釋代表說：“他罵你是烏龜的兒子。這樣罵人能惡到什麼程度呢？還是繼續你的解釋吧。”（So he called you the son of a turtle. What’s so bad about that? Please get on with the explanation.）。這印度主席並不想取笑解釋代表。而是作為印度人，他無法體會身為“首長”的解釋代表遭到普通士兵臭罵後那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超級難受。糾纏許久，主席還是不肯下逮捕令。解釋代表無計可施，只好悻悻然終止解釋，放那反共戰俘凱旋離去。 聯合國軍方面人員的確無法掩飾自己的心裡的高興。而觀戰的台灣記者更是深受鼓舞。一位記者評論道：“一場解釋下來，共匪工作人員的素質弱點全部暴露。他們沒有掌握住義士們的心理。他們沒有在解釋詞令上下過推敲琢磨的功夫。浮淺、粗暴、陰險、幼稚、無幽默感、無風度。我沒有見過如此低能的人，竟被選出擔負如此沉重的任務”。 對於志願軍解釋代表來說，明知戰俘不願回國，就早點放人過關。於人於己都有利。何苦死纏硬磨自討沒趣？鬼才相信中共熱愛這些戰俘，愛到了不惜“唾面自乾”也要把他們帶回國好好照顧的地步。歸國志願軍戰俘的悲慘遭遇證明中共對他們沒有一絲誠意。《金日成彭德懷告被俘人員書》、《人民軍志願軍聯合聲明》等公開文件所載的 “一律不咎既往”等承諾根本沒有兌現。共產黨從來就是得騙且騙，騙過手再收拾你。從這些志願軍官兵拒絕送死而選擇被俘的時候起，中共當局就恨他們，一心只想着怎樣控制和懲罰他們。這些解釋代表們就是中共迫害歸國戰俘的幫凶。他們努力地糾纏每個戰俘，只要有一絲可能就把他們搞回國關起門來修理。 在整個解釋期間，有近百位戰俘相信了解釋代表們謊言而申請回國。連同那些奉命事先潛伏待機然後表演“衝出虎口奔回祖國”鬧劇的特務人員共四百四十人返回中國大陸。在他們前面回國的６千多戰俘絕大多數遭到中共的懲處。而他們這批人回國後的命運更加險惡。他們實際上自歸國後即渺無音訊、至今生死不明。不能排除他們已被中共秘密處決的可能性。如果是這樣，解釋代表們對這四百四十人負有不可開脫的罪責。作為中共高級幹部的賀明，當年參與了在中立區誘騙戰俘回國的全過程，他非常熟悉其中的很多人，可以叫出許多人的姓名。１９９０年代他又專門就歸國志願軍戰俘遭遇進行過長達７年的調查，他理應知道這四百四十人的下落。但奇怪的是他迄今沒有透露過這方面的情況。不但是賀明，眾多的其他解釋代表們也沒有人追蹤過這四百四十個人的下落。看來他們的任務就是把戰俘們騙回國，再以後這批戰俘是死是活完全不關他們的事。如今他們寫回憶文章，只是再再地大罵各種離奇的“美帝蔣匪”罪行。好像這樣就可以把自己虧欠戰俘的種種罪責開脫乾淨似的。 志願軍戰俘系列之一：紅色滑鐵盧（３） 穆正新 第三章 特務在哪裡？ “特務”是遮羞布 在中立國代表和各國媒體的親眼見證之下，志願軍方面的“解釋”成功率穩定在３%以下。這樣的慘敗記錄，不找替罪羊是沒辦法搪塞的。“美蔣特務控制戰俘”的謊言於是成為共方最強力使用的遮羞布。對國內人民宣傳“特務控制”當然有效，因為國內人民被剝奪了知情權。但這種宣傳對外卻不起作用。因為謊言最怕的就是那種各方都能方便地觀察的環境。而中立區為各國代表與媒體記者提供了這樣的環境。 有目共睹事實是：戰俘是被單獨被帶到由印度軍隊把守的解釋帳篷里的。這時營區反共組織遠在數百米外。這“控制”力怎樣傳遞？現場聽解釋的戰俘只要說聲“我要回國”，連營區也不必回，直接就從解釋區轉往志願軍。此過程全在國際媒體觀察之中，誰也沒有見到“特務”上前阻擋。但共方講話不用事實，他們只是鋼牙鐵嘴咬定“美蔣特務嚴密控制”就是有。至於這“嚴密控制”如何跨越數百米空間起作用的呢？共方說法是，營區裡的美蔣特務曾“對廣大愛國戰俘進行了長期的殘酷迫害”，致使戰俘們深陷恐懼之中。再加上解釋區的聯軍觀察員以及瑞士代表等頻頻用咳嗽、眨眼、翻紙、握筆、打手勢等等向戰俘“發信號”，戰俘就不敢再愛國了。 謊言有顧此失彼的特點。共方這套說詞正好與其進行的其他宣傳相矛盾。共方一直說“廣大愛國戰俘”在兇殘迫害前始終堅毅不屈，始終“渴望回到祖國懷抱”。而現在又說這些戰俘其實已經屈服。而且屈服得那樣徹底，以至於來到解釋帳篷里“喜見祖國親人”也無法治癒他們心中的恐懼。顯然上述兩個說法其中必有一假或者兩者均假。“渴望回國”好幾年的戰俘一見解釋代表就不“渴望”了。還讓人覺得這些“祖國親人”不討人喜歡。“掃帚星”的幹活。 至於敵人的咳嗽、眨眼等竟然能夠控制住“廣大不屈的愛國戰俘”，並且眾多的“我軍首長”親自上陣也無法將其阻止或擊敗，就更離奇了。反共戰俘來到解釋帳篷，單獨面對五、六個中朝方的人員。現場“中立國”代表里還有波蘭捷克等中共的同志在幫腔。而聯軍方面只能有一到兩人出席。七、八個（有時可達十個）共產陣營同志們高昂洪亮的演講竟然壓不倒一兩個敵人的咳嗽與眨眼。除了說明共產黨幹部的演說空洞無力外還能有別的解釋嗎？ 退一步講，如果咳嗽、眨眼等果真具備強大控制力量的話，那志願軍解釋代表們也有氣管，也有眼皮，為什麼不使用起來去壓倒敵人？七八條氣管一齊咳嗽，十幾隻眼皮一齊眨動，還怕壓不住一兩個敵人嗎？現場的志願軍首長們有氣管故意不咳出聲，有眼皮故意不眨出花，眼睜睜地看着愛國戰友慘遭敵人咳嗽眨眼的控制而無動於衷，是否有通敵之嫌？ 關於“我軍首長”親自敗在敵人的咳嗽與眨眼之下的相關案例，白紙黑字地記錄在賀明的那本“血淋淋權債”一書裡。各位可以自行去閱讀查證。 據說帳篷外面的“特務”活動也很厲害。有一天，兩個聯軍的軍官站在解釋營區的小山坡上聊天。其中一人雙手抱在胸前，拇指卡在上臂內側，四個指頭搭在外面，講話的時兩手的四個手指不斷地擺動。幾十米外有座解釋帳篷，裡面有個垂頭喪氣戰俘在聽解釋。戰俘看不見這聯軍軍官，坐在他對面的志願軍解釋代表們卻看見了，並立刻從中發現了敵情：敵人在打手勢發信號！他立刻提出強烈抗議。印度主席接到抗議後趕忙離開帳篷來到這兩個美國人面前，嚴肅地說：請不要發信號！那美國軍官聽說自己在“發信號”吃驚不小。他趕緊離開原地，並向站在附近的中遣會主席蒂瑪雅等印度軍官請教，他剛才的動作是什麼信號？美印官員們認真地研究了一番，認為有多種可能。一是當他兩手抱胸四指向上的時候，從遠處看象“V”手勢，可能具有激勵戰俘“爭取勝利”的含義。二是“四”個指頭可能代表“四面八方 /五湖四海爭自由”的意思。但最有可能的，是“四”在中國話里與“死”同音。要麼含有向戰俘發出“打死共產黨”的指示，要麼以“死”警告戰俘。至於它究竟是什麼，誰也弄不清。也許那些在帳篷里深陷挫折看任何東西都不順眼的“我軍首長”知道。這裡的奧秘不但老外弄不懂，恐怕絕大多數中國人恐怕也搞不清。如果 “四”就是“死”的話，不知道新“四”軍、“四”項基本原則等等該怎麼解釋？ “揪特務”是革命傳統 “揪特務”是共產黨搞鬥爭的老招數。江西蘇區打“AB”團，延安“搶救運動”都是毛澤東用“特務”罪名打擊對手的知名案例。後來毛澤東整彭德懷遇到困難，就給彭安個“裡通外國”罪名，使彭聽起來象“特務”，再整就順手多了。再後來老毛放倒劉少奇，也少不了給他貼上“內奸工賊”等准“特務”標籤。 在“我軍”爭取戰俘歸國敗績累累的情況下，讓對手統統是“特務”，則“我軍”便“雖敗猶榮”了。“我軍”政委號召戰士蔑視眾神獨尊馬列毛，當然不是“特務活動”。但一個牧師到戰俘營布道，令志願軍戰俘拋棄共產觀念而成為基督徒。他就是“美帝特務”。這是黨的宣傳要訣。你若說“我軍”政委號召力輸給牧師，是不太好意思滴。但如果說輸給了“特務”，就比較有面子了。台灣一些官員去戰俘營慰問反共戰俘，當然是“蔣匪特務”在活動。聯合國軍從台灣招募了若干國語翻譯和文化教員。這些人也是“蔣匪特務”。國際紅十字會視察聯合國軍戰俘營後的報告不合中共的口味，就成了“美帝????”。當他們還想視察志願軍管轄的戰俘營時，更具有美帝“間諜”之嫌。就算本來是同一個部隊的志願軍官兵，只因被俘後反共不歸，即便原先有老黨員老八路的身份，也一律算成“美蔣特務”。 特務的原本含義，應該是那些偽裝身份暗底下搞陰謀活動的人。上述杯中共所指控的特務，並沒有偽裝身份這一條。他們幹什麼說什麼，說什麼幹什麼，言行一致。而志願軍戰俘營里確有一批人精心偽裝身份，表面說一套暗中卻做另一套的人員。他們就是以反共面目潛伏在反共戰俘陣營里的中共分子。“白皮紅心”的幹活。他們才是真正的特務。 李克農是總指揮 根據《中共情報首腦李克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一書，李克農從１９５１年７月起就秘密進入朝鮮，在開城幕後主持停戰談判和遣俘事務。板門店談判的中朝代表都必須聽他指揮。他的人生風格從來就是典型的特務風格。他在朝鮮停戰談判中的總指揮角色一直保密到１９９０年代。當時哪怕在“自己人”圈子裡，他和副手喬冠華都不用真名。人們只許叫“李隊長”和“喬指導”。李克農出馬主持朝鮮停戰談判和遣俘事務，必然大量使用中共的特務體系。遂使遣返戰俘事務與特務結下了深厚淵源。 志願軍戰俘群體形成之初，中共尚未能夠在其中建立組織進行控制。大多數戰俘早已厭惡中共，被俘後很快公開反叛共產黨。戰俘中親共人員勢單力薄，加上他們自己也背負“叛變革命”等精神包袱，也採取了隨大流不作為的態度。因此，初期的中朝戰俘與聯合軍當局關係相當融洽。那時美軍覺得管理中朝戰俘比他們幾年前管理日本德國戰俘還輕鬆。他們的管理方式也很放任，甚至不派一兵一卒就把整火車的志願軍戰俘從前線送到後方。戰俘們自己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條，鮮有逃跑或者抗拒行為。 朝中共方通過派遣特務去圖控制戰俘營的行動是周全的。一部分特務以醫務人員等身份到戰俘營周圍接受聯軍的招聘，或以勞務、經商甚至賣淫等活動常住戰俘營周圍。他們與戰俘營內共產黨組織聯絡並轉運物資。另一部分則在火線上主動向聯軍投降而直接打入戰俘營內。個別軍官在投降時特意申明自己的高軍階，以便在戰俘營中取得領導地位。依照日內瓦戰俘公約，高軍階的戰俘有權管理本國低軍階的戰俘。為了能不斷地向戰俘營傳遞最新的指示，保持對戰俘營的控制，中朝方通過火線假投降的派遣活動一直持續到１９５３年７月停火的前夕。而１９５３年６月後派遣的特務在出發前就能得知如何與志願軍解釋代表團聯絡了。因為那時停戰協定細節都已敲定，志願軍解釋代表團已在組建中。 共產黨秘密組織在聯軍戰俘營中活躍起來。聯軍戰俘營的麻煩就開始了。中共組織不但成功地將數千戰俘控制在自己手中，還積極地向反共志願軍戰俘的陣營滲透。受命的特務人員在公開場合下總是“堅強的反共義士”模樣。滴血染旗、刺字紋身等等樣樣不落後。他們在反共陣營內建立組織發展成員並展開秘密活動。用欺騙、恫嚇、裹挾、暗殺等手段分化戰俘，爭奪控制權。１９５１年秋天起，聯軍戰俘營中騷動、鬥毆和兇殺事件劇增，衝突的規模越來越大，直至次年５月劫持戰俘營司令官杜德的事件達到了高潮。 反共戰俘排斥異己，聯軍當局堅決隔離 許多歸國志願軍戰俘因為各種原因不說實話。講述了很多“美蔣特務”以毒打和殘殺“強迫戰俘去台灣”的故事。不排除其中個別事例的真實性，但絕大多數是謊言。因為當時最重要的一個事實是：反共戰俘陣營並不象共產黨組織那樣硬把人扣在自己的營區搞強迫思想改造。他們的政策是“排斥異己”，即設法把親共人員挑出來趕走。這是他們與共產陣營的最大區別。一般來說戰俘只要公開平和地表達出回國的願望，自己不走也會遭反共戰俘檢舉而被聯軍當局帶離。歸國志願軍戰俘中的某些“英雄”，包括孫振冠趙佐瑞等領導人，都是在親共身份暴露或者在奪取營區領導權的密謀敗露後被反共戰俘們趕出來的。而他們後來卻謊稱是主動“衝出來”的。如果反共戰俘真是那麼殘忍地搞控制的話，他們根本不可能活着出來。 蓄意潛伏的共黨分子不同於一般的親共戰俘。他們總是強作反共姿態，同時在暗中活動並密謀奪取營區控制權。他們搜集情報、煽動威脅戰俘、暗殺反共人士等等。營區內許多打鬥和兇殺事件都與共產黨特務組織的活動有關。共黨特務的破壞活動對反共戰俘陣營危害很大，故反共戰俘對於這類“匪諜”的態度十分嚴厲。曾經殺害過其中一些人。反共戰俘們也很注重防範共黨分子的滲入，他們並不輕易接納任何自稱反共的戰俘。戰俘胡廣田在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９日的日記里說： “下午突傳來驚人的消息。是過去曾在七二聯隊的一個叛徒，已在紅色聯隊居住一年多，今日由印軍少校送到本康旁（compound，營區）。照理我們應該歡迎他的。但是我們細心研究，此人還是留不得，恐日後破壞我們全體的團結。因為他已經過赤色份子的薰陶，思想是靠不住的。他雖然告訴我們他在紅色聯隊裡的悽慘情形，但是我們全體對他發生很大的懷疑。說不定是共匪派的匪諜份子，在危急之秋，進行破壞工作。所以一致請求印軍少校將此一人送回原處，本康旁堅決拒絕予以接收。這位印軍少校立即採納我們的意見，將此一人立即帶走，大家才安下心來。” 聯合國軍監管當局也沒有“逼迫志願軍戰俘去台灣”的政策。在把反共戰俘移送給印度軍隊管轄之前，聯合國軍從未承諾讓戰俘去台灣。自從戰俘營內出現反共和親共組織間出現奪權打鬥後，聯合國軍即實行將雙方隔離關押的政策。任何時候一旦發現戰俘不願意呆在原來營區或者被查證有從事“身曹心漢”類活動時，監管當局便將有關人員帶往對方陣營或者送進隔離區。聯軍搞甄別就是為了隔離，而不是中共造謠的“強迫戰俘去台灣”。即便在甄別完成後，聯軍仍然保護改變態度的戰俘。１９５２年６月後轉到濟州島的反共戰俘本來已經經過甄別被確定為“抗拒遣返者”了。但聯合國軍仍然在島上專設隔離營區供任何改變主意想回國的“紅色戰俘” 們居住。不管是戰俘自行申請回國還是被反共戰俘檢舉出有親共傾向的戰俘，都被收容在隔離區內。到１９５３年９月聯合國軍向印軍移交時總共收容了８５人。印軍接收後即把他們移交給志願軍。但臨到移交時其中２０人又改變主意堅稱反共不歸，另６５人則同意回國。新華社卻報道這６５人“冒着生命的危險突破大批冒充戰俘的蔣、李特務的統治，回到了祖國懷抱”。同時大肆“控訴”聯合國軍以及國民黨的“滔天罪行”。隻字不提他們早在濟州島就被聯合國軍送進隔離區安全居住了數月的情況。說謊毫不臉紅。 假如聯合國軍真的有“逼迫志願軍戰俘去台灣”的政策的話，何必堅持不懈地隔離保護親共戰俘？又何必將這些人交給印度人？把“紅色戰俘”殺掉再稱他們自殺，不是中共一再指控的“美蔣特務殘忍手段”嗎？聯合國軍為什麼不用？偏要把他們保護得好好的送回中方再讓他們通過中共喉舌猛烈地控訴自己？ 黨叫逃跑才逃跑 留在反共陣營里的中共分子，時刻聽從黨召喚。進了中立區後，這些特務們的任務主要有二：其一是配合中共方面的宣傳，表演一連串“逃出虎口”的行動，給外界造成“有大量戰俘渴望回歸祖國”的印象。其二就是相機制在內部造混亂。 偽裝反共的特務人員連串表演“逃出虎口”的行動對中共在國內的宣傳有極大價值，也確實起了巨大作用。但對國際輿論來講作用甚微，甚至可以說只有負面影響。原因是解釋營地太透明。各國代表加上那麼多的中外記者在場，李克農那點小技巧實在很容易被看穿。這些奉命為“宣傳鬥爭”而安排的“逃出虎口”行動，無論怎樣下功夫，和真正自發的行為總是不一樣。一個最明顯的破綻是，真正“渴望逃離者”會抓住任何到來的機會立即行動；而李克農所安排的那些表演性的逃離者卻屢屢放過良好的逃離時機，專揀一些困難危險的時機出逃。讓人們看出他們是在“有計劃、按比例”地逃出。 戰俘到達中立區的第一天，就在印軍的重兵警戒下排着隊一個一個地進行登記。登記桌前每次只能有一個戰俘。印度兵在身邊把守，志願軍的觀察人員也在附近觀察。這是個逃進“祖國懷抱”的好機會。只要對印軍翻譯說句話，或者指指志願軍的觀察人員就夠了。但當天逃離者極少。點到為止。很可能是“組織上”有令，不讓太早行動。 進了營地，在安頓住宿過程中，印軍官兵頻繁進入營區。安排帳篷、分發物資、交接設備，登記造冊等等。為了融合與戰俘的關係，印軍官兵還頻頻展開公關活動，比如贈送糖果茶點、交朋友學中國話，舉行籃球排球比賽等等。這些都是很好的逃離時機，但沒有人利用。 戰俘入住後的頭幾周，印軍為了熟悉人頭而每天進入營區早點名，點名時仔細核對每個戰俘。必要時還進入帳篷逐個檢查。此時要逃離極易。但沒有人逃。 印軍不但日夜在營區周圍站崗巡邏，在各營區內還設有一個看守辦公室，日常駐有一個班左右的印軍。到那裡去申請遣返也很方便。但沒有人利用。等等。 多起“逃離虎口”行動的當事人偏偏選擇攀爬鐵絲網這種相當困難且非常危險的行動。解釋營地的鐵絲網並不是為了讓人攀爬而設計的。它們有好幾層、每層都超過三米高，頂端還向內伸展。不藉助工具很難成功。且這種行動不但容易引起反共戰俘們的懷疑而引發抓打，也容易引起印度哨兵誤會而開槍射殺。印軍多次入營房告誡戰俘們說，有事直接找他們，切勿攀爬鐵絲網以免遭到誤殺。但這些“逃離虎口”表演者依然堅持舍易取難，不必要地搞冒險逃離。也許是從周恩來李克農們的角度看這種行為情節比較驚險，宣傳價值大一些吧。 肯定還有些特務被指示繼續潛伏最後去了台灣。２３歲的江蘇人王俊飛（Wong Tsun-fei）是在１９５３年６月底受命向聯軍投降而潛入反共戰俘營。那時志願軍解釋代表團已經組成。他有機會在出發前和某些解釋代表會面商定聯絡事宜。王俊飛的任務代號為４２４。他預定在聽取解釋的時候設法接收武器。但他在解釋開始前夕被反共戰俘發覺。他交代了自己的情況，說還有另外兩人與他執行同一代號的任務。聯軍觀察人員曾看到解釋代表請一個戰俘抽煙時，那個戰俘一把搶過解釋代表的煙盒裝入自己口袋。隨後聲稱拒絕遣返並返回反共戰俘營。西方國家後來知道一種煙盒狀的手槍是蘇聯集團使用的標準暗殺武器。但此時已無從判斷那個戰俘搶走的是不是這種東西了。 反共戰俘營壘中有數百中共特務，這對聯軍監管當局來說並非意外。聯軍方面對中共特務的潛伏情況早已有個大致的了解，也不太擔憂他們的活動。這些人所占比例很小，即便傾巢出動也鬧不出什麼名堂。但是，第３１營區的戰俘代表兼翻譯官王旭的出逃，卻着實讓聯軍官員們捏了一把汗。 王旭事件 要理解王旭事件的潛在爆炸性，必須先了解反共戰俘與印度軍隊的嚴重對立情緒。這種對立情緒是解釋營區爆發嚴重騷亂的導火索，李克農們很希望它被點燃。 當年的印度與中共簡直是盟友。那時印度剛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獨立出來，反西方情緒十分高漲。印度總理尼赫魯很想和中國聯合起來對抗西方。印度在朝鮮戰爭事物上處處偏袒中國。１９５２年２月聯合國表決通過譴責中共“侵略”的決議時，有七個國家投下反對票。其中五個是蘇聯東歐國家，另兩個就是印度和緬甸。那時說印度是中蘇共的幫凶，可能過分，但也不算太冤枉。朝鮮停火協議達成後，聯軍立即向戰俘營廣播協議內容。當反共戰俘們從廣播裡得知他們將要被送到中立區讓印度軍隊看守四個月時，頓覺五雷轟頂萬念俱灰。一些戰俘失聲痛哭起來，營區里一片嚎啕嗚咽之聲。戰俘們覺得，落入印度人手中就等於落入中共手中。那個解釋營地距離中朝大兵團部隊只有數千米之遙。他們相信印度軍隊一定會在三個月解釋期間的某一天與共軍裡應外合把他們劫往北方。後來雖經各方軟硬兼施來到了中立區，但他們痛恨鄙視印度人的感情仍然很強烈。他們稱呼印軍為“紅頭阿三”、“共匪尾巴”、“布頭兵”等等，很不願意聽從印軍的管轄。而韓國的態度更乾脆。他們明確地把印度軍隊定為“敵軍”。韓國政府揚言射殺敢於踏上韓國領土的任何印度軍人。企圖以此阻止印軍進入中立區。為此美軍不得不使用直升機將印軍從仁川港直接空運至中立區內。 聯軍方面深信，如果解釋營區不出現大亂，一切平穩完成的話，共產黨的“解釋”必然失敗。因此聯軍的既定策略就是“穩定壓倒一切”。任何企圖破壞解釋營區穩定局面的行動，不管它來自北方還是南方，都會招致聯軍毫不遲疑的壓制。即便與美軍“並肩作戰”多年的韓國政府也休想例外。 印軍接管後的確對反共戰俘不友善。更加深了戰俘與印度軍的對立情緒。韓國報刊報道說，某印軍軍官露骨地脅迫反共戰俘接受遣返。稱如果大家都不遣返的話，北面的“很多大炮”會打過來。印度人還禁止戰俘訂閱報刊和收聽廣播。入營時所有收音機均遭沒收。為營區提供服務的韓國醫護和其他勤雜工人企圖向營區偷運報紙和收音機，一旦被發覺也遭印軍沒收。眾所周知控制新聞消息的做法只有共產國家裡才有，並不符印度本國的制度。這顯然是應共方的要求而採取的不光彩措施。另一方面印軍卻多次為中方對戰俘營區進行廣播開放綠燈。印軍還試圖用武力強迫戰俘前往接受解釋。這做法更不符合民主體制國家行為準則。顯然也是屈從於中朝共方壓力的結果。 １０月初，印軍鎮壓了幾次反共戰俘的示威活動，竟開槍射殺多人。這些事件令戰俘與印方對立情緒急劇增高，險情迭出。印軍暴行不但激起台灣和韓國的大規模的街頭抗議示威，還引起韓國政府發出要出兵中立區去“保衛同胞”的誓言。韓國當局的這一姿態使聯合國軍大為緊張。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立刻致信韓國總統李承晚表示“嚴重關切”。聯軍司令部更是不敢大意，迅速下令將靠近解釋營地的韓國部隊調開。接着，大批美軍坦克出動阻斷了通往解釋營區的公路，黑洞洞的炮口直指漢城，警告韓國政府不要輕舉妄動。 但聯軍方面無法控制那兩萬多已在印軍監管下的中朝反共戰俘的情緒。如果他們情緒失控和印軍發生大規模衝突的話，聯軍是無能為力的。暴亂一起，印軍緊急開火鎮壓，加上有人趁機喊“共軍來了”什麼的，場面必定一發不可收拾。“炸營”現象一旦發生，就給了李克農們天賜良機。中朝方未必要出兵劫營，這些戰俘不是他們的寶貝。與其把他們劫回國去修理，還不如就地解決更乾脆些。解釋營地離中朝方陣地那麼近，不單是“很多大炮”，普通迫擊炮都夠得着。只須幾十秒時間就能向戰俘營區發射出超過飽和當量的炮彈和火箭彈，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討厭的戰俘難題。中共然後可以開動宣傳機器控訴美軍“殺人滅口的滔天罪行”，激勵全中國人民“誓死向美帝討還血債”。 王旭出逃，就是意圖觸發“炸營”的結果。他的條件極好：他一貫的堅定反共姿態深得其他戰俘的信任。絕沒人相信他也會是“共諜”。他是聯隊的負責人，且因為懂英語，一直主管和印軍的聯絡事宜。入營以來他一直忙着為弟兄們領用物資，安頓生活。他“逃離虎口”的機會最多，要逃早可以逃走。但他一直不動聲色地等了許多天。直到９月２４日才採取行動。那天他看似不經意地帶着６名戰俘（也是中共特務）去向印軍領取毯子。他們象往常一樣地交代一下就走了，沒有任何異樣。但他們７人一到印軍司令部就要求遣返並且立即被送往志願軍方面。王旭們要用這樣的方法造成他們７人被印軍綁架的假象。而這個效果百分之百會出現。當印軍通知該聯隊說王旭等人已經申請遣返的時候，全聯隊的人都傻了。沒有一個人相信印軍的說法。大家堅信他們的領導被印軍綁架了。 憤怒、恐慌的情緒在營區里迅速蔓延升溫。大家激動一夜商量着對策。第二天一早，當印軍進營集合點名時候他們立刻綁架了少校格魯瓦。然後關閉大門發出通牒，要求印軍用王旭來換格魯瓦。印軍隨即包圍了該營區。反共戰俘們守在營區內用石塊攻擊印軍，幾名印軍官兵被砸得鮮血四濺。印軍士兵舉起了槍，只等開火的命令。形勢愈演愈烈，其他營區的戰俘也開始不安起來。最壞的事情隨時可能發生。 印度監管軍司令官托拉特將軍趕到現場。他決定親自到營區內與反共戰俘談判。處理人質危機的重要準則之一是不能讓綁架者獲得更多人質，以免增加談判難度和交換的代價。而托拉特將軍現在要親自送進最大號的人質。此決定令其部下大為驚慌，辛格准將急忙阻攔。但托拉特一把推開辛格大步進入營區。憤怒的戰俘們立即把他和衛兵團團圍住並以棍棒菜刀等相向。現場氣氛緊張至極點。托拉特穩住衛兵並要求與營區頭頭見面。當戰俘領導人來到時，托拉特劈頭就質問道：我到這裡來怎麼連杯茶連根煙也沒有？你們算哪路中國人？（What sort of Chinese you are?）平素以“禮儀之邦”國民傲視印軍的戰俘領導人意外地被“紅頭阿三”斥為失禮，不禁一愣。頓感臉上有些掛不住。於是喝退左右，吩咐點煙沏茶，要先禮而後兵。憤怒火爆的情緒被成功截斷，珍貴的轉機出現了。托拉特勝券在握氣定神閒，坐下來與戰俘領導人品茶賞煙，展開推心置腹的交談。他毫無保留地把王旭等人出逃的所有細節告訴對方，並對戰俘們的不安與憤怒表示完全理解。他說明，王旭人已在志願軍那邊，這裡如發生流血衝突只能增加弟兄們的傷亡而不可能再把王旭要回來。他還對毯子沒能及時發放讓弟兄們挨了凍表示歉意，承諾馬上解決。他以誠摯尊重的態度漸漸取得了戰俘領導的信任，平復了情緒，恢復了理性。一個半小時後，托拉特帶着格魯瓦，在反共戰俘的送行下走出營區。印方宣布危機結束。 消息傳到聯軍司令部，美軍當局驚得目瞪口呆，繼而欣喜若狂。這位東方的將軍踐踏了美軍當局處理人質危機的重要準則。但他獲得的結果偏偏是美國人不敢想象的漂亮。美國將軍們除了感激與敬佩外實在沒有別的話好說。 應該說，王旭集優秀的個人魅力與高超特工技巧於一身，誠為李克農特務體系中的精品。甚至在１９５４年反共戰俘到了台灣之後，王旭的昔日弟兄們仍在憤怒地控訴說“印度匪軍綁架了”他們的“王隊長”，有人還誓言要打回大陸去給王旭報仇。而李克農此計，應該說是非常精巧慎密的。如果不是碰上一位不按規則出牌的印度將軍的話，他很可能成功了。大功虧於一簣，運氣使然也。 志願軍戰俘系列之一：紅色滑鐵盧（４） 作者:穆正新 第四章 敗在自己爭來的有利條件下 朝鮮戰爭的最後一年多實際上是為這些反共不歸的戰俘們打的。由於聯合國軍已經明確表示無意北進，只求停火。戰爭遂轉入對獨裁政權十分有利的相持消耗戰。中朝共產黨有把本國人民打光的本錢，而西方國家沒有。中朝方面每付出一萬名軍人生命的代價，毛澤東金日成的權威就增長一分；聯軍方面每付出一個軍人生命的代價，美英等國領導人背負的政治壓力就加重一分。聯合國急於達成停火協議的心情是無法掩飾的。中朝方充分利用他們的優勢，壓聯合國在戰俘問題上讓步。聯合國除了堅守不能強迫遣返這條底線外，其他方面能讓就讓，只求早日達成協議。因此協議中有關“解釋”的部分對中共明顯有利。 中共一直聲稱志願軍戰俘遭到了“美帝和蔣匪”的控制才拒絕遣返。聯合國軍深知共產黨的指控不是事實，也深知反共志願軍戰俘們即便脫離聯軍的監管也不會動搖自己的信念。因此聯合國軍一面反駁共產黨的指控，一面同意將戰俘的監管權移交給中立國軍隊。讓戰俘在中立國的控制下接受共產黨的解釋，用事實來證明戰俘們的志願。按照停戰協議的規定，聯合國軍於１９５２年９月正式把兩萬二千餘名中朝戰俘移交給印度監管部隊。此後共方還說什麼“美帝和蔣匪控制戰俘” 就顯得毫無道理了。 中遣會頒布的規章和解釋營地設置也對中共有利。這是志願軍方自己說的。喬冠華在解釋開始前的動員會上顯得很有信心。他說解釋工作“七分靠天，三分靠人”。而“靠天”的那“七分”已經由“個別解釋”實現了。解釋代表們只要努力把剩下的那“三分”事情做好就可穩操勝券了。喬的樂觀不是沒有根據的。“靠天”的那“七分”有利條件包括： １、中共達到了把戰俘從濟州島移到中立區的目的。按照“解釋”的原義，是對那些存有疑慮的戰俘講明政策以打消疑慮。要達到這個目的並不需要把戰俘弄到中立區來。誠心誠意地解釋在濟州島進行照樣能讓戰俘理解。中立國部隊到濟州島接管戰俘也很容易。國際媒體本來就常駐濟州島，透明監督也沒有問題。中共之所以堅持要把戰俘弄到自己大兵團陣地前面，無非是想藉助武力後盾。以“大兵壓境”的事實給戰俘造成心理壓力，希望他們因恐懼而歸順。 ２、爭取到親中共國家（印度、捷克、波蘭、瑞典和瑞士）組成中遣會。這是中共的大勝利。聯合國軍必須把戰俘移交給中遣會。移交過後聯合國軍就失去對戰俘的管轄權。而中遣會將監管這批戰俘達１２０天之久。角色非常重要。由誰擔任中遣會成員國自然很關鍵。說這五個國家是親中共國家完全符合當年的世界政治格局。那時全球大多數國家承認中華民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不到２０個，而這五個國家全在其中。１９５１年當聯合國以４４票對７票通過譴責中共為 “侵略者”的決議時，這五個國家裡有三個（捷、波、印）投反對票，瑞典投棄權票，而瑞士不是成員國。又根據李春邦的揭露，捷克波蘭竟秘密參加中朝方的會議並幫助出謀劃策。天下哪有這樣的“中立”者？對中共來說，“中遣會”由兩個“同志”國和三個“友好”國組成。一個親美國家也沒有。優勢是不可否認的。反共戰俘們完全置於同志和朋友們監管之下，中共還怎麼好意思說不放心？ 印度擔任中遣會主席對中共更有利。主席不但主持會議，還有公斷人身份。也即是說，當委員會中其他成員國意見勢均力敵無法一致時，全由印度主席公斷。那時印度剛剛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獨立出來，反西方情緒達到巔峰狀態的情況。印度親蘇聯親中共的態度是不加掩飾的。印度偏袒中共，不是會不會，而是程度有多大的問題。從賀明的書中可以看出，喬冠華們對印度監管當局至少在一開始是十分滿意的。 美英等國當然知道印度親中共的態度，也知道印度的民族主義情緒很濃厚。但是基於對民主制度的理解，基於對公開透明環境的信心，他們也相信印度當局不可能做的太離譜。因此贊同印度為中遣會主席與公斷人。聯軍還努力勸服反共戰俘接受解釋，告誡他們在解釋營地勿抗拒印軍監管或者逃亡。 ３、“個別解釋”使戰俘脫離控制 喬冠華高度喜愛“個別解釋”。他在解釋開始前的動員會上說：“窮凶極惡的控制一旦擺脫，戰俘自然就會回來。怎麼給戰俘擺脫控制的條件呢？即是個別解釋，速戰速決，解釋通了，立即在帳篷里申請遣返。一個人在帳篷里聽解釋，是戰俘行使遣返權利的極好條件。” 喬冠華這番話，確認了“個別解釋”與“擺脫控制”之間的關係。“個別解釋”之所以“極好”，就在於它使戰俘完全脫離戰俘營中的原有組織，在中立國代表的監護下單獨面對志願軍解釋代表。此時“美蔣特務”鞭長莫及，現場只有“祖國代表”高昂洪亮的聲音在迴蕩。戰俘一旦“通了”，一抬腳就能邁進“祖國懷抱”。“美蔣特務”想追都追不上。 “個別解釋”特別有利於共方發揮人數優勢。聯合國軍方面只能向每個解釋帳篷派出一名觀察員。最多再加一名翻譯。而志願軍方面至少可出五人。如果中朝方觀察員由朝鮮人民軍派出，還可以名正言順再配一名“朝中翻譯官”。有一回竟配了兩名“朝中翻譯官”。中朝戰友間講話為何需要兩個翻譯呢？共方是這樣解釋的：因為缺乏朝中翻譯人員，只好派出朝英與漢英翻譯各一名，共同完成朝中翻譯。並肩作戰好幾年的中朝兩國部隊竟然” 缺乏朝中翻譯人員”？眾所周知人民軍的主力曾是林彪的部下，有的是會說漢語的軍官。此時竟然“缺乏朝中翻譯”，以至於戰友間非經過英語不能溝通。真虧他們說得出口。如此，加上波蘭和捷克代表，帳篷里共產陣營人數接近十個。中方還常常在“關鍵”時刻向帳篷里追加一兩名解釋代表。十來個同志協力對付一名戰俘。符合毛主席發明的以軍級兵力攻擊敵連營級單位的“牛皮糖”戰法。而且帳篷外還有“我軍大部隊”在伺候：五六十輛插着紅旗的蘇式吉普在帳篷周圍整齊擺開，構成相當規模的紅色旗海。身穿蘇軍大衣的駕駛員、場外巡視代表、記者以及其他工作人員等黑壓壓一大群。而聯軍方面不但出席代表人數少，且大部分乘大客車前往。因此場外共方各種人員數量大幅超出聯合國軍方面人員。從外表氣氛上看，解釋營地更象“紅色根據地”。 喬冠華說得不錯。對於任何有回國意願的戰俘，“個別解釋”個方式保他們百分之百成功。問題是喬冠華沒把他所想的全說出來。他的心並不在那些已有歸國之意的戰俘。他想的是借“個別解釋”把本來不想回國的戰俘也蒙回國。這個，就超出“個別解釋”力所能及的範圍。“個別解釋”能使戰俘脫離反共組織，卻不能使其改變對共產黨的鄙視和仇恨。於是激烈的衝突在所難免。解釋帳篷陷入空前的混亂。反共戰俘飽受折磨，解釋代表們也吃盡了苦頭。 為了自圓其說，中共聲稱接受“個別解釋”的戰俘仍然無法擺脫“美蔣特務”的控制。證據呢？據賀明在他的書中言之鑿鑿的揭發，解釋營地里“特務”們是通過咳嗽，眨眼，抬頭，低頭，翻紙、握筆、舉手投足等動作控制戰俘的。這些控制手段的毒勁如此強大，致使人數占壓倒優勢的“我軍首長”群向着反共戰俘發起的強大政治攻勢紛紛失效。我相信很多讀者是頭一回聽說世上還有如此厲害的咳嗽與眨眼。而眾多軍師團級首長們親自敗在敵人的咳嗽與眨眼之下，實屬解放軍戰史上罕見的失利。痛定思痛。建議解放軍國防大學增設“敵特咳嗽眨眼打手勢等手段之危害及其破解要點”等課程。以確保下一次戰爭降臨時解放軍指戰員不致在敵軍咳嗽眨眼面前再吃敗仗。可憐的賀將軍。讀着他那些字字血聲聲淚的控訴，我覺得很難把眼前的文字與精神病患的自述狀區分開來。 ４、印軍出兵端掉“特務組織” 至此，戰俘已來到我軍強大兵團的眼皮底下。美軍已經交出了管轄權，戰俘們全在同志加朋友們的控制下。還有了“個別解釋”這樣的好東西。形勢本應一片大好。可是“廣大愛國戰俘踴躍回歸祖國”的景象硬是不出現。是什麼原因呢？中共咬定說，都怪戰俘營區裡的“特務組織”還在起作用。至於數百米外營區裡的 “特務組織”是怎麼“遙控”了一個坐在眾多“我軍”代表們面前的戰俘？黨說不清楚。而那些願意申請回國的戰俘一進帳篷就和解釋代表敬禮握手說說笑笑，此時神秘的“遙控”頓時化為烏有。這是怎麼發生的？黨也說不清出。反正共產黨就是共產黨。胡咬亂攀說有就有。不要證明。然而沒過多久，連這個說法也被志願軍方面自己的努力給戳破了。這就是張子龍案。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５日，第２８營區的戰俘尤學和翻出鐵絲網來到志願軍駐地，報告了志願軍戰俘張子龍被“美方特務”殺害的案子。中共立即在國內外發起了強大的控訴宣傳。 志願軍戰俘營中的國共雙方勢力殺來殺去的案子並不少。但蓄意的兇殺總是隱蔽進行且求速決。公開發生的傷亡則在群毆或意外衝突時出現。但這個張子龍被害案完全不同。它被中共媒體描繪成兇手故意醜化自己的公開殺人表演。根據人民日報當年登載的故事，該兇殺過程持續三十餘小時，動用多種兇器和工具，打斷多根帳篷支竿，用掉許多汽油，一點一點地切割燒烤、變着花樣把人慢慢折磨到死。接着還要炒吃被害人的內臟等。兇手不迴避公眾，不怕周圍站崗巡邏的哨兵或者入營點名辦事的印軍官兵發現，公然地驅趕各隊戰俘前往參觀。特別奇怪的是，張子龍的人身權利全遭粗暴剝奪，惟有言論權被保留至最後一息以便他能不斷地喊 “萬歲”。讓人覺得兇手們可能是在中共“烈士故事編寫綱要”一類章程的指導下殺人的。我們都熟悉中共所塑造的烈士，他們多有在咽氣前喊出“萬歲”或者掏出一筆錢來交給黨的習慣。兇手如果按照一般壞蛋的辦法先塞住嘴再殺人，導致烈士就義前喊不出口號，不就“辜負黨的期望”了嗎？ 中立區的各國人員很難相信這離奇的故事。那裡的人可以見到很多令謊言難以立足的情況。任何人只要看一眼戰俘營區，即會對中共故事產生極大懷疑。營區寬度不到五十米，兇殺現場離印度哨兵巡邏通道約二十米，而俯視營區的固定哨位距離兇殺現場也只有幾十米。印軍哨兵如同站在三米跳台上觀察泳池對岸的情形。兇殺作案時間跨越兩個白天一個黑夜。期間印軍要換崗將近二十茬，竟無一人看到幾十米距離上的“花樣殺人”表演，沒有聽到烈士的高昂口號聲，也沒有察覺到各小隊戰俘被輪流驅趕至現場參觀殺人等極不正常的活動。這些印度兵也太“兵馬俑”了吧？印軍每天早晨要執行一次全營場集合點名。而“花樣殺人”以及炒吃內臟等活動竟沒有因此而中斷。更不可思議的是，“廣大”同情張子龍的戰俘們看到兇殺在進行卻拒不向印軍呼救，冷漠地看着戰友被慢慢害死而不作為。一直等到匪徒們把烈士殺完，內臟吃完屍體埋好等一切都結束後才去報案。烈士的名字也很成問題。中方的報道有的稱該烈士為“張子龍”，有的則稱“張振龍”。而印度人查遍其名冊也找不到這樣的名字。印人隨即又與聯軍名單核對，發現聯軍的名冊上也沒有。只好推測該烈士可能由志願軍空投至２８營區。１１月３日印軍帶領各國記者前往證人所指的“屍體掩埋處”挖掘。記者們赫然發現：鎬頭挖下去的地方，乃是“冰川紀以來未經人類觸動過的生土”。該烈士生得無名，死得無跡。天下第一奇案也。 共方故事顯然侮辱人類智力，在中立區傳播實際上降低了中共的可信度。但志願軍方面並不在乎。因為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並不想查清案情真相。他們的真正目的是利用此案去清除戰俘營中的反共組織。中方渲染故事給印軍施加壓力，要他們“逮捕兇手”。印度軍隊終於採取了行動。１１月３日，印軍荷槍實彈進入２８營區挖掘屍體並指認逮捕兇手。屍體沒有挖到，卻當場開槍打死了一名反共戰俘。然後印軍把全營區戰俘集合排隊，按照尤學和的指認抓人。結果把幾乎所有小隊以上的負責人全當做“兇手”和“見證者”抓走了。一口氣逮走２７人。這一來，等於把志願軍所稱的“特務組織”給連鍋端了。志願軍方面的目的實現了。２８營區一舉成了“解放區”，形勢一片大好。喬冠華們所渴望的“廣大戰俘踴躍投向祖國懷抱”的喜人景象眼看就要出現了。 萬事俱備，中方雷厲風行，立刻通知中遣會，他們要對２８營區戰俘進行“解釋”。印軍毫不怠慢，遂安排於隔日（１１月４日）進行。印軍按時調出了戰俘。志願軍各組解釋代表痛下決心一定要創造出優秀成績。他們使勁渾身解數向戰俘發起強大心理攻勢。特別地借着昨天發生的事件向戰俘們傳達一個重要信息：我們要抓誰就能抓誰。你們營區的所有頭頭都被抓了，剩下的人應該知道誰在這裡說了算。想去台灣是這條路是走不通的，趕快申請遣返才有前途等等。這一天的平均 “解釋”時間超長，每個戰俘都被仔仔細細來來回回地搓揉多遍。創下平均單人解釋時間一小時五十三分鐘的最高紀錄。“解釋”力度更是超強，兇猛的“解釋”言詞致使犯規次數劇增。多名解釋代表被中遣會罰出帳篷。鏖戰一天，戰果如下：經解釋１６３名，兩名戰俘願意遣返，占１.２％。各國人民都笑了。 被敵人“單只手放倒” 棋藝不佳的人要求對方先讓一兩子；功夫差的人要求對方先捆住一條臂。這種形式的較量，通常為君子所不齒。但卻是共產黨的最愛。對方只能出單手，而我黨自己四肢齊上，贏的概率肯定大。但這種較量方式也不是沒有風險。一旦輸了，那就比最難看還要更難看，比最不中用還要更不中用。中共爭奪志願軍戰俘的失敗，恰恰是這種類型的失敗。它敗在手無寸鐵的戰俘面前，敗在曾有“最可愛的人”稱號的“自己人”手裡，敗在“兄弟黨”同志們的見證之前，敗在國際輿論的睽睽眾目之下。最不堪啟齒的是：它被對方“單只手”扒拉在地上，結結實實地敗在了自己爭來有利條件之下。 不但敗給敵人，還失去了友人。到解散期的後期時，印度軍隊與反共戰俘關係有些改善。這應該歸功於中共的蠻橫和反共戰俘的理性。印方先前受中共影響，很相信中共的說法。但隨着他們和反共戰俘交往的增加，漸漸看見了真相。共方種種蠻橫無理的行徑也從反面教育了印度人。中共無節制的編造戰俘營地里“美蔣特務殘酷控制殺害戰俘的罪行”，往往超越常識而令印軍難以接受。他們日夜站崗放哨成天和戰俘打交道都沒有看見那些罪行，遠在軍事分界線那一邊的中共倒比他們的哨兵還更清楚。並且不由分說就壓印軍抓這個逮那個，多少也引起印軍的反感。當中朝戰俘拒不出營聽解釋的時候，中共總是毫不掩飾地要求印軍動武。有一次監管軍司令官托拉特的確下了決心要用武力將抗拒解釋的中朝戰俘請出營地。他派了大量部隊包圍營區並亮出武器相威脅。沒想到反共戰俘視死如歸毫不退讓。托拉特為難起來，他報告說現場對立情緒高昂，如果動武至少會造成三百人傷亡。他的報告在中遣會中只得到的瑞士瑞典等代表的重視。瑞士瑞典代表要求停止進一步行動。但共方代表聽聞之後竟然絲毫不為所動，依然要求印軍採取“一切必要手段”把拒不聽解釋的戰俘押出營。這種冷血態度立刻把共方“熱愛戰俘”，“堅決保護戰俘不受美蔣殘害”等偽善嘴臉打了個粉碎。全世界都看見了共產黨的殘忍本性。印軍當然不可能毫無感覺。共方的蠻橫殘酷的態度，正好幫助印度人理解並同情反共志願軍戰俘們誓死不歸的意志。因此他們對戰俘的態度也變得友善一些。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底，賀龍等率領龐大的慰問團到朝鮮慰問。他們慷公家之慨帶去大量物資。還特意給中立區的反共志願軍戰俘營地送來大量的慰問品。企圖收買人心。慰問品中居然還有一群生豬。由於反共戰俘們抵制這些慰問品。印軍只好代為接受。但其他東西好保管，生豬卻成了印軍的心病。於是，借着反共戰俘要慶祝蔣介石生日的機會，印軍故意啟發反共戰俘：你們整天喊的那個口號“Shah Chu Ba Mao（殺朱拔毛）”，是什麼意思呀？反共戰俘向他解釋一番。印軍又說：是嗎？但光喊不練，也不太好吧？正好我們有些豬。何不練一練，讓我們看看怎麼殺，怎麼拔，好嗎？戰俘領悟。於是磨刀煮水大開殺戒；添肉加菜，飽餐一頓。 １９５３年聖誕節前夕，三個月的解釋期限屆滿。聯合國拒絕中方延長解釋期的要求。解釋營地的解釋活動終止，進入最後３０天的觀察期。中方故作姿態地抗議了一陣以後，知趣地默認了。次年１月２０日，觀察期也屆滿。印度監管軍正式釋放所有抗拒遣返的志願軍戰俘。那一天，反共志願軍戰俘們凌晨三點起床，將營區內外打掃乾淨。整裝待發。七點二十分，印度軍隊打開營區大門。反共志願軍戰俘排成六路縱隊，高舉中華民國國旗，唱着嘹亮的歌曲，步伐整齊地邁出了印度村。長達一整天的時間裡，一萬四千三百餘名歷經九死一生千辛萬苦的反共戰俘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浩浩蕩蕩地行進。在他們的前方，是聯合國軍為他們搭建的自由之門。美軍軍樂隊高奏凱歌歡迎他們返回自由世界。熱情的歡迎人群向他們致敬。戰俘們要從這裡登車前往仁川港，然後乘船前往台灣。在他們的後方，仍舊在不停地傳來志願軍和人民軍的廣播聲：“回來吧！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了。請轉向北方，奔向自由吧！”這高音量的廣播聲從昨天夜裡就開始了。同樣的語句、用樣的音調，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重複着。一如解釋帳篷里最常見的解釋詞。反共戰俘們早已知道，自由並不在那個方向。他們義無反顧地向着南方行進，把這喋喋不休的呼叫聲遠遠地拋在中立區寒冷的曠野之中 志願軍戰俘系列之一：紅色滑鐵盧（５） 作者:穆正新 第五章 歷史為他們作證 志願軍戰俘事件自始至終處在國際媒體的密切關注之下。它的每一步進展情況，都牽動着各國人民的心。當自由世界對共產專制的重大勝利終於到來時，各國媒體均以最快速度加以詳細報道。《紐約時報》當日用頭版以及三版，配以多幅照片詳細報道了反共戰俘們步出中立區的“印度村”後受到聯合國軍官兵、韓國政府、專程前往迎接的國民黨政府官員以及媒體記者歡迎的熱烈場面。報道說，喜氣洋洋的反共戰俘們隊列整齊地進入聯軍防區。聯合軍主管此次戰俘遣返轉運的布賴恩將軍在拱形的自由門前親自與戰俘熱情握手慶賀。戰俘們開懷地歡笑歌唱着，這個交接轉運區無疑成為最具有喜慶氣氛的地區。幾個月前這一地區也舉行過戰俘交接儀式，但那時的氣氛還帶有幾分肅穆。而今天這裡人人看上去都歡樂開心。最為興奮的莫過於台灣來的媒體記者們，他們爭相與戰俘握手慶賀，激動地交談歡笑，以至於忘記了採訪。筆記本和鉛筆掉落得到處都是。當戰俘們登上卡車即將駛出“自由村”時，周圍的聯合國軍官兵以及各界人士齊向他們敬禮歡呼。興奮不已的戰俘們不顧嚴冬氣候，將卡車上用於遮擋風寒的篷布扯開，探出身子向沿途歡迎的軍民高聲致謝。 志願軍戰俘高文俊回憶： “當車隊離開中立區時，大卡車一輛接着一輛，非常壯觀！主要路口都派有美韓憲兵指揮交通，直升機更不時在低空巡邏。這一天，人人在為中韓反共義士服務。路經城鎮時，韓國人民扶老攜幼，列隊路的兩旁，對着車隊歡呼，“黨心，巧斯米達！”（韓語是你們最好的意思）。美軍官兵們也來到路旁，高舉雙臂，大喊“Hello, Hello!”。歡呼之聲，此起彼落；一路之上，不絕於耳。韓國老百姓有不少身着傳統華服，像慶祝佳節和外出赴筵一般，無不興高采烈，喜形於色。小朋友們向着大家不停的揮帽致敬，老人家則行膝手禮，民眾如潮水似的匯集成盛大的歡迎場面。他們不畏寒風，不怕冰霜，以列身歡迎人群之中為榮。代表們在弟兄們未到之前，遍發中美韓小國旗。因此，由漢城至仁川途中、路旁、人群里、公共汽車上，到處都是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華僑們的高蹺、台閣等民間藝術，全出現在街頭。不僅醒目引人入勝，且鑼鼓喧天，震耳欲聾。乍看之下有置身於國內之感。在仁川碼頭，約有兩千多位僑胞，更是敲鑼打鼓歡呼不停。聯軍軍樂隊陣容強大，演奏名曲，好似歡送夥伴遠征一樣，以壯行色。悠揚樂聲，非常悅耳。斯情斯景令人久久不能忘懷。有的僑胞熱情洋溢，根本不理用線索圈成的警戒線，奔向最接近我們弟兄的地方，拉大嗓門高喊“老鄉！你們辛苦了！”。他們雖去國多年，然仍能操着山東口音，教人聽了，真是親切！他們送走了一批，接着再歡送新的一批。他們為了表示同胞愛，對支持工作出錢出力，元月二十日這一天，他們更是從早到晚，佇立在冷風中、大街上、碼頭旁，為了歡呼致意，喉嚨都喊啞了。他們更忘卻了自己的饑渴，這種忘我、奉獻、愛心、助人的精神，實在教人深銘肺腑，感激涕零! ” “聯軍總部為了使二萬四千人平安到達目的地台灣，特成立了一支特遣艦隊。根據報導，美軍慎防出事、發生偷襲，除十五艘運兵的登陸艇外，還派了滿載百架戰鬥機的航空母艦一艘，潛水艇兩艘，另有補給艦及油輪，共計二十艘兵船。加上美國為了堅持“志願遣俘”原則，又多打了一年的韓戰，復賠上了數以萬計的寶貴生命，如說他們不是為了理想而戰，便沒有理性了！所以說他們充分發揮了“鐵血擔道義，路打抱不平”的精神！ ” 中共為了掩飾自己的慘敗，卻向國內人民宣傳反共志願軍戰俘們“被美蔣押往台灣”。中共的某些宣傳物竟無中生有地編造他們怎樣被“押送”的細節。例如解放軍“作家”靳大鷹的《志願軍戰俘紀事》裡是這樣寫的：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清晨，許多還在等待通過朝中代表解釋，以便返回祖國的志願軍戰俘，在睡夢中被人五花大綁，然後一個個串成串，強行拉出了中立區戰俘營。頓時哭號聲、怒罵聲響成一片。美軍和國民黨特務、敗類裡應外合，把×萬×千多名志願軍戰俘武裝劫上駛往台灣基隆的軍艦上。有的戰俘掙開繩索，撞在衛兵的刺刀上。有的一頭扎進茫茫的大海……” 想來該作者不是處在夢中，就是處在高濃度酒精的作用之下。否則不可能寫下這些連當年在中立區採訪的新華社記者看了也會臉紅的字句。這是多麼卑瑣可憐的心態。而幾十年來一直依賴編造故事來自慰，也可見共產黨內心的創痛有多深。 中國人經過朝鮮戰爭後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聯合國軍司令官約翰8226;赫爾於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３發表聲明說： “今天，這兩萬二千餘人，自朝鮮戰爭的最後一役凱旋歸來，重新獲得平民身份和自由。他們從停戰協議簽訂之後，奮鬥了六個月之久。這六個月中，他們歷經磨難，包括被遣回舊日陣營，失去聯合國的友善保護，韓國冬天的酷寒，共黨的“解釋”和廣播，以及滲入他們行列中的共黨特務的誘騙，他們屹立不動，成為活生生的典範，為千百萬仍在共黨迫害下的人們，提供自由的希望。” “這一天，是自由世界決心從事抵抗共黨侵害自由人民生命、土地的新時代的開始。今天，聯合國所久經奮鬥的不得強迫遣俘的原則，巳經鞏固確立。從這一天起，每支共黨軍隊裡的所有士兵，都能了解一件確實的事實，那就是他們可以向自由世界尋求並得到庇護。” “對於這些如此勇敢地反抗共黨誘騙和威脅的人們，自由世界不僅要提供庇護，還要歡迎他們。他們的榜樣，很可以成為一個燈塔，以引導現在共黨暴政下受迫害的其它人們，到達自由和人類尊嚴的聖地。” 赫爾說對了。一萬四千多名不屈的反共志願軍戰俘的確是遭受共產政權奴役人民的榜樣。實事求是說，中國人經過朝鮮戰爭後，的確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而這尊敬，不是別人，正是這一萬四千多決死抗拒西洋馬列邪教政權的普通中國人掙來的。 自由的代價極其高昂 但是也必須指出，自由世界各國並非自開始就願意出手援助這些反共戰俘們。聯合國軍方面一開始並不重視反共戰俘們的要求。當時聯軍決策機構更關心落在對方手裡的本方戰俘，希望能夠早日把他們換回來。聯軍戰俘監管當局有意壓制反共戰俘的要求。他們用苛刻的條件去甄別戰俘，試圖把儘可能多的志願軍戰俘逼回中國，以便讓中共少失面子從而容易達成停火協議。他們遲遲不答應反共志願軍戰俘們去台灣的要求；也不承諾讓他們長期留在韓國或到別的國家去。 聯合國軍還阻撓當年代表全中國的合法中國政府介入此事。當時各國記者可以經常在戰俘營區採訪；國際紅十字會人員可以不經事先通知而進入營區檢查生活和衛生狀況；西方各國的一些學術機構也得以進入營區從事訪談調查、搞課題研究。而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華民國政府卻被刻意排除在外。聯軍需要漢語北方話服務人員，必須先在美籍華人、香港、新加坡等地招募，不足時才從台灣招募。中華民國政府無法向反共戰俘營運送慰問品。直到停戰協定簽字後，聯軍才允許這種慰問活動。但台灣來的慰問官員仍有一度被禁止入營區，只能隔着鐵絲網“宣慰”。為了防止親共戰俘們升五星紅旗鬧事，聯合國軍監管當局甚至曾禁止反共戰俘升起青天白日旗，儘管那時這面旗還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樓前飄揚。種種出賣性的措施非但沒有能夠換得共方的理性回應，反而助長了共產黨變本加厲地索要所有戰俘的氣焰。戰俘營里的共產黨組織更加緊威脅欺騙志願軍戰俘。聯軍監管當局的冷漠態度正好幫助共產黨組織控制了一部分戰俘。回國的那６千多志願軍戰俘很多人真正是遭到裹挾的受害人。回國戰俘中之所以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遭到中共當局不同程度的迫害，就是因為中共知道他們中的許多人原本不願回國，只是戰俘營中的共產黨組織威脅欺騙成功地控制了他們。他們回了國，厄運從此臨頭。 中華民國政府對反共志願軍戰俘的聲援，當然算得上“最多最強”，也算得上“最早”，但卻算不上“及時”。曾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台灣當局和社會各界習慣地把志願軍戰俘看成“共匪”的一部分，以“共俘”、“匪俘”等字樣相稱。直到１９５２年初，台灣報紙上還有“巨濟島上匪俘自相殘殺”標題。多少還帶有旁觀者意識。 面臨外部世界的冷漠遲緩，反共志願軍戰俘們是非常困難的。他們親身經歷了中共毫無人性的殘忍統治，對這個洋教邪黨的本性十分清楚。他們徹底打消了任何幻想，抱定必死的信念去拼搏，當然希望外部世界及時幫助他們。當外部世界為了種種不同利益爭執不休，忽視他們的境遇時，他們也沒有太多的辦法。他們只是靠着自己的信念堅持下來。他們不給自己留退路，明明白白地向全世界申明：寧可自殺也不返回共產政權的魔掌之中。要麼獲救，要麼赴死，不含糊。正是這種 “魚死網破”抗爭到底的精神震撼了外部世界，喚醒了自由世界的良知。各國人民清楚看到，“自由”這個在多數自由世界人民看來平淡無奇的東西竟是如此珍貴難得，以至於成千上的萬的中國人寧死也不捨棄自由。各國輿論和民間團體紛紛對他們表示同情和支持。自由、人權、尊嚴等等在共產國家裡最無價值的東西，始終是非奴性社會成員們準備認真捍衛的目標。即便象《紐約時報》這種具有深厚反戰傳統的美國媒體，也發表評論和讀者來信敦促聯合國軍不要在戰俘問題上向共產黨妥協。各國各界人士對反共戰俘們的強烈的同情態度給聯合國當局造成了強大的壓力。於是聯合國軍方面的態度也日漸明朗。到１９５２年５月，聯軍當局終於向共方攤開了自己的底牌：其他問題或許可以再妥協，但“志願遣返戰俘”這個原則問題上決無再退讓的餘地。貴軍要打，就繼續吧。 共產黨白紙黑字地簽字畫押，接受了“志願遣返”原則 認真說，“志願遣返戰俘”能否確立，對雙方都有“性命交關”的影響。任何可能與共產軍隊交戰的國家都不能不考慮：一旦共軍官兵知道當俘虜後早晚還要被強制遣返的話，那麼以後誰還敢投降？而共產黨要考慮的則是，如果接受了“志願遣返”的先例，那麼今後發生戰爭時還能指望有多少人不會趁機逃走？雙方頂在這樣的原則問題上，誰也不打算退讓。所以戰爭只好打下去。 毛澤東打的算盤是聰明的。他看準了西方國家民主制度下人民普遍厭惡戰爭的天然態度，相信聯合國軍不可能為了區區幾萬戰俘而長久地消耗本國青年的生命。毛澤東的優勢就是能夠敞開消耗人民。哪怕打掉一億中國人也不會妨礙他的統治地位。拖下去耗下去，不愁西方國家不讓步。但後來事實卻證明毛澤東的算盤打錯了。他低估了西方國家的人民一旦認識到他們的根本信念面臨挑戰時起而奮戰的決心；同時也高估了其蘇聯主子對侵略戰爭的支撐能力。結果，聯合國軍咬緊牙關堅持打了下來，而蘇聯卻在斯大林死後改變了主意，不願意繼續支撐這場耗費巨大且聲名狼藉的不義戰爭了。蘇聯的撒手，使得毛澤東們別無選擇，只好回到談判桌前。在這份依照“志願遣返”原則而制定的協議上簽了字。 一萬四千多名反共志願軍戰俘們歷經生死搏鬥終於獲得了自由。這件事的歷史意義遠遠超出了幾萬人免遭迫害的本身。它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世界從此確立了 “戰俘依照志願遣返”的原則。經過長達一年多的拒絕之後，中共最後不得不簽下這份停戰協定，公開地承認了“志願遣返”戰俘的原則。這是自由世界的一大勝利。正如赫爾指出的那樣：“今天，聯合國所久經奮鬥的不得強迫遣俘的原則，巳經鞏固確立。從這一天起，每支共黨軍隊裡的所有士兵，都能了解一件確實的事實，那就是他們可以向自由世界尋求並得到庇護。”也就是說，下一次再與共產黨軍隊交戰時，美國軍隊就可以明確地告訴共軍官兵說：投降吧！投降後再也不用擔心被送回共產黨那裡去了。這樣的信息對於仰賴欺騙和強迫而維持士氣共產黨來說，無疑是滅頂之災。 自由世界的人民為爭取這一天的到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為了總數大約５萬的“敵軍”人員，聯合國軍浴血奮戰近兩年，付出了十幾萬官兵傷亡的代價。從軍事角度看，這是非常不合算的。但事件過去幾十年了，我們並沒有見到當年參戰的聯合國官兵們對此有過什麼後悔。誠然，西方國家的人民對戰爭的態度是冷峻的。他們在戰爭過去幾十年後仍然在批評戰爭對平民造成的重大傷害，仍然認真地追查本國軍隊在戰爭中的醜聞事件，仍然聲討本國軍隊濫殺平民的行為，等等。但是迄今未見到他們批評聯合國軍為中朝反共戰俘的權利而戰的決策。實際上，聯合國軍以十幾萬官兵傷亡的代價保衛幾萬中朝戰俘權利的事跡，一直在西方國家裡被引為驕傲。這主要地應該歸功於反共志願軍戰俘。他們決死抗拒共產奴役的精神，感動了自由世界的人民，贏得了各國人民的讚譽和尊敬。通過這一萬四千多反共不歸的志願軍戰俘，世界人民看到了真正站起來的中國人民。 新舊社會兩重天 一萬四千多名反共志願軍戰俘們歷經生死搏鬥抵達台灣。共產黨的宣傳喉舌不但說他們“被押送”到台灣，還說他們在台灣遭受了“迫害”。但去台的反共志願軍戰俘們不象歸國戰俘那樣很快就銷聲匿跡了。他們一直活躍在台灣社會並保持着與國內外友人的聯繫。他們此後的生活道路也基本透明可尋。歪曲造謠的東西最怕的就是透明公開，從聯合國軍到台灣當局，都是以其透明公開的運作，使得中共的謠言難以立足。 這些反共志願軍戰俘被稱為“反共義士”。他們在台灣受到英雄凱旋式的盛大歡迎。然後又得到台灣社會各界的多方熱情幫助。他們剛到台灣那一段，有的報紙還免費為他們刊登尋親啟事，幫助他們在台灣恢復和親友的聯繫。他們所住的“義士村”是完全開放的。台灣社會各界人士、各國記者、海外華僑等等時常前往探訪並展開各種活動。台灣媒體也對他們赴台後的社會活動和生活情況長期加以跟蹤報道。台灣當局還把一月二十三日定為“自由日”，每年都要舉行慶祝。必須指出，由於去台灣的志願軍戰俘中還有中共的潛伏特務。國民黨當局偵訊關押或者殺死一這些這類人員並不出人意料。但是這些特務人員並不影響其他反共志願軍戰俘們在台灣正常生活發展。大部分反共志願軍戰俘們去台後加入了國軍。若干年後又經退伍轉業就學等渠道等漸漸地融入了台灣社會。從整個群體來看，他們沒有在台灣土地上飛黃騰達。但他們的的確確逃過了迫害，過上了與周圍人一樣的正常生活。幾十年的歷史證明他們當初作了正確的選擇。 從台灣媒體對他們情況的報道來看，訣別親人過着流離他鄉的生活，的確造成反共志願軍們人生的巨大創傷。越到老年時，懷念親人的感情對他們折磨越嚴重。他們日思夜想盼望返大陸與親人團聚。１９９０年代後兩岸關係緩和，他們中的許多人急不可耐地赴大陸探親訪友、投資、經商等等。有的人竟還找到了留在大陸的結髮妻子。台灣報紙報道說，去台志願軍戰俘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員身上有各種刺青。由於這些刺青可能在他們回大陸探親時惹麻煩。國民黨當局為此從國外進口激光手術設備，免費為這些人消除刺青。 而歸國志願軍戰俘呢？他們也曾被共產黨宣傳成英雄。但他們回國後的命運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先是完全銷聲匿跡幾十年。中國媒體最後一次報道歸國志願軍戰俘的消息是在１９５３年８月１９日。新華社說，被遣返的一部分志願軍的被俘人員，於在八月十六日從朝鮮回國。他們“在通往東北某地”的途中受到歡迎。然後就再也沒有下文了。他們去了哪個“某地”？去幹什麼？在那裡呆了多久？最後結局怎樣？等等一概無可奉告。中國人民想慰問他們，請問找得到門嗎？戰俘們的親人想打聽他們的情況，請問有報紙給刊登尋人啟事嗎？就算有報紙敢登這種啟事，身處“某地”的戰俘讀到後能夠回應嗎？他們家中的親人能上那個“某地”去探望嗎？不用多說，這些在台灣社會看來十分正常的要求在中國大陸統統是夢想。這就是高調宣稱“熱愛關心”戰俘的共產黨給歸國戰俘們的第一個顏色。 過了三十年後，中國才有人小心翼翼地披露出部分歸國志願軍戰俘們的悲慘遭遇。僅僅這些已經披露的悲慘事實，便足夠讓世人看到了共產政權無信無義、冷漠殘忍的本性。共產黨對待戰俘們道義上的惡劣行徑，甚至令當年極力幫助中共誘騙戰俘回國的賀明等人也感到不安，不得不出面為他們鳴冤叫屈。他在他的書中提問：金日成彭德懷以及志願軍總部的聲明等文件中的莊嚴承諾為什麼沒有兌現？他是參與誘騙和迫害的當事人之一，應當早已知道了上述問題答案，但我想他不具備將答案說出來的勇氣。 中共經常教育人民的一句話叫做“新舊社會兩重天”。以台海兩岸志願軍戰俘截然不同的命運來驗證，確實有道理。歸國志願軍戰俘的遭遇活生生地警告一切有心投奔自由的人們：如果你打算反叛共產黨，那就得背水而戰一反到底。絕不能考慮回頭。絕不能對共產黨再存一絲幻想。共產邪教政權沒有一絲信義，沒有一絲寬容。任何寄希望於中共良心發現的妥協遷就行為都只能招致更加慘烈的傷害和更加深重的屈辱。 “共軍比三爺更恨當過俘虜的人” 多數志願軍戰俘忍受難以置信的艱苦、九死一生地為共產黨賣過命。共產黨曾給他們貼上“最可愛的人”標籤。共產黨軍隊的那些酒肉將軍們最拿手的指揮手段就是驅趕士兵“以人海闖火海”。一支支部隊被硬硬趕進對方優勢的空炮交織火網中，轉眼之間死傷大半。僥倖存活者不想作無謂的犧牲而選擇了被俘。他們立刻成了共產黨“最可恨的人”。京劇《智取威虎山》裡有一句台詞：“三爺最恨讓共軍逮住過的人”。然而比較一下各國各軍的被俘人員的待遇就可知道，其實中共最恨自己的士兵當戰俘。 共產黨對被俘者的深度痛恨是出於害怕。他們害怕戰俘會把變節投降的意識傳染給他們那支依賴炮灰精神保持戰鬥力的軍隊。這種意識的是瓦解一支黑幕型軍隊的致命劑。眾所周知，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世界上黑幕最重，包裝最厚的軍隊。這支軍隊從不接受各國媒體的自由採訪，從不允許國內媒體公開報道和討論她內部的腐敗醜聞，她在戰時從不及時發布戰損傷亡數字，和平時期也從不公布軍人犯罪統計資料和侵民擾民案件的案情。相反，她用盡一切最漂亮的言詞去包裝粉飾自己。特別是編造大量“寧死不屈”、“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故事去矇騙士兵，刻意培養士兵戰死一批再上一批的炮灰精神。這種用虛假故事蒙人而成的士氣無疑極為脆弱。很難經得起戰場殘酷無情的形勢的考驗。 解放軍官兵的實際士氣和中共所宣傳的的英勇事跡相差極大。比如，解放軍空軍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在其作戰飛機上安裝了防逃裝置的軍隊。１９８９年蔣文浩叛逃時通過在金門着陸而規避了防逃裝置。他下飛機後憤憤地對國軍人員說：這種飛行員有什麼好當的！如果不是解放軍官兵的逃亡傾向很嚴重的話，當局何必在飛機上安裝這種令飛行員深感侮辱的裝置？去台灣的那一萬四千多反共志願軍戰俘中，有四千二百多人是中共黨員或者團員。一般說來，只有中共一些被稱為“特別能戰鬥”的“堅強集體”才有如此高的黨團員比例。誰能料到他們竟是最堅強的反共集體？ 從一些歷史事實看，解放軍還可能是世界上士兵逃亡率最高的軍隊之一。１９４７年胡宗南部隊進攻陝北時，共產黨宣傳他們連着“大捷”了好幾次。但汪東興的日記中卻提到他在後方看到很多被打散後無人照顧的傷兵和脫隊人員。１９５１年當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地報道朝鮮戰場勝利喜訊的時候，彭德懷卻向毛澤東報告說三兵團潰不成軍，需要派督戰隊去攔擋。志願軍政委杜平也提到遠在中國境內的丹東市里也有成群結夥到處流浪的志願軍逃兵。最能說明問題的恐怕是１９４９年金門古寧頭一役。是役解放軍有９千餘人登島，最後卻有６千多人當了俘虜。占參戰部隊的三分之二。俘虜中包括了絕大部分的營團級指揮員。１９４９年本是解放軍士氣達到巔峰狀態的時期。而在這個時期里一旦遭遇失利時仍有三分之二的投降被俘率，可見這支部隊的士氣相當的脆弱不穩。平日受黨的虛假教育而形成的炮灰精神很難在戰場嚴酷的現實面前維持。 志願軍戰俘們沒有象螻蟻般地賤賣自己的生命，即已構成對炮灰精神的背叛。共產黨若不對他們進行懲處，無疑向現役的指戰員傳遞一個“撿條命回來比當炮灰更划算”的信息。這種信息對共產黨軍隊戰鬥力的破壞是難以估量的。因此中共不能容忍戰俘“逍遙法外”。歸國志願軍戰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員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懲處和迫害。中共當局完全知道這樣做會引起戰俘的失望，會遭戰俘們指責“背信棄義”等等。但中共要考慮的是大局。不能為這幾千人而影響全軍士氣。他們一定要通過“打擊一小撮”去“教育大多數”。 一千多名歸國志願軍戰俘至今下落不明 簡單核對一下有關的數字，還難以迴避一個嚴重的疑問：除了遭到黨紀軍紀處分、勞教、關押以及被批鬥等等迫害之外，歸國志願軍戰俘中有沒有人被秘密處決？從現有各方面的資料看，這個問題的答案幾乎是肯定的。問題在於有多少人，以及他們是怎樣被處決的。 現有的資料表明，聯合國軍和印度監管軍正式移交給中方的志願軍戰俘包括兩類：第一類是在甄別時就選擇歸國的，共計６６７０人。第二類是在甄別時選擇了抗拒遣返，到中立區後“經解釋”或自行“衝出虎口”而歸國者，計有４４０人。兩類合計７１１０人。而根據賀明所著的《忠誠——志願軍戰俘歸來人員的坎坷經歷》一書所提供的資料，由昌圖志願軍歸國人員管理處（歸管處）正式處理結論的志願軍戰俘總共只有６０６４人。那麼，剩下還有１０４６人是怎麼處理的？他們歸國後被關押在何處？經歷了什麼過程？最終命運是什麼？國內出版物迄今未對這一千多位歸國志願軍戰俘的下落有個確實明了的交代。他們就象從人間蒸發了一樣，十分可疑。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其中從中立區解釋營地歸國的那４４０人。志願軍解釋代表團負責人之一的賀明迴避了這４４０名戰俘的下落問題。這批人並沒有被送到昌圖的“歸管處”去和先期歸國的戰俘匯合。他們顯然被關押於另處。中共為什麼要另外關押他們？對他們進行何種處置？賀明先在１９９０年出書介紹了當年如何在中立區爭取戰俘回歸的事跡。然後又用了七年的時間去調查“歸來人員的經歷”並成書出版。按理，他經手接回的那批“歸來人員”應該是他在調查中的重點或者特別有興趣的對象。但他最後出的書中卻沒有提及這批人。對於不是他經手接回的人員，他還能夠掌握許多資料並整理出書；而對他自己親手接回的人員，倒一個也沒有調查到。這可能嗎？是不是他知道了什麼，但不能說？ 一千多位歸國志願軍戰俘可能已被中共秘密處決，應當是一個合理的猜測。而其中由中立區返國的那４４０名志願戰俘更多了一條極為不利的“罪過”，就是知道得太多。舉例來說，如果戰俘懷着和解釋帳篷里某女同志“組成家庭”的願望而同意遣返後，中共會讓該戰俘活很久嗎？更何況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按照黨組織指示先偽裝反共潛伏在反共戰俘營區。來到中立區後又奉命表演“逃離虎口投向祖國懷抱”等鬧劇。尤學和、黃立超等人參與了各種“慘案”的編造過程。王旭等人則涉及策動營區暴亂的計劃等。他們是李克農特務體系一連串不光彩活動的見證人。這無疑增加了他們被滅口的必要性。 有位在大陸被共產黨關押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於１９８３年刑滿釋放。之後輾轉到了台灣。他到台灣後以“立山”筆名在《聯合報》上發表過多篇文章，回憶他在大陸監獄和勞改營里的一些情況。其中有一篇敘述了他於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京市宣武門外新生路十五號，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待決犯看守所里所見到的情形： “靠南當時關押了八百多名抗美援朝志願軍，他們是被聯合國軍俘虜後，在板門店換俘時本來想去台灣，經中共政工人員曉以既往不咎的“大義”，發生動搖，改變初衷回來的。但一過鴨綠江就關起來，凡是手臂上紋有“反共抗俄”的分成一堆，中共黨團員分成一堆，幹部按排連營團分別集中，然後分開關押在撫順、北京二地交代問題。” “八月十五日天未亮，偶然發現廣場停滿了蘇式嘎斯大卡車，車上站滿了武裝士兵，被五花大綁的志願軍被拉上卡車插上罪幡，拴緊脖子，車子悄悄開出廣場。有人數了一下共二百輛囚車，二十輛載武裝士兵的卡車，廣場四周布滿崗哨，有人說三個月前也處決過一批共六百多人，我在１號時關有二千多人，全部處決後我曾見有人替他們收拾留下來的政治學習資料和衣物。” “本來是六點起床，改在七點半才拉鈴，幹部問我們早上看見什麼情況沒有？大家都說睡得好香呀，什麼也沒看見。” 這位“立山”的說法仍待進一步資料的核實。但他提供的情況顯然值得高度重視。 一千多名志願軍戰俘歸國後下落不明，這不是一件小事情。知情者絕不止三、五個人。我相信某些地方某些人一定保留着一些重要的證據。此事將來一定會真相大白。希望國內外有識之士共同關注這件事，一起努力把它查個水落石出。 （第一部分完） 附錄：部分參考資料 《一筆血淋淋的的權債— 朝鮮戰爭戰俘遣返解釋代表的日記》 賀明 １９９０年９月 《一萬四千個證人》 [台] 江海東編 １９５５年８月 《考驗：志願軍戰俘美軍集中營親歷記》張澤石等 １９９８年９月 《韓戰憶往 浴血餘生話人權》[美] 高文俊 ２０００年７月 《死亡錄》立山 載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１日台灣《聯合報》 《忠誠：志願軍戰俘歸來人員的坎坷經歷》賀明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志願軍戰俘紀事》靳大鷹 １９９８年 《戰俘手記》張澤石 １９９４年 《中共情報首腦李克農》方可，單木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 《張子龍被美方特務謀殺的經過》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５日《人民日報》 《Heroes behind Barbed Wire》[美] Kenneth K. Hansen １９５７年 《Mass Behavior In Battle And Captivity The Communist Soldier In The Korean War》 [美] William C . Bradbury， １９６８年 《The Captivites of Korea》[美] William Lindsay １９５７